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出宋僧元照文集及其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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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出宋僧元照文集及其文献价值

发布时间: 2022/11/24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王招国

关键词：元照/ 芝园集/ 芝园文后集/ 成篑堂文库

内容提要：元照文集宋代有二十卷，而现知仅有《续藏经》收入的道询编《芝苑遗编》一卷以及不明编者的《芝园集》二卷与《补续芝园集》一卷。日本成篑堂文库藏有抄写于延文三年(1358)的元照文集五册，共十九卷，分别为道言编《芝园集》十七卷和道颀编《芝园文后集》二卷。这两部文集前人尚未关注，本文对此进行了介绍，探讨它的底本来源、成书时间以及与续藏经本元照文集的关系，并略述其所存篇章的文献价值。

元照(1048-1116)是北宋复兴南山律宗，兼弘天台和净土的著名僧人。世居杭州，幼年依杭州祥符寺慧鉴律师出家，十八岁试经得度。之后广泛研习经论，尤精律典。历住杭州法慧寺、祥符寺、宝阁寺。晚年居杭州灵芝崇福寺前后达三十余年，自称“灵芝元照”。六十八岁于崇福寺示寂，谥号“大智律师”。元照一生，志行苦节，授徒弘法，著述颇丰。关于元照文集，宋宗鉴《释门正统》等记载有“芝园集二十卷”①。然惜已散佚，现存只有《续藏经》第59册所收三种、共六卷元照文集，即道询编《芝苑遗编》三卷，以及不明编者《芝园集》二卷与《补续芝园集》一卷。

2011年，笔者在川濑一马先生编《新修成篑堂文库藏善本书目》中看到元照文集写本的著录信息②，该文库藏元照文集写本共五册，合计十九卷(以下简称“成篑堂本”)。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成篑堂本约有十四卷内容，不见于上述《续藏经》所收的三种元照文集(以下简称“续藏经本”)。迄今为止，学术界围绕元照的生平、著作、思想等方面已有不少研究，除单篇论文外，日本先后还出版过两部专著③。然而，前人的研究成果，均未关注并利用成篑堂本。有鉴于此，本文拟介绍成篑堂本的基本概况，在探讨元照文集编辑问题的基础上，着重关注成篑堂本新出的篇章部分，略述其文献价值。

一、成篑堂本概况及其底本来源

成篑堂本现收在一个蓝色函套内，封面题签“芝园集延文三年钞写共五苏峰秘籍”字样，下有“苏”“峰”两方朱印。线装，共五册，写本(白楮纸)，楷行体抄写，无墨栏。每册纸高约25.4厘米，每纸长约17.7厘米，一纸对折，每半面抄写9行，每行17字左右。每册封面原有题签，现已脱落，而在原题签处后人补写“芝园集”三字。每册在题名下，分别又有朱笔“一～四全五册头函”“自五至八全五册头函”“九至十二全五册头函”“十三至十六全五册头函”“自十七至后集/二卷终，全五册，头函”，此为标示每册卷次，即前四册各有四卷，第五册有三卷，合计十九卷。前十七卷为《芝园集》，后两卷为《芝园文后集》。每册封面右上角有别笔墨书“佛眼藏”三字，此应是某寺经藏名称，表明原为“佛眼藏”之藏品，封面题“头函”二字，当指该藏品之函号。

每卷有首尾题，十五、十六两卷卷首没有篇章目录，其余各卷皆有。每卷文面有墨笔及朱笔日文训点和订正符号，凡遇人名处，往往以朱笔竖线示之。正文行间、天头或地脚处，偶有校勘性质的补正及标注文字。说明成篑堂本在抄写完之后，并非束之高阁，而是经过后人研读与校订。关于成篑堂本的抄写时间与流传情况，第一册前有一则德富苏峰(1863-1957)写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题识，值得注意，全文如下：

此书延文三年暮春昼(书)写，小比丘思哲之/跋文在焉。复大仙和尚持本施入，应永乙未初冬三日/后序在焉。而每卷大仙朱文印记在焉。距今五百四/十有八年之古钞也/。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夕于青山草堂/苏峰道人识云/。

