〔内容提要〕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人的葬俗之一，从辽建国前到辽代晚期均有发现，集中于辽建国前及辽代早期，受契丹人生计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而出现，是其丧葬观念和墓葬制度的表现之一。作为贯穿辽朝始终的丧葬形式，火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通过全面梳理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契丹火葬墓的缘起、分组、式微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东胡的一支发展而来，北魏时便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10世纪初由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辽朝在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对欧亚大陆的广大北方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现今仍有国家以“契丹”作为中国的代指。
墓葬历来是辽朝历史、考古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目前，全国发现的辽墓总数已超千座，集中分布于内蒙古、辽宁、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等地，黑龙江、吉林、天津也有零星发现。辽朝疆域广阔，人群结构复杂，其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也呈现出群体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契丹葬俗之一，是契丹人思想观念及埋葬制度的直接反映，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一、契丹火葬墓的界定与发现
从已发表的考古材料看，尸骨葬是辽代墓葬的主流，其次为火葬。火葬是指以火焚尸，将焚烧后的骨灰埋于墓坑之中的埋葬行为。作为辽代墓葬的重要类型，火葬墓在辽朝全境均有发现，总数在百座以上，从早到晚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就表现形式而言，可大致将辽墓分为契丹人墓葬与汉人墓葬两类。如徐苹芳认为，辽墓是“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907年)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辽亡为止，在辽的疆域内发现的契丹族和汉族的墓葬”[1]。以往研究对辽墓的族属问题多有关注，对契丹人、汉人墓葬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诸多有益的讨论。本文所说的契丹火葬墓，是指经过考古发掘的、辽建国前及统治期间墓主明确属于契丹人的火葬墓，不包括辽朝疆域内发现的大量汉人火葬墓。
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契丹人及汉人墓葬在形制上没有明显区别，但由于民族习惯、生活方式及宗教思想等的不同，二者在墓葬风格和随葬品种类与组合上差异明显，尤其是后者成为判断墓主人族属的关键证据。契丹人多用大口罐、瓜棱壶、长颈壶、鸡冠壶、提梁壶、鸡腿坛、凤首瓶等典型契丹陶瓷器随葬，篦点纹是最常见的纹饰类型(图一)。早期还可见桦树皮、羊骨、马骨、马具、兵器等具有鲜明游牧民族特色的遗物。柏木护墙、面具、金属网络等也基本为契丹人专用。汉人一般随葬成组的陶瓷冥器，包括罐、执壶、釜、鼎、盆等。在葬具使用、壁画内容等方面二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尽管也有少数汉人随葬契丹式器物，但墓主人多是契丹化的汉族官员，且多有墓志发现，如韩相墓[2]、耿氏家族墓[3]等。在无墓志出土的情况下，以葬制、葬具和随葬品判断墓主人的族属，成为辽墓研究的常规做法和一般共识。
根据前述的判断标准，目前可明确判断为契丹火葬墓的有通辽市乌斯吐[4]、半截店[5]，巴林右旗虎吐路[6]，巴林左旗宝泉村[7]、双井沟[8]、公司屯[9]，敖汉旗白塔子[10]，喀喇沁旗上烧锅M1[11]、十间房[12]，林西县刘家大院M10[13]，察右前旗豪欠营M4、M10[14]，科右中旗双龙岗M7[15]，北票市柳条沟M1[16]，康平县马莲屯墓、海洲乡墓、后旧门墓、泥马窝堡墓[17]，建昌县龟山一号墓[18]，锦西县西孤山[19]，彰武县程沟[20]等。需要说明的是，半截店墓地发现之初被确定为汉人火葬墓群，但从其埋葬方式及出土陶器来看，与双井沟墓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且未发现类似的汉人火葬墓，应为契丹火葬墓;西孤山出土契丹小字墓志，墓主为奚人贵族萧孝忠。史籍记载，奚人与契丹族“异种同类”，两者的经济生产方式、民族习惯以及生活习俗等都极其相近，墓葬表现特征也“几无二致”，因此，本文也将其纳入契丹火葬墓之中。
