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叙利亚文明涵盖的地域范围更为广阔，界限较为模糊，域内以“肥沃的新月带”为中心，环之以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南坡，地中海东岸广阔土地和阿拉伯草原北部的大片疆域，终将欧洲文明与西亚、中亚、南亚乃至中华文明连接起来，成为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所，被誉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古叙利亚文明首创的字母文字和一神教信仰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正因这里是诸文明交流的“舞台”，在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众多民族在此地建立政权与统治，导致这一地区文明发展轨迹并未出现明确的叙利亚主体民族，更无确切的文明特征，而是犹如一张网上的节点，在汇入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将汇入此地形成的新文明成果传到其他地区。这种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节点文明”传播方式，使得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难将这一独特文明用一种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进行阐释，故而并未将“古叙利亚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古文明形态进行研究。
在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因素与外来影响构成了文明塑造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把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发展分为：文明肇始时期开启的城邦文明独立发展阶段；阿卡德人进入叙利亚至波斯帝国统治之前的时期，是本土文明独立发展与外来文明主导发展两种模式激烈竞争的阶段；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开启了外来文明主导发展的历史阶段；希腊化时代是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与叙利亚文明的冲突融合阶段；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是古叙利亚文明式微阶段。
一 从文明肇始到波斯帝国统治之前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趋势与阶段特征
在文明肇始阶段，叙利亚地区的历史呈现出从城邦到王国的自我发展趋势。在叙利亚早期城邦国家诞生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强调两河流域文明对叙利亚地区的影响，一是强调叙利亚城邦的本土起源。虽然大叙利亚地区的地理地貌有利于外来族群进入，但是考虑到人类文明在诞生早期文明点的影响范围有限，不应该过于强调某个区域的文明对域外区域影响的程度。叙利亚地区的文明肇始仍旧是以自我生成为主要驱动力的。一方面，叙利亚在史前时代的历史说明它本身具备了诞生文明的要素；另一方面，域外文明在叙利亚地区的主导性局面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在叙利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从文明肇始到阿卡德人进入叙利亚之前的历史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2300年)，叙利亚文明诞生并且独立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邦国家需要的资源超出城邦的范围，城邦与周围地区、城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种交往是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并存的状态。然而，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城邦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为是“列国争霸”的城邦时代，是从分散的文明点走向局部统一历史过程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城邦国家受到外部的影响比较弱，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区域内部。这一时期叙利亚历史发展最典型的特征是其文明具有强烈的自主性。
在叙利亚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公元前2300年萨尔贡入侵至公元前539年并入波斯帝国版图)出现了文明发展的转向：域外文明侵入。虽然域外文明很早就与叙利亚地区发生了联系，但是直到阿卡德王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叙利亚地区，域外文明的影响才从经济为主转向经济和政治双中心的影响模式。叙利亚城邦国家逐渐成为域外大国的附庸，改变了叙利亚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叙利亚城邦国家正在经历的从孤立城邦到“列国争霸”的城邦时代的自然历史进程，被强有力的域外文明打断了，从而影响了叙利亚文明的形塑：叙利亚地区与两河流域的联系被强化，阿摩利人和胡里特人成为叙利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叙利亚独立的城邦发展模式受到阻碍，两河流域相对先进的文明使其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比如政治统治方式、文字书写体系)。此前的城邦思维模式被打破，民众逐渐接受了文明融合的模式，为后来域外文明占主导的文明融合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历史凸显出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南部叙利亚历史的变化。南部叙利亚由于游牧民族阿摩利人的进入，一度使当地的城市发展出现了停滞。但是，随着阿摩利人融入当地，转向定居生活，南部叙利亚的城市再次崛起。阿摩利人不仅进入叙利亚地区，而且入主了两河流域，这加强了南部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联系。其次，域内政治结构的碎片化。除米坦尼王国外，叙利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地域统一的独立王国(当然米坦尼王国缔造者胡里特人也是外来族群，具有非叙利亚性)，政治实体大多呈现以城市或部落为单元的“小国寡民”特征。最后，文明独立发展与外来文明主导发展两种模式的竞争。虽然叙利亚地区也出现了在某个区域称霸的国家，但是它构建的是一种松散的联盟体。在面对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时，这种联盟体无法发挥有效的抵抗力。外来文明主导模式最终获得优势，开启了叙利亚地区的“国际主义”时代。
