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本书里，我检视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转型和危机的各个方面。像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奥斯曼帝国通过尝试各种改革方案来回应挑战和危机。在检视奥斯曼历史的这一篇章时，我们看到新旧秩序在话语上的竞争，集体行动者和个体行动者的崛起和没落，以及不同个体和集团之间变换的联盟和同盟。新的制度型构出现又消失，宪法性文本在编成后又被废除。奥斯曼帝国在革命年代的转型并非线性的变迁——从旧秩序向新秩序、从分权国家向集权国家、从东方制度向西方制度、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相反，当中存在交错的道路以及死胡同，提供了可供追循、重释或遗忘的丰富可能性。
在第一章，我集中讨论了奥斯曼秩序在18世纪的主要特征，解释了一些奥斯曼精英是如何提出新秩序这样一个军事、财政和社会改革计划，挑战奥斯曼社会某些部分的既有权利、社会经济利益和惯例的。作为一个深刻融入城市社会的庞大社会–军事集团，近卫军对新秩序表达了反对。对此，不同的新秩序拥护者也给出了回应。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以两个结构性的趋势为切面，考察了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奥斯曼转型。第二章细查了奥斯曼外省实权派是如何巩固自身的。我分析了这些豪强是如何在一个非常不稳定且竞争激烈的帝国领域，在财富、地位甚或生命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作为行政和军事领域的企业家展开行动的。我探讨了一些显要为何且如何加入新秩序联盟，而另外一些站到了对立面。第三章，我分析了外省社群，讨论了各种集体参与过程如何自然发展，并逐渐被整合进改革规划中。
我认为，18世纪的现实可以被理解成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我称之为“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是一种改革规划，它旨在使帝国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在其中，中央国家保持对暴力的垄断，通过代理人确立军事纪律、社会秩序并全面管辖外省单元资源。显要的秩序是一种体制，在其中，外省显要凭借本地的联系以及与中央的交易来确立其在各自区域的权力基础，以契约关系和谈判关系同国家接洽。社群的秩序是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在其中，社群通过集体选出的（或宣称的）领袖管理公共财政。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这三种秩序为奥斯曼帝国向现代性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帝国尝试了不同的型构和组合：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横向的、自下而上的。
18世纪，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战争和财政改革影响了政治议题。国家为了更强大、更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展开竞赛，争相采用新的军事技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着手财政改革，以从民众（或殖民地）中榨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财政和军事改革经常会引发新的计划，以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管控、重整和规训。各种群体，包括城市大众、外省精英、宗教圈子、商人和行会，对军事–财政–社会改革计划做出回应。新的联盟和同盟出现。有时，这些联盟和同盟会联手改革者及其他群体，后者发现同改革者一起行动是有利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些联盟和同盟会将自身归入反改革阵营。
政权压制或笼络反对派的方式形形色色。在应对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方面，英国可能是最成功的，它借助了议会的税收政治和新的内贷手段。但英国的方式在美洲遭遇了失败。突然爆发的美国革命，属于英国君主制改革规划在帝国范围内引发的反抗。
在某些情况下，对改革的反对，以及中央治理不善，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崩溃。伊朗便是这样，随着部族对国家集权反抗的加剧以及阿富汗的入侵，萨法维王朝的统治（以及纳迪尔沙的短暂统治）在18世纪初崩溃。1789年的法国则是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政权崩溃的戏剧性例子。在这个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波兰，君主和贵族在改革性质上的冲突无法得到解决，导致该国被瓜分，作为一个政治体在欧洲版图上消失。在俄国，彼得大帝在早期加强了自身，成功地笼络俄国贵族，将其整合进中央建制中，使得俄国的皇帝们可以继续统治，无需面对大动荡，如果我们不把1770年代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算在内的话。
