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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
发布时间: 2022/11/10日    【字体:
作者:韩少功
关键词:  文化 迭代 地缘 “体用之辩”  
 
 
下面坐着很多老师,吓得我有点不敢说话,特别是碰触这么一个不讨好的题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所以很不好谈。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是“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约定一下,是在哪个层次意义上来谈文化。
 
在我看来,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个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的活动,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种稻子、种麦子、打个洞、挖个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个中文化,大概是指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或者常说的“软实力”,体现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闻、文艺等。所谓“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其中“礼”为制度方面,“乐”大约是文艺方面。
 
再往下走,还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们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围,是精神领域事务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几年旅游与文化联姻,合并出一个文旅部,有人戏称为“诗和远方”部。
 
如果对上述大、中、小不作区别,不加约定,我们的讨论就肯定是一锅粥,打乱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文化,涉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涉及到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化部管的那摊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迭代”,一个叫“地缘”。
 
先讲讲迭代。所谓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人们视为一种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牧时代到工业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关系,常常形成代序差异。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说你崇洋媚外,你说我顽固守旧,大帽子飞来飞去。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因为很多人说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作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的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支那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这种“进步主义”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这话没说错。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样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因此当局颁布法律,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承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厕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你不就是会个微信扫码吗,哪有那么牛?
 
地缘的尺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迭代演进的。我们下面来谈一谈餐饮。餐饮文化与经济和技术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具体地说,能不能吃饱,大概是经济和技术说了算;至于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经济和技术却做不了主。现在不少中国人有钱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缠万贯,还是不爱吃西餐,吃来吃去,偏偏要吃“老干妈”,你怎么办?他们不爱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爱喝咖啡,就爱喝茶,你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钱能解决的问题,与什么发展阶段没关系。餐饮文化,特别是口味习惯,更多体现出一种地缘性的文化特征,来自诸多地理的、气候的、物产的、人种的随机因素和条件制约。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领地和版图,相对稳定和顽固,甚至能进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种遗传复制——不管你有没有工业化。很多人去了欧美,几乎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思想上不一定爱国,但肠胃肯定爱国,哈喇子肯定爱国。一个个西装革履飙英语,一不留神,还是会奔唐人街,奔中餐馆。他们的厕所迭代了,但还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乡的口味”。
 
相对而言,服饰文化没那么顽固,是比较容易变的。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农业国,靠的是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衣料都是农业国盛产的棉花和丝绸。因此传统汉服非绸即棉,连官员的制服都像休闲装,软绵绵的一身。这不同于欧洲。作为以游牧为主业的地区,欧洲盛产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软和舒服,但特别御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对吧?皮靴什么的,比中国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几分光鲜。这种服饰美学后面,其实都有地缘条件的源头。
 
建筑呢,与地理和气候的关联度最大。我们今天身处海南,海南为什么有这么多骑楼?海南是热带地区,太阳很厉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门不方便。那么盖成骑楼这种样式,街两边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阳,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据说这种骑楼风格其实是外来的,最早源自南欧——那是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多雨地带,是欧洲少有的农业区。可见只要地缘条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东西,东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东方。倒是琼海那边,前些年有些开发商脑子进水,盖了很多北欧式的尖顶屋,觉得好看是吧?觉得骑楼应该升级换代?但海南从无冰雪积压,尖顶房用不上。倒是有台风,三五个台风下来,尖顶房就死得很难看。
 
还可以说说文学。因为中国有深厚的农耕史,前人很早就发明了草木造纸,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这种低廉和方便的书写工具,比羊皮纸方便得多,中国汉代就文运昌盛,有了发达的文学和教育。我在这里很惭愧,现在敲电脑,还敲不过司马迁、班固、扬雄那一拨古人,动不动就数百万字的著作量。有专家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史诗,是因为历史都写进了《史记》《汉书》那样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传,就不需要史诗了。其实,中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苗族地区也是有史诗的,《格萨尔》《江格尔》等都是,其原因与欧洲一样:如果农业不发达,如果纸张和文字运用得晚,运用得不够,口耳相传便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这再次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一个族群有没有史诗,主要取决于书写工具怎么样,取决于当地的物产等地缘条件。
 
