篠原亨一先生(Kōichi Shinohara)出生于1941年，1965年于东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在东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7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此后曾任教于美国劳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等多所高校，2004年他离开长期供职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前往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工作，直到2014年荣誉退休。从时间上看篠原先生的著述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80年代初期、80年代末到2014年和2014年以后，总体呈现由日本佛教转向汉译佛典研究再到密教仪式研究的特点。
一、从佛教僧传到密教仪式
80年代初期的几篇论文可以视作篠原先生学术的起点，这一时期其研究侧重于日本佛教的某些面向，也有些中国佛教的论述，但是整体来说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学术重点。《日莲宗的宗教与政治秩序》一文通过日莲宗创始人日莲讨论马克思·韦伯宗教社会学观点中的宗教理性化问题，韦伯认为宗教理性化(religion rationalization)会带来某种“紧张”(tension)，通过分析日莲的思想，此文建议从意义的层面理解宗教理性化过程中带来的紧张，而并非只关注其社会层面和宗教组织层面的内涵。《佛教与东亚的现代性问题：以高山樗牛为例的一些探索性评论》通过分析高山樗牛(1871-1902)对日本佛教的讨论，探究日本佛教的近代转换以及佛教在日本传统中的地位。他认为对于高山樗牛而言，后期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从一种对现存秩序的生存和繁荣的世俗关怀，转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关怀。而这种转变可以借助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来讨论，进而深刻理解现代语境下的日本佛教问题。《契嵩<原教>的佛教与儒学》一文立足于契嵩(1007-1072)《辅教编》中《原教》篇，契嵩论述主要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排佛文章，此文围绕契嵩为佛教辩护的两条线索，认为佛教因果观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佛法的优越性在于修身养性。此文试图借助契嵩与排佛人士的论辩，讨论佛教对于宋代新儒学形成的深刻影响。
八十年代末到2014年之前，篠原先生开始从更广阔的视域研究汉译佛典叙事的相关内容，逐渐形成了以僧传研究为主线，兼顾僧院制度、佛教文学、佛教形象等众多领域的东亚佛教研究新局面。
他与其夫人葛然诺（Phyllis Granoff）教授长期活跃于东亚佛教特别是僧传研究的学术前沿，合编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1988年的《僧侣与魔术师：亚洲的宗教传记》(Monks and Magicians: Religious Biographies in Asia)，1992年的《云及僧：亚洲宗教传记论文集》(Speaking of Monks: Essays on Religious Biographies in Asia)，1994年的《其他自我：跨文化视域下的传记与自传》(Other Selves: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2003年的《朝圣者，供养人和地方：亚洲宗教中圣地的在地化》(Pilgrims, Patrons and Place: Localizing Sanctity in Asian Religions )以及2012年的《罪恶与罪人》（Sins and Sinners）。除此之外，1991年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萧本（Gregory Schopen）合编了《从鹿野苑到北京：纪念冉云华博士的佛教和中国宗教论文集》（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s in Honour of Dr. Jan Yün-hua）。其中1988年论文集中收录的《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来源：佛塔铭和神异故事》(Two Sources of Chinese Buddhist Biographies: Stupa Inscriptions and Miracle Stories)重点分析了僧传材料的两个最重要源头，即佛塔铭和神异故事，本文论述精当，细节丰富，可以视作本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其中的核心议题也延展成其后来论文集深入探讨东亚佛教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僧传的叙述，圣僧的身份地位，圣地的产生等诸多内容，相关论文有两篇收入了最新出版的《佛教修行的叙述》一书，下文会以本书为线索重点分析。
2014年随着《咒语、圣像和曼荼罗》(Spells, Images, and Maṇḍalas)一书的出版，篠原先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密教咒语和仪式的复杂衍变过程，该书一经出版就备受好评，他也凭借本书荣获2015年的儒莲奖。2018年本书的一章率先译为中文，全译本也于2021年由《华林佛学译丛》出版。当然，其学术兴趣并不单单局限于密教仪式的研究，有些议题延续了他对中古中国佛教僧传的研究，例如《中古中国佛教僧传中的动物》一文讨论了慧皎和道宣僧传中出现的蛇、鸟类、老虎等动物，通过分析僧传中出现的各类动物形象讨论佛教从创立到被朝廷接受的过程。同时他还和其他学者（包括其门人陈金华）一起从事《法苑珠林》的英译工作。