我们必须在这一总体的全球框架中，检视奥斯曼的新秩序及其崩溃。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失利促使中央建制推动包括财政和社会成分在内的改革。各种群体簇拥在近卫军周围反对改革计划。作为回应，改革派与其他人（主要是外省的实权派）进行谈判。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奥斯曼帝国在1806年至1808年间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宪制危机。新秩序在一次近卫军叛乱后崩溃，但又被联手的改革派和外省实权派以一种改良的形式恢复。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新秩序和外省显要之间的交易，转变为一个基于资源分享、共同责任、安全和信任的新型伙伴关系。但在遭遇另一次受民众支持的近卫军叛乱之后，新秩序再次崩溃。
如果将我们的故事延伸到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这一危机，帝国既未分崩离析，也未经历政权的全面变更。近卫军运动无力维持一个更大的联盟（或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其首倡的替代性改革提供一个可行方案。马哈茂德二世出于战略上的原因支持近卫军成员。新的市场管理导致行会和商人与近卫军渐行渐远。乌理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改革当中。像外省社群一样，伊斯坦布尔那些无法获得近卫军薪俸的平民也疏远了近卫军的主张。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哈茂德二世花了18年完成了新秩序旨在实现的目标。1826年，近卫军团被废除，在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参与下，数千名近卫军成员被马哈茂德二世的民兵残杀。
与外省显要的伙伴关系曾在《同盟誓约》中达到顶点，但借这一关系来创立一个显要秩序的方案最终也失去了可能，从1809年开始，马哈茂德二世采取措施，铲除、镇压或安抚强大的外省王朝。有时苏丹会利用来自帝国建制的总督，如许斯雷夫帕夏，高加索奴隶出身的他和地方没有联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外省显要乐于放弃他们对本地的主张，加入不断扩张的官僚建制。例如巴巴帕夏，他在多瑙河畔的保加利亚当了一段时间的阿扬后，接受马哈茂德二世的提议，成为一名维齐尔，在整个帝国游走，招抚外省王朝。
有一次马哈茂德二世给帝国国务会议写信：“因为这些人［指外省豪强］很久没有在他们的省里看到一名总督，所以他们不能忍受维齐尔的统治。”事实上马哈茂德二世的这一深谋远虑的政策一即赋予维齐尔以非凡的权力和资源，借助他们去招抚豪强一有成功也有失败。奥斯曼诸省那些从前占据着重要职位且与雄厚的军事力量缔约的家族，在1808年之后面临不同的选项。那些被说服放弃他们的合同、地位和军事力量的家族，作为社群的天然领袖，在城市政治中变得活跃。其他一些则被纳入日益庞大的官僚制国家。一些家族，像恰潘家族，则两者兼选。这个无所不能的家族，其成员曾在18世纪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一半，这时失去了他们的领土。但在19世纪，该家族能够维持两个分支，一个在约兹加特，一个在伊斯坦布尔。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约兹加特的这支在当地政治中很活跃，与此同时，市政委员会成为奥斯曼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坦布尔的这支则成为一个官僚王朝，数代为奥斯曼官僚机构提供行政官和外交官。
但也有一些实权派强烈抵制招抚。1810年代至1850年代之间，我们在各省看到了外省豪强对中央政府的反抗。对军事和行政集权的抵制（在奥斯曼中央的视角来看则是叛乱）有三个有名的例子，他们来自帝国不同部分，即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波斯尼亚的侯赛因·格拉达什切维奇（1826年与拒绝废除军团的波斯尼亚近卫军结盟），以及库尔德斯坦的贝迪尔汗贝伊。这些豪强一边发展各种抵制集权的形式，一边领导实行区域自治的计划一这指的是他们自18世纪末以来所做的交易。当中的一些人物后来会被描绘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复兴英雄。然而这一时期，奥斯曼、区域或民族的英雄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始终不明晰。即便被处死的外省豪强的后代，也能够在奥斯曼的城市政治和官僚机构中找到位置。因此，比如说，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卒于1822年）的孙子伊斯梅尔·拉赫米，其职业不是伊庇鲁斯的外省王朝成员，而是奥斯曼不同行省的总督，包括克里特。
18世纪末进入革命年代后，革命和改革似乎无止无尽。始于1839年坦齐马特敕令的改革规划，做到了之前《同盟誓约》未能做到的事，即废除了苏丹无需审判便可没收和处决的做法。然而，坦齐马特敕令关于废除包税制以及将征税外包给当地企业家的承诺并未兑现。整个19世纪，自上而下地授予和保证权利的苏丹敕令和法典陆续被颁布。从1858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以种种方式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区域。在某些区域，如安纳托利亚中部，小农户以牺牲大家族为代价巩固了地位。在其他区域，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南部、库尔德斯坦和叙利亚，外省豪强吞并了大量土地，将其转变为私人地产，成为有官方头衔的地主。在保加利亚、马其顿和波斯尼亚，基督徒农民（和基督徒显要）同穆斯林实权派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因为双方都依据其不同的资格声称有权获得土地。
