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世纪，敏锐的法国思想家已经发现，英国与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存在重大的差别。例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都或多或少触及这一主题。今天要读的《欧洲文明史》（基佐 著）亦不例外。
基佐认为，英国与欧陆国家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在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原则和因素都在同时发展，可以说，并驾齐驱，至少比大陆上的更是如此。”（《欧洲文明史》，p.245）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英国，“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贵族制、民主制、君王制（注：原文如此）、中央和地方机构、精神和政治发展，都在一起前进、扩大，似乎有点乱七八糟，前进速度不一定相等，但也相差不大。”（同上，p.246）换言之，英国社会呈现出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任何势力都不居于压倒性的地位。
紧接着，他用这种观念解释英国历史，“在（英国）都铎王朝时代，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之际，我们看到民主的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17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封建贵族看来已是日薄西山，然而在此时期依旧有它的位置，发挥它的作用，取得它的一份成果。整个英国历史过程都是这种情况。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的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各种利益和要求总是在折中调和。”（同上，p.246）
他不无赞许地指出，“每一种原则和制度在英国也都有它强盛的日子，但从未像欧陆那样完完全全、惟我独尊，胜者总是不得不容忍对手的存在，让他们得到应得的一份。”（同上，p.247）
欧洲大陆则不然。
在基佐看来，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一种原则，一种制度都有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譬如说，某一世纪属于封建贵族，另一世纪属于君主制原则，还有一世纪属于民主制度。”（同上，p.246）以法国为例，11、12、13世纪的法国，较之于英国，完全是封建制度的天下；17世纪的法国宫廷则建立了纯粹的君主制（或绝对王权）；18世纪的法国社会则将绝对的精神权力（即高度推崇理性的启蒙运动）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认为，“一切权力，不论来自智识，还是来自世俗，不论属于政府还是属于人民、哲学家、大臣，不论是为了这种或那种事业，都包含着天生的缺陷、弱点和弊病，因而应该加以限制。”（同上，p.262）为了约束、限制权力，他在《欧洲文明史》的结尾处呼吁，“惟有允许一切权利、利益、意见普遍享有自由，允许这一切力量的自由表现和合法存在，才能把各种力量和权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它侵犯别的权益。”（同上）
有趣的是，英美思想家对自家社会的独特之处也做过精彩的解读。
例如，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赞许“混合政体”，并警告那些试图基于“理想的政治蓝图”破坏英国宪制的激进分子。他说道，“我们决心维护一个现有的教会、一种现有的君主制、一种现有的贵族制、一种现有的民主制。”（《法国革命论》，p.122）
在他看来，“这些互相对立和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对一些鲁莽的决策设置下了一道有益的障碍。它们使得深思熟虑不是成为一种选择，而是成为一种必然；它们使得一切变革都成为一种妥协的课题，那自然就会得出节制；它们形成了种种气质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变革，并使得少数人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成为行不通的事。”（同上，pp.46-47）
类似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德将英国社会称作“安立甘式（anglican）”社会。所谓安立甘，即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国教，它既被视为新教的一个支派，又保留了某些天主教的仪式、制度。在清教徒看来，这是宗教改革不彻底的证据。但是，在务实的政治家看来，这种折中似乎更符合英国的利益。米德用“安立甘式”来形容这种社会，“宗教和社会问题应当在结合理性、启示和传统的基础上解决。”（《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p.331）
他认为，这种社会构成一个三角形，“理性、启示和传统”各居其一。“大家均可在安立甘式三角中共存，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力量和影响，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垄断或统治这个三角形。”（同上）
可以说，这种权力分散且相互制衡的社会结构，使得独断专行成为不可能，使得流血革命成为不必要。现代人所推崇的政治美德——如审慎、节制、妥协、宽容——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结构的天然产物。
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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