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是2016年初冬的孔孟之乡，一个值得铭记的温馨日子，一个特殊的机缘，我们提出“自由儒学”这一概念。几年来，这一概念逐渐得到哲学界的重视，成为一个关乎汉语思想前途的新的可能性。自由儒学不是儒学，不是儒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不是儒学发展的最新形态或阶段，而是哲学，是自由理性的纯粹哲学，旨在对儒、释、道、墨、法等传统诸家学说之精神进行形而上学的重释和澄明。[1]
之所以称为自由儒学，因自由儒学最初乃针对儒学而来，是基于对儒家道德根基的追问而产生。近代以来，人类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成果，是明确自由须是道德的根基，那么，自由是否也应该是儒家仁义道德的根基？如果是，自由儒学当为儒学的根本意涵；如果不是，儒家当如何应对这一追问？
儒有远超、远古于孔门和传统儒学之意。在甲骨文中，儒与大人、与作为生命之源的水、与沐浴祭祀有关，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之称。《周礼·天官·冢宰》将儒界定为“以道得民”。可以看出在远古时代，儒已经喻示着某种神圣性和高贵性，这种神圣性和高贵性具有精神意义，可以与庄子和尼采对神圣和高贵的理解相呼应。到《说文解字》时代，儒的含义被具体界定为术士，虽然儒的地位已经有所降低，但其自古以来的关乎天人之际的基本意涵尚在。通天人之际的神圣性和高贵性，是“儒”这一概念最值得阐发的意涵，也是我们以“儒学”二字配“自由”的一个内在考量。
另外，儒学曾长期占据汉语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自由儒学”之名，意在凸显以儒学为哲学反思和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种反思批判是根基性、形而上学性的，是纯粹哲学的，是思的。
02
儒、释、道等诸家诸教之分，有其历史和理论意义，但对于哲学，这种区分没有实质性意义。哲学关注的是文化学术的根本逻辑、根本问题和根本理路，哲学的这些根本关切是通过思实现的。哲学是思的学问，思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所在。自由儒学不是儒学，而是哲学，是思的学问。自由儒学作为哲学，作为汉语语境中的哲学之思，其根本旨趣，在于对以下问题的探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己与绝对者的关系，自己与他者与绝对者的共同命运，以及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等。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上，庄子之思，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优越性。
作为生命的逻各斯，哲学乃纯粹、自由之思。教哲学说汉语，是庄子的创举。这一创举中断了两千多年。
03
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是钱穆先生最后的“澈悟” [2]。作为接续弘扬汉语传统文化的一代通儒、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这一生萦绕、临终突降的“澈悟”，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第一，钱穆先生以儒为宗，而汉语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自觉，则来自道家的庄子。能够合道与德、道与命、天与人、齐天地万物而道通为一者，是庄子，或者说是《庄子》中称颂神经万物、充满天地之真人的仲尼。
第二，“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钱穆先生以此定论，与西方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政治的传统与现实恐怕相去甚远。西方的天、人有分，分而独化俱深；更有合，合而创化层进。由经验—超验，到经验—先验，在天人辩证中，自由和绝对人格得以成就。对西方文明的不甚了解或误解，将导致自我认知和判断的严重扭曲，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一再发生，这是中国能否真正融入现代人类社会、实现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症结。
第三，人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会以所谓“天人合一”为指归和理想，关键在于谁能将这种理想变成现实。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能通天人者，在一个“诚”字。诚者何也？纯粹自由之主体也，此主体个己，内有纯粹自由的思想、情感与信念，外有基于个己权益的伦理与公共秩序。就此而言，西方文明早已奔逸绝尘而去，而华夏文明古今鲜有能及者。
第四，“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须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某个人。”这是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对中国文化、儒家精神的真知灼见，其中闪耀的正是汉语文化祖传的“家国情怀”，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绝妙诠释。人在哪儿？在大群，在全体。全体在哪儿？在天下。天下在哪儿？在“普天之下……”。