商业农业和国际贸易在整个19世纪得到发展，尤其是1838年英国和奥斯曼签订的贸易条约，为拥有土地和财务手段的强人们提供了机遇。在各个区域，尤其是马其顿、安纳托利亚西部和黎巴嫩，商业耕作在19世纪以不同程度继续扩张。在从显要秩序向市场秩序的过渡中，一些旧的外省显要（但不是所有）和许多新的外省显要成为农业资本家，根据其不同的职位参与全球商业网络。由外国商人及其当地合伙人构成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复苏，可能是19世纪中叶棉花热潮的真正动力。
这一代最成功的豪强当然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他并未签署《同盟誓约》，且在奥斯曼苏丹承认其王朝在埃及的合法永久权力之后，将其家族统治予以制度化。按照《同盟誓约》的规定，他的家族只从中央政府获得安全和保证。穆罕默德·阿里不只在帝国内建立了一个国家，有着成熟的官僚机构和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也创立了一个精密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一个棉花生产的垄断体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出口商之一。他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的奠定者。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他的后代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精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在近卫军、外省显要、县社群和宗教权威之外，一个新的行动者出现在政治光谱中：想象的种族-宗教共同体，或说民族。19世纪既是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年代，也是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年代。如我们所知，19世纪初，更多的民众获得了对一个大群体的归属感，这个群体“将自身构想为一个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命运的政治行动者”。这些想象的集体身体发展出新的代表机制，成为帝国内部或者反对帝国的关键行动者，挑战帝国精英和外省精英在政治和统治中的垄断。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共同体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合并和声索权力，这源于大卫·阿米蒂奇所说的民族主权概念的感染效应。
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详述种族-宗教共同体和基于种族-宗教认同的集体行动主义。这一主义在19世纪演化为民族主义的诸形式，或者我所说的“民族的秩序”。19世纪初，在贝尔格莱德、伯罗奔尼撒和阿拉伯半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塞尔维亚、希腊、瓦哈比教派诸运动，最终转变为大量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计划。帕兹万特家族与贝尔格莱德的近卫军联手对抗塞尔维亚的显要，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参与镇压希腊的独立斗争，马哈茂德二世平定瓦哈比叛乱，它们都表明奥斯曼显要的政治活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是互相关联的现象。
彼得·布朗写道：“我们倾向于将其形容为整个文明的‘衰微与没落’，但这从来不是世界的终结。它可能只不过是‘强化’模式区域转移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终结。从1820年代希腊独立战争开始，前“奥斯曼诸民族”成为全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政权除掉了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以确立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更为牢固的控制，但这并不能阻止希腊的民族运动用一个成熟的民族独立计划来取代阿里的政权。当一个民族正在取代奥斯曼显要在希腊的秩序时，穆罕默德·阿里将其在埃及的秩序转型为一个在奥斯曼帝国内的民族构建规划。1830年至1831年间，由于不满奥斯曼对他帮助镇压希腊叛乱的回报，穆罕默德·阿里的新埃及占领了奥斯曼叙利亚和半个安纳托利亚。这些事件不只表明彻底变革的可能性范围，还表明显要秩序与社群（现在是民族）秩序在19世纪的奥斯曼世界是如何交织的。到1850年代，奥斯曼政权开始认可基督徒社群和犹太人社群为帝国的民族，它们构成本地政治中的结构性主体（structuralbody）□从1870年代起，随着君主立宪制和议会经验的兴衰，民族身份在帝国层面上得到巩固。随着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犹太人和各种基督徒族群的公民开始想象超越本地、在帝国范围内延展的社群。奥斯曼帝国与列强签订的国际协议促使中央国家给予基督徒社群/民族以集体权利，使他们可以在帝制奥斯曼国家的多民族之伞下得到外国保护。从19世纪末开始，穆斯林民族、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乃至土耳其人，都开始发展他们的民族认同、语言和历史。
在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兴盛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群秩序和显要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化背景和领导储备。18世纪的选举程序变得正式且更为精密。县级会议和各种形式的集体参与兴盛于18世纪，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而到了19世纪，则转变为市政治理的新形式。政治化的外省社群被种族-宗教动机分化，使得本地会议转型为外省政治的中心（loci）。在这些竞技场中崛起的一些穆斯林和基督徒显要，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成为他们的民族国家的国父。
