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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内村鉴三的“无教会主义”与基督徒生活
发布时间: 2022/6/10日    【字体:
作者:张锴
关键词:  内村鉴三 “无教会主义” 基督徒生活  
 
 
编辑:史佑名、杨伊
 
此次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并非是成熟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个人兴趣之所在和初步的尝试,因此在题目上加了“浅谈”二字。总体来看,日本教会和日本神学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而言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教界对于日本神学史和日本基督教的研究相比于对日本佛教的研究也是寥若晨星。
 
当然,还是有一些成果的,只是相对稀少,不过这也给对日本基督教感兴趣的教会同工和学者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如今,中日文化在民间层面的交流上日渐频繁,比如历史、艺术、科技、美食、文学、动漫、宗教(日本佛教)等方面。如果中日基督教交流能够弥补中日文化交流的不足,我们就能更加全面地去感受中日两国在各自文化上的魅力所在了。
 
提到内村鉴三,或许国内教会同工对他有些许的了解。在日本神学界和近代史上,他算是比较有名的思想家。网络上的百度百科和一些简短的文章,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历史。我最早知道内村鉴三是在《丁光训文集》中,一篇名为《三自为何必要》的文章,这是丁主教于1984年9月8日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引用了内村的一段话,即两个“J”(耶稣和日本 Jesus and Japan):“我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而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我的心和脑围绕着这两个名字旋转着,我发现一个J加强了另一个J。”丁主教对这句话产生了共鸣,他回应道:“我也愿意说我们的信仰围绕着两个c ,christ and china 基督和中国。”
 
内村一生的经历较为坎坷,他的性格和神学思想都较为独特。所以除了“两个J”之外,还有很多概念和词汇去帮助我们勾勒出内村的人生。主要我们研究内村,一些概念和事件是一定不会陌生的,比如我们要谈到的“无教会主义”,被媒体批判为“国贼”,“大不敬事件”……这些词语和概念,我在接下来的分享中会有所提及。
 
这是内村鉴三(1891-1930)的生平简介:日本基督教思想家,独立自由传道人。“无教会主义”的倡导者。因著述颇丰,有“笔耕战士”之称。出生于江户(今东京都)的一个武士家庭,在世69年。1877年,16岁的内村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札幌农业学校读书期间受洗礼。1884~1888年赴美国深造。回国后任第一高等中学校讲师、《万朝报》记者等。抨击既存教会的繁文缛礼,主张开展以研究圣经为中心的无教会运动。并进行独立的传教活动。其宗教自由思想吸引并影响了一批青年。著有《基督信徒的慰藉》、《求安录》、《我如何成为基督信徒》等。
 
下面谈及文献资料,我将之分为中文和日文两类,中文资料里译著较多。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第一本是日本的古屋安维、土肥昭夫、佐藤敏夫等著的《日本神学史》,由卓新平主编,陆若水、刘国鹏译,于2002年6月由上海三联出版。在这本书中,内村鉴三是被放在第一章,作为草创时期的四大基督教领袖被提及的。另外三位是海老名弹正,植树正久和小畸弘道。这本书中关于内村大概有十页的篇幅,主要讲到了他的“无教会论”思想。
 
第二本是张永广所著的《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比较研究(1860-1950)》,第三章“国际化与社会化”中有大约七页篇幅提及了内村,这部分不是阐述他的神学思想,而是当时内村对日本国民教育所持的批判态度,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无教会论”思想的影子。
 
第三本是末木文美士(日)所著的《日本宗教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这本书的第十章“国家神道与各种宗教”当中有短短的四页篇幅提到了内村,但他不是从思想史而是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切入,以“内村事件”为典型概括性地论述了基督教当时与日本国家神道的激烈冲突。
 
第四本是内村鉴三本人所著的《宽门!窄路!——论当代传道精神》。这本书是教牧神学著作,于1997年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未有版权。我还没有进行系统研读,从序言部分看到作者是针对当时日本的年轻传道人所写。由于当时日本的基督教世风日下,很多年轻的传道人辞去了圣职、不做传道,而投身社会去打工和经商,所以当时日本教会特别冷淡。内村写这本书是为了勉励年轻人勿忘初心、装备自己,扎实地走在传道之路上,为日本和神的国献上自己,甘愿为教会和国家的前途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第五个是由赵德宇所作的研究专文《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这篇文章刊载于史学集刊,2018年20185期,有八页篇幅(87-95页)提到了内村鉴三,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转载了,能搜索到。该文的作者是研究历史而非思想史的,他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进路,以内村“不敬事件”为典型,论述了明治时期日本基督教在天皇治下最终成为了“义战”宗教,即国家的附庸、“护国宗教”。还有一本汉语著作是由日本的山本泰次郎所编的《笔耕战士 文字传道使徒——内村鉴三》。
 