比丘思哲“跋文”见于第五册末，文为“延文三年暮春书写，小比丘思哲”。所谓“后序”，实指抄在第一册末的如下文字：

根本佛眼藏本四册，宋版也。然近代/纷失。仍大仙和尚持本，妙昙律匠/施入当藏毕，要在将来所期远哉/。应永乙未初冬三日。

这段文字未署作者，不知何人所题。据此可知，佛眼藏原有宋版元照文集四册，可惜纷失不存。应永乙未，是应永二十二年(1414)，当时佛眼藏仍有元照文集，但非宋版，而是延文三年(1358)思哲所抄的写本。此写本乃由妙昙律师施入佛眼藏，原为大仙和尚所藏。思哲、妙昙、大仙三位僧人的行历，详情不明。成篑堂本每册钤有一方“大仙”二字的篆体阳文朱印，可证确为大仙旧藏。后来不知何故，此抄本从佛眼藏中流出，辗转流传，最终为德富苏峰所得。

德富苏峰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记者和历史评论家，一生勤著述，富收藏，自取书斋名为“成篑堂”。今之成篑堂文库，主体为德富氏旧藏。该文库藏书多达十万册，成篑堂本之元照文集即为其一。成篑堂本每册钤有多枚印章，除前举“大仙”印章外，属于德富氏的印章有“成篑堂”“成篑堂主”“苏峰学人德富氏爱藏图书记”“苏峰”“德富所有”“德富文库”“苏峰读书记印”“苏峰清赏”“青山草堂”“天下之公宝须爱护”等。此外，尚有“志在天下”“自强不息”和“菅正敬印”三方朱印。菅正敬当是人名，其余两枚印章是否为德富氏所有，尚待确认。

思哲虽为成篑堂本之抄写者，但审视此本字体风格，前后并不一致。第一册与第四册笔迹相同，可确定是同一人所抄。第二册从卷首至卷六“秀州本觉禅院结界记”中的“命予主席”四字为止笔迹相同，之后显为别笔所抄。第三册前后笔迹亦有差异，卷九至卷十一为同笔所抄，卷十二则不然。第五册与第二册之前半部分笔迹风格相同，可以认定为同一人所抄。总之，成篑堂本非思哲一人手笔，至少有两人以上参与抄写。

管见所及，在日本最早提及十九卷本元照文集的是东大寺僧人凝然(1240-1321)，他在《律宗琼鉴章》中载“元照一期序记诗颂散章甚多，门人集之为十九卷，名《芝园集》……及十业章、圆教五门、应法序等，乃则安、道言、戒度、道标乃至后代守一等也。道言即撰芝园集成十七卷，后同门学四明守颀遂集复成二卷”④。成篑堂本今存十九卷，由道言编《芝园集》十七卷与守颀编《芝园文后集》两卷组成，这与凝然的记录完全吻合。《律宗琼鉴章》是嘉元四年(1306)撰述于东大寺戒坛院，凝然当时可能亲自见过元照文集。若真如此，则十九卷本元照文集至迟在嘉元四年，即元大德十年以前就已传至日本。

宋代元照文集有二十卷，传至日本的是否也是二十卷本，因宋版实物不存，难以确知。相较于宋版，现存成篑堂本十九卷，仅有一卷之差，所缺者当是第二十卷。此卷内容或为单独的目录卷，亦未可知。需要注意的是，成篑堂本每纸对折处，抄有常见于刻本的版心和版片号。如卷一序文部分，版心作“芝园集序”，随后《芝园集》十七卷，每卷版心分别是“芝园一”至“芝园十七”。《芝园文后集》版心分别是“后集一”“后集二”。至于版片号，每卷数字不等，除“芝园集序”有两版外，最少的是《芝园集》卷一，共十三版(如果加序文两版，共十五版)，最多的是《芝园集》卷十三，共二十一版。综上看来，成篑堂本据以抄写的底本显然是一种刻本，若再结合前揭宋版东传日本的下限时间，它依据的刻本应该就是宋版。

二、元照文集的编辑问题

《芝园集》与《芝园文后集》是以元照长期居住杭州“芝园兰若”而得名，而《芝园文后集》当编于《芝园集》之后。这两部文集具体何时编辑成书？在此，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各自编者。

