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传佛教
问：请问法师关于“汉传佛教”的定义、内涵与特色为何？
汉传佛教的定义，从文献资料而言，是指以汉文记载的佛法文献作为理解及实践所依的佛教，此中又包含翻译，及祖师所著作的两大类；若从思想内涵上来谈，汉传佛教应是指中国祖师，依著汉译的佛典理解佛法，实修之后所形成的特定修持风格，及特定对佛法的认识，乃至对整个佛法所作的一种具有判摄意义的整理与总持。所以精确的讲，汉传佛教应该是表现在中国出家人之著作和实践风格当中的佛教，这其中在表现方式上，虽然与原来的印度佛教不完全一样，但在精神上却是与印度佛教一致。其特色是：
1.留下广泛而深刻的佛教文献：例如以戒律来说，西藏佛教只有《说一切有部律》，南传佛教亦只传《赤铜碟部律》，而中国现今就有六、七部律！包括藏传、南传文献皆有；定于一尊的色彩较薄。
2.法门充份、融摄性很强、多元化也很高：印度的大乘佛教大体只分为空、有二大宗，而中国不但继承了这些，同时还发展了很多印度所没有的宗派，这是从多元到融合、消化后的再多元化，这在今天的世界佛教发展中，是相当独特而可贵的。尤有进者，这些新成立的宗派，也差不多都有实修实证的历史事实，绝不同于今日说解式和比较式的佛教，其宗派的成立，仍不坏佛法的解脱功能是可以确定的！所以若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上缺席，那真是世界上所有佛教徒的一项重大损失！因为即使光谈世俗中的文化价值，它已是一种影响非常深远而重要的世界性文化宝藏了！
3.具有印度佛法的继承性：例如天台家，透过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龙树菩萨的论典，而开展出佛法的整体理论与实践方法，并上推龙树菩萨为初祖，这多少也表示了天台大师确实是体会龙树菩萨的佛法精神与认知。
问：汉传佛教是否可以“八宗”作代表？
如果真的要讲汉传佛教之中，比较有所谓“中国特色”的，那应该是最早创立宗派的天台宗，以及稍后的华严宗、南山律宗和禅宗，这四个是最明显、而较完整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因为有几个宗派传入中国之前，在西域其实就有了，例如：净土宗在西域，弥勒信仰、弥陀思想已很明显，此可由当时佛像的考据中看出。再者如密教，中国人对此宗几乎没甚么创造，大多是依著唐朝三大士（不空法师、善无畏法师、金刚智法师）所传而修习。至于法相宗，似乎也一直没有逾越窥基大师所整理的，融合印度十大唯识学派理论而成的《成唯识论》之范围。所以这几个宗派，中国化的色彩并未如前四者一般鲜明。
问：中国祖师们以甚么样的立场与角度理解佛法？
中国接受佛教，在南北朝时是一个大兴盛、大传递的时期，西域、印度同时传进来大乘、小乘，空宗、相宗等各种经典。中国面对这些不同的佛法表述，古德们是以“都是佛说”的立场一一努力加以理解，然后才从实践的体验中，去总摄这些经典。在理解的过程，渐渐明白佛陀为甚么要讲这部经的道理，同时也了解到经和经之间是没有冲突的，这种圆融总摄式的佛法理解就是所谓的“判教”！以天台的“五时判教”为例，“五时”分别的目的是要表明：那一个佛法概念在前（为根本），那一个概念在后（为方便）的道理，而不是那一部经一定讲在前，那一部经一定讲在后。面对不同的众生，该讲某个概念就讲某个概念，例如佛陀入灭之前还讲《阿含》，这也就是所谓“通五时”的说法。
中国祖师以这种方式理解佛法，有几个特点和现代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不一样：
1.对经典具足绝对的信仰，而不随意地怀疑经典的正当性。
2.有总摄佛法、不舍一法的精神。
3.特别突显大乘，尤其以一佛乘为根本的概念。这与现代某些人，认为一切佛法皆由《阿含》所流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4.虽然如此，但亦不坏对戒律及《阿含》真实性的信仰，能把声闻佛法融摄进入大乘，认为彼皆是大乘佛法还不能成熟推出之前的“前方便”，而非视彼为不需要。
从这些角度看，其实中国佛教的圆融与总摄性格，是很适合未来世界思潮的，因为它有次第，又能涵盖各种佛法。
问：祖师认为“一切经典都是佛说”，似乎与现代学术研究冲突？