篠原先生的论著多为英文，此前有零星汉译，2021年《华林佛学译丛》将其专著以及其重要论文结集出版，借此我们可以一览其学术思想基本脉络和重点议题。
二、《佛教修行的叙述——汉传佛典的编辑与翻译研究》
《佛教修行的叙述——汉传佛典的编辑与翻译研究（篠原亨一自选集）》收录了篠原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十篇论文，涉及圣人、圣地、神话、神迹、戒律等不同主题。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为“传记与圣迹”，“寺院实践：戒律与故事”和“密教仪轨”，这三个主题不仅是此书的框架和线索，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领域的相关命题一窥篠原先生有关僧传和汉译佛典编纂工作的研究成果。
1.立体多元的僧传研究
本书的第一部分收录了《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来源：佛塔铭和神异故事》、《从地方史到通史：宋代天台谱系的建立》和《佛钵的故事：想象中的传记与圣地》三篇文章。
《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来源》一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重要来源，即佛塔铭和神异故事。中国佛教文献保存了大量传记作品，中国成熟的碑文撰写传统促进了僧人塔铭碑文的撰写，这些碑文可以视作佛教传记的重要来源，但这并非其唯一来源，神异故事在佛教僧传的撰写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通过分析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和赞宁《宋高僧传》中的僧传，认为很多传记大量使用甚至几乎完全复制碑文材料，但几本高僧传的作者并非完全依赖碑文材料，有时会对碑文进行改动。很多情况下，碑文由亲近佛教的世俗人物撰写，最终被纳入官修僧传的体系。另一方面，这些传记大量使用《冥祥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等神异故事文献的材料，有些僧传与神异故事内容相近，有些则对其材料进行了改写，甚至添加了新的内容，或者将原有材料置入更为广阔的论述框架。神异故事和塔碑文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有些情况下，两者材料相似，有时碑文决定了僧传的基本框架，但是具体内容结合神异故事而发生了变化。有些情况下僧传甚至以神异故事为基础进行编撰。塔碑文作为僧传的重要来源，提供了基本事实和相关历史信息，研究塔碑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状况，进而深入研究传记的性质；而本身不断发展变化神异故事可能在中国佛教传记的发展中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动力。
《从地方史到通史：宋代天台谱系的建立》通过考察宗鉴（？-1206）所作《释门正统》和志磐（约1220-1275）所作《佛祖统纪》两部著作中所载天台祖师谱系，进而溯源其建构的轨迹。作者认为此过程本质是地方史志性的天台宗材料被采纳，然后借鉴禅宗谱系史的传法观念，将之转化成超出特定地区具有跨地区意义上的通史的过程。作者认为“检讨这一法脉建构的过程，不仅可以体察宗鉴、志磐背后作史的意图，也可以了解宋代天台学内部的一些复杂的活跃态势”其整体思路强调宋代天台法师谱系的建构，是将原本保存在主要寺院中的地方性传记史料围绕普遍的法系传承观念加以重新编排，而后者的观念则是从禅宗灯录借鉴而来。通过考察《正统》和《统计》的传记，并结合现存历任主持的塔铭，作者清晰地揭示了全新的传承观念是如何影响到天台宗的建构的。《佛祖统纪》将知礼及其弟子有关的史料置入天台宗通史（以明州宝云寺、明州干符寺、明州延庆寺、天台东掖山、杭州天竺寺等道场为中心）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作者注意到，两部史料虽然细节有差异，但是大体而言天台传法谱系和寺院历任住持在早期能够基本对应，这种关系在延庆寺下延续至第七代住持梵光(1064-1143)。此后，法脉的传承渐与住持继任无关，十二世纪早期受禅宗模式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天台传法观念，这一新观念以各种方式改变了天台宗史的书写方式。作者先是详细考察了尚贤、鉴文、中立、宗正的法脉建构，继而探究了继忠辞却智顗的香炉、拂尘，又广收明州知礼一系徒众的重要意义，认为这可以视为宋代天台系统形成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而旧统传至继忠截止，又是通过继忠，知礼一系乃始号称得到天台之正宗。而继忠编纂知礼一系的诸多要籍，同时道琛作为继忠在永嘉法明寺的直系传人，后出任延庆寺住持，他认为“此事也表明原本靠与知礼的密切关系建立声名的延庆寺，此时已经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中心，它代表着‘山家派’和天台山诸祖师的正统。”而随着梵光接替中立之位，史书中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法脉观念。作者通过考察晁说之为中立作的塔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观念断裂的意义。当然全文并没有否定《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作为宋代天台学发展重要典籍的意义，而是强调天台宗法脉建构复杂的过程，以此说明研究不仅要注重史料的具体内容，同时注重史料形成的具体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史料的价值。
