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夫卡的《地洞》，有一种被“捏着生命的痛处”的感觉。这篇小说写了“我”——一个小动物（或是鼹鼠）为了安全而建造地洞的故事。鼹鼠建造的地洞，有掩人耳目的洞口，四通八达的通道，有储存食物的平台，配备了最好的安全措施，算得上最坚固牢靠的堡垒了。但身居其中的鼹鼠仍然充满了不安、焦虑和恐惧，仍然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地洞内外敌人的威胁。这个“我”不就是在现代城市里生活的“我”吗？平日里，“我”穿梭在城区，通过各种安检，回到小区，跟保安打招呼后，刷卡或刷脸进入小区，刷卡或刷脸进入楼栋，打开安全防护门进入家里，但跟鼹鼠一样，在这个最安全的堡垒里，“我”在主观上仍然不能免于恐惧，“我”在客观上也不能免于危险，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体验？如何走出这样的安全困境？也许在当下，通过疫情下的城市伦理的思考，可以找到回答问题的线索。
一、城里人的困境
1、城里人的焦虑
城里人是焦虑的。有一个《焦虑比死神厉害》的故事。一天早晨,死神向一座城市走去,一个人问道: “你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带走 100 个人。”死神回答。这个人听后赶快跑去给城里人报警。到了晚上, 他碰到了死神，问道: “你只说带走 100 个人，为什么有 1000 个人死了? ”死神回答：“我只带走了 100 个人，焦虑带走了其他的人。” 问题是，这个比死神厉害的焦虑源于何处呢？
第一，城里人失去了乡民所根植的人伦关系之网。城市里的生活犹如浮萍，漂浮不定，有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失重感。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转述过歌德的描述：“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安谧”的基础是那张牢固的人伦之网，置身其中，是稳定而安静的，但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牢固而紧密的关系松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工具性的、碎片化的、可撤销的外在关系：一种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性交易关系；一种互联网条件下的多点对多点的即时交往关系；一种公共生活领域里的擦肩而过的偶遇性关系，如此等等。这些有些冰冷的外在关系，使个体获得了自由，同时也其失去了稳定和温暖，这也许就是享受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代价吧。难怪有人形象地比喻：城里人是居于世界中心，却又躲着这个世界的人。
第二，乡民置身于牢固而紧密的关系之中，有公认的权威，共享的价值，共守的公序良俗，共同的风土人情，沿袭的生活习惯，这些都令身处其中之人的为人处世有着相当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也培植了人们对所处环境的基本信任。一旦进到城里，由基本信任建立起来的个体内心的安全防护网就仿佛失效了，因为现代都市里的生活和关系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变化的，风险大，收益也大，变化多，机会也就多，在这里，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不重要了，对环境的基本信任也随之消失，恰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弥漫式的焦虑感自然随之而来。
第三，基本信任是“希望”的核心，也是“存在的勇气的源泉”。人的一生总有一些过不去的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天有不测风云，但只要基本信任仍在，我们就有信心，就有希望和勇气，就能战胜恐惧和抵御风险。相反，基本信任一旦缺失，人们在面对现实的危险时，无来由的焦虑就会升腾为对事件的恐惧——譬如新冠疫情，这种恐惧感导致我们或者相信一切皆是命定，从而听天由命，或者产生应急性的鲁莽行动，破罐子破摔。结果都一样，恐惧使人丧失理性。
2、城里的风险
如果说，我们在有严密安全措施的堡垒里，也难免不安和焦虑，那么，这个牢固的堡垒是否可以在客观上保障人们所珍视的价值不受侵害呢？答案也不乐观。因为城里的风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风险，而是风险社会里的“风险”，这样的风险有三个特点：
第一，风险是内生的。鼹鼠打地洞的过程就是制造新的风险的过程。同理，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抵御风险，但城市化的进程却带来了新的风险，现代大都市更是成了风险的发源地和聚集地。事实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源头不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享受由此带来的生活福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着巨大风险，譬如环境污染、瘟疫流行、核辐射等等，无不如此，城市作为科技创新的中心，自然是首当其冲。网上有“大疫止于乡野”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强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里是说不通的，但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城市风险的内生性。