如果从国际局势来看，这一时期也是域外国家从王国走向帝国时代的重要阶段，而这些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是对外扩张。叙利亚地区的国家被纳入古代近东附属国体系之中。其中，赫梯人的影响尤为深远。赫梯人此前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北部，与叙利亚地区接触较少，这与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在叙利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梯人的到来，对叙利亚地区产生了诸多影响：第一，带来了印欧文化，促进了叙利亚文明与印欧文明的交流。第二，叙利亚面临三面强国的争夺：两河流域的大国、埃及新王国和赫梯帝国。小国林立且相对富足的叙利亚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公元前16—前13世纪的阿马尔那时代，叙利亚成为埃及与赫梯等域外势力争夺的主战场，叙利亚域内实力相对强劲的米坦尼王国最终也被域外强国所摧毁。第三，赫梯帝国对叙利亚北部影响较大。赫梯帝国崩溃之后，在叙利亚北部出现了新赫梯国家。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文明成为叙利亚地区接受新的文明(不同于此前熟悉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尝试阶段，这强化了叙利亚文明的包容特质。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是古叙利亚文明特质建构的阶段，其突出特征是自主性的城邦文明。然而，它也逐渐具有了文明融合的特质。古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和赫梯的文明因素被逐渐纳入古叙利亚文明建构的熔炉中。正如菲利普·K.希提(Philip K. Hitti)的概括，“大杂烩”是古叙利亚文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古叙利亚文明独立存续的黄金时间为公元前12—前6世纪。公元前1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出现了“晚期青铜时代危机”，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诸晚期青铜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周边的赫梯、埃及等帝国衰落后，叙利亚本土文明又迎来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是古叙利亚文明最具创造力的发展阶段，其对人类文明的三大创造性贡献——一神教信仰体系、字母文字的传播、对西地中海地区的探索均是在这一阶段产生与发展的。
二 波斯文明的入侵开启了叙利亚文明作为次等文明的时代
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进入巴比伦城，解放了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开启域外文明入侵叙利亚地区的新时代。
首先，波斯代表的印欧人与闪米特人在叙利亚地区竞争，并最终把这两种文明融合汇聚于此地。此前，虽然已经有印欧人种的赫梯人进入叙利亚北部，但赫梯只是把叙利亚城邦作为外围的附属国，带来的印欧文化影响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叙利亚地区长期存在的闪米特文化已形成深厚的根基，在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中，两河流域和埃及同质文明的影响程度更深。而在波斯帝国直接统治叙利亚时期，作为统治阶层文化的波斯文化在叙利亚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印欧文化与闪米特文化发生了全面的交往、竞争与融合。
其次，叙利亚文明逐渐适应次等文明的地位，并反过来对波斯帝国产生影响。波斯帝国统治叙利亚地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统治者尊重叙利亚地方文化，如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等，而源于叙利亚地区的阿拉米语也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
再次，叙利亚地区政治发展类型和外部经济联系网络的变化。叙利亚从此前的独立城邦国家和依附性的附属国转变为域外大国的行省地区。叙利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帝国中央的命运联系更为紧密。叙利亚此前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与两河流域的联系，二是与埃及和东地中海海岛的联系，三是与小亚沿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的联系。而此时由于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都成为帝国内部的经济共同体，物质和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此时，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经贸往来重心转向叙利亚南部和帝国内部其他地区。波斯帝国尤其重视帝国内部的整合，典型案例是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其影响深入帝国统治的各个区域。
最后，波斯帝国的统治强化了叙利亚地区的世界主义精神。波斯帝国统治者注重用世界主义眼光统治不同族群。波斯帝国统治模式最主要的基础是基于世界主义精神的施政措施，统治者重视波斯文明与被统治地区文明之间的关系。波斯帝国的统治强化了叙利亚地区早已存在的世界主义精神，使民众的心理认知从城邦思维向世界主义帝国思维飞跃。