刚才介绍了中文出版资料。研究内村的日文文献不胜枚举,目前我掌握的资料较少,只有两本日文原著:内村鉴三所著的《内村鉴三随笔集》和《基督徒的慰藉》,这是我在二手书店淘到的两本小书,A6的规格,即A4纸的四分之一大小。看了之后,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内村的随笔集在昭和七年(1932)的时候出了第1版,昭和二十六年(1951)出了第16版,由此可知该书在当时颇受欢迎。
 
另一本《基督徒的慰藉》(《基督徒的安慰》)于1939年出了第1版,到1979年出了第32版。两本书的出版距今大约90年的历史。但最具分量的是《内村鉴三信仰著作全集》,全套二十五本,在国内的二手书店能买到。若有人能组织将其翻译为中文,定是功不可没。此外,内村鉴三所著的《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这本书也较为有名,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
 
我个人在学习日语,借助翻译工具译读了《基督徒的慰藉》中的一小部分。就我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很难严格地将之区分为中国或日本的研究,只能说互有重叠,因为有些是翻译的。大陆学术界研究内村鉴三思想的专著是比较少的,张永广和赵德宇只是将内村鉴三放在历史研究的大框架下,作为他们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和教育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人物或事件而加以提及,谈不上对他本人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译著当中虽然也有关于内村思想的研究,但基本上是放在史论、通论的大框架下来处理的,而且是翻译或编著的,原创的更多来自于日本学者。希望大陆学术界能写一本专门研究内村鉴三的中文著作,我翘首以盼。
 
内村鉴三于1861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于1930年去世,在世69年。但是这短暂的69年跨越了日本的三个时代,即明治时代(1868-1912),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时代(1926-1989)。其实严格来讲跨越了四个时代,他出生时的1861年属于江户时代。所以,若要尝试去理解内村其人独特的性格和思想,就必须把他置入到这三个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中去。但我看很多学者是将他置于明治或大正时代中去理解。
 
在基督教以前,内村信仰的是多神教,深受日本民间信仰和儒家思想的影响。1877年,16岁的内村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北海道,是政府培训北海道机关干部的一所学校。是现今北海道大学农业学部的前身。当时,这所学校可以聘用外教,允许实行基督教教育。
 
顺便一提,在明治时代,帝国大学(此处是泛指,当时共有9所大学被称为帝国大学)是日本的最高学府,其中东京帝国大学是九所日本帝国大学之首,能够考上帝国大学任何一所的学生在当时的日本可谓屈指可数。而且只有高中毕业生才可以报考帝国大学。
 
在当时,能够培养高中毕业生进入帝国大学深造的只有五所,分别是东京大学预备门、第一高等中学校、第三高等中学校、第四高等中学校,还有一个就是札幌农学校。其中与和内村相关有两所,一是他就读的札幌农学校,二是他任教的第一高等中学校。这五所学校中,升学率最高的或教学水平最高的是第一高等中学校,虽然有札幌农学校的毕业生考入帝国大学,但是升学率在几所学校中是倒数的。
 
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到这五个学校的入学率。
 
该校的教导主任是一个名叫克拉克的外国人,他有着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对内村的影响比较大。他在离开札幌前要求学生们立下一个“相信存在于基督中上帝的恩惠与生存在严格伦理中的耶稣信徒的誓约”并签字。内村从未向克拉克求教过关于基督信仰的事,也没有任何入教的想法。后来在那些已经签名的学生的强行劝说下,他就勉强地在誓约上签了字。然而,内村在签字之后,竟然戏剧性地从多神论的信仰中解脱出来。
 
后来内村回忆说,那次签名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信仰。他说:“我以前的信仰,把大自然当作诸神的世界,自然是不能观察、分析的。但如今我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说自然与神应该是分开的,神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上帝作为上帝是应该信仰的,而自然作为自然是用来理解的。因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不等于自然,也并非多神居住的世界。
 