其实，所谓的“现代学术”，最早来自欧洲传教士，他们认定上帝为第一因、为创造主，视佛教为“社会文化流转过程”中的一种人类思潮及社会现象。穿上科学的外衣，就人类的狭隘经验范围，强作认知与自作聪明式的解释，用所谓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及社会文化等立场，来看待经典的真实性，正是所谓佛教学术最损坏佛法慧命的所在！
例如《法华经》上提到琵琶、铜钹之类的乐器，然而这些乐器在所谓的“考古学”上却被认定为是佛世时候所没有的（但是天上有，而外教徒可会相信？），于是就自作聪明地“得到”结论谓：《法华经》不是佛世的经典，乃至更大胆妄为地推论：大乘经典非佛说，是被创造的。其实佛法遍六道，很多的乐器是人类模仿天人造的。这种经验或实验，不是用罐子、酒精灯，或用所谓文献的考据等人类科学所能理解的，而是要用禅定去实验与现见的。
像中国针灸的穴位，到现在还没有被研究完毕，东方医学讲穴位、讲气，这是“活体医学”（死人没有气）；西方医学靠解剖了解身体结构，是“死体的”医学。活体医学如何产生？就是在定中观察！佛教讲入初禅之前，看身体内三十六物如“开仓睹物”，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内脏“气”的流动。“佛在定中说法”、“菩萨在定中不离本座可以听经”，这些都是现代学术不能了解、无法现见的，然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学者却都武断地不承认（或将之刻意地忽视？）；我们唯有透过少欲知足与修习禅定等方式，才能理解这样的事实，但白衣学者能吗？
“学术”如果没有实修，即使思维运作正确，也是危险的，因为逻辑来自人类的经验，而人类所谓的经验却是极肤浅而不可靠的。佛教要只是纯说明、纯推论，纯比较的，那就不叫佛教了。作为出家人，应了解并体认佛法“唯修相应”与不可单就人类有限经验妄加思议的本质，应该依义不依语。
问：中国祖师引用印度经论，加上他们的思想，这或者有些不同于印度原来的说法？
我们常会从溯源的观点，而认为愈接近佛陀说的、或加入愈少的就愈真实，一旦经过祖师加工，这种诠释就有虚妄。其实佛法不只是“解”字，佛法主要是内自“修”，佛法有一共同的标准，那就是修证，也就是中国祖师常讲的：“一鼻孔出气”。中国祖师再怎么理解佛法，也没办法逾越这样的条件考验：以实修来印证所解。要弘扬佛法，就必须先实修实证，然后引用经证，并将实修之后所作的说明流传，而形成后代的所谓“宗派”。汉传佛教与西藏佛教彼此可以惺惺相惜，他们互相接受并不困难，因为两个系统都有很多实修的人，他们不会怀疑对方祖师所说的。
后代的人当然不一定要认为祖师讲的都对，我们也必须去实修和慎思明辨。佛在经上也说：“不应该是我说的，你们就相信。”而且，如果某甲能够用“是祖师说的，非佛说的”这种逻辑来评破中国祖师，那么某乙也可以用：“那是你说的，非佛说的”来评破某甲的说法，那就永远评破没完没了。
问：祖师们是否加入当时儒家、道家思想？
佛说法有“四悉檀”，如果你连做人都做不成功、做不像样，那中国祖师就可能先教你学习儒家，以成熟心器。但这也只是对治义的，而不是如同现代学者批评说：祖师把儒家思想混淆进来了。
问：“宗派”佛教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意义为何？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透过佛陀的根本知见来了解佛法，而祖师也正是教我们要这么做。然而宗派的意义是：当我们学习佛法，可以把自己所理解的，和过去曾经走过、有经验的人所理解的佛法（即是所谓的“宗派”）作比较。
我们今天对于宗派佛教的看法，应该要超越既有只是一味抄袭的模式。民国以来，包括某些大师在内，都将宗派佛教视为是“限定了佛弟子对佛法认知”的一种现象。其实宗派应该是“诱导佛弟子对佛法正确认知的一种可能方向”，宗派是一种方向诱导，诱导我们正确地去了解佛法。大部份祖师从来就不是自己在世时就建立宗派的，他只是把对佛法的实修体验讲出来而已。也从来没有认为一定要依着他的方法来认知佛法，他的意思只是：“我对佛法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你呢？不妨参考参考。”