与此同时，奥斯曼国家采取了一种冒进路径来构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新军队，通过大规模征兵吸收了大量穆斯林公民。在新秩序永久恢复之后，受过规训的部队试图规训整个社会。奥斯曼国家在采取措施规范城市生活和财产关系、减少贫穷、促进教育的同时，还不断努力将行政和法律改革法典化。奥斯曼土地的人口迁出或迁入，以及帝国间的贸易、教育、技术和宗教网络的扩散，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高度流动、开放的地方。它于1882年失去埃及，1878年开始失去巴尔干，而这时又出现了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将发生什么的各种议题和看法。对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专制统治的反对，推动了帝国范围内群众政治的加强，其中不止有奥斯曼国家精英参与，还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这催生了1908年的立宪革命。对于奥斯曼而言，诸民族身体与帝国之间的联姻不复存在。在巴尔干战争之后，发生在新奥斯曼国家的暴行，以及在马其顿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出现的种族-宗教社群之间的暴力，证明了奥斯曼帝国永远失去了将诸民族和民族主义涵括在帝国身体之内的能力。
帝国在一战后解体。后奥斯曼的民族国家，无论是独立的还是被托管的，都有其民族独立的史诗，在其中的不同行动者，一些是老的，一些是新的，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帝国的崩溃。跨区域的商人失去了更大的帝国市场。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显要是阿尔巴尼亚独立的缔造者之一，却抱怨失去了在帝国的贵族身份。许多民族在它们的建国神话和理念中提到奥斯曼的革命年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希腊显要家族曾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外省治理中的关键行动者，现成了现代希腊的开国元勋，而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不管愿不愿意，都进入了希腊独立主义的万神殿。后来，人们也宣称阿里帕夏拥护阿尔巴尼亚人对现代阿尔巴尼亚的主张，就和穆罕默德·阿里(也是阿尔巴尼亚人)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奠基者差不多。
1918年至1925年间，安纳托利亚的民族力量(kuvva-yimilliye)同盟催生了一个土耳其人的民族政权。区域性的代表会议，在安卡拉的国民会议（反对欧洲列强对安纳托利亚的瓜分）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权，事实上是穆斯林军事-官僚精英（很多来自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穆斯林外省实权派组成的同盟，与1808年联盟很相似。然而一些重要的角色，像恰潘家族，这时依然更倾向于待在联盟之外。之后他们被切尔克斯军阀埃塞姆铲除，后者接受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出价，用他的民兵镇压了这些难以驾驭的安纳托利亚显要，就像巴巴帕夏在1810年代做的那样。1920年代的国民会议有能力维持一个新的联盟，它颁布了一份文件一《民族誓言》（Mis我-1Mill!），将1808年《同盟誓约》的精英伙伴关系在一个民族和领土的框架内加以重构。
然而，这一联盟排除了亚美尼亚人一1915年国家发起的暴行的受害者，以及希腊人一因为雅典的政府与英法结盟。一开始，伊斯兰教被坚持当作一个支配性的框架，但奥斯曼新秩序的理念在一个共和制民族国家被土耳其民族主义取代。1925年后，共和政权废除了这一联盟，尝试建立一个稳固的集权共和国，可能有点像马哈茂德二世在1808年的做法。世俗主义和其他改革开始推行，以规训社会，为共和的土耳其创造新的意义。然而，无论社群的秩序还是显要的秩序都消失了。1930年代，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新编写的官方史贬低了外省显要在独立战争和新的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作用，有时还将他们诋毁为篡夺者（1820年代的萨尼扎德以及1960年代的土耳其左派做了类似的事）。作为回应，外省显要通过本地的家族史巧妙地为自己辩护，以对抗官方叙事。他们在这些家族史中为自身赋予了关键的角色：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伙伴。选举实践的加强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多党体系，为地方社群的集体政治行动，为土耳其政治中旧地方精英的复苏和新地方精英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这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本文选编自《帝国的伙伴: 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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