此外,内村从教导主任克拉克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人格和严格的伦理。他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身上看到了儒家道德和武士道精神的实现,认为基督教可以成全两者。所以,内村也开始奉行严苛的伦理生活,就像早期的马丁·路德一样,通过努力过圣洁生活来求得内心的平安。然而他越是努力,就越发现自己的不洁,为此异常痛苦,他感觉并没有换得内心的平安。
 
高中毕业后,由于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基督信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格格不入,他就远赴美国深造,其英文水平高跟去美国深造留学有关。他刚开始去美国的时候是在一家医院就职,并没有立马去学校。后来进入阿马司特大学深造。
 
上面讲过,内村早年的经历与路德十分相似。早期的路德在威登堡大学任教时遇到了一位贵人——施道比茨,路德之所以在《罗马书》中获得亮光也与此人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的指引下,路德开始研究《罗马书》,发现了“义人因信而生”的道理。
 
与路德相似的是,内村在阿玛斯特大学求学时,也遇到了一位贵人,就是当时该校的校长尤里斯·泽列。在他的影响之下,内村明白了只有相信福音,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才能胜过罪恶,仅凭内心的反省与罪恶斗争则是徒劳的。1886年,25岁的内村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重生后的他就读了哈特福德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了日本。但他归国后并没有接受圣职按立,而另外三位与他同时期的基督教领袖(之前提及的小畸弘道,海老名弹正,植树正久)都相继成为教会牧师,只有内村终其一生作为自由独立的传道人。对此,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是否与他的“无教会论”思想有关。
 
内村的一生较为坎坷。在《日本神学史》这本书中略略提及了他婚姻上的不幸,具体没有多谈,然而最不幸的是他的女儿因病去世。其女临终前生平唯一一次与父母领了圣餐,几小时后便安然离去。这也让我想到了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此人)。1834年2月12日,他在病床上与他的家人一起领受圣餐后,便安然离世。
 
内村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除了离异以及痛失爱女,在那次“内村鉴三不敬事件”中,他还被媒体贬为“国贼”,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卖国贼、叛徒的意思。这件事对于研究内村鉴三的人来说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其前因后果我还是得交代一下,否则对“无教会论”思想会有理解偏差,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要理解“无教会论”还是得结合内村的处境和背景。
 
如果从基督教在日传播史的角度去看,历史上基督教分两波传入日本。第一波传入是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的沙勿略传入日本,到了1639年,天主教被彻底逐出日本,第一波传教运动被迫结束。时隔200多年后,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基督教新教在列强的保护下再次进入日本,开启了第二波传教运动。
 
第二波传教运动之所以能在日本成功开展,原因如下:一是《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保护,条约中规定了美国人可以在日本开设教堂的条款。二是这些传教士都有一技之长,在日本兴办医院、学堂,赢得了部分日本民众的好感。但是明治政府继承的是德川幕府的禁教政策,对基督教并不表示欢迎。最关键的是基督徒不遵守政府制定的檀家制度(寺请制度),意思就是每一位日本国民有义务负责佛教寺院的维持以及僧人的生活。无论国民属于哪一个佛教宗派,都要以佛教的仪式来安葬。然而基督徒拒不服从这个制度,这激怒了明治政府。
 
1865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五条誓文”,其中一条规定基督教是切支丹邪宗门(基督教是邪教),如有可疑者,要报告官府并予以奖赏,甚至对基督徒展开逼迫。后来由于西洋使节的抗议以及列强的施压,1873年,政府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1889年,日本颁布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研究明治时代的日本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个文件真正承认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合法性,而且放弃了自德川家康或丰臣秀吉开始的三百年禁教政策。
 
自后,基督教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赵德宇称之为“小阳春”,当时教会人数增长,教育和慈善事业蓬勃开展,宗派林立。传教士的慈善、教育给日本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很多年轻人被吸引而加入了教会中。当时,明治政府也主张全盘西化,效法西方先进文明,所以自然没有排斥基督教传教士。
 
日本社会的全盘西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发展,但是赵德宇在文章中说基督教在日本是“生不逢时”,一方面明治政府主张全盘向西方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发展;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在极力地向日本臣民灌输天皇制“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给基督教教义和天皇制之间的剧烈冲突埋下了隐患。
 