《佛钵的故事：想象中的传记与圣地》一文通过考察佛教圣地是如何成立起来的，来研究佛教圣传与圣地之间复杂关联。圣地并非只是物质个体构成的实际场所，更是想象中的空间，比如记录下来的幻象与经典之中的空间。此文也考察了圣传在确立圣地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将重点放在道宣(596-667)临终感应的记载以及《莲华面经》（《大正藏》编号386）中出现的佛钵。虽然在道宣的感应和《莲华面经》的经文中，佛钵都是想象中的事物，但是在犍陀罗，佛钵真实存在，是重要的崇拜对象。作者认为，《莲华面经》的故事源自犍陀罗的佛钵崇拜，而归于道宣名下的佛陀开示的文段是受到《莲华面经》启发而产生的。道宣所记载的佛陀在汉地的新的开示内容，使得佛钵崇拜转化为一种宇宙维度的幻象。佛钵和佛陀使用过的其他崇拜物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宇宙，这可能影响到了道宣对于中国佛教圣地的理解。作者认为《法苑珠林》所引《道宣师主持感应记》中所描绘的佛陀开示内容，许多都是围绕着在佛陀生平的著名事件中其使用过的崇拜物的话题展开。《住持感应记》的有关引文是为了佛钵而建造的佛塔以及佛塔的复制品。相关内容十分复杂是因为引用并生硬整合了三种有关佛塔建造的不同说法。《法苑珠林》引用《莲华面经》中关于犍陀罗佛钵在未来毁灭的记述，并放在道宣感应佛法的记录片段之前，其实是将佛钵破裂作为未来佛法毁灭的标志，而这与经中预言的佛钵在犍陀罗毁灭有关。佛钵被认为在犍陀罗曾真实存在，四世纪末或者五世纪初，智猛、昙无竭、慧览，道普，法显等人都见过此钵，而佛钵被毁的故事则是六世纪之后佛教在犍陀罗衰退后的产物。“随着佛教的传播超出最初认为的释迦牟尼生活过的范围，新的佛教圣地得以构建，其中仍然有许多涉及到佛陀的生平，关于佛教圣地与佛陀生平之间关系的故事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犍陀罗建造佛教圣地时使用的许多策略，重现于道宣尝试在中国重建佛教圣地的过程中。这些策略中又萌生了一个新的主题，即来自天人和天宫经文的指示。”对于中古佛钵的讨论其实涉及佛教物质文化重要的问题，这种对佛教物质文化的重视也贯穿于在他对僧传中与佛像有关的神异故事的讨论中，他也为《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做过书评，可见对于佛教物质文化的关注在篠原先生这里有某种自觉，他关注即特定的实物崇拜的历史与文本记载的崇拜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佛钵为例其实就是由此来讨论经文中的佛钵与现实中的佛钵的复杂动态从而建立经文、文献记载与佛钵实物各自发展的路径和相互关联的历史语境。而佛钵最终也成**所使用的日常用具，转化为佛陀和佛法的符号和象征。篠原先生本篇论文也讨论佛教圣地这一命题，随着佛教传播超出**生活的区域，如何再造圣地就成了各地佛教徒重要的议题，道宣的尝试也是这一大的背景下的产物，在一个遥远的中国再造一个神圣的中心，从而为自身创立合法性辩护，这种宗教实践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也逐渐形成了对于边地和圣地的讨论，对此陈金华有精当的论述。
当然篠原先生对于僧传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三篇的内容，而是涉及其他各个方面，不过他的僧传研究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逐渐完善了自己立体全面的僧传研究方法，不仅考察了僧传的材料来源，探究具体僧传的重要意义，并延展到与僧传研究有关的各类话题。《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来源：塔碑铭和神异故事》一文可以视作篠原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纲领性著作，不仅是因为这篇长文详尽考辨了三部高僧传的材料来源，讨论了神异故事和塔铭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学术发展的重点。例如在讨论僧传中的神异故事，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与像有关的神异，在佛教传统中形象崇拜是一个大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又和此后的密教仪式有关。而基于本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篠原先生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许多研究的重点，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其多元立体的僧传研究方法初具规模，其学术触角不断延展，关联到与僧传研究的其他领域。如《<高僧传>的比较研究：中古中国佛教圣僧的功能》一文将彼得·布朗(Peter Brown）关于古代圣人的研究思路应用到中国佛教传记研究上。作者认为阿瑟·赖特(Authur White)《传记与圣贤传：慧皎的高僧传》（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一书研究《高僧传》时存在一定的问题，阿瑟·赖特借用了彼得·布朗提出的精英分子的宗教和广大庶民的宗教这一“双层结构”的论述框架，将其应用于《高僧传》研究，其基本思路是佛教中的精英人士代表的精英文化往往轻视神异故事。篠原先生则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双层结构的论述框架，因为真实情况反而是慧皎十分重视神异故事。因此，他认为彼得·布朗研究“神”和“圣者”的功能主义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高僧传》的内容，借此概念他梳理了昙超（419-492）传，反思了神异故事在僧传中的特殊意义。