二、契丹火葬墓的分组及特征
在总数超过千座的辽代墓葬之中，契丹火葬墓占比很小，远少于尸骨葬和汉人火葬墓，却是了解契丹人生活与观念的重要窗口。根据墓葬的年代、形制及墓主人身份等级等信息，可将契丹火葬墓分为以下五组。
第一组:乌斯吐墓、虎吐路墓。均为土坑竖穴墓，无葬具，随葬品可见大口罐、长颈罐、瓜棱壶等典型契丹陶器，同乌日根塔拉[21]、代钦塔拉[22]、荷叶哈达[23]等的发现相近，年代应在辽建国之前，约当于唐代中、晚期。虎吐路墓除随葬陶器外，还出土铜铃、金耳环等，表明墓主身份等级稍高。
第二组:双井沟、公司屯、宝泉村、豪欠营M10、半截店、双龙岗M7、马莲屯M1东侧墓、海洲乡M3北侧墓、后旧门墓、泥马窝堡墓。均为土坑竖穴墓，使用陶罐装殓骨灰，罐口覆以石块、陶碗、陶盆、瓷碗等。墓地内包含墓葬较多，延续时间较长，年代最早为辽建国前后，最晚延续至辽代晚期。墓主身份等级较低，应为契丹平民墓，随葬品极少，仅见骨梳、羊距骨、铜钱等。
第三组:柳条沟M1。小型砖筑火葬墓，使用木匣装殓骨灰，随葬的大口罐、鼓腹罐等与乌斯吐、呼斯淖发现的同类器形制相近，但年代稍晚，约为辽代建国前后。墓主身份同乌斯吐墓相仿。
第四组:刘家大院M10、上烧锅M1。均为带短墓道单室墓，前者墓室为石筑方形，后者为砖筑圆形。均为合葬墓，一人尸骨葬，一人火葬。刘家大院M10同科右中旗双龙岗、巴林右旗乌珠日山[24]墓葬形制接近，但内有木椁，年代上应晚于后两者;上烧锅M1内发现简单的仿木斗拱，墓室两侧的长方形耳龛可能是中晚期辽墓耳室的原始形态，表现出由辽早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时代应为辽早期，最晚可到中期偏早阶段。上烧锅M1内随葬的鸡冠壶、鞍桥等也有辽代早期的特点。
第五组:白塔子墓、西孤山墓、豪欠营M4、龟山一号墓。墓葬结构复杂，墓主人身份等级较高。西孤山墓为唯一的纪年火葬墓，墓主萧孝忠为奚人贵族，官至静安节度使，下葬于大安五年(1089年)。白塔子、龟山一号墓及豪欠营M4均为多角形墓室，白塔子墓还出土辽代中、晚期贵族常用的铜面具。根据白塔子墓之上的经幢及龟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钱来看，二者均为辽代晚期。随葬品中瓷器较多，豪欠营M4还发现漆器残留。
通过以上分组，可以看出契丹火葬墓有如下特点。
1.总数不多，但在辽代建国前至辽代晚期均有发现，集中于辽建国前至辽早期。分布上集中于内蒙古东南部的上京道地区，该区历来也是契丹人的主要活动地域。
2.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看，既有契丹平民，也有等级较高的贵族，以前者占多数。从发展阶段看，辽代建国前及辽早期多为土坑竖穴墓，如年代最早的乌斯吐墓、虎吐路墓，其后的双井沟、半截店、马莲屯、海洲乡等地墓葬也均为土坑竖穴墓。辽代早期也开始出现砖筑、石筑单室墓，中晚期出现多角形墓室并逐渐流行(图二)。墓葬结构与墓主人身份等级相对应，如龟山一号墓和西孤山墓均为带有墓道和甬道的多室墓，结构复杂，墓主人身份等级也较高。
3.随葬器物具有明显的契丹风格，如早期的大口罐、瓜棱壶、鸡冠壶，晚期的面具、铜丝网络及辽瓷等。骨灰之上覆盖桦树皮，骨灰罐内放置羊距骨等习俗，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游牧民族风格和契丹早期墓葬的特点。
4.从使用葬具看，早期的乌斯吐、虎吐路未见明确葬具，西孤山墓被盗情况不明，柳条沟M1使用木函，刘家大院M10为木椁，豪欠营M4为石棺，白塔子墓可能存在尸床，其余均使用陶质骨灰罐，发现近百件，是发现数量最多的装殓葬具。其中又以鼓腹罐最为常见，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双系罐、鼓形罐等。根据其早晚及形制变化，可分为A、B、C、D、E五型(图三)。双井沟、公司屯等出土的骨灰罐器身还见若干钻孔，晚期骨灰罐钻孔的现象几乎不见。
5.流行家族丛葬，分多人合葬与双人合葬两种。后者见于上烧锅M1及刘家大院M10，为一人尸骨葬，一人火葬。前者发现较多，往往在同一位置或同一墓穴内发现多件骨灰罐，有的墓地为尸骨葬与火葬墓并存，且相距不远，年代上也较为接近，如康平马莲屯乡、海洲乡等地发现的契丹墓葬。尸骨葬与火葬并存于同一墓地或墓穴，或是观念不同，或是财富多寡不均，有待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墓地内不同时期的墓葬，墓主人身份等级有时差距很大，或许能从其中管窥家族的兴衰史。如豪欠营M4属墓地内早期墓葬，为简陋的土坑竖穴火葬墓;中期的M3规模较大，带墓道，墓室仿木结构，表明墓主已经拥有一定的地位;到晚期的M6，墓主人面部戴有鎏金铜面具，全身穿有铜丝网络，身份等级明显非同一般。
三、契丹火葬墓的出现与缘由
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尸体处理及埋葬方式，火葬长期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在鲜卑、突厥、靺鞨－渤海、契丹、奚及女真等族的文化遗存中均有发现。《隋书·契丹传》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5]《北史·契丹传》记载与上述相似。可见，契丹人去世后，首先采用的是树葬，或称天葬，将死者尸体置于山间的大树之上，三年后收其遗骸火化。元代王恽将火葬称为“契丹遗风”，可见，“契丹人死后火葬”的看法由来已久且颇具影响。