1890年10月30日,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其精神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忠君爱国”,即天皇的绝对权威和臣民对此无条件的顺服,每一个臣民都有义务服从和遵守。而且最要命的是《敕令》独立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宗教自由的条款,但是该条款对于敕令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个文件颁布后,政府要求每一所学校都要奉行手捧其文件副本诵读的仪式。而且在仪式中要向天皇像礼拜,三呼陛下万岁,文件由每所学学校的校长手捧并诵读敕语,并作强化”忠君爱国“信念的训话。这无疑给信仰自由带来威胁,内村鉴三和很多基督教徒并不愿意如此做。
 
刚才说到,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臣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一是《敕语》不受《宪法》的约束;二是在《宪法》中明确了在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情况下才有信仰自由。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说这个宪法最根本的前提是大日本帝国有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所谓的“自由”是在认可这些的前提下才有效,而且国家祭祀被排除在宗教自由以外而必须遵守。因此,《宪法》的颁布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基督教在日本的权益。
 
《敕语》颁布的那一年,内村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任教师。之前说过,这所学校在日本是屈指可数的考入帝国大学人数最多的学校。帝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多数毕业于第一高等中学校。内村在这所学校任教师时,就因他信仰基督教而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排斥。
 
1891年,学校按明治政府的要求举行“教育敕语奉读仪式”,全体师生员工必须参加。并且在仪式中,全体师生员工必须向天皇亲笔签名的敕语行礼。但内村拒绝行礼,这一行为被媒体大肆批评,视为对天皇的大不敬,骂他是国贼。其实内村并非不爱国,也非不尊敬天皇。他认为,敕语的精神没有错,因为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但是礼拜敕语、向天皇像行礼、三呼陛下万岁是不合宜的。
 
所以内村说(原话):“对敕语身体力行胜过仪式上的敬礼,面向敕语不低头与对敕语阳奉阴违相比,究竟哪一个最大不敬呢?我圣明的天皇陛下,奖励的一定是胜过仪式上的敬礼,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尊敬,对此我无论如何都将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对天皇的尊敬和顺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而不是体现在仪式上面。
 
虽然内村极力为自己辩护,但在友人的劝说下认为向敕语礼拜与基督教的崇拜不是一回事后打算重新敬礼。但是“不敬事件”已经在社会中发酵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1891年2月,被迫辞去了第一高等中学校的教师职务。内村不礼拜敕语这件事我们看是小,但是放在当时看是大。之所以引起社会上这么大的反弹,主要是当时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特权,日本政府便主张全面西化成为和西方一样文明的国家,基督教正是在欧风盛行的环境下得以喘息和发展,然而政府对西方的过度顺从和迁就导致了国粹派和民族主义抬头,排外主义盛行。
 
国粹派担心,这样下去,日本会丧失自己的自尊和个性,国家将成为西方的附庸,丧失国家主权和独立。在国粹派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在日本的洋人开始感到厌恶,自发而无差别地攻击洋人,传教士也受到牵连。随着国粹运动的开展,佛教也开始复苏并与基督教竞争。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内村不敬事件就成为了日本反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
 
基督教因为和当时的日本社会格格不入,被认为基督教破坏民族团结和日本文化,暴露国耻,讥讽同胞,对国家不忠,甚至日本社会有声音出来说做了基督徒就不是日本人。以内村不敬事件为导火索引发的其它许多类似的“不敬”事件把基督教推向了邪教的深渊(赵德宇的文章中有提及,不止一起,内村事件是比较明显的)。
 
日本基督教会为了生存发展,出面对此作出了解释,但无论基督教会如何解释与“谢罪”都无济于事。很可惜的是,被边缘化的日本基督教会为了凸显在日本社会的价值和存在感,最终走向了护国宗教(国家主义、“义战”宗教)。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基督教会都公开表示支持,组织慰问伤员的慈善工作,在理论上为战争的合理性辩护。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与神道教和佛教的高层参加了一次宗教大会,论证日俄战争的正义性。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日本基督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丢弃了基督教的主旨和圣经真理的教导,为了撕掉“异类”的标签,自觉成为了天皇制国家的附庸。日本基督教想借助战争之机从社会反基督教的漩涡中挣脱出来,所以走向了国家主义化的道路,为战争服务。
 
内村是反战的,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甲午战争爆发,一开始内村鉴三天真地认为,这是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满清”的“正义之战”,是要帮助中国走出“黑暗”,实现“文明”。可是当他看到日军在战场上的暴行,并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割地赔款时,他终于醒悟了,日本发动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掠夺,是彻底的罪恶。于是他开始走上反战立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禽兽行为。他在反战文章中揭露了日本政客的虚伪,指出“不允许奸淫,但允许流血,怜悯孤儿,但却允许制造数万孤儿”。
 