所以宗派没有限制我们对佛法产生新的、属于自己的体验，它不是权威，也并非完全不可动摇、不可修正（但要有实证做基础）。中国的佛教宗派可以带领我们，是因为我们同属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底下，它对佛法的认知、语言和思考模式，和我们会最接近、最契机，因此也最能帮助中国人理解佛法。而且，如果不参考已经修过行的祖师的说法，那我们要用谁的说法为依准呢？难道是少修少证的现代人的吗？
问：宗派佛法弘传式微的原因有那些？
宗派佛教式微由来已久，不是只有今天的台湾才如此，只是今日的台湾看起来更不乐观而已。其实一个时代的佛法想要弘扬开来，都必须要有时代感，如果没有以时代共业因缘为立足点，而对某个宗派作深刻的理解和修行，那么这个宗派在那个时代就会失去了时代的活力。
历史上，宗派式微有几个原因：
1. 社会动荡或法难，经典烧光，教理不彰，造成实修的孱弱：实修绝对需要教理，否则即使有祖师出现，他可以靠实修实参而成就，但他的下一代未必能如此，此时若文字与教理资料传递不足，慢慢的就会一代不如一代。尤其禅宗，但接上上机，一定要头脑清楚，或许唯有上上机才不需要教理，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中下根机的人，他们是需要教理诱导的，否则佛陀又何必辛苦说法四十九年呢？一定要先正解才能正确起行，因此一个时代解弱的时候，行也必定要弱了。
2.弘扬教理的人才，长期以来即有青黄不接的现象，缺乏代代之传承：古德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此意。传承的失落，正是中国佛教长期衰颓的主要原因。
3.中国古老文化，过度的保守性格，使得接续的人跟时代的互动性低落。修行有时当然是极端传统而保守内敛的（我们不可能边看电视边修禅定吧？），但如果要住持、弘扬佛法，那么身为荷担如来家业的人，总要保有时代的触角和智慧，才能契机契理地了解当时代，世界及社会的问题所在，以大悲为体，从而善巧地导引众生趣向解脱。
问：现今时节、因缘、环境都不同了；那么，宗派佛教的内涵，如何因应时代之需要而作弘扬？
宗派是个有机体，它提供了方向、原则和建议，所以振兴宗派佛教，并不代表完全复古，应先去理解它所说的是甚么？然后从中抉择这个时代我们能修持、适合用的，用现代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但是谈宗派佛教的改革，并不是要我们统统把它改掉，而是要就我们所了解的，配合时代因缘，加以善巧地运用，至于固有的部份，只要是现代合用、能用的，就尽量延用亦无妨。当然，只要我们能实修、实证，同样也有可能发现佛法所认可、但古人没讲到，而同样可以流传下来的佛法正见。
总之“灵活应用与再做调整”是继承宗派佛教的两个重要面向：我们一方面必须深谙这个时代的潮流、因缘和人性；同时也必须对古代的修行方法解读清楚，而且还要去实修实证。若不讲实修只讲创造，那于人、于法都是危险的。我强调应先遵古，遵古而实修，之后一定会依着这个时代，运用大悲心，转化出宗派适应时代的风貌，这也正是四悉檀综合运用的结果。这似乎是不容易的事，但其实也是中兴佛教最容易的一条路；这总比我们创立第九宗派要容易得多了，因为要修行，所以我们就必须借助前人的经验。
佛法是需要操作的，而操作即牵涉到时间、空间、教授、修法，还有那个修法的环境等等因素。修行（操作）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修行方式。例如：西藏高山高原多，因此就有很多人住在干燥的山里头闭黑关、死关；南洋一带是佛教国家，所以南传佛教行托钵制，行住作卧皆作声闻四念处观；汉传佛教行大乘法，道场要应对信众，忙碌的应众生活、定期的法会，就很适合在动中修学“即空、即假、即中”的观法。修行，大家要记得，其实是没办法独立于我们的生活状态之外的。
问：请法师谈谈在“运用及弘扬宗派佛教”这方面的实际运作？
个人现在正在对天台学跟净土教作一些整合性的学习，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实际运作”？净土教常给人缺乏教理的感觉，要讲似乎就只是“信愿行”三个字。其实天台宗人有不少是修净土的，它有几个进程：从实相修转成忏悔加实相，渐渐又转成讲实相修持名，到后来完全不讲实相，只讲判教，念佛也只剩下“持名”，于是渐渐就把净土和天台隔离开了。宗派整合是考虑到：例如天台这个宗派能帮助其它宗派怎么修？