两种尺度的交互并用
 
当然,“地缘”与“迭代”并不能决然两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相为影响。在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地缘条件也会有变化,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新旧之别。中国的食材和食谱就有古今差异,不会完全一成不变。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迭代进程也会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种地缘条件的制约。比方你这里有煤,他那里没煤;你这里靠海,方便交通,他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那么同是工业化,起步就先后不一,成败或强弱也有别。
 
在这些方面都有不难找到的例子。
 
但地缘与迭代各有侧重点,可作为观察文化的两个重要角度。这么说吧,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低,后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图,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标,后者是垂直坐标,可确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你们在中学时都应该学过平面几何,还记得一点点吧?在这里,设一个坐标图,设定垂直的Y轴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在地缘的X轴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那么在这个坐标图里,某一种现象是(2,1),另一种现象是(1,4),还有一种现象是(3,3)……我们用两个尺度,就不难测定它们各自的点位,便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至于打乱仗。我们既照顾了地缘传统,又照顾了迭代进程,就多一些识别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来说,餐饮文化更多体现了地缘性,不大依赖Y轴的值,因此无论经济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各有所爱,各美其美,百花齐放,都是合理的常态。但厕所文化不一样,更多体现了迭代性,与Y轴的值密切相关,那么只要有了工业化,只要有足够的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厕所革命”都无可阻挡,清洁、舒适、隐私保护都势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卫生间都变得越来越一样,没什么“多元化”。
 
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了?你们再想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包罗万象的文化都搅在一起,都打包处理,都组团参赛,然后搞国家排名,只用一个尺度来判胜负,如何说得清楚?
 
几天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岁这个节点,男孩子平均175厘米,女孩子163厘米,已是亚洲第一。我当时还取笑老伴,说要是这个标准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达标,岂不都是半残废,找不到对象?显然,平均身高提升到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表现为Y轴的分值提升,表现为中国人吃好了,吃饱了,对吧?有了很多大水库,有了杂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对吧?还有了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种体育设施,提供了健身条件。当然,吃饱了,但什么才算吃得好?能锻炼了,但愿不愿意锻炼?……这里面又有地缘传统的作用,有X轴上不同文化板块的情况。光说其一,不说其二,是远远不够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穷人多,因此拿体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穷人更多呵,可田径那什么的可了不得,强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轴上的原始分高?欧美有钱,因此体育金牌拿得多,但诸多海湾石油国家也不差钱,但为什么至今算不上大赢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长袍,不方便运动,在X轴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于中国人,如果说平均身高还不够,不是世界第一,那么可能还有人种基因、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人吃肉蛋奶不够多,上海网红医生张文宏已经批评过了。中国人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优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壮,而是旧戏台上那些白面书生,过于文弱,甚至娘炮,是满腹诗书进京赶考的那种,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那种。中国人的运动爱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后到处都是跑步的或骑车的,但中国人一闲下来,就可能搓麻将、斗地主、摆象棋——虽然眼下年轻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见,就像很多文化现象一样,身高这码事,显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结合效应,得用两个尺度交叉比量,话分两头说,才能说得大体到位。
 
 “体用之辩”的百年混战
 
历史上,由于不善于区分上述两个尺度,最大的麻烦是知识界百年来反复折腾的一场“体用之辩”。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重点。
 
什么叫“体”?什么叫“用”?这两个中文词,给我们的联想经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内外之分、本质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个坐标图里,横坐标和纵坐标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换成“体”“用”这样的描述,要争一个谁是老大,谁坐头把交椅,问题就严重了,就争不清楚了,不打破头大概不可能。语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词错误很可能为害深远。一百多年来,知识界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无共识,哪怕在公开媒体上打不成,私下里其实还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是提倡“中体西用”的。他们所谓“师夷技之长”,不过是学西方的一些技术,学数理化,学坚船利炮,但骨子里是坚守本土的思想道统、政治体制、伦理规范。这大概是最开始的阶段。
 