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内村再次予以强烈的反对。可经过两次战争的日本人,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尝到了战争和侵略的好处,变得更加的不可一世。面对内村等人的正义呼声,日本民众觉得非常的刺耳而闭目塞听,因此他在那时成为了全民公敌,“国贼”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又一次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中辞职,当时他在万朝报社任职,与他一起辞职的还有幸德秋水等一批学者。虽然辞职,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反战理念。
 
在《和平到来》这篇文章中,他提出日本应该走“和平膨胀”道路。“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所以我猜测,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村终其一生只做一名自由传道人且主张“无教会主义”。但如果要证实这一点,需要从他的著作全集中寻找答案。即为何他选择一生作自由传道人,或许与当时的日本基督教走上了“护国宗教”的道路,为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合理性辩护,摒弃了圣经真理有关。
 
内村所著的《基督徒的慰藉》那本小书,短短六章的篇幅,通过目录便可以看出他一生坎坷起伏的经历。铃木俊郎在这本小书的“解说”中说,这本小书是内村33岁的时候写的。粗略计算一下,那时是1894年,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解除教师的职务,心爱的妻子去世,同年他开始撰写反战言论的文章,批判甲午战争。而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出版的——欧化主义盛行,民族主义抬头,甲午战争爆发,亲人去世等。
 
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的目录就可以知道,正如铃木所说这本书是作者把自己视为一个受苦的的基督徒的代表,用基督教的原则来安慰正在置身于不幸中的自己,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作者自己的精神传记。好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牧者自牧。该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失去亲人。第二张:被国民遗弃。第三章:被教会遗弃。第四章:生意失败。第五章:贫困。第六章:无法治愈的疾病。可以说,每一章内容对对应着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
 
以下为该书的部分日文原文:
 
本書分って六章となす、第一章 愛するものの失せし時、第二章 国人に捨てられし時、第三章、基督教会に捨てられし時、第四章、事業に失敗せし時、第五章、貧い迫りし時、第六章、不治の病に罹りし時。けだし一として不容易の困難にあらざるはなし。著者この四五年間においてことごとくこれらの情況を経過せり。しかしてその神を信じキリストを信ずるの心は金鉄が百錬の火を経たるがごとくますます、精良を加えしならん。本書実にこれらの逆境に処するにあたり著者心中の激戦を記するもの、しかして勝利は何時もイエス、キリストに帰せしこそ目出度けれ。
 
内村的“无教会论”
 
首先必须要加以澄清的是内村并非否认教会本身,认为教会的存在是没有用的,圣礼是不必要的东西。绝对不是。他只是想要强调作为教会作为天国子民的集合体不应该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延伸,更应该追求内心的深化,而只有内心的信仰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就好像马丁·路德一般,认为人称义不是凭着善工、圣礼,而是虔诚的内心信仰。
 
教会有监督、长老、神学家、律法、制度、教义,可以说这些东西构成了教会,但是使人得拯救不是通过制度和律法,而是超越这一切之上的生命和信仰。刚刚说的这一切只是信仰的产物,也就是说信仰导致了制度、律法的产生。但是制度、律法不能产生信仰。内村认为在现实中制度与信仰、属灵的生命与教会的律法、基督中信仰者之间的心灵交流与体制教会的宗教活动是相克的,正因为这种对立,“无教会主义”就应该被提倡。
 
我认为,内村只是担心信仰者有滑入形式化信仰的危险而忽略内心的信仰,但是他对于信仰和礼仪之对立的贯彻不是很彻底。当然,这种现实性的对立也会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实现统一。曾有人就要不要废止教会的圣礼(洗礼和圣餐)来征求内村的意见。内村认为圣礼可以培育信仰,但是绝不能产生信仰。使人得救的不是水的洗礼,而是圣灵的洗礼。如果一定要二选一,那一定是后者。
 
似乎内村认为圣礼对于人的信仰并不是必要的。然而,内村在他女儿病逝之前,陪她领了圣餐。几个小时后,他的女儿安然离世。内村又说,圣礼虽不能拯救人的灵魂,但圣礼是不可见之上帝恩典的可见的印记。信仰者通过领受圣餐,一种难以化为言语的爱、希望、信心在领受者之间实现流通和交流,它是信仰者摄取基督鲜活有灵的生命的记号和彰显。女儿临终时的陪餐让内村超越了信仰与仪式对立的立场,使他明白,信仰与仪式在某一具体的现实处境中可以实现统一,而不是始终保持对立的。
 