我们这个时代该去恢复、重新厘清宗派的价值，并且把各宗派的优良价值予以相互的对照、融摄、欣赏，相互的取用、增上。宗派的弘扬可以各有专攻、各有各的修法，但要互相对话，用善意存异求同，那么将会发现宗派当中，其实相同的方面多，不同的内容并不多，如此则对宗派的信仰度会增加。这就是宗派间的分工与合作。
问：台湾目前环境允许吗？且现在各宗佛教的研究弘扬并不多？
不是不允许，是我们的知见不支持！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自己作出模范，然后诱导别人也这么作。
问：就广大的群众而言，现代人面对古文，似乎也是个问题了？
现在外面世俗的教育，乃至佛学院的教育，古文阅读的训练都很少，慢慢现代人古文阅读的能力就会成为问题，但这不是文字的过咎，古人就只能用文言文写文章呀！所以出家人的教育需要重新学会阅读古文，白话翻译只能作前方便，不能完全取代古文，因为古文的意象与精确度大于白话文，就好比“阿弥陀佛”不能翻，翻成“无量光、无量寿”就只知道光、寿，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于此啊！
佛学院现在有几个原因不能作到这样：
1.教书的人本身不学古文，甚至古文也看不太通！
2.为图方便，或迁就学生的程度，用简单的白话教科书。
3.忘了本立而道生，拼命想学外面的东西，图一个学位，如此反而失去一千多年佛教的根源。然后由于自己的无知，再倒过来说中国佛教的不好，或说中国佛教都是祖师创造的，似乎如此说了之后，对于自己的不懂中国佛教，就感到非常“理直气壮”了。
二、台湾佛教
问：台湾现在的“人间佛教”，是否已发挥了完整的内涵？
不！不完全。因为人类最后会找回自己的需要，那绝对不是唱唱歌、或者把庙盖漂亮些，或是一些世俗弘化，就叫“人间佛教”了。有死亡的地方、有情感的地方，就有解脱的需要，而这是靠实修才能解决的。
佛陀出世在人间，依人身而成佛，他已经证明了佛教本来就从人间出发，我们又何必再刻意谈“人间佛教”呢？民国初年时候的出家人，受教育少，甚至也不了解佛法，佛教成了赶经忏过日子的经忏佛教，以及躲在山林里头无所是事的山林佛教；那时社会在改革、变动快，知识份子批评佛教不出来作事、也不改革，太虚大师针对这种缺失，所以提倡“人生佛教”，鼓励应该投入人间，普及佛法；台湾四十几年前，政治上亦打压出家人，所以也必须提倡“人间佛教”，让老百姓接受佛教；这种提倡事实上是“对治”义的，如今做要在“理论上”予以唯一化、神圣化，个人认为那也是一种偏执。
这个时代，满街都有出家人了，电视打开到处都可以看到出家人在弘法，此时人间佛教的另一个意涵就是“实修实证”，让老百姓有生死的依靠，每一个时代的佛教弘扬都应该“以缺者为重”。这个立场也还是“人间性”的啊！总不能认为实修实证就是“非人间”的吧？难道一定要做救济、办文化事业才叫人间佛教？更何况佛教以人间为出发，可也绝不是以人间为限啊，这点也是常常被错解的：赶经忏赚钱固然不对，但以好心作佛事以荐亡灵，却也绝对是符合自利利他之佛法精神的！总之，人间佛教的提出，对治的义意居多，今天我们谈所谓的“人间佛教”，不可以矫枉过正。
问：请法师谈谈心目中理想的教会体制，以及这个体制应该发挥的功能？
共同的教会体制是我一向所提倡的，希望它建立在以德化人及如法如律的基础上，当然也可适当地采用选举制度。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佛教的任何制度绝不能欠缺了“德行的感化”的根本前提，光靠制度及投票是行不通的！但是“哲学家皇帝”的说法，认为开悟的人“必能”领导一切（内圣外王），德大就一切都“大”、所说的话一切就一定对（其实，唯有佛才能如此），这都是一种“泛修行论”的迷失，亦不恰当。
致于实际的运作方法，基本上是：选贤与能，要具足公开、公平的评鉴；采任期制，强化人员的流通，但时间可稍微拉长；人员的选择上，要具足修行的德行，能照顾到整体群众的需要，这是所谓民主的意涵，教会工作是要能为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努力，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以个人意见或是私利为诉求。
所要达到的功能是：僧伽与信众教育，佛法戒律的提倡，教界对内对外事务意见的统一，教团资源等的统筹运用等。统筹不是管理，而是协调，以德行为根本、以身份地位为助缘，进行整个教内的沟通、协调、统合。统合是指：例如主事者提出一个很适合佛法的高超理念，宣告整个佛教界，也举出具体实施的办法，以其人格、修持和名誉，足以让大家信受之故，因此能够带领教团大众一起运作。