契丹人使用火葬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从族源的角度看，契丹、库莫奚族出同源，主要来自鲜卑宇文部的“残余”，是公元1世纪以后，自阴山附近东迁饶乐水及徒河流域的鲜卑部落[26]。现有的考古材料也表明，早期契丹人的文化传统延续了之前鲜卑文化的发展脉络[27]。文献中未见宇文鲜卑部葬俗的记载，但内蒙古地区发现多处鲜卑墓地，其中部分墓葬被确定为宇文部的遗存，如察右后旗二兰虎沟[28]、卓资县石家沟[29]等，后者发现有烧骨现象。半截店M2中出土1件泥质灰陶骨灰罐，器身较矮，敛口，圆唇，束颈，浅腹，平底，同已发现的其他辽代同类器差异较大，而与石家沟出土的1件泥质陶罐形制相似，仅口沿处差异较大，前者为卷沿，后者为平沿。由此可见，契丹人树葬后火化尸骨的做法可能源于直系祖先——鲜卑宇文部的火葬习俗，其间可能也受到了匈奴、乌桓及鲜卑焚烧棺椁与死者遗物风俗的影响[30]。
从原始宗教信仰的角度看，契丹人死后“不置墓”，将尸体置于树上，明显是受其传统信仰——萨满教中山川崇拜思想的影响。萨满教起于原始社会渔猎经济时代，核心是万物有灵论，信仰者认为其能为人们治病消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功能性。萨满教几乎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共有的原始宗教形式，在外来信仰传入之前，在古代各民族中间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阿保机称帝建国过程中，与契丹大巫神速姑配合，通过制造神学意义上的社会舆论，轻易地骗取了部族民众的信任，说明了当时契丹人对这种原始宗教信仰的程度之深[31]。契丹人树葬后火化遗骸，一定程度上受到萨满教观念的影响，与其拜日崇火有关。双井沟、公司屯、马莲屯等墓地出土的骨灰罐上，普遍开有钻孔，也与萨满教中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观念相关，骨灰罐上钻孔以方便灵魂升天。萨满教的盛行是当时契丹人游牧、狩猎经济生活状况的反映，契丹人火烧尸骨时祷告“使我多得猪、鹿”，证明他们认为火葬可以保佑其狩猎成功，多获猎物，正是早期契丹人狩猎、游牧生业方式的直观反映。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火葬主要流行于契丹平民之中，且多见合葬及家族丛葬，同一墓穴内往往埋有数件甚至数十件骨灰罐。如半截店M2共出土29件骨灰罐，M1、M3内的骨灰罐也分别在20件以上。从骨灰罐埋藏深度深浅不一的情况来看，显然不是同时下葬，而是多次将墓坑重新打开，进行合葬或迁葬，墓葬年代从辽早期延续至晚期。一方面说明契丹人有较为深沉的亲情观念，同一家族的人去世后选择葬于同一处。另一方面，相较于尸骨葬营建墓穴、制备葬具及开墓迁葬等一系列流程，对于社会地位更低、拥有财富更少的契丹平民而言，火葬占地更少、成本更低、更易迁葬及合葬。尽管也有少数贵族使用火葬，如龟山一号墓、白塔子墓和西孤山墓，不仅墓室结构复杂，且发现有柏木护墙、铜面具和铜丝网络等高规格葬制与葬具。但根据刘未对契丹贵族墓葬的研究与划分，以上3处墓葬的墓主人属贵族中的第三至第五级，等级较低[32]，目前未见高等贵族和皇族使用火葬的情况。
到辽代中、晚期，契丹人的火葬习俗，如刘家大院、白塔子、西孤山、豪欠营的发现，既有可能是本民族固有火葬观念的延续，更多的应是受佛教影响所致。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所记:“古之葬者弗封树，虑其伤心，若掩骼埋胔之类，欲人之弗得见也。而后世朴散，转加乎文，遂有贵贱丘圹高厚之制。及佛教来，又变其饬终归全之道，皆从火化。”[33]刘家大院M8出土提梁式鸡冠壶1件，腹部两面均饰有双头迦陵频伽(为佛教中的一种神鸟)纹。在最具本民族特色的鸡冠壶上装饰佛教纹样，表明佛教在当时的契丹人群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但应该看到的是，佛教对契丹人葬俗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其对汉人的影响，辽代中后期的汉人墓葬，无论身份高低，绝大多数使用火葬，就是这种深刻影响的表现。
四、土葬、尸骨葬的流行与契丹丧葬观念的转变
前文所讲的契丹火葬，实际是指火化遗骸后进行土葬的埋葬行为。早期契丹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实行树葬后火葬，但火葬之后的骨灰如何处理，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乌斯吐、虎吐路、双井沟的发现来看，契丹人在辽建国之前即已使用火葬加土葬的埋葬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唐中期。关于契丹人选择土葬的原因，毕德广认为是受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影响的结果，这可能也是契丹人放弃树葬加火葬的原始埋葬形式，选择火葬加土葬的原因之一。通过对西乌珠尔[34]、甘珠尔花[35]等墓葬的分析，他认为，当时室韦的墓葬制度已经成型，唐中期以前室韦人就已由树葬改为土葬。从随葬器物看，西乌珠尔和甘珠尔花墓群包含了许多契丹文化因素，是受契丹早期墓葬的影响，因此，契丹人的土葬习俗也兴起于唐中期之前，约在隋至唐初[36]。