其次,内村提出“无教会”与他作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是分不开的。日本人的思维意识和西欧人、中国人都不同。如果研究日本文化,就会他们讲究简单、天然、自然、质朴。这在日本人的产品比如化妆品、食品、服装和工业产品中都能体现出来,日本人的化妆品以“无添加”作为卖点,没有色素、香精等;寿司也是食用原味的,不放太多调料;服装也不花里胡哨,比较简洁;汽车也未加入太多的高科技,而讲究实用。这让我想到“少就是多”的设计理念,还有中世纪奥卡姆·威廉的“剃刀原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日本人自古以来对自然之物就有一种亲近之感,想要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内村就认为,与自然质朴相比,人类社会充满了欺骗、虚伪以及各种人为的造作。内村正是用日本人的思维来理解教会。在他看来,西欧的教会与教派中所见到的礼仪、制度、法律、教义、传统都是人为的造作,而非自然的结果。因此认为上帝的教会应该简洁朴素。
 
罗马天主教与新教诸教派庞杂的教制、礼仪与信理只归结为一条教义,即独信耶稣基督与被钉十字架的祂。因此我们可以说内村把他的“两个J”,即把基督教信仰与爱国,也把基督信仰与日本人对美的理解描绘出他所说的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
 
也就是说内村看重信仰的内核,胜过信仰的外壳,看重内心的信仰胜过仪式的信仰。内村说(原文):
 
“我的无教会主义不是为了主义的主义,而是为了信仰的主义。人被拯救是由于作为其信仰而非其行为的信仰结果来提倡的···十字架是第一主义,无教会是第二主义或第三主义。我只所以有时候强烈的攻击教会,是因为存在着其信仰与福音真理不合的人士···我不是今日流行的无教会主义者,我没有攻击今天较弱的教会之勇气,在所余不多的生涯中,我大概会更加大声疾呼十字架的福音。”
 
内村的这段话其实是对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冢本虎二的回应。冢本虎二非常认同他老师的“无教会论”,但是在内村看来,虎二误对他的“无教会论”做了错误的解读。在虎二看来,老师的意思就是主张教会的信仰与无教会的信仰互不相容,即使不加入教会,也不影响获得基督的拯救,教会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信仰生活。
 
内村提醒虎二,不应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思考教会与无教会。冢本的主张好像是为了主义的主义,是攻击教会的主义,所标榜的是没有教会生活、崇拜和特立独行的无教会主义。但内村坚持自己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无教会主义,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当有形的教会是否是真正的基督的教会成为一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说自己是无教会的。
 
这与当时日本基督教的处境有关,前面已有介绍,当时日本的基督教会走向了国家主义,成为天皇制和国家附庸,成为“义战”宗教和护国宗教。因此我们不能说自己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因为存在于基督信仰中的教会因着十字架的真理与服从耶稣意愿而自发产生的教会和我们眼中看到的有形的教会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内村的“无教会主义”可能是对现实持批判态度,但他也不同意虎二的那种标榜无教会主义的主义,虽然他不认为虎二的那种脱离教会,信仰也不受理想观点约束,他自己却是以独立自由的传道人终其一生。他有点像敬虔派的亲岑道夫,自己在家里面进行查经聚会。他以二元论来理解福音和圣礼,但他没有将二者的对立贯穿到底,对于“无教会主义”是否符合圣经真理也没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们从内村的思想和人格上可以学习到宝贵的一课,即内心的深化才是最重要的。不经添加和修改,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纯粹的十字架信仰才与我们的救赎息息相关。仪式、制度和教义等一切人造之物都是为信仰服务的,如果没有内心的信仰,哪怕我们施行了全部的圣礼,理解了一切的教义,最终也与我们的得救无份无关。虽然内村在体制教会内是缺席的,而且他自己也说“我是对教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无教会主义者”。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把这句话联系到教会是否就是教会本质之所是这个问题上来看。或许他是在主张如果教会不再是基督的教会,那么我为了福音真理、宗教良心的缘故,即使不委身于有形教会,也照样可以在有形教会之外委身于无形教会,或者说在不属于有形教会的无家可归中活在无形教会的永恒归属之中。
 