第二，风险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现代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险，直接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利益。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社会学家贝克形象地说道:“饥饿是分等级的”，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核污染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成份并不会在总裁的自来水龙头前止步。”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前总统尼沙尼因感染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于5月28日在德国一家医院去世，享年55岁。这是现代风险之平等性的又一例证。
第三，风险是全球性的。现代风险没有边界，无孔不入，可以穿透任何界限，家里的安全门挡不住，都市的城墙挡不住，即便是森严的国家边界线也挡不住，况且，城市本身就是全世界的人流、物流中心，是全世界人、事、物的集结地和中转站，又如何能把瘟疫挡在城门之外？
总之，城里人犹如地洞里的“我”，一直在 “安全”之中寻找“更安全”，但结果是徒劳的。我们以为，城里人要走出鼹鼠的困境，不但需要健全安全设施，所谓韧性城市建设，更需要“我们”团结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来应对内外的各种威胁，这就需要提升城市伦理，换言之，只有韧性城市建设和软性城市伦理相得益彰，才可能走出城市的安全困境。
二、疫情下的城市伦理
安全设施+安全伦理是走出城市安全困境的两条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安全伦理是一种消极的伦理观，它不追求最好，不是奔着 “最好的城市，最好的生活”去的，而是要避免最坏，是奔着“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之安居乐业去的。
1、合作共生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想着死后去哪里呢？天堂还是地狱？这位老兄是个有主见的人，他决定亲自去考察一番。他到了天堂，也到了地狱，发现两个地方的生活条件是一样的，都是一大碗面条，数双很长很长的筷子。但天堂的人健康快乐，因为他们用很长很长的筷子夹了面条彼此喂着吃，而地狱里饿殍遍地，因为他们争着把面条夹进自己的嘴里而不得。这个故事讲了一个透彻的道理，合作共生是天堂，竞争互害是地狱。
合作共生是风险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
第一，人是脆弱的。人是二重性的存在，既是理性的，也是自然的，既是强者，也是弱者，脆弱性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特性。人有生老病死，有天灾人祸，这些都是人的脆弱性的表现，新冠疫情更是一面照出人的脆弱性的镜子。
第二，依赖是必须的。人有生老病死，需要他人照顾和护理，有天灾人祸，需要团结应对。可见，生命的脆弱性必然带来人与人的“依赖性”。无论是初生婴儿，还是原始社会，依赖关系都是个体成长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第三，相互依赖是共生。相互依赖地生活才得共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弗洛姆说得好：“侵犯任何人的生命力,自己必然要遭到报应。我们自己的成长、幸福、力量,就是以对这些生命力的尊重为基础，一个人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力、而同时又使自己的生命力完整无缺。”
2、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
第一，兼相爱。兼相爱就是爱所有人。风险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裸露在风险中的，把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纽带不会植根于特定的人伦关系，而是植根于人性的土壤，植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情感，这是“恻隐之心”，是“移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这种人性的能力可以打破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界限，使兼爱成为可能。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有个关于“墙”的经典意象，“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对你有一点真心。’”李欧梵先生认为范柳原的话极具反讽意味：文明的尽头才是爱情的开始。但在我看来，冷而粗糙的墙，地老天荒地保护着城市，而那一点的真心，那一点的爱，是另一堵“墙”，地老天荒地保护着城市的文脉。所以，有墙在，有爱在，就有希望在。这点“真心”恐怕就是“兼相爱”的人性依据吧。
第二，交相利。“交相利”是“兼相爱”的落脚处，所谓“爱利万民”。这个“利”当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天下公利。风险社会里，人类社会是个命运共同体，生命安全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著名演讲“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乔杜尼这样说道:“人不是一个孤岛和独立存在，人们都是一个陆地的碎片，一个大陆的部分，如果海水冲走了一个土块，冲走一个海呷，冲走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因此而变小了，任何人的死都损害了我，因为我与整个人类相关。不需要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我们之所以提出“交相利”，就在于，为他人敲响丧钟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敲响丧钟。
第三，“兼”或“交”。“兼”或“交”意指“兼相爱，交相利”的对等利他主义性质。墨子说：“己先爱人,然后得报”。为人处世的第一步，就是表达善意，这是利他主义的；其次是要求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对等主义的；最后，给以怨报德的行为者一定的反悔机会，相信人能改过自新，这是德性论的要求。