上述讨论颇具启发性，但仍有可商榷之处。翻检文献和考古发现，契丹之前的匈奴、乌桓、突厥、回鹘等族，均使用土葬，作为契丹族源的鲜卑人也使用土葬。南北朝末期，突厥灭柔然汗国，成为蒙古高原霸主。契丹在突厥汗国建立后曾长期受其统治，文化习俗包括葬俗可能均受其影响，但据此便说契丹的土葬源于突厥，证据略显不足。陕西、北京发现几处唐代时期的契丹及奚人贵族墓葬，如李过折墓[37]、李归国墓[38]和热瓌墓[39]，均为砖室墓，年代最早的热瓌墓为开元十八年(730年)下葬。这表明至少从8世纪前期开始，唐地的契丹人及奚人便已使用砖室墓，可能是受汉人影响的结果。西乌珠尔、甘珠尔花等室韦墓地确实表现出了明显的契丹因素，但随葬器物的相似无法得出其他葬俗也受契丹影响的结论。因此，契丹人选择土葬的动机，究竟是沿袭此前各民族的风俗，还是受汉人思想的影响，抑或是其自身发展进入的新阶段，目前还不好遽下定论。至于契丹人开始使用土葬的时间，从已有考古材料看，只能暂定为唐中期以前，未来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对该问题进行更好地解答。但毫无疑问，契丹人放弃树葬后火化遗骸的原始习俗，改为火葬后营建墓室进行土葬，无疑是契丹丧葬制度的一大转变与发展，这中间可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契丹人墓葬包括尸骨葬与火葬，前者占绝大多数，如乌日根塔拉、荷叶哈达、呼斯淖[40]、塔布敖包[41]等，可见，尸骨葬在辽建国之前便已流行。实际上，从建国前到辽代灭亡，尸骨葬一直在契丹丧葬中占据主要地位。火葬集中于辽建国前及辽代早期，且集中于平民阶层，中晚期尽管发现大量火葬墓，但绝大部分为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汉人使用。从辽建国前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契丹人的火葬习俗逐渐衰退，尸骨葬日益流行，特别是社会上层普遍实行尸骨葬，并接受唐代遗风和汉人的影响，营建类屋式墓穴。早期契丹墓葬多为简陋的土坑竖穴墓，辽初土坑墓仍占有一定比例，但砖室墓、石室墓已经成为新的时尚。阿鲁科尔沁旗宝山一号墓，为大型长墓道砖室墓，上筑仿木构建筑的歇山顶门楼[42]，是典型的汉式墓葬形制。该墓有墨书题记“天赞二年”，可知是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下葬，表明辽代初期就有部分契丹贵族使用汉人流行的仿木构建筑的砖室墓。至辽中期，砖室墓成为主流，另有少量石室墓，土坑竖穴墓基本不见。早期契丹砖室墓的墓室多为方形或圆形，中期出现多角形墓，如六角形与八角形，晚期多角形墓成为主流。这种墓室平面的演变趋势与中原地区五代北宋墓的演变趋势一致[43]，应是受到汉人葬俗的影响。
丧葬习俗及墓葬形制变化的背后，一方面是契丹辽朝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契丹统治阶级不断学习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以谋求正统观念的推动。从树葬、火葬到尸骨葬，反映了契丹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丧葬观念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树葬、火葬是契丹人早期游牧经济生活、原始萨满教的生动反映，丧葬观念可能尚未完全形成，而尸骨葬、类屋式墓穴则是契丹人丧葬观念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直接反映。契丹人在立国之前，便开始学习汉人的思想与文化，这一过程从以耶律阿保机为代表的社会顶层开始，“上行而下效”。从辽代早期开始，契丹贵族便大多采用与唐、五代时期类似的墓室进行尸骨葬。从庆陵的发掘情况看，其地宫也是仿自唐陵的地宫形制。目前所发现的所有契丹贵族墓葬，几乎全部营建类屋式墓葬实行尸骨葬。
元《秋涧集》卷84《论中都丧葬礼簿事状》云:“窃惟送终人子之大事。今见中都风俗薄恶，于丧祭之礼，有急当纠正者。如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败俗伤化，尤重于此。契勘系契丹遗风，其在汉民，断不可训理，合禁止以厚薄俗。”[44]《画墁录》记:“元祐末，宣仁圣烈太后上宾。辽人遣使吊祭。辽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头内孔中。植其足。又取叶数百，披搯遍体，以疏别造毂车，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报谢入蕃，其辙路深尺余，此蕃国贵人礼也，贱者燔之以归，耶律之羓尚矣。”[45]可见，随着对儒家思想吸收程度的加深，在契丹贵族看来，“燔之以归”的火葬是“贱者”所为，不仅有悖于当时的社会伦理，而且是“恬不知痛，败俗伤化”的典型。这表明当时的社会上层已经全面接受尸骨葬，契丹葬俗发生了树葬—火葬—尸骨葬的全面转变。
五、结论