回到古代，回到传统，回到家国，回到权力，还是回到自己，这是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几千年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这是儒家、法家和极权齐心协力精心筑造的一道坎儿。儒家两千多年都难以跨越的这道坎儿，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早已一骑绝尘、逍遥而过。其关键，在于庄子以“无己”的方式确立个体的绝对先验主体性，以“观”的方式确立个体与物与他者创造意义上的和谐为二，以“唯道集虚”的方式通天人之际。儒学等传统思想需要寻根于庄子，自由儒学需要奠基于庄子哲学，理据于此。
学界对自由儒学的界定由此区分开来，区分为以自由为根据和目的的自由儒学与以自由为工具的自由儒学。以自由为根据和目的，才能真正齐物于天下，逍遥于天下。
04
西方哲学是哲学更为经典的表达方式。学习西方哲学或哲学，首先要学会思辨地考虑问题。哲学对所有文化具有普遍性意义，因为它非阴性，非阳性，也非中性，而是有其自性。谁都可以进入哲学，但哲学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哲学代表了更为根本的生命立场，哲学本身就是立场，更为根本的立场。这种立场来自思，哲学之思。坚持哲学，就是坚持哲学之思本身。思本身至关重要。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几百年，最大的成就，就是逐渐懂得扣住思本身，逐渐搞懂了纯粹自由之思的无比重要性。惟纯粹之思，才是自由，才是哲学、人生、历史的真正开端和根基。纯粹自由之思的缺失或遗忘，正是汉语文化传统的先天不足。
哲学与宗教，都关注绝对，都关注上帝和信仰，但各自的路径根本不同。对于哲学来说，上帝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因我们的自由而可能。在哲学之思中，不需要上帝降临来成就我们的德福相配，成就我们的至善；相反，惟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谋求切实的路径来达致自由与自然的和谐为二，达致德福相配和至善，如此，上帝才会降临，或者说，如此，也就如同上帝降临。哲学的方式，意味着人自己自由地谋求自己生命的神圣性和高贵性，这与宗教的方式根本不同。
同一性是哲学之思和科学精神的基础性关切，但严格来讲，由同一性难以通达上帝。康德之后，宗教信仰问题主要应该横向地思考，而不是纵向地思考。纵向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的问题；横向是人与他者的关系，本质上是“多”的问题。横向的方式，即哲学的方式，并最终是伦理的方式，超越同一，超越差异，经由séparation（分离）转向绝对的他者，作为他人和神圣的他者。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可以视为对康德道德神学的进一步阐发，是哲学之思，不是宗教信仰。而哲学之思，正是哲学的信仰，自由与思的信仰，守住自由之思，也就是守住上帝。由此而来的，是对传统（一神教）宗教信仰方式的超越。
尼采的“是”以及普鲁斯特的“一小时”，是特效药，上治神圣不朽等各种形而上僭妄症，下治各种喜怒哀怨别绪离愁，二者合流于列维纳斯的jouissance，可视为庄子逍遥之游的千年回响。
这是黄裕生教授大作《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3] 一书所引发的思考。黄裕生教授以其出色的哲学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将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呈现出来，这关乎哲学与神学、自由与绝对的关系，这是当今学术思想界必须面对且正在面对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我与黄裕生教授商榷的焦点所在。黄裕生教授对此的回应，切中问题要害：“在对自由的看重与百般强调上，我们没有分歧，但在我们是否因自由而能自足、自救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哲学要坚守思想本身，这一点也毫无疑问，也是广明极为至诚而可贵的地方。于我而言，守住思想本身，同时也是朝向绝对本身的努力，是竭尽全力敞开自己，迎候晨光与闪电的准备。守住思想不是完成了的事业，而是准备着的工作。真正的哲学总是过了半途的旅行，也总还只是过了半程的旅行。”
这是自由者之间的争执。在当今语境下，自由者之间的争执，比自由者与反自由者之间的争执意义更大，因为这种争执对于哲学之思、对于国族命运更具创造性意义。问题在于，自由、思或者哲学是否自足，是否必须向绝对敞开。争执的焦点于是落在了自由与绝对的关系上。
这涉及对超越问题的理解。“超越就是超越”，这是黄裕生教授的铿锵之辞，表达的是从哲学之思向伦理神学摆渡的坚定信念，是从自由向绝对者迈进的虔敬意志。
而在我看来，自由与绝对的关系，乃是自由之思的内在蕴含。思本身，含着思之道。思与所思，乃是思本身的自身澄明；思将自由与绝对及其关系，一体澄显出来。在纯粹自由之思中，纯粹之有与无是辩证为一的二，是有无之生成中实现的自我超越于绝对他者的无限性。也就是说，有、无之间的摆渡，正是发生于思中之事。这层意思，已被庄子的唯道集虚以及黑格尔的无限性所澄明。
05