把生命、生活、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一切都与教会生活划等号,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先出自己都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或者说,将基督教会的原则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教会就是在生活中彰显上帝的国度。即使有形教会的建筑物、礼仪和教义都归于无有,我们也可以说教会依然存在。
 
内村他说:“它(教会)的天棚是苍穹、它的天花板上镶嵌着星星、它的床是绿色的原野、它的榻榻米是各色争奇斗艳的花卉、它的乐器是松树的枝头、它的乐师是森林的小鸟、它的祭坛是山之巅峰、它的布道师是上帝自己,这即是我们无教会信徒的教会···”。这段话在我看来,就是说即使没有人为造作出的教会(指建筑物及其中的神职人员、体制和礼仪),我们依然可以在这天父世界中来赞美上帝,我们依然活在上帝面前,因为上帝并不是透过建筑物、礼仪和敬拜中的我们来看我们。
 
上帝看我们是完全赤裸的人活在他的面前,看的是我们的内在心灵。就好像一个人在教会崇拜中非常虔诚,但是心中所思念的都是世俗之物;而另外一个人因着某些事情而没能去教会,但是内心虔诚,在劳作的时候真诚地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洁净其内心。那这两种人谁得蒙上帝的喜悦呢?上帝看人的内心活动和动机,哪怕人为造作的教会不复存在,我们依然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信仰依然有效,我们的见证依然可以触动他人,上帝的眼睛只看最简单和质朴的东西。
 
正如日本人的思维,无人工合成的味道才是原味、无添加的护肤品才健康,无造作的工业产品才实用,无修饰的服装才优雅。所以内村的无教会思想是外在教会的不利形势和内在他对基督教会日本化的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或许对内村的“无教会论”颇有微词。当然,我也并不主张脱离有形教会,以自由传道人终其一生。这和内村的处境相关,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他的理论。或许这也不是内村的本意,他并非如同虎二那样标榜“无教会主义”的主义,他只是不想与一个公开支持战争的教会同流合污而已。礼仪、制度、律法和教义虽不能使人产生信仰,但却是辅佐信仰的工具箱中必不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点,保罗和加尔文虽强调福音,但对律法并没有加以反对。
 
有形教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登记在有形教会中却在无形教会中无份的人。内村为什么不向敕语敬礼?因为他说了:“对敕语身体力行胜过仪式上的敬礼,面向敕语不低头与对敕语阳奉阴违相比,究竟哪一个最大不敬呢”?内村解释说这种仪式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从表面上看是有敬礼仪式,但人的内心如何思想并不被外人所知。所以一个人是否真正爱国并不是看他在仪式上表现得多积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表现出对国家和天皇的尽忠,以及是否履行敕语的精神。
 
这告诉我们信仰不仅是体现在教会崇拜中,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应该活出信仰。或者说我们活着就是敬拜,不管是在家庭、单位还是其他地方,任何一个我们正在置身于其中的场所都是教会。有的人虽然在教会中表现得很积极,但出了教会以外就是另一种人,这是真正的信仰吗?圣经中也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徒7:48)。
 
内村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处处都是教会,我们活着就是在敬拜。这个思想其实我们在西方新教传统和两位日本思想家的思想中都能发现内村“无教会”观点的影子。我们不能非常严格地说内村的“无教会”观点是非常独特的。其实,他的观点就是向内深化。我在这里列举两位思想家:岛地默雷(1838-1911)和北川透谷(1868-1894)。这二位与内村都曾活跃于明治时代,虽不确定三人是否有过交集,但他们都不认为宗教应该屈服于国家主义。
 
岛地是日本净土宗的一位代表人物,是一位佛教思想家,他认为宗教只与心相关,曾说:“政教固异,不应混淆。政者人事也,只制形,而限邦域也。教乃神为,制心,而通万国也。是以政不辖其他,专致力于利己。教则不然,毫不顾己,只期望有益于他”。意思是说宗教关乎人的心灵,位于政治之上,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涉入受到禁止,精神的自由则被高举。
 
北川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也是试图从内心深处去发现宗教的独特性,他的代表作为《内部生命论》,通过对人内心的发掘,达到超越人间一切伦理政治的具有普遍性的宗教真理的程度。末木对这二人都有提及,从岛地开始,近代化的宗教观专向了确立以“个人”为目的的课题。
 
如果我们回到西方新教传统中去,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进入17世纪以来,标志着以斯彭内尔(施本尔)为中心人物的以强调“个人”首要关切的神学思考开始出现。与内村一样,斯彭内尔根据路德的“信徒皆祭司”的信仰原则,召聚了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在家里阅读《圣经》、祷告、讨论信仰与教义。
 