墓葬是古人社会经济状况及思想观念的直观反映，契丹人早期先树葬后火葬，说明当时还未形成筑墓入殓的习俗，是其狩猎经济阶段思想意识的反映。树葬的习俗主要存在于唐中期以前，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可将其视为契丹人丧葬观念的早期阶段。契丹从树葬到出现墓葬，不仅是一种埋葬习俗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从双井沟、公司屯等墓葬的发现看，辽建国前后至辽代初期，契丹人的火葬习俗主要受原始宗教中的拜日崇火及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是契丹人畜牧兼狩猎经济的产物。这一时期契丹人已经开始用带孔的陶罐装殓骨灰、营建墓穴下葬，并放置随葬品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代表着契丹人丧葬观念的转变与进步，埋葬制度已经逐渐形成。早期随葬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反映了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状况。辽代中后期，契丹人的火葬习俗，则多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总的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契丹人的火葬习俗逐渐衰退，尸骨葬在辽代建国前即已出现，并日益占据主流。尸骨葬加土葬，成为整个辽代契丹人最主要的埋葬方式，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等级制度，表明契丹人的墓葬制度逐渐成熟。
从契丹早期“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实行先树葬后火葬的丧葬习俗，到辽代建国后契丹贵族流行的尸骨葬，反映出契丹人逐渐接受儒家丧葬礼俗尤其是孝悌观念的历程[46]。契丹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筑墓入殓习俗逐渐兴盛，丧葬礼俗日趋完备，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与契丹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一整套丧葬礼俗，成为我国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赤峰学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任爱君教授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注释
[1]徐苹芳:《辽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74页。
[2]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考古》1973年第5期。
[3]朝阳博物馆、朝阳市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代耿氏家族3、4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8期。
[4]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
[5]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通辽市半截店辽代火葬墓群》，《考古》1994年第11期。
[6]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7]汪宇平:《内蒙古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内蒙昭盟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辽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双井沟辽火葬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9]任爱君主编:《契丹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
[10]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辽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1]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12]项春松:《赤峰市郊区发现的辽墓》，《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林西县刘家大院辽代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2期。
[14]乌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契丹女尸——豪欠营辽墓的清理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1页。
