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禹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其早期史实依据，并且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此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
从传世文献记载的各类大禹传说来看，大禹是原始社会华夏民族集团的一个重要首领，他带领族众平治水患，发展农业，会盟诸侯，诛伐异己，为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他为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被后人不断美化和神化，为其附加上了种种德性和神性，成为后人崇拜和祭祀的重要神祇。有关大禹的各类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东至山东，西到陕西、甘肃，南到湖南、湖北，西南到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等各个省份均有流传，而且拥有大禹像或与大禹有关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对于大禹传说的形成、发生背景及其多地发生的原因，作为古史传说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因对传世文献记载内容的不同认识，结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本文希望能在总结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提出自己对大禹传说多地发生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对于大禹传说的形成及多地存在这一问题，学术界因对材料认识的不同，主要有两大类倾向。一类是对记载大禹传说的文献资料进行真伪考证和时代考证，以此来探寻大禹时代的真实历史。一类是把现有有关大禹传说的各种记载作为信史运用，考证文献记载中的大禹事迹。
对记载大禹传说的文献资料进行具体考证，并以此来论证大禹史迹的研究结果，结论相对比较一致。
首先这类研究结果都肯定大禹及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考古资料中显示的当时的洪水痕迹、气象学资料中显示的当时的气候环境、考古资料中当时聚落地理位置的选择、居民生产生活的遗迹等，都是大禹及大禹治水真实存在的具体反映。而且有关大禹的传说应该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其次认为大禹传说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春秋战国时期，被大量地进行加工改造，在种类、地域上逐渐完善扩大和丰满。有关大禹的记载目前可见时代最早的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上的铭文，记载非常简单，仅说明大禹曾经治水。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古籍文献如《尚书》《诗经》的一些篇章中也有对大禹的记载，如《尚书·吕刑》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与遂公盨的记载一致。《诗经商颂·长发》中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也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①西周时期大禹传说主要是“平水土、名山川”和“禹迹”，连带涉及到鲧和启的传说。②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对大禹传说进行加工、改造和细化，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古史“依据”，大禹的各种传说和事迹日益具体和多样化，并附加上了当时各个学派的政治主张。西汉时期，司马迁对西周以来有关大禹的各种传说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整理，并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对各种传说进行了比较取舍，初步完成了大禹文化的“定型”与“统一”，③使大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家世体系和事迹体系，成为后世大禹形象的范本和后世儒家推崇的圣王典范。
另外，有关大禹的各类传说如大禹治水、大禹出生神话、大禹划九州会盟诸侯、禹征三苗、大禹治水的区域等，分别有不同的起源时间、发生原因及流变过程。西周中期才开始有关于大禹事迹的金文和文献记载，但最初关于大禹的记载很简单，仅与治水有关，并无后世的会盟、建国、禅让、治水区域等具体事迹的记载。从西周晚期以后，大禹的各类传说在各地开始萌生，种类越来越多，地域越扩越大。④
另一类研究则以现有的史料记载为基础，把文献记载中的大禹事迹基本都作为信史来用，并以此来考证文献中的各种大禹事迹，因为文献记载的不同，因此在结论上也产生了较大争议。如对大禹的出生地、活动地域、具体事迹等等，均有不同结论。以大禹出生地和治水区域为例，有说大禹是越族人，治水在今江浙一带；有说大禹是山西人，治水始于汾河；有说大禹是安徽人，治水在今淮河一带；有说大禹是山东人，治水在今齐鲁一带。其中主要观点有三：大禹是四川人，治水于岷江一带；大禹是河南人，治水地为今豫西登封一带；大禹是青海人，治水在今民和县一带。⑤另外还有以文献记载为基础，对大禹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形态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具体论述考证，同样也因为文献记载的差异及对文献资料的不同认识，产生不少的争议。这类研究出现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文献中所记载的各种大禹传说是经过后世不断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并且添加了不少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难免出现相互抵牾之处，如果对这些记载不加辨析的作为信史使用，必然会出现问题。