在波斯帝国统治下，两种文明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总体上是相对和平的。原因如下：其一，世界主义精神是双方都拥有的文明内容，并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够超越狭隘的地域、族群利益去思考问题，能够彼此接纳对方的文明成果。其二，叙利亚居民已经逐渐习惯外部力量的介入。此前的叙利亚长期处于古代近东附属国体系之下，逐渐消弭了城邦国家民众的独立意识和抵抗心理。其三，波斯帝国统治者的统治态度和统治方式相对开放与宽容，并关注构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和谐关系。其四，叙利亚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开放性，居民多为外来族群，如犹太人、赫梯人、阿拉米人等，域内缺乏强大的主导性族群，无法建构统一的族群认同，这就使其失去了斗争的民众基础。其五，叙利亚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态度更多的是接纳，这种包容性随着被统治的历史延长而逐渐被强化。其六，波斯文明与叙利亚文明特殊的内在联系性。波斯文明被认为是西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其内容包含波斯特质和闪米特文明特征因素，波斯文明与闪米特文明也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获得发展。两河文明成为叙利亚文明和波斯文明共有的外来影响因素。对于古叙利亚文明而言，波斯文明可以被称作是“半异质文明”。
波斯帝国的统治改变了叙利亚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内涵。这一时期的古叙利亚文明呈现出的突出特征是文明融合。在世界主义精神主导下，古叙利亚文明逐渐适应了作为次等文明的地位。在外部帝国统治阶段，叙利亚如何成为帝国内化的地区是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这种历史进程影响了叙利亚文明特质，削弱了叙利亚文明的基础，形成了以叙利亚文明雏形和西亚文明一般性为基础建构的古叙利亚文明，其突出特征是复性文明、关注人类共同体、世界主义、文明融合互动。
三 希腊化时代的“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
希腊化时代叙利亚文明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文明冲突的特征：希腊人通过建立殖民城市，实行以族群隔离为核心的统治方式。希腊人统治时期是叙利亚居民反抗外来势力最强烈的时期之一，有如下诸方面原因。
第一，希腊：文明与古叙利亚文明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文明。此前二者之间的交往主要限于东地中海的贸易往来，是物质层面的。希腊人在小亚的殖民城邦更多的是文明承受者，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比较微弱。在精神文化领域，二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性特征(当然，也不是彼此陌生的文明，毕竟它们同处于地中海地区)。
第二，希腊人的城邦政治理性思维把叙利亚人视为蛮族。希腊人的城邦政治理性思维强调严格的敌友界线，具有吾族中心主义特征和高贵感，因此极力把非希腊人尤其是小亚地区的“东方人”看作不开化的低贱的蛮族，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叙利亚文明的态度。希腊人自视高贵的思维模式和统治者地位使他们隔绝于叙利亚底层社会。
第三，希腊人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引起了叙利亚居民的反抗。希腊人的自治城市管理模式将叙利亚本地人完全排除在外，双方更多地呈现征服与被征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叙利亚人把希腊人视为完全陌生的入侵者，坚持长期的反抗斗争。这对于叙利亚历史而言是极为罕见的。希腊人与叙利亚人之间的异质文明的冲突，是抱着城邦政治理性思维和殖民意识的希腊人必然面临的统治困境。在希腊人长期统治之下，叙利亚地区逐渐呈现出文明融合的一面，凸显出希腊化的典型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物质文明层面：大叙利亚地区成为塞琉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强化了在帝国内部的经贸联系。叙利亚地区作为西亚传统商路的核心区域，在扩展传统商业网络的同时，经贸网络也随着帝国的扩张而延伸到中亚地区。
精神文明层面：叙利亚文明带给希腊人强有力的世界主义精神，推动了希腊人帝国思维的形成。希腊化和东方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文化层面，两种异质的文明全面交往、碰撞、竞争、接受，最终创造出“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这一点成为希腊化时代给予后世的最大影响。
制度文明层面：叙利亚文明带给希腊人的是君主制传统和中央集权的行省体制。希腊的城邦自治传统与叙利亚文明城邦自治的记忆构成了叙利亚城市自治的基础。这种制度文明可以称之为“希腊-波斯-叙利亚制度”，也是“叙利亚-希腊文明”的重要内容。
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希腊化时代文明融合的程度。直到塞琉古王国灭亡时，希腊化仍旧是一种以文明传播为主的文明交往模式。塞琉古国王依旧把建立希腊城市作为实施统治的重要手段。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仍未能够完成“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的建构过程。
希腊人兼有敌友二分的城邦政治思维和叙利亚文明具有世界主义思维的现实，决定了叙利亚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关系，即碰撞融合与激烈冲突并存的状态。后代史家既可以从文明交往的美好愿景出发寻找到诸多证据，比如“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基督教的诞生，也可以找到诸多文明冲突的证据。
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呈现出古叙利亚文明与异质的希腊文明强烈碰撞与融合的特征。古叙利亚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冲突、互动、融合的过程，不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而且是地中海世界全球性因素发展的体现。它建构出“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强化了叙利亚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丰富了它的复性文明和世界主义精神的内容。
四 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古叙利亚文明的式微