[1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内蒙文物考古》1997年第1期。
[16]冯永谦:《北票柳条沟辽墓》，《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
[17]张少清:《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辽墓概述》，《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
[18]靳枫毅、徐基:《辽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文物》1985年第3期。
[19]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20]阜新市文物工作队、彰武县文物管理所、阜新市博物馆:《阜新程沟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21][23]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
[22]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651—667页。
[24]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右旗乌日珠山发现一座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2期。
[25]〔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84《契丹》，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1页。
[26]任爱君:《契丹、沙子里、托克马克与怒江——历史上的契丹及契丹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7]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28]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29]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30][36]毕德广、魏坚:《契丹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2期。
[31]任爱君:《神速姑暨原始宗教对契丹建国的影响》，《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32]刘未:《辽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
[3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34]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殷焕良、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35]王成、陈凤山:《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花石棺墓群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期。
[37]葛承雍:《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考古》2003年第9期。
[38]毕德广:《唐清河张氏墓志考》，《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瓌墓》，《考古》2014年第10期。
[40]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
[41]齐晓光:《巴林右旗塔布敖包石砌墓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54—461页。
[4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43]冯恩学:《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44]〔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84《乌台笔补·论中都表祭礼薄事状》，中华书局2013年，第3468页。
[45]〔宋〕张舜民撰，汤勤福整理:《画墁录》，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307页。
[46]郑承燕:《辽代贵族丧葬制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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