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大禹传说在西周以后的逐渐丰满和地域的不断扩大并不完全都是后世附会，应该是有早期史迹的遗存长期流传作为蓝本和史实基础。虽然文献记载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从考古资料显示的龙山时代末期各族群的交流融合来看，可以说早期的族群交流融合所引发的文化和思想的碰撞交流及族群融合正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基础。这种早期的史迹遗存以传说的性质长期流传下来，在文字出现普及以后，成为文献记载的最初来源。而且考古资料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世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大禹时期的族群交流和融合是古代中国早期族群交流融合的一个高潮期，当时大禹族群及其建立的邦国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已经覆盖黄河流域并向南延伸到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后世这些地区产生大禹传说发生的最早史迹来源。
大禹所处的时代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末期，此时的古代中国由不平等的中心聚落时期进入到了邦国时期，众多不同的族群纷纷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邦国，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各邦国之间为了掠夺财物、土地和人口，经常发生战争，并且由于利益需求形成了较大的邦国联盟。而随着中原各地区各邦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认同日趋增强，以今豫西、晋南为中心，华夏早期文明辐射四方的广域共同体逐渐形成，⑥统一的意识认同也开始逐渐形成，尧、舜、禹便相继成为这一共同体的领袖，即邦国联盟的盟主。可以说大禹所处的时代，是早期族群交流融合第一个大高潮时期，这种早期的族群交流促进了不同族群邦国之间的文化、技术、思想观念的交流，产生了局部的大融合和思想意识的统一，为西周以后大禹传说在许多地区形成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史迹遗存。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时期，黄河流域上游有马家窑文化、中游为仰韶文化、下游为大汶口文化，东北地区代表性的早期文化遗迹则有辽宁红山文化，南方长江流域代表性的文化有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三角洲的崧泽文化、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等，这些人类的早期遗存体现出不同的族群发展状态及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凸显着各自独特的发展特征。这一时期可以说处于早期文明起源的多源期，全国各地都有文明的曙光显现。但是随着各族群之间交流融合的日益加强，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则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族群融合和文化融合态势，也就是大范围内文化共同体或邦国联盟的形成。最明显的是黄河流域，此时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差异性，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即此时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各地文化面貌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但是又细分为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和联系，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先后担任联盟首领，协和万邦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邦国交流和族群融合，在目前的考古材料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除了黄河流域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关系交流融合外，黄河流域的尧、舜、禹邦国联盟的影响也向南波及到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这种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不同族群和邦国之间在文化、物质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并形成了一定的趋同性，随着邦国联盟盟主权力的加强，强权政治和英雄崇拜甚至会促成不同族群的共同的祖先认同。
大禹所在的中原族群在很早的时候就与东方族群有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就与东方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发生了联系。在长期的发展中双方实力各有消长。到龙山文化晚期即尧、舜、禹时代，中原族群对东方族群的影响逐渐占据了优势，在两个地区文化交界地带的遗址中出现了两种文化融合的现象，⑦并且在原属于东夷族群分布区的豫东、鲁西南、皖北等地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即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与中原族群的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王湾类型主体文化因素相似，这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出现明确反映出当时中原族群对东方族群的影响力。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时(夏代早期)，中原族群的影响范围继续东扩，在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西到豫东、北至鲁西北、东至鲁东南的大面积区域内，整体呈现出夏族群文化与当地东夷族群文化的强烈冲突现象，并造成东夷族群向东向南的大面积退缩。