三、“动态”的伦理智慧
动态清零，是当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方针，“动态”的实质在于“度”，这个“度”就是要在所追求的诸种价值中，在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中，把握到一种合宜状态，动态的智慧是把握这个“度”的能力。
1、安全和其他基本价值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一，“动态”是诸种价值的平衡和排序。好生活包含有诸种美好事物，如生命、爱情、自由，等等。生活的困境在于诸种价值不可得兼，这就需要取舍，需要进行价值排序。裴多菲的排序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实如何排序是个人生活的自主设计和追求，无需强求一致。好社会也包含有诸种美好事物，如安全、自由、秩序、效益、公平、正义，等等。社会的困境在于诸种价值不可得兼，这就需要取舍，需要进行价值排序。与个人排序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不同，社会的价值排序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并具有普遍性，否则社会就没有凝聚力和方向性。价值排序是否合理，要依据社会选择的当下处境和历史条件，这是“动态”的意思。
第二，“动态”的关键是安全的价值定位。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最关键的是动态地确立“安全”在价值排序中的地位。当疫情贴上了安全化标签，就意味着新冠疫情已经现实的影响到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了，换言之，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和威胁是真实存在或即将发生，而不是潜在或想象的；新冠疫情影响危及到所有人的，或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和部分居民的利益；新冠疫情威胁到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仅是财产或其他利益。这种情况下，安全居于价值排序的的基础和优先地位，可以采取特殊的疫情防控措施，其特殊性在于可以为了“安全”的价值，允许减损其他社会价值，譬如限制行为自由。
第三，“动态”的智慧还表现为，一旦“安全化”的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换言之，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可撕掉“安全化”的标签，将安全与其他社会价值并列，通过对诸种价值的统合、平衡的考虑，灵活地进行安全决策和实施安全措施。可见，及时地复工复产复市，不过是价值权衡的理性决策。
2、“动态”表现为疫情防控中的经与权
5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地方对病例居住或者活动过的地方进行了终末消毒，但是有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加码到了“一人阳性整楼入户消杀”，这样做是否是合理的？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表示，入户的终末消毒是实现病家无害化，阻止病毒经过家庭传播的有效措施之一。他提示，入户消毒操作时，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家庭成员需要在消毒结束以后才能进去，消毒队员也需要做好个人防护。消毒的时候，要选择安全有效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要针对不同的物品、材质，来采取不同的消毒方法，要保护好贵重物品，并尽量减少对所有消毒对象的损害。
张流波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伦理学上的相称原则和法学上的比例原则的运用。根据通常的理解，其要点如下：
第一，妥当性。入户的终末消毒是实现病家无害化，阻止病毒经过家庭传播的有效措施之一。这意味着采取这样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够达到疫情防控的目的，因此是妥当的。
第二，必要性。入户的终末消毒只是能够达到疫情防控目的的诸种措施中的一种，当有多种可以实现疫情防控目的的措施时，有必要选择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最小的那一种。“一人阳性整楼入户消杀”的措施是否属于此种情况，需要给出证明，但张流波语焉不详。
第三，相称性。张流波提示，入户消毒操作时，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家庭成员需要在消毒结束以后才能进去，消毒队员也需要做好个人防护。消毒的时候，要选择安全有效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要针对不同的物品、材质，来采取不同的消毒方法，要保护好贵重物品，并尽量减少对所有消毒对象的损害。如此种种，张流波的提示是出于对采取的措施与其追求的结果之间是否相称的考量。
第四，“动态”之“经”。疫情防控中的“经”就是道德底线。换言之，无论何种防控措施，我们都不可能采取本身是“恶”的行动来实现“善”的目的。有些行动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变其“恶”的本性，是决不可采用的。如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报复坏人而实施强奸，这种“恶”的行为就是绝不允许的。疫情防控中的道德底线是什么呢？在“安全化”的标签下，很多权利都是可克减的，但起码有一些核心的基本人权是不可克减的，譬如生命权、平等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动态”之中有不可动的道德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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