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F. 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代汉代中国通向西方（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古代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一是在时间轴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中；二是在地理空间上，也突破了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提出更为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的概念。今天，广义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指代以古代中国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往的各条道路或路网，甚至可以指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历史和文化层面。
然而长期以来，在有关丝绸之路的讨论中，地处号称“世界屋脊”之上的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按照人们一般的认识，这是由于其地处高寒雪域，自然环境险恶，人烟稀少，所以古往今来皆被视为“畏途”，因此在传统的汉、藏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此几乎完全失语。如果将中国西南地理空间上极为辽阔、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的青藏高原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便无法全面地认识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不能正确地评价高原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开拓这些道路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经过多年来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高原丝绸之路不仅整合和重构了青藏高原内部各区域间的交通路网，也将其拓展到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成为连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结点；同时，也通过印巴次大陆的印度洋、东南亚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等出海口岸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在若干条东西走向的路线之间，形成南北纵向的干线，如同一张经纬相交的路网，将“一带一路”联结成一个整体，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考古学者为高原丝绸之路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均简称社科院考古所）仝涛博士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仝涛先是作为我的博士生在四川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西行求学，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不多的拥有海内外“双博士”头衔的年轻人。他学成归国之后，一度已经入职国内南方某著名高校，这里海风习习，气候温润，校园环境优美。等待他的，也是当时不少“海归”所追求的高校教师们的生活方式：待遇可观，工作生活有规律，在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有选择地开展一些田野工作。但是，连我也没有想到，时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王巍先生通过我向他发出盛情邀请，希望他到考古所西藏队工作，承担起青藏高原考古的重担，这让他面临一个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留在海边风景如画的高校，还是走上冰雪高寒的青藏高原？作为导师，我真的也感到两难。
仝涛很快做出了他的选择，放弃已经刚刚到手的一切：高校入职通知书、图书证、住房证、各种人才津贴……，毅然决然地北上，然后西进，踏上了青藏高原。不止一次，当我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高度4000多米的考古工地上和他相遇的时候，高原的风沙已经把他那张原本白皙精致的面庞打磨得稍显粗糙黝黑，也平增了几分沧桑感。谈到考古工作和考古发现，他的眼神里仍然充满兴奋和激动，但我也能明显感到，难掩的疲乏之情也悄然跃上他的眼角。后来社科院考古所王巍、陈星灿前后两任所长都跟我谈起过西藏西部阿里高原考古工作的艰辛程度，感叹社科院考古所在全国所布下的考古工作点当中，仝涛带领的西藏队条件是最艰苦的，心疼和感动交织杂糅在一起溢干言表。后来考古所为西藏队进行了全方位的高水平的配置，工作条件大为改观，也正是考古所领导对仝涛工作的肯定与关怀。
仝涛的这本新著《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是他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经历一波三折的磨难才得以完成，今天能够顺利通过结项并公开出版，实为难得。如果没有社科院及考古所等科研部门对他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没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从事西藏考古工作的考古学者充分的理解、包容和关怀，这一切都很难成为现实。我相信他的心中和我一样，也满怀感恩之情。
这本专著的特色和贡献都十分鲜明。首先，仝涛对于何为“高原丝绸之路”做了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回顾，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总结归纳了有关这一命题的理论依据和资料积累，将其放置在欧亚大陆的广阔视野之下进行了考察。根据他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开展实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学术经历，他又将全书划分为“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和“青藏高原西部丝绸之路”两大板块进行分析论述，使问题的讨论更加精准地聚焦在他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之上，从而使全书基于考古发现进行历史叙事的脉络非常清晰。
其次，全书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纵横两个方向上的拓展，从而初步勾勒出青藏高原北部、西部这两个重要区域考古学所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线条，虽然这些线条还是“粗线条”，但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这个缺乏文献史料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发挥的作用体现得很充分，考古学用实物史料弥补了诸多历史细节和历史场景，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9·28”重要讲话中对于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的历史作用和学术价值一个生动的诠释。
再次，这部著作中的不少研究个案，体现出仝涛在运用历史文献、结合考古材料以复原其历史背景上的扎实学术训练与功力。这里仅举一例。对于学术界多年来聚讼未决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与墓主，仝涛基于考古材料的细致观察和分析，首先确定这应是一座具有很高等级的大墓，又根据墓中残留的丝绸、金银器的风格特点，将墓葬的年代定在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针对过去学术界提出的墓主人可能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某位最高军政长官”的观点，仝涛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认为这个时期之内吐蕃派驻吐谷浑的军政长官中，无人可以达到可享有这个墓葬等级的规格，所以应当改变思路，从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后，吐谷浑邦国的王室贵族角度来思考墓主人的可能性。接下来，他利用敦煌古藏文文书、《贤者喜宴》等文献史料，梳理了7至8世纪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故地，发现《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中曾记载689年吐蕃王室与吐谷浑联姻，将墀邦公主嫁给吐谷浑王为妻。这位公主在706年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吐谷浑邦国可汗的母后，协助其子参与各种政治大事。“如果这位年轻的可汗是在689年后的一两年内出生的话，其年龄应该在十五六岁左右。由于他在母后政下已经称王，因此可以推测他的生父，即老的吐谷浑王，在689~706年之间已经去世……这位去世的老吐谷浑王很可能就是热水一号大墓的主人。”他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后，一度引发了热议，也带给仝涛超出学术讨论范围之外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烦恼。
2021年，被称为“2018血渭一号大墓”的墓葬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这座与仝涛所讨论的“热水一号大墓”相距不远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银质古藏文印章。上面的文字经多位古藏文专家认读，断定为“外甥阿柴王之印”，由此可知这也是一座与吐蕃联姻形成所谓“甥舅关系”的吐谷浑（阿柴）小邦之王的墓葬。这个考古新发现为仝涛的论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也证明他的观点所具有的前瞻性和合理性。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这部新著中还有不少，比如对西藏西部出土黄金面具的研究、对甘肃大长岭吐蕃墓地出土器物的研究等都颇见功力，反映出他受到欧亚考古和中国考古双重学术训练的开阔视野和扎实文献基础。
当然，“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足以构建起整个青藏高原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体系，只是对其中某些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先端性探索。我相信仝涛不过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而已，绝不会就此止步不前。作为仝涛的师友，更是研究同道，我更愿与他，与更多奋战在青藏高原的研究者们一起同行，生命不止，探索不止，乐此而不疲。
本文为仝涛所著《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一书的序言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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