⑧早期这种族群间的交流是相互的，中原族群在影响东方族群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东方族群文化因素的影响，吸收了许多东方族群的文化特征。如大禹族群的考古学文化即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早期时就曾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西进的强烈影响，在该文化的陶器中，能够看到不少东方因素或受东方影响的产物。⑨到夏代建国后的二里头文化时，仍有不少器物明显受到东方海岱地区族群的影响，如其酒器中的觚、爵、盉、鬶，玉璋及大部分玉钺，都明显有东方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⑩但从整体上看，中原大禹族群对东方族群的影响，从早期时双方互有影响，到夏朝建立后，已发展为中原族群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时，大禹所在的族群及邦国联盟曾向南方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进行过一次大的文化扩张，对湖南、湖北、甚至安徽地区的当地族群和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考古学资料看，龙山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表现出强劲的南进之势，河南龙山文化(主要为王湾类型)在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位于长江中游以湖北、豫西南等地区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在早中期时地方特征非常明显，是典型的土著文化体系，在陶器的器类、器形等方面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别。然而到了晚期，虽然仍存在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但是大部分器类在器形、纹饰、陶色以及制法上已经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几乎完全相同。到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后期时，石家河文化就突然消亡，被河南龙山文化完全取代，并在当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类型或文化。(11)对于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本地文化的中断和外来文化的侵入，李伯谦先生曾指出：“夏文化的向南扩张，打乱了长江中游一带正常的发展秩序，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的机会。”(12)这种文化的中断现象明显是外来族群大范围移入造成的，因为个别的小范围的人群迁徙应该难以造成当地文化的完全中断。这种迹象应该是大禹所在族群的邦国联盟对当地征服的具体体现，这与文献记载的“舜伐有苗”“禹攻三苗”等记载应该是一致的。
此外，在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西到豫东、北至鲁西北、东至鲁东南的大面积区域内，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夏代早期时)也呈现出中原族群文化与当地东夷族群文化的强烈冲突现象，并造成东夷族群向东向南的大面积退缩。淮河流域有关大禹的诸多神话传说和文化遗迹则与这种族群交流引起的文化传播直接有关。(13)近几年，安徽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更是进一步表明了大禹及其族群的影响。该遗迹特征鲜明地表示出该地曾举行过多个族群聚集的大型集会祭祀活动，从其出土的文物特征和碳14年代测定报告看，年代属龙山时代晚期夏代初年前后，与典籍中的“禹娶涂山氏”“禹……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4)等记载在年代和事件上均相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巍所长认为，“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联系上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中原文明向南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15)。禹会遗址的发掘不仅证实了大禹时期禹会盟诸侯的真实场景而且也体现当时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传播与渗透，是淮河流域地区产生大禹神话传说的最直接的和最早的史料依据。
从上述考古资料显示的大禹时代众多族群相互交流融合的情况来看，大禹传说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众多地区的长期流传实际上是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传播的直接产物。当时大禹族群及其所在邦国联盟的势力和影响或是通过战争、或是通过治水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已经达到这些区域，因此这些地区有关大禹的种种事迹便会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而后夏王朝的建立，又进一步强化了大禹在夏王朝统治区和影响区的地位及神圣性，从而使得有关大禹的种种传说在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和淮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长期流传，成为春秋战国以后这些地区大禹传说的原始蓝本。
传世文献中有关大禹的诸种传说及大禹族群与其他族群的交流融合的记载虽然时代比较晚，但是与考古资料的发现却有着很大程度的契合性，同样体现出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原族群与南方族群之间的战争冲突与联系。说明后世文献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实依据做基础的。