日后的教会无论对内、对外都需要沟通，也需要群众基础；需要综合所谓的各大山头，大家一同参与教团事务，弘法无我而机会平等；不谈名利，只谈发心、谈道德、慈悲的弘化、以及有益的改革等等，有这样意愿的任何道场都可以加入教会的工作。另外更要强调戒律的持守，有戒律作轨范，团体才不易堕落。
问：这很“理想化”，但要如何才能作得到呢？
先传播这样的观念，凝聚大家的共识。事实上，已愈来愈多的人持有相同的看法。而且当未来佛教面对外来的挑战愈来愈大时，就会使得内部更团结，改革的需求会愈增强，届时水到自然渠成；现在随缘尽份即可。
问：等到这些“持有相同看法”的人，处境一换，是否还能一本初衷？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不得不冒的“风险”，但总是期望道人能不同于世俗人，道人要的不是名利，也不是革命。道人当中带有一份兴革的理想，所以真正适当的人是不堕落的。佛陀最有权利，但他老人家却不会堕落。
三、学术与教育
问：对于现代学术方法，如何抉择应用？
出家人本身对出家的目的与责任，及传统佛法的修行方法要有信心，佛法的重心还是在出家人身上，因此出家人就必须正确理解佛法，这对于教团住持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正确的理解佛法，就必须透过真实的修道体验，去理解经典，很多学者连经都解错了，这样就想了解佛法真是很危险的事。学术界一向流行一句话：“先拿学位，再做学问”，其实谁要拿了学位，就没有多少时间再做学问了。修行很漫长，而学术很快，只要在台上发表十几分钟，而十几分钟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很清楚地看出那里不对，或是确切地指出这样不行、要改。论文发表完了，大家觉得好像“得到了些甚么”似的，可是于佛法及心性有多少增上的事实呢？阅读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引经据典的东西最危险，如何解释这段文句、如何把这段文句跟那段文句凑在一起解释它的意涵，是要修行过的人才能够解释清楚的，并不是凭空想像的。
学术的价值在“世界悉檀”，个人认为最好先在实修上站稳脚跟了，再来面对它，如此合理的才能吸收、欣赏，错误的才能发现和加以评破。否则错误发现不了，有问题、似是而非，还认为是好的。例如文献比对似乎已经是最少争议的学术工作了，但还是有不少问题：
1、佛陀所说的法，会随听者不一样，而被作成不同的纪录与转述，不能拿所谓梵文是“对”，来说汉文是“错”，因为可能用不同的版本。除了三法印与一实相印可以印证外，不能只用文句来比对谁对谁错。
2、听的人有不同感觉，如佛陀讲世间法，有人听到出世间法的道理，而佛陀仍让它都平等地流传。最明显的例子，就如佛陀讲《阿含》时，有人发菩提心；讲《大涅槃经》时，却有人证声闻果位。
3.天台所常说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出自《中论》，有人去比对梵文本，认为是以前翻译错了。殊不知即便就梵文之文义看，即使表述稍有不同，亦不代表“三谛说”的不成立；更何况“中道实相”之句，在《大智度论》中亦被提及，若光只因翻译不同，就强解论定“三谛说”为错误，这不正是执着文字而成的谬失吗？
问：如何养成行解兼备的僧人？
我在《沙弥学处》序“振兴佛教从完备的沙弥教育作起”一文中，提出一些训练净人的大纲，提倡一定要从净人阶段就开始训练，达到了标准才能让他出家，进而再训练沙弥，也一样要达到标准才能作比丘。不能等到成了比丘了才来训练，这是我们应当先去了解的。
解门一定要求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展现，最根本的标准是：调柔心、道心、惭愧心、出离心、佛法正见、人群互动的人际关系及修道的意志。不是一开始就强调学习共于世间法的语文、学问等，要有一段时间“生熟互转”的僧格养成过程（至少要五年！）一个僧人若具备道心、调柔心等根本的标准，即使没有弘法度生，也成就了常住佛法的功德。再进一步，佐事僧、义解僧、禅修僧等三类僧伽，若能兼一至二类乃至全兼，那就更好了。透过修行发菩提心，再透过修持禅定的功德，得根本智加持，就能从心中讲解出正确的佛法。正如谛闲老法师说：“讲经非关记问之学，而是从实修中流露。”