21世纪初的某个春天，我们曾陪同叶秀山先生拜谒青岛康有为故居。当时有人慨言：这是西学东渐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刻。从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经贺麟、牟宗三、徐梵澄等，到李泽厚、叶秀山，西学东渐、中西交汇的思想脉络虽几经波折，但一直在延续。在这曲折绵延的思想脉络中，叶秀山先生何为？
叶秀山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戏曲理论家，书法理论家，美学家，这些称谓他都当之无愧，但真正成就他的是哲学，而且是古代希腊、近现代德国意义上的哲学。让主要说古希腊语、说拉丁语、说德语的哲学也说汉语，是蔡元培、王国维、贺麟、陈康、牟宗三、徐梵澄、苗力田、张世英、叶秀山、梁存秀、王树人、薛华等几代哲人不断努力的结果，这一成就对于汉语思想和精神的意义再高估也不为过，因为这种哲学意味着对汉语传统经验性思维方式和精神方式的重新调整与开拓。
自由和理性是叶秀山先生书里书外关注最多的概念，但他所澄显的自由与理性不止于一般所谓自由与理性。自由与理性是左中右人人可用、人人自道的语词，虽然作为概念，自由、理性似乎明确了某种价值取向，但仅仅概念性、仅仅知识性、仅仅经验性地加以使用和理解，并不能真正道出自由与理性的真谛，而且常常会遮蔽住这种真谛。
哲学之为哲学，不止于河面渐宽、河水渐深、万里奔腾顺流直下的经验，更在于逆流而上、反本溯源的先验。前者属于知识，后者属于反思，是为哲学。王弼的崇本举末，道出的正是老庄哲学的这种我们曾经有过的先验反思的哲学性。将欲全有，必反于无。只有在这种逆反之思中，才能回到思的起点，重现康德苏格拉底们的思路，重新敞开、澄明他们的思路，和他们一起去思，思入思本身中去。
思本身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唯有思本身可以截断无尽因果的他律链条，以自己为因，自因，自律。思本身的这种自因、自律，道出的正是自由和理性的共同本质，是自由成为自由、理性成为理性的先验本质，是人世间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在这种先验哲学之思中，人确立起绝对自发的自己，这是一切科学知识及其真理的根基，是道德与信仰的根基，是人格与权利的根基。
在这种终极性真理面前，一切经验与世俗的权力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如果没有形而上学，那么权力就是真理”，叶秀山先生斯言，道出的正是自由理性的这种终极性先验本质，哲学的本质。他借此要宣示的，是人自由思想、自己思想的绝对权力，而回到每一个人自己的这种权力即是启蒙精神之所在。[4]
06
本书是以哲学释经的一次尝试，旨在接续先贤哲思，思入庄子。庄子对哲学，对自己哲学之思的意义，有充分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其可以粪土圣王、笑傲天下、逍遥人间。这种自觉意味着汉语文明史上的奠基性时刻，将人性和天下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奠基于、复归于自然之万世根基。遗憾的是，庄子的奠基性历史意义并没有被后世所充分自觉和接续，庄子之大体，长期被天下遮蔽、遗忘。
顾景舟论壶艺创新，认为改掉古人的毛病就是创新。哲学之思则不然，去掉后人的遮蔽，澄明哲人本源之思，回归思之所以为思，回归思本身，就是创新。
澄明庄子之思，关乎庄子之事，更关乎思之事。重塑汉语文化精神基因，乃思之大事，思之天命。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而是命运本身。思可以是，也应该是决定命运的那个绝无仅有的事情。
思之哲学或形而上学，是文明的真正精神基因所在，自由儒学的可能性维系于此。“哲学就是哲学”，叶秀山先生此言，旨在强调哲学的卓异性、根基性，同时也暗示了哲学在汉语语境中的无比艰难性。也许，汉语学界还需要几百年，才能真正理解并消化“哲学”这一“古之道术”。
尽管哲学可以普适，可以千姿百态，但思有自由纯粹之洁癖，舐痔者不得，奴才者不得，投机者不得，掺假者不得。
拣尽寒枝不肯栖，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人类命运未卜之世，除了思，还能何为？
宗教哲学茶座
注 释
[1] 赵广明：《自由、信仰与情感——从康德哲学到自由儒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1、12页；邓安庆：《黑格尔与自由儒学的可能性》，载赵广明主编《宗教与哲学》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2]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
[3] 黄裕生：《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另见黄裕生教授新作《自由与超越——基于康德哲学的一个讨论》，载赵广明主编《宗教与哲学》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哲学如何是神学？》，载赵广明主编《宗教与哲学》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4] 赵广明：《叶秀山的哲学遗产：何以自由？如何理性？》，澎湃新闻，2016年9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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