文献记载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是不同族群间的交流融合征战及联合执政的阶段，尧、舜、禹所在的族群都是当时邦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尧、舜、禹所在的邦国联盟势力范围东至山东半岛、淮河流域，南至长江流域，而且大禹担任邦国联盟首领以后，首领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夏王朝建立和夏族族众的迁移，大禹的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对于大禹所在的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的密切关系，传世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大禹与东方族群的首领皋陶、益，都是舜的大臣，曾奉舜帝之命一起治水。《尚书·尧典》记载，舜担任邦国联盟首领后曾任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命弃为“后稷”，主持谷物播种和生产；命契为“司徒”，主持教化；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禹是夏朝始祖，弃是周朝始祖，契是商朝始祖，皋陶是东夷族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与诸邦的广泛联系，也反映了当时邦国联盟的构成情形。(16)《史记·夏本纪》对此也有记载：“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大禹接下治水的使命后，开始带领民众一起治水，《史记·夏本纪》中“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皋陶、益都是当时东方族群的首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皋(陶)、(伯)益，同族而异支”。皋陶、伯益都属东方族群，与大禹族群一起为当时尧舜部落联盟的成员，也就是说当时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为联盟关系。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皋陶和益继续辅佐他，《荀子·成相篇》：“禹敷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史记·夏本纪》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这些记载虽然出现时间比较晚，还被附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但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舜、禹所属的中原族群与皋陶、益所属的东方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17)两大族群长期处于友好的联盟状态，均为晋陕豫邦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王朝建立以后，东方族群与其关系更为密切，东方族群的首领后羿和寒浞甚至一度取代夏王太康，夺取夏王朝的统治权。到夏朝中后期许多小的东夷族群已成为夏王朝的附属。古本《竹书纪年》称夏代的东方族群为“九夷”，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至后相时，曾“征风夷、黄夷”，“于夷来宾”。后芬时，“九夷来御”，即归附接受驱使之意。帝芒时，“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帝泄时，夷族受夏的爵命，有“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之说，等等，说明在夏朝中期以后，东方地区的东夷诸部族基本已经归属夏朝，夏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东海地区。(18)大禹所在的中原族群和邦国联盟与南方长江流域的苗蛮族群之间的联系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更多的是征战不断，冲突持续。如尧时就曾征服南蛮，舜曾征伐三苗，到大禹担任邦国联盟盟主后，首领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已完全具有不经过原始民主程序而决定生杀予夺的专断权力。(19)《韩非子·饰邪篇》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说明大禹的势力和权力已经处于强势的主导状态。随着大禹所在中原族群势力的日益强大，大禹趁南方三苗族群发生内乱和天灾之机大规模南下，对三苗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迫使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域大幅度地向南收缩。(20)晚期则直接被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王湾三期文化)所替代(21)，考古资料显示的这种文化替代可能就是文献所称的“舜伐有苗”“禹攻三苗”等军事行动的直接体现(22)。
夏王朝建立以后，随着东方族群和南方三苗族群对夏王朝的归顺，夏王朝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作为夏族始祖的大禹在强权政治的保证下，发展成为夏朝统治下的诸多族群的共同始祖信仰，并使大禹的事迹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而夏朝灭亡后，伴随着夏族后裔向东南、西北、南方等地区的外迁，有关大禹的记忆和传说也随之出现在全国各地。
传世文献关于早期族群交流融合、中原族群与东方族群南方族群的关系等的相关记载与目前考古资料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充分说明，传世文献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靠的，有历史依据的，大禹的事迹和影响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到达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并长期口耳相传，在文字成熟以后，这些口头的传说成为春秋战国大禹诸多传说的最初来源，有一定的史迹遗存，后并非都是后世的附会之说。