问：佛学院是否要争取纳入教育体系？
完全不要！这本来就是方外之人的教育体制，根本不需要由世间人再来承认。出家人既已离俗，因此也不要、不应该再担心“出路”的问题，或以后拿着文凭可以去那里教书之类的想法；那么多众生“嗷嗷待哺”，去教化他们不就是了？即使去佛教大学教书，教出来的也还是世间的俗人，甚至连三宝都不信呢！现下佛教所办大学的学生，对三宝的态度如何可为参考。
问：请问法师对教内办佛教大学的看法？
假如政府通过，完全由出家人来主导“我们的教育要怎么办”，那么办世间大学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觉性的教育。但现在有三个盲点：
1.出家人还没有一套所谓好的高等教育的概念，只知道和人家一样，出钱请世间的学者，办世间的学校，这跟所谓的“佛教办大学”有什么关系呢？
2.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各作其事、功能重复，这岂不是浪费三宝资源？
3.台湾教育体制带着极权思想。教育应该是由授受双方来定义的，政府只须订定最少需要的共同标准即可。例如佛教学校的教育就是由佛教的出家人来定义的教育，政府只须代替所有的公民，来承认这个宗教的教育体制，而不能规定，让教育跟着权威政客跑。
所以假如有强大的教会，这也是要抗争的。
四、二十一世纪佛教面面观
问：佛教在二十一世纪，有很大被接受的空间吗？
肯定是。因为：
1. 科学发展到后来，一定发现要反观人性的立足点，这正是觉性教育的目标，跟科学的求知精神是一致的。
2. 科学极端发达，个人独立自主能力愈高，孤立性也愈高；人们的生活步调加快，彼此间疏离感愈强，这是空虚的来源。他必须找寻内在觉性，才能重新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是商业跟电脑革命，到了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人性革命、必定要强调重新内观生命目的。以前，西方以强大的“神”的力量，来凝聚他们的心灵，而二十一世纪已经有很多迹象发现，“神”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类内心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将是觉性的开发。
4.二十世纪仍是二元化的世纪，欧美还大大地强盛过东方，而且也不会放弃思考他们自己的人性出路；而物质较落后的东方，还在一味追寻西方的外表。一强一弱的情况下，双方还在流动，等到二十一世纪，东西方财富差距缩小时，流动将会趋缓，届时就会两边一起思考人性增上的课题。
5.科技常常是0与1的问题，但是更深刻的科技发展，后来会用fuzzy（不确定理论）来描述自然，这种方式和用禅定的直观或内观，所获之结论是比较接近的：了解真理不是一或无的两边，而是实相本来如此。科学发展到今日，已发现物质不再是“物质”，波也不再是“波”，能量、时间、空间也都如此失去了它们的必然性，所有人类赖以为存在的东西已经被最新的物理发现所颠覆。当这些新发现开始透过科技，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时候，如星际旅游：哥哥会比弟弟还年轻、阿嬷比孙女还漂亮，一般常识性的定义与认知已根本地被打破了？这是大改变正是未来人类要去思考的地方，而也正是佛教开始为人类所追求的时候。
问：未来佛教可能面临西方人士对佛法的需要；法师对汉、藏、南传三个佛教系统的交流；以及与大陆佛教互动等问题有怎样的看法？
面对西方，我们可能需要把中国传统佛教恢复、内化，这是我们的专长，而消化出来的，就是别人可以吸收的东西。至于说到对西方的弘传，那就要由他们用他们的文化培养他们的人，像中国早晚课用磬、木鱼，他们可能用他们认知的宗教乐器，如用钢琴或管风琴之类的乐器来表现。需要的是能跨越两边文化而又于佛法有学有修的人，像鸠摩罗什大师是学成了才来中国一样。不可变的是实相、实证，可变的则是传递佛法的方法，这与戒律并不违背。