《白居易墓志铭中的“结构”和“群体”》一文将白居易的碑文放在各个碑文系统中进行考察，同时藉助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的“结构”和“共同体”概念来确定碑文的修辞动态，通过分析白居易的自传（《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和《醉吟先生传》）、墓志铭（《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和《故饶州刺史吴府群神道碑铭并序》）以及塔铭（《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和《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并序》）三个层面来讨论了作为世俗文人撰写僧人传记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正是塔铭本身性质决定的。这篇论文表面是分析白居易的塔铭，其实是处理僧传和塔铭的复杂关系，以及世俗文人撰写塔铭过程中如何体现了“群体”的观点和意见，这种对僧人的看法又系统性地渗入后来的僧传史料中。
第二，篠原先生的僧传研究围绕道宣、道世收录的神异故事展开了深入研究，这部分成果也显得格外，这也使他成为道宣、道世的研究专家。除了《中国佛教僧传的两个来源》长文中分析的内容之外，还有众多文章都是围绕道宣法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还有道世《法苑珠林》中的神异故事的相关材料展开的。如《道宣<神僧感通录>资料来源分析》一文对比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法苑珠林》的故事内容，认为道宣所辑录的故事是以《冥祥记》为主，以《高僧传》作为补充。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积累而成的结果。还有针对《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更细节的讨论，如《<瑞经录>的来源分析》一文关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瑞经录》部分，认为道宣和道世在各自的作品中密切关注并辑录神异故事，而且有一定交流的复杂过程。大部分情况下，道世《法苑珠林》依托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引用辑录的材料源头，但是两者也时有平行之处。有些情况下，较早编纂的《法苑珠林》可能是道宣《瑞经录》的材料来源。同时，对比《冥报记》和《瑞经录》，11个案例有6个与《法苑珠林》所引《冥报记》完全相同或者十分相似。《冥报记》的段落可能依赖《法苑珠林》版本的故事，但是也有其他材料来源。很多情况下《法苑珠林》平行故事的文本更接近于《瑞经录》的内容，而非《法苑珠林》标注其来源的材料。某些情况下，《法苑珠林》比《瑞经录》更接近他们故事所依托的材料源头。个别情况下，两者没有对应。经过精心的考证，作者对《法苑珠林》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关系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认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第二卷与像有关的内容与《法苑珠林》的十三、十四卷的内容密切相关。道宣自觉收集有关三宝神异故事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还整理了《瑞经录》中的内容，同时他还在开展《大唐内典录》的撰写工作，后来都收录在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于此同时道世撰写《法苑珠林》，道宣也参考使用了这部类书草稿中的一些材料。而道世在《法苑珠林》最终成书过程中又整体借鉴纳入了道宣处理的材料，特别对《瑞经录》整体纳入《法苑珠林》礼敬三宝的内容。
第三，关注僧传中有关物质文化的内容，特别注重僧传中对于像的讨论。《中国佛教传记的两个来源》一文中多次提到与佛塔佛像有关的神异故事，这些故事属于佛教形象崇拜这一大的框架之内，例如本书第二部分《神像故事与礼敬三宝：论七世纪中国的形象崇拜》就是这类研究的重点篇目。当然对于物质文化的强调还有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佛钵研究和第二部分的袈裟研究。篠原先生善于发现不同文献对于佛陀崇拜物描述的差异之处，通过探究这些差异带领读者还原复杂的历史语境中的信仰实践，从日常可感知的事物出发思考佛教经典、信仰实践、物质崇拜以及作为符号化的佛教圣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僧传中的僧人作为信仰的实践者，物质的使用者，文本的编撰者，其不同身份共同构成了僧传内部复杂的张力关系，我们也可以借篠原先生的研究一窥宗教叙事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微妙界限，重新思考佛传的文本性质。
2.寺院实践的有关论述
本书的第二部分“寺院实践：戒律与故事”重点讨论了寺院宗教实践中的戒律问题和相关书写中兼具文学意味和宗教性质的各类故事。本部分收入《道宣律师（596-667）所感通的迦叶佛袈裟》、《神像故事与敬奉三宝：论七世纪中国的形象崇拜》、《道宣律师中的临终》以及《高僧传记中临终时分的书写》四篇文章。
《道宣律师（596-667）所感通的迦叶佛袈裟》先是考辨了《道宣律师感通录》、《道宣主持感应记》与《法苑珠林》的成书时间，然后考察《法苑珠林》对于《道宣律师主持感应记》的引用，主要目的是探究有关迦叶袈裟的故事的内容，然后将其放置在中古中国佛教这一更大的框架内。最后谈论《阿育王传》中的袈裟故事作者认为“《道宣律师住持感应记》中有关迦叶佛袈裟的故事，是从《阿育王传》中同名的佛弟子迦叶的袈裟故事转化而来”。相关的结论则是“早期禅宗故事里有关菩提达摩传袈裟的说法，可能是受到迦叶传袈裟故事的影响。”