后来有了新情况。另一个著名启蒙家叫严复,对“中体西用”产生了怀疑,说“体”和“用”分得开吗?马能上战场,就是因为有“马体”;牛能耕田地,是因为有“牛体”,你怎么可能用“牛体”来产生“马用”?或者怎么能用“马体”来产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说体用一致,不可能分开,实际上是主张“西体西用”,翻译成后来的话叫“全盘西化”,影响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很多中国人。海南有个前辈学者陈序经,据说是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第一人。新时期有一位批评家说得更出格,说中国要搞成现代化,“起码还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再到后来,情况更复杂了。一个重要学者叫李泽厚,他大概既不满意“中体西用”,又觉得“西体西用”不妥,太简单了,于是换上另一种说法,叫“现代化为体,中学为用”。他在上海解释过这一点,说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因此他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与“中”这个空间概念拼接,给中国特色留下一点保留余地。此外还有新儒家,一直是一个大拼盘。从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来,并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国传统。他们大多是在哲学层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还是“以中学为内学”的路线。当然,这个拼盘里也有一些讲究经世致用的,聚焦于国家发展道路的,如杜维明,从日、韩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亚洲文化的价值,又借鉴韦伯处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认为“王道”高于“民主”,主张精英主义的“虚君共和”。这些都可看作是“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于民间,大概看到西方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民主也好,市场也好,都有失灵的时候,于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极端。他们一头扑向老祖宗,要恢复国学、恢复汉服、恢复作揖、恢复黄帝纪年、恢复繁体字、恢复皇权或类似皇权的体制——我在山东遇到一位著名学者,他就说过,一个大国最怕乱,最需要维稳,那么大国与小国不同,搞威权专制那就对了。据说,你们海南大学的学生前不久还去砸了一个场子,那个什么“女德讲堂”,宣扬女子的“三从四德”,确实很奇葩,算是彻头彻尾的“中体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这样“中体中用”,如果都一窝蜂“国学救国”“回归传统”,那晚清王朝当年不是更“国学”更“传统”吗?为什么混不下去了?
 
我们回过头看,一百多年来,中国与西方既融合又冲突,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对话,“体”和“用”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心结。从当年的张之洞,到现在民间的“女德讲堂”,尽管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但他们心目中的中西比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那就是看Y轴时,不看X轴;看横坐标时,不看纵坐标,或者干脆把两个尺度拧成了一个尺度。换句话说,他们心目中常常只有静止的中西,没有动态的中西,即便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观、公允、理性了许多,但还是在一个文化版图的平面上纠缠,缺少时间的向度。
 
这种一根筋、一刀切、一条道走到黑的争论混战,经常形成无谓的耗费。当事人对迭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或者对地缘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经常把脑子搞乱,把路子走偏。
 
由此应该建议:“体”“用”这两个词最好列入禁用词汇,列为高危概念,不再进入有关文化讨论。有一位学者——我在《天涯》当编辑时,还编发过她的文章。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太糟糕,对妇女压迫和残害太深,居然让花木兰去打仗,岂不是残忍?这当然有点扯,不像学者说的话。欧洲女人就不打仗吗?那圣女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随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权?美国国会大厦以前连女厕所都没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难看出,妇女受压迫,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道德救星的问题,不过是文化迭代所决定的,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了工业化,生产甚至战争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优势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来。工业化蔓延到哪里,不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妇女就会有就业权、投票权、财务权、离婚权、避孕权等等——虽然这一演变还在路上,还远远没有完结。在我们周围,不是有些人喜欢取笑上海“小男人”吗?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巩汉林那种形象,说话声音尖尖细细的,成天扎一个小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其实,即便说话者以偏概全,巩汉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没有男性霸权吧?其原因无它,不过是因为上海最早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地方,男女平权的势头,你拦也拦不住。
 
文化在这里不必“背锅”,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应缺席。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概是人类共同的方向,但欧洲有欧洲的现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现代性,韩国有韩国的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所谓“多重现代性”,这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就拿法治来说,中国媒体经常表彰一些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的事例。其实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里,父债只能父还,兄债只能兄还,法律只认这个。但中国的法治之外还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债者就这样做了,你还得表扬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西方法官看来就是作伪证,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诉我,考虑到中国的亲情传统,法官们在实际办案时,对亲人之间的某些隐瞒行为,通常会有一些酌情从宽的处理。这就是拒绝西方式的“法条主义”,根据实际国情有所变通。
 
由此想到,中国眼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们到异国他乡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绷紧文化这根弦。科技专利固然重要,资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条文固然也重要……这都没有错。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因此,同老外们打交道,最忌的是想当然,需要注意各种细节,了解他们那里各种文化密码,包括了解各种“潜台词”“潜规则”里的当地文化特性。
 
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领域的,应该多一些知识准备,多一些专业敏感,给这个世界帮上一些忙。
 
《天涯》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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