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从公元前64年庞培征服叙利亚开始)，叙利亚人成为罗马人，不再是次等公民。这体现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等方面。出生于叙利亚的史家尤西比乌斯、普罗柯比从罗马人的角度讲述自己祖先的英雄故事和时代的伟大业绩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
然而，在5—6世纪，此前以世界主义帝国公民认同和罗马文化认同为特征的身份认同向宗教身份认同转变。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主义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与本地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基督教的本地化倾向，比如一性论派的观念在叙利亚和埃及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化差异通过宗教争端的方式爆发出来。
叙利亚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在帝国早期，叙利亚作为帝国的边境地区，保留了一定的自治权力。这与帝国推行的国家大战略有关。早期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强调在边境地区建立藩属国体系。但是，总体的趋势是藩属国的重要性不断弱化，行省体系在叙利亚得到强化。叙利亚地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种自治状态首先表现在藩属国的存在，而在行省体制内部，叙利亚地区仍旧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然而，随着6—7世纪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发展，行省层面的自治权利变得有名无实了。
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叙利亚人成为罗马人，他们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是一体的，因此叙利亚人在帝国内部得到发挥其潜能的机遇。但是，这种历史进程对于古叙利亚文明本身来说却是一种灾难。罗马文明本质上是地中海世界主义文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当叙利亚人认可自己是罗马人时，古叙利亚文明就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创造者和延续者的主体性，决定了它的式微。然而，并不能说叙利亚文明消逝了，因为在罗马文明的万花筒中，各种文明以地区文化的方式存在，共同构成总体的罗马文明。古叙利亚文明仍旧拥有自己的遗产：复性文明的包容态势、“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代表的东西方文明融合、世界主义哲学和宗教思想氛围。
五 古叙利亚文明的一般特征
根据文明主导因素，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分为：自性文明、双性文明、多性/复性文明。古叙利亚文明的形成和演变，既不同于古华夏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我称之为“自性文明”)，也不同于欧洲文明(有“父”有“母”的双性文明)，它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兼收并蓄周边多种文化，予以杂糅、创造性地改铸而“制作”出来的一种文明(或可称作“多性/复性文明”)。叙利亚文明的构建因素有闪米特文明、含米特文明、古代地中海海上民族的因素、两河流域文明、波斯文明、赫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呈现出多元性。
这种文明从文明结构上来看具有“节点文明”的特质。多种文明网络在叙利亚地区的碰撞、竞争和融合，使得早期人类文明在这一地区呈现出文明节点的特征。通过叙利亚文明可以发现波斯的中央集权制度，遇见赫梯的神，感受到希腊的哲学思辨思维。同时，它也是这些文明进一步向外传播的文明节点。在叙利亚这一文明节点中，多种文明元素产生了分解-融合-再建构的过程。叙利亚文明的这种节点文明的特性决定了需要用“网络路径”去观察。各种类型和形式的“网络”对于这种“复性文明”的形成作用极其重要。这种类型的文明在汤因比的文明类型划分中被不恰当地定义为次等文明。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叙利亚文明式的节点文明却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且越来越重要。古叙利亚文明的这些特征是其历史发展沉淀的结果。叙利亚地区地理上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族、族群迁徙往来之地。由于叙利亚地区土著民的势力微弱，他们无法抵御频繁的外部族群的入侵，使其独立发展的城邦时代的文明较为短暂。叙利亚历史更多地呈现出强势域外文明或者他者统治下的地方文明特征。
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去规范和定义古叙利亚文明，都可以发现古叙利亚文明的独特特质。它的核心内容如下：其一，世界主义精神为主导。从阿卡德人入侵叙利亚地区以来，叙利亚人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城邦政治思维，古叙利亚文明中的世界主义精神获得了新发展。在波斯帝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帝国模式下的世界主义意识更是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有认识。在此过程中，古叙利亚文明构建中的世界主义精神因素逐渐获得主导性地位。其二，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文明的排他性来自于人类早期的隔绝状态，也来自于成熟文明的界定性。叙利亚地区不具备这两种条件。叙利亚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活动的交汇之地，而叙利亚文明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其构建出自身的界定性和排他性。其三，叙利亚文明的融汇性和创新性。这是古叙利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和基督教的诞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8期，注释从略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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