《神像故事与敬奉三宝：论七世纪中国的形象崇拜》一文探讨中古时期中国佛教中一种独特的形象崇拜理论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此文基于两种假设的争论，一种认为佛教引入形象崇拜相对较晚，另一种认为像实际上在中国佛教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具体而言，作者先是讨论了道世《法苑珠林》中与像有关的神异故事的内容。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敬像在中国的流行，而且被放在“礼敬三宝”这一更大的论述框架之下。接着作者讨论了三宝的编排，试图澄清敬佛、观想佛陀和神异故事之间的复杂关系。《法苑珠林》敬佛部分插入大量的神异故事；其中，（故事）对象是一组佛像，每一尊都明确认定为是位于特定地点的实物物件。在研究的第三步中，作者集中讨论了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僧像致敬”条目，分析了沐浴佛像的相关叙述，探究了关于像的论述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缓慢而来的基本情况。这一简要回顾表明，不仅对图像的论述，而且涉及图像的仪式修行可能经常是分歧且发展缓慢的。
与像有关的神异故事道世类书《法苑珠林》、《诸经要集》中的“礼敬三宝”作者认为其精心设计的表述的内在逻辑是“特定的辩护性方式和佛像神异故事的流行之间的结合。”作者认为涉及像的修行和有关像的话语是逐渐发展的。七世纪的中国由道宣和道世所发展的新的论述可以视作强调形象重要性的辩护性尝试，属于漫长演变过程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举措。这种新的论述似乎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广泛的讨论三宝的内容。在这一辩护性努力的过程中，大量与像有关的神异故事被收集，在道世的第二本选集中，只介绍了礼敬经文，形象崇拜敬像只是作为观想佛陀修行的一个初始步骤，而形象崇拜敬像和为僧人辩护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然而，在中唐排佛以及宫廷礼仪变革的大背景下，道宣一系列的书写可以视为对僧人仪式自主权辩护，在这个过程中，像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也说明像在中古中国佛教中十分重要。也许正是作为物质对象的像的流行，影响到了文献中对于像的描述，这些关于像的演变的描述往往并不连贯。
《道宣律疏中的临终》一文将重点放在研究较少的净土宗的“临终”问题上，通过分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瞻病送终”的内容，讨论了临终在获得净土往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解是如何得到广泛传播的。作者先是仔细解读“瞻病送终”部分道宣对临终及临终前事务的处理，分析了道宣材料的来源以及其中对于一心存念的不同理解。作者认为道宣对这些材料的接受程度反映了中世纪中国佛教围绕临终的信仰和实践发生了重要转变，此前强调临终的救赎价值，到了道宣这里则变成了将死亡视作获得净土的关键时刻。最后作者分析了义净(635-713)《临终方诀》对于道宣观点的发展。具体而言，道宣讨论临终时围绕无常和往生，而义净将这两个主题分开，往生是临终的主题，无常是葬礼的主题。分析了僧传中出现的临终叙述都反复提到**迎接僧人往生净土的内容，道宣不仅提到了**净土，还提到了弥勒佛的兜率天宫以及**佛的灵鹫山。
《高僧传记中临终时分的书写》关注高僧传记中的临终描写，作者倾向于将这些材料作为文学来解读，重点关注僧人们临终的描述是如何被构建成为一种文学主题，认为这些关于临终的呈现方式可以说明我们理解中古佛教对于死亡和临终的理解。
3.密教仪轨的讨论
《密教消罪仪式：<大方等陀罗尼经>研究》以《大方等陀罗尼经》为中心，结合其他陀罗尼经典探讨了密教中消罪仪式的演变。作者认为早期密教仪式中，消罪经成为较为固定的主题，随着念诵陀罗尼的流行，它不仅被视作获得世俗利益的手段，也成为实现救赎目标的手段。作者先回顾了汉译典籍中与修持陀罗尼的有关的早期材料，认为这些是早期对于陀罗尼更简单的理解和基本仪式。后来“当赎罪的台本成为陀罗尼修行一个突出部分时，它成为更传统佛教修行的替代和潜在竞争对手。”作者简要介绍了陀罗尼作为获得此世利益咒语和来世救赎工具的情况，注意到罪障和忏悔的话语很早就出现在传授念诵陀罗尼的仪式文献中。然后，通过分析《大方等陀罗尼经》揭示念诵咒语与除罪之间的某些深远影响。《大方等陀罗尼经》中，陀罗尼的功能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第一，在这部经典的核心故事中，陀罗尼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工具或武器，用来战胜魔王并使他们皈依佛陀的教诲。随后，这部经典的核心教义变为大乘内容，陀罗尼除罪功效成为一个主要主题。第二，作为消除罪恶的手段，陀罗尼与僧侣戒律之间密切相关。早期的陀罗尼经文中认为，念诵陀罗尼能让人看到诸佛幻象，这些幻象可以消除过去无数次转世所积累的所有罪孽。现在这些罪过包括违反僧团规则的行为，而修持陀罗尼被作为传统忏悔仪式的替代。第三，念诵陀罗尼进一步破坏了寺院及其戒律的完整性。该经为没有出家的人们制定了戒律，甚至允许无法出家的居士遵循陀罗尼修行，实现曾经只有出家人才能实现的目标。这也显示了陀罗尼及其除罪功能对于传统修行方法的颠覆性意义。