而三大系的交流，就好像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主张一样，不是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跑去跟人家融合；而是自己的民族要先能健全，然后才能跟人家互动，如此才能真正达到“世界大同”。我们要先能欣赏自己，才能欣赏别人，自己的东西都丢光了，还如何去跟别人交流？我们想学人家，人家也想学我们，例如有些南传人，他们说羡慕我们穿长衫，不用怕身形露出来，也好走路，作事也方便；还有僧鞋，他们觉得很有气质。
要知，文化其实是很难取代的，传统千多年来的佛教内涵尤其无法取代；唯一可能被取代的只是度生方式。到西藏或南传佛教地区住，有可能培养他们的那一套修法，但现在的台湾环境并不能照他们那样修，连照我们的传统佛教都不一定办法。反之自己若不强盛，也学不到人家的专长，就如中医说：“虚不受补”一样，自己体质虚，要拿别人的佛教传统取代也是取代不来的。
关于大陆佛教，我们传播资讯、概念等软件过去就可以了，硬体他们自己会盖；即使拿钱过去，也要转化成思想才好。我希望台湾佛教的好处传过去，坏的不要传过去；另外担忧的是，有些出家人对人性普遍没有信心、疑心重，如此学法或修行都很困难，这是他们需要努力突破的地方。
问：在新世纪里，法师认为我们会有甚么样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是：
1.佛教需要实修实证的人，而且直到目前竟然还那么少！
2.要克服传承失去的问题。
3.外来宗教及宗派混淆之后，已使得台湾佛教失去了自己的根本立足点。
4.佛门资源充沛，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未来还是要面对佛教的类外道、神通外道、及佛门里头的外道。
5.科学的反宗教色彩仍很严重，影响人心甚钜。
6.要克服修道环境愈来愈险恶。网路出来，Y世代疑根愈强、智慧愈弱。我们得看清自己修道的需要，依于需要，披荆斩棘，创造环境；还要给未来子孙开辟一条坦路。
问：似乎现代的出家人愈来愈难为了，法师您乐观吗？
我乐观。因为与我同住有六十位比丘，其中有些也在佛学院里奋斗，而且我们有默契，知道未来要做甚么。我这辈子有四件事情一定作：
1“依众靠众”：不独立住茅蓬，这样才能成就自己、成就别人。
2.一辈子学戒：不管修行成不成功，至少可以不坏出家身份。
3.常课不断：找到自己的用功法门，恒常做去，信心不退，不求速成，不怀贪心。
4.有机会希望能闭关专修：在道场旁建个关房，实际用功达成理想。
现在则是随缘尽份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中累积福德与正见，同时调练心性、增长智慧。虽然也不免怀有一份理想，但目前重点还是先把现实的工作做好，这是责任、是该做的，这就是修行。不要常想自己要做甚么，要问因缘现在要我担甚么？随缘尽本份，不要逆缘，应该出来做事不愿意做，应该不做却又偏要做，这样就不好。真正向于无我，不是只有坐着数呼吸，最后数到没有我了，才叫作“无我”；而是在随缘作事时，不为自己求安乐，当下不就是向于无我了吗？这就是实践，也是真正的人间佛教。
问：这时代的僧青年该如何准备自己？
二十一世纪的出家人有可变与不变的部份，不变的是实修的道格；变的部份则随各人因缘，成长自己：假如很想向欧美人士弘法，就要学英文；假如很想到大学当教授，不为名利，而是为悲心，那可以拿学位；但大前题都是要先养成道格。要有观察世间需要、自己需要的机智，并努立去建设它。只要根源捉住，各人再随着自己的理想、因缘发挥，佛教就能不坏根本，而且多元化地发展了。
实修到何种程度才出来弘法利生的标准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感觉对佛法的信仰不动摇，面对生死问题不茫然，并不是说非要到开悟那么“严重”的程度，而是对生死这件事比较释然、放得开；或是人家骂你，比较不动心；人家笑你、嘲弄你，也不会痛恨他了；人家比你强，不会忌妒得那么厉害，甚至不忌妒了；对于自己未来的路，乃至出家抉择，有完全的笃定，即使明天就死了，也没有甚么遗憾，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对自己有交待了。
法藏法师访谈录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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