斯彭内尔在那时用小聚会来取代大聚会正式崇拜的方式被视为创新之举,但是这种小教会的形式遭受到了当时路德宗的国家教会的反对,认为这种小聚会削弱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距离,是危险的,因为这为平信徒解释圣经敞开了大门,没有专业指导就私自解经的做法很危险。但斯彭内尔认为这种小聚会的形式有助于提升灵性和圣洁,这也是他创立敬虔聚会的首要原因。
 
1675年他在《敬虔愿望》一书中谴责了神职人员对理性的依赖,指责了他们虽然学识渊博,但在敬虔生活上没有为平信徒留下很好的榜样。他也谴责平信徒酗酒、不道德和追求私利的行文。所以他认为小聚会非常必要,因为它可以使每一个人在小团契中提升自己,有更多机会将信仰经历和内心所想说出来,还能相互监督。斯彭内尔发起小教会的目的不是放弃路德宗和大教会的崇拜,而是希望在路德宗教会内部有创新,在大教会中建立小教会的重点是为了提升敬虔。
 
所以他在《敬虔愿望》中说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不会质问我们有多少学问,以及我们是否向世界展现过我们的知识;我们受人垂青的程度如何···相反,神会问我们,如何用纯洁和虔诚的心淳淳教导,以及如何调教我们的听众,在世界的冷嘲热讽下,配作效法我们的主舍己、背十字架的榜样……”。总之,斯彭内尔和内村相似,也强调内在的生命比外在体面的宗教仪式更为重要。与活泼的宗教情感相比,学术知识、听道与洗礼都不足以表达里面披戴基督之人在外面生活上作为他的见证。
 
施莱尔马赫同样是一位强调宗教心灵和情感的神学家。施氏以他的思想核心——基督徒的上帝意识去理解崇拜,即狭义的崇拜和广义的崇拜。狭义的崇拜基督徒在特定团体中所表现出的因得救而导致的喜悦。而广义的崇拜是指人们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表现出蒙福状态。如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商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要表现出他所主张的信仰核心,即绝对地依赖上帝。
 
因为基督徒与一般人类的不同在于有上帝意识内嵌于感官意识之中,基督徒意识到一种超越精神对肉体的统治是源自于上帝意识。因此基督徒应该时时以可见的方式表现出上帝意识在人感官意识中的占有和统治,这就是崇拜。从广义上来说,施氏认为每个人在具体经验中时时经历着并表现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感或传播着宗教感,就是崇拜。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则区别了“宗教”与“宗教性”。他肯定“宗教性”,而不是“宗教”。“宗教性”是一种生存品质,在世关系和感情所向;而“宗教”是一些教堂、寺庙式的建制和教义;“宗教性”是活生生的宗教生命,“宗教”是死气沉沉的宗教机构。若“宗教性”被“宗教”支配和垄断,时代的宗教生命就会枯竭。
 
只有宗教把自己从其实质性和对超验内容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恢复或发展为生命的一种内在形式,把这种生命本身当做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它才会不断创造出客观的宗教文化来实现自己的生命而非受缚于教义和机构。他与施氏都把情感或宗教生命视作人类本性中先天固有的要素,教义和传统即便可以遭到质疑,甚至衰落,但情感却不可被挑战,也可以在人的灵魂中永远保存它永不消失的活力。宗教是我们天赋的一部分,宗教天性在本质上和情欲天性是一样的。宗教的生命不会随着外在的东西或一种客观实体的消亡而消亡。
 
使徒保罗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着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广义的侍奉,即基督徒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上帝(研读本)。“活祭”不再是《旧约》中的动物祭牲,而是有基督同在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既然献给上帝,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3是日本的思想家,3-6是德国的思想家,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即基督徒生活。哪怕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事物消失于无形,我这个人也永远活在上帝面前,我在上帝眼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是由政治、制度、仪式等来决定,而是由我这个人心里怎么想(心里的动机)以及怎么行来决定的。这也是耶稣所强调的动机伦理。“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6:45);“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
 
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只有上帝的道不会改变。基督徒应当抓住上帝的道,在瞬息万变、局势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对神的忠心和敬畏,在有形中抓住无形,在无形中明辨有形。你在哪里,教会就在那里;你做的是什么,侍奉的就是什么。
 
信仰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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