《密宗安像仪式》以《安像三昧仪轨》（《大正藏》编号1048）为线索，讨论了安像仪式在复杂的密教仪式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及其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安像三昧仪轨》中的安像仪式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佛诞日沐浴转变为更普遍的沐浴仪式，这在义净(635-713)和慧琳(737-820)翻译的《造像沐浴功德经》等相关材料可以看出端倪，这一仪式与后吠陀时代基于“息灾”仪式的台本密切相关，这种仪式台本并非佛教独有，而是泛印度式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引入供像，形成灌顶阿阇梨的曼陀罗仪式，最终在《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中逐渐稳定，并通过观想修行的引入进一步重组，接着其技术和真言被应用到其他类型的仪式中。《安像三昧仪轨》更彻底地重塑了浴像仪式，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佛教密宗仪式。沐浴佛像被有意地同化为认证阿阇梨的灌顶仪式。
《尊胜佛顶陀罗尼坛法》一文以“尊胜佛顶”曼荼罗来考察观想曼荼罗的仪式发展。作者认为观想的引入，彻底地改变了密教的仪式行为，使得物质实体的曼荼罗逐渐变为观想中的曼荼罗。作者强调密教仪式从简单的咒语演化为复杂的观想行为的过程很快就发生了，并且他区分了四种仪式台本：(1)无需神祇形像的咒语念诵；(2)在神祇形像前面念诵咒语；(3)一种针对某类仪式导师的曼荼罗灌顶仪式；(4)一种修行者在其中成为仪式的主要神祇的观想行为。最开始曼荼罗灌顶仪式需要构造实物的曼荼罗。后来此仪式变成一系列观想仪轨，观想或观想曼荼罗成为仪式的重点，形象和曼荼罗彼此融合。在《佛顶最胜陀罗尼》(《大正藏》编号967-971、974A)描述曼荼罗道场念诵陀罗尼时不涉及观想行为。不空(705-774)所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大正藏》编号972)包含了关于在地面上构建曼荼罗以作为仪式空间、以及观想此曼荼罗的过程。观想曼荼罗和行道者在观想中与主尊融合为一这两者被区别对待。在仪式的高潮时刻，行道者观想自身成为本尊。善无畏(637-735AD)所译的《尊胜佛顶修瑜雇法轨仪》(《大正藏》编号973)则首先给出了观想曼荼罗的简要说明，并接着给出一份关于绘制本尊形像的单独说明。观想曼荼罗的图像与本尊绘像的图像几乎一致。在善无畏的仪轨中，曼荼罗仪式的基本仪式台本被仔细改造并整合进五轮观想行法中。最后，主尊毗卢遮那与无相和超越任何特定神祇图像的法界，联系为一。对主尊的观想就沦为对法界的观想。
本书部分主要关于密教仪轨，涉及陀罗尼的功能，安像仪式的发展衍变过程以及具体仪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等内容，但是其后都有对于观想的重要思考，而这部分属于具体的修行实践，同时这几篇论文与篠原先生代表作《咒语、圣像和曼荼罗》一起构成了他密教仪轨研究的主体。
三、《咒语、圣像和曼荼罗》
篠原亨一教授对于经咒的研究肇始于2007-2010年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的密教与早期印度仪式的课程，这一工作在2007-200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坊得到延续，本书中《陀罗尼经》一章就是此阶段的成果，后来发表于《亚洲学报》。作者强调自己想要通过此研究重建一种佛教仪式传统的形成及衍化过程，为此他转化了研究视角，从对术语（比如“密教”）的考究转到对密教仪式实际内容的关注，梳理了被划入“杂密”范畴的仪式文本，从咒语念诵、圣像引入、观想曼陀罗等具体的仪式行为的不同历史出发，追溯曼荼罗仪式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复杂过程。
《咒语、圣像和曼荼罗——密教仪式衍变研究》一书分为三个部分，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密教仪式可以分为几种基本的台本，第一种是反复念诵咒语，获得现世利益。对于第一种仪式台本而言，也就是早期的陀罗尼经文中，咒语往往是为了特定的现实目的。第二种台本是将圣像崇拜引入简单念诵仪式的台本。此后，陀罗尼往往与特定的神祇有关，如十一面观世音等。第三种台本则是曼荼罗仪式的最新阶段，关注的焦点是单个神祇。通过这三种基本的仪式台本，篠原先生溯源了密教仪式衍变的不同阶段以及复杂的历史动态。
第一部分“三种仪式台本”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陀罗尼集中的咒语念诵”集中讨论了早期陀罗尼念诵的功能，作者认为《陀罗尼杂集》卷四至卷十在其文本衍化的不同阶段，对比《七佛八菩萨所说陀罗尼经》和《陀罗尼杂集》，可以看出两者是一种累积式发展的结果。落合俊典的研究发现《七佛八菩萨》后来被并入另一部经，开始被命名为《杂咒集》，后来被命名为《陀罗尼杂集》。作者认为，《陀罗尼杂集》所汇集的材料中间，是一些称颂观世音的仪式。这些文本虽然提到了佛和菩萨的幻相，但是观想行为是缺席的。
第二章“十一面观世音形像仪式”讨论了六世纪下半叶到八世纪中叶的四本《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的基本情况。作者的核心假设是，这些版本代表了同一仪轨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都共享一个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不断添加了新的内容。不同版本之间共有部分在外部形态和内容上有一定相似性，他们共同构成了《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广泛流行的基本形式。其共有的核心可能大体代表了此仪轨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在早期的念诵仪轨中，是在没有形像的情况下展开念诵仪式的。而到了不空的译本中，十一面观世音仪轨已经成为一种繁复的观想活动。作者认为，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关于十一面观世音神咒起源的故事流传，而后来才转向形像崇拜的第二个故事版本。总之，关于陀罗尼及其念诵陀罗尼可以看到相应的幻相作为应验，这样的叙述最终被改造成关于形像崇拜的仪轨。作者试图由三条途径去解析这样的发展变化过程——讨论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分析关于咒语起源的两种分歧叙述；考虑一组治愈密咒如何最初独立但后来又被纳入这个观世音仪轨经典文本中。之所以重点分析《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是因为此经中并存两种台本，而且早期神圣出现表明仪式起效的台本已经发展为包含新要素的形像崇拜台本。