从上述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早期族群交流融合来看，大禹传说的多地发生是有早期的史实依据作为基础的，并且其在各地的流传，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如大禹取代舜，成为晋陕豫相邻地区邦国联盟的首领，为大禹传说在西部山西陕西等地的流传奠定了基础；东方族群与夏族群有同盟有战争，在长期的交流碰撞中，使大禹传说得以在山东安徽等地区被认可和流传。南方地区更多的则是在夏族群对当地族群的征服过程中确立了大禹传说的主流地位。当时大禹及其族群的活动范围已经向南到达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禹族群在与这些地区当地族群的交流中，必然会在这些地区留下相关的记忆和传说，长期流传下来，成为秦汉以后这些地区大禹传说的原始资料。因此这些地区后世都有大禹的相关传说并不完全都是附会。可以说早期诸多族群邦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所引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认同，使得夏族的历史文化，尤其像人们记忆犹新的大禹治水之类的传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夏族族群控制下的其他族群文化之中，并在这些族群中得到了认同，世代口耳相传，逐步定型，终于被作为“信史”载入当地的方志中，流传至今。(23)
除了有早期的史实遗存最为基础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对此笔者分析如下：
首先是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大禹的所在的族群在随大禹征战或治水过程中或者夏王朝灭亡以后的夏族逃亡，都可能会有一部分族人迁播到其他地区，并把自己先祖的事迹长期流传下去，如史载越国自称为大禹后裔，西羌自称为大禹后裔等，很可能就是夏族人后世迁徙到了这些地方。如对夏朝灭亡以后夏族后裔的迁播，翦赞先生就认为有三个方向，即向东或东南为一支；向南为一支；向西北是一大支。向东的一支，剪文说是“原住徐淮一带的夏族，则继续南徙放吴越。传说中谓汤伐夏桀于鸣条，擒之焦门，放之夏台，死于亭山，又谓桀与妹喜同舟浮江，奔于南巢之山而死。……这些传说，都暗示夏殷之际，‘诸夏’南迁吴越的事实”。向南的一支，翦文认为“其原住豫西一带的‘夏族’，则被迫而南徙荆楚，与原住荆楚的‘诸夏’合流”。而向西北的一支夏人，则说是“其原住山西及河南西部的‘夏族’，则大批地退回西北一带，是为后来的鬼方”(24)。对此，笔者认为夏族后裔向东和东南方的迁播，应该是向东南方吴越地区迁播的多，因为山东的东夷地区一直都处于早期王朝的中心统治区范围之内，商王朝的兴起也是靠了商夷之间的联盟，所以以商朝和东方族群在灭夏前的联盟关系来看，夏族后裔的东迁应该是远离东夷族群腹地和中原族群统治区的东部沿海及东南吴越之地。从族众迁播的角度看，偏远地区如江浙、四川、甘肃等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也不能排除有早期史迹的存留。当然大禹传说遍地开花中必然有一些是附会之说，这种附会之说均形成较晚，大部分应该是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以后，受统一王朝建立及共同的民族认同的影响而形成的，目的多在于拔高身份，回归正统。
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早期国家的建立加速了族群融合的步伐和统一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共同的祖先信仰及祖先崇拜。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来看，当时有数以千计的氏族部落，这些部落最初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在长期的相互交流融合中逐渐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各大族团之间起初互不统属，但随着各族团之间的不断交往、纷争、联合，也会逐渐发生互相融合并认同彼此祖先，乃至最后认同共同祖先为五帝—炎黄二帝—黄帝的现象。(25)随着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加剧和华夏民族的形成以及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古代民族出现了第一个突破地域界限和血缘界限的大高潮，许多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夷、蛮、狄、戎的族群和民族全都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共同体之中，统一的民族认同和祖先崇拜在秦汉以后慢慢形成。尤其是到了汉代，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等史学家，将原本分散的材料和不同系统的部族领袖人物或部族神，经过取舍、加工、合并、改造，或是安排构筑在一个朝廷里同朝任职，或是描写成具有直接或间接血亲关系的亲属，为各地各族群长期流传的祖先圣王安排了全新的家谱世系，这种做法，既是大一统历史观整合神话传说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远古时期诸族团逐渐融合为华夏族的过程中，“祖先认同”由互异而日渐趋同、由分散而趋于集中，最后走向一元化的历史真相。(26)可以说大禹传说地域的逐渐扩大反映的正是是这种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形成后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和统一的祖先认同的形成。
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尤其是西汉建立后，为了巩固国家统治，统一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的仁政圣王观念得到了推广和尊崇，儒家所推崇的先圣先王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对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先圣先王的祭祀上升到了皇家祭祀的高度。这种对先生先王的推崇引发了各地对先王先圣的认可和尊崇，成为对大禹传说甚至黄帝尧舜等先生传说多地发生的客观的现实需求。
中州学刊2014年10期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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