第三章“曼荼罗灌顶仪式”，作者转向第三种台本，也就是修行人在特定的曼荼罗面前开展密教仪轨的材料。作者细致分析了《陀罗尼集经》中的普集曼荼罗法会，分析密教仪轨发展的重要作用，探究以曼荼罗为中心的密教法会的衍化过程。通过分析普集会坛法以及其与《陀罗尼经集》的关系，作者勾勒了别尊仪式的衍化，并以金刚藏为例，讨论其仪式衍化的具体过程。最后综合考察曼荼罗和别尊曼荼罗仪式的关联。作者认为《陀罗尼集经》引入了混合的曼荼罗仪式（如普集会），从根本上影响了曼荼罗的性质，这可能是公元七世纪中叶阿地瞿多编纂《陀罗尼集经》时的一种仪式形态。而这些材料其实展现了形像和曼荼罗之间含糊又矛盾的关系。同时，作者认为普集会曼荼罗是从个体神祇的坛法中衍化而来，一旦集合起来就创造了一种综合且连贯性的密教传统。作者推测，随着密教仪式的进化，形像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形像崇拜与曼荼罗法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同样也反映了这种根本性的张力。作者具体分析了《陀罗尼集经》前十一卷所描述的五种类型的坛法，以及《陀罗尼集经》中有关绘制图像的内容，认为在普集会坛仪式中，绘像地位并不突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坛仪逐渐衍进成一种精巧的灌顶仪式，人们对于图像和绘像的关注日益衰减。因此，坛仪的逐步发展，已经塑造了《陀罗尼集经》对待形像的方式。这最终导致普集会坛成为一个密教仪式的复杂综合体。
第四章“普集会坛法的形成”中，作者先是考察了普集会坛法与《陀罗尼经集》中早期别尊坛法的关联，接着在印度后吠陀仪式发展这一更大的背景中考察了普集坛法。
第二部分“《陀罗尼经》的衍变和观想的引入”讨论密教仪轨发展的第二阶段，念诵陀罗尼的修行演化为更为复杂的密教仪式，各类行法均与基本的咒语结合，而且引入了观想的技术。
第五章“陀罗尼经及其在菩提流志所译密教经典中的衍变”，作者将重点放在菩提流志（？-727）所译三部密教经典上，即《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大正藏》编号1006 )、《如意轮陀罗尼经》(《大正藏》编号1080)以及《一字佛顶轮王经》(《大正藏》编号951)，认为将观想引入相关仪轨，重塑了陀罗尼经。作者先是分析了《牟梨曼陀罗咒经》中的三种咒语形式及其效果，然后谈论了手印的重要性，一些手印具有具体的仪式功能，“手印的引入，将简单的咒语念诵发展成为一种同时要求适当身体姿态以及精心细致手势的行法活动。”然后谈论了燃烧供养的意义。作者认为《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改造了《牟梨曼陀罗咒经》，而且《牟梨曼陀罗咒经》中无名的陀罗尼也获得了更清晰的身份，菩提流之将《牟梨曼陀罗咒经》中拼凑组合的各种仪轨分为十个部分，通过精心的组合使其成为更连贯的陀罗尼经。接着他分析了《如意陀罗尼经》，进一步强调陀罗尼仪式因为观想行法的介入而发生了改变。通过对菩提流志译本的深入讨论，作者指出此前陀罗尼经中咒语念咒已经转化为更复杂的仪式，包含咒语念诵、形象崇拜、构建坛法、灌顶和观想等一系列内容。
第六章“‘不空羂索’传统”讨论了与不空羂索(Amoghapāśa)菩萨有关的仪轨经典，考察的重点是观想种子字的仪法。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阇那崛多(522-600)所译《不空羂索咒经》，此外还有宝思惟（？-721）和李无谄的两个译本，以及菩提流志所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通过考察这些经文的异同，作者再次强调了密教仪式由简单的印咒发展为正式结构的经典的过程，认为菩提流志所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是这一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在这里，不同的陀罗尼经典被整合为一部独立的经典，这对于我们理解被称为“纯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作者认为可以更直接地将《不空羂索真言经》看作早期密教经典中基本密教仪式台本的阐释与变异。渐渐地，这些早期台本转化为观想的仪式，这种衍变似乎在菩提流志的这个三十卷译本中得到继续——观想种子字的实践在各种语境中出现。作者重建了此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密教仪式构造接二连三地出现。
第三部分“走向新综合：‘成熟’观想仪式”考察了更为成熟的观想仪式，也就是被称为纯密的两部经典的仪式，即一行《大日经疏》中关于坛城仪式的内容以及不空的一些仪轨。
第七章“一行《大日经疏》：制造大曼荼罗”先是梳理了《蕤哂耶经》中的各种仪法，将其视为一行《大日经疏》重塑观想实践的基准和背景，接着讨论《大日经》文本自身。通过对比，作者认为《蕤哂耶经》提供了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坛城仪式的普遍程序。而《大日经》有关构建曼荼罗和施行灌顶仪式的内容十分重要需要重点分析。而一行《大日经疏》将《大日经》的段落和引文，以及列为参考对象的其他文献，合编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一行十分依赖《蕤哂耶经》，不过他也加入了新的内容，普集会坛法的法则在一行《大日经疏》中得到了继续遵循，最终一行《大日经疏》中的仪轨被大幅改编以凸显瑜伽观想。在《蕤哂耶经》所描述的仪轨中，观想并不占据显著地位。《大日经》中，观想虽然作为众多构成因素之一，但是只是简要地出现在经文叙述中，但是在一行《大日经疏》中，观想不仅地位却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其应用的情境也被仔细地加以描述。接着作者分析了一行《大日经疏》中坛法的总体框架，认为尽管一行《大日经疏》中的仪法十分倚重《蕤哂耶经》，但却由于观想实践的引入，而得到了根本上的重塑。《大日经疏》所描述的核心灌顶仪式中，同样也引入了这种复杂的观想行法。一行《大日经疏》在引入观想的同时，也凸显了鲜花投掷仪式意义的转变。
第八章“不空的各种仪轨”主要讨论了不空的别尊仪轨，需要被重新理解成为特定世俗利益考虑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别尊仪式，这种新的式样构成了一个新颖且连贯的整体。不空从根本上重新改造了两种坛法，因为他的新仪式系统已经广泛地吸纳了瑜伽观想实践。在不空这里，针对别尊神祇的仪式，以及灌顶仪式，皆被以一种不同的模式加以整合——灌顶仪式将行道者引入一种特别的观想实践中，这种观想使得行道者在别尊仪式中施行核心观想活动。在菩提流志和其他人所译的经典中，属于各种别尊神祇的仪式传统已经进化为一种更加复杂的密教仪式。不空仪轨中的一些，只是在此进化轨迹上稍有前进，它们更加侧重于观想行为；但是，另外一些则用一种更大框架的金刚顶瑜伽观想来改造传统的仪式。作者认为不空的仪轨提供了观察仪轨转变的契机，有些仪轨有些是更具系统性的密教仪式，并且将此前各种文献中记录的因素集合在了一起。在《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念诵仪轨》中，不空将如意轮仪式改造为更多观想行为的仪式。在《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中，瑜伽观想是以《金刚顶经》为基础的，但是对金刚顶传统仪式的改造。这一转变意义深远，原有特定仪轨总与某个神祇有关，后来被提取用于其他神祇的仪轨。其中针对观自在神祇的仪轨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早期是制造一种普通的观自在仪轨，相关真言乃是从《真实摄》(特别是金刚智译本)的第一部分中取出，但不空的《如意轮瑜伽仪轨》，则通过引入一套取自《真实摄》第三部分的真言，修正和扩展了这个早期一般的观自在仪轨。通过分析不空名下两部如意轮仪轨可以看出如意轮真言念诵仪轨编纂的过程。在菩提流志所译的《如意轮陀罗尼经》(《大正藏》编号1080)中的仪式传统，由于加入了观想实践，而被重新配置。不空所译的《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念诵仪轨》(《大正藏》编号1085)又进一步改造了这个仪式传统。在此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一套真言以及仪式框架，开始成为其他念诵仪轨的范本。
整体而言，篠原先生有着扎实的文献基础，如在讨论僧传来源时，分门别类讨论所有材料来源和僧传的形态；研究密教仪轨时，对《大方等陀罗尼经》等大部头经典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观点往往清晰明确令人信服。他善于找到文献内部的矛盾和缝隙之处，从而打开解读佛教文献的新天地，在研究僧传时，关注的不仅是不同时期僧传写作的共同点，如材料来源、修辞性结构性的内容，但是一切都基于这些共享某类结构或者原始材料的文本却有着细微的差异，这种细微的差异往往是编纂者的用心之处，也是篠原先生讨论问题的重中之重，例如对于《冥祥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等海量信息作出精准比对后，作者为我们还原了彼此关联却又有不同发展逻辑的文本生成语境。
而关注文本的生成过程也是其著作能够做到引人深思的奥秘，正是基于汉译密教经典，特别是早期被归为“杂密”的经典进行了文本生成的考察，才还原了其内部仪式相互借鉴却又递进发展的逻辑，这种论述策略使其文本呈现了丰富而不凌乱的阅读体验，例如在讨论观想仪式在密教仪轨发展的重要性时，他时刻关注不同层次的观想概念：作为观想诸佛幻象的观想，观想者的观想实践，复杂的观想仪式中的观想等内容彼此关联却井井有条，成为揭示文本内部差异和论说空间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对这些反复且彼此纠缠的概念有着高超的驾驭能力，在纷繁的材料之中找到讨论核心学术命题的言说路径，是因为篠原先生往往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具体的问题，这样自觉的学术方法在其处理僧传的材料来源时就不仅是从宗教文献的角度考察史料的意义，而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对于文学和佛教文献的共生状态的深刻洞察，言说的重点就从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转化为追问环环相扣的材料如何搭建起中古佛教传记之中的虚构与真实、世俗与神圣等关键问题，继而思考道宣、道世等人如何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达到各要素的平衡。
这些问题本身引导著作者走向东亚佛教研究更深广的论域。在讨论形象崇拜，其追问的是佛教对于像的两种矛盾说法如何成立，在佛教叙述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他们如何僧侣自身辩护佛教的目的服务，在不同的文本序列有什么差异。在讨论密教仪轨时，其实是为了解决仪式本身所蕴含的物质性要素和精神性要素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篠原先生立足僧传研究和密教仪轨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东亚研究汉译佛典问题的诸多领域，用广博的视野和精巧的论述为中古中国佛教研究留下了气象开阔的一片天地。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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