首先，《芝园集》的编者，成篑堂本卷一载“门学四明道言集”。道言作为元照门人，此前虽有了解，但从其所编《芝园集》中可以进一步得知其具体生平，以及与元照的交往。《芝园集》卷十三收“道言字说”云：“鄞川道言，从吾为学，有年数矣。将还故里，赴讲于承天。而旧字‘无应’，吾特以‘无择’易之”。可知，道言是鄞川(即今宁波)人，原字“无应”，后改为“无择”。此外，《芝园集》卷十七收一首题为“道言归乡赴讲”之五言诗，共三十八句。从诗题看，写于道言返乡前夕，其创作时间大体与“道言字说”相近。诗中元照极力赞誉道言之学问和品行，以及他应命归乡赴讲，弘化一方之举，并谆谆教诲，寄予厚望。然而，道言早于元照去世，元照为此撰有“祭门生道言”(见《芝园集》卷十四)，文中元照回顾了自己与道言的交往，开篇谓“嗟吾与汝兮，累劫师资。此生会遇兮，夙缘所追。服勤受道兮，一纪而余。心不我间兮，言不我违。化行瓯越兮，力欲扶持”。依此可知，道言在元照座下服勤受道，至少十年有余。两人共同弘化于瓯、越之间，道心相契，法情颇深。接着元照写道“尚嘱遗灰兮，归散灵芝。知子念我兮，始卒相依。灭我一灯兮，折我一枝。秀而不实兮，吾宁不悲”，充分表达了元照的悲痛心情。

道言作为元照门人，为其师编辑文集，理应得到元照的允诺。可是，在元照为道言所写的祭文中，丝毫未言及此事，这让人有些费解。值得注意的是，道言示寂后，元照才可能撰“祭门生道言”。已故之人岂能将身后祭文编入书中？此则说明《芝园集》并非道言一人所编，肯定经过他人增补。当然，道言作为《芝园集》的编者或主要编者，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芝园集》一书在元照生前就已面世，如成篑堂本卷首附有一篇吕益柔撰“芝园集序”，文云：

益柔顷持先考，尝聆称赞，既来武林，又得《芝园文集》观之，辞典而法，义深而明。不惟阐扬释教之妙理，又兼吾儒仁义之说，以训世导俗，岂止隋珠无类，和璧绝瑕而已……大观己丑十一月初十日松泽叟吕益柔书。

此序撰于大观己丑，即大观三年(1109)，表明《芝园集》最迟在此以前就已编辑成书。查考《芝园集》全文，出现最晚的年号是卷三“越州龙泉弥陀阁记”文末所署“大观改号仲秋晦记”，可见《芝园集》的编辑时间可以限定在大观元年(1107)八月至大观三年十一月之间。

“芝园集序”作者吕益柔，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写此序时，自署官阶为“朝奉郎充显谟阁待制新知颖昌军府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充南辅马步军都/总管骑都尉赐紫金鱼袋”。《宋史·艺文志》载，吕益柔有文集五十卷，又奏议一卷⑤。现知由他撰写的佛教文字，除“芝园集序”外，尚有《妙悟大师最公碑铭》和《船子和尚拔棹歌序》等。从“芝园集序”可以看出，吕益柔极其欣赏元照的文笔，并谓“闻师持戒之严，施戒之盛，莫不重加钦挹”。

其次，《芝园文后集》的编者，成篑堂本载“门学四明守颀集”。守颀与道言一样，也是元照门人，同样来自宁波。守颀的生平资料比较罕见，《芝园文后集》卷一收“西湖宝石山崇寿院记”载：“其院大观中曾结界……次别结庵界，守颀唱相，元照秉法。次通结大界，仲询唱大界内外相，元照秉法。后别结净地，子谦唱相，守颀秉法。”此外，《松夏志》卷十一收元照撰于政和元年(1111)的“福圣院结界记”(此文未见于成篑堂本)，文载“比丘元照秉羯磨，比丘守颀唱相……别结净地，比丘守颀秉羯磨，比丘景观唱相，比丘清印答法”⑥。依以上两则资料得知，从大观至政和年间(1107-1111)，守颀至少两次随同元照参加结界仪式，并担任唱相、秉法以及羯磨等职。

通观《芝园文后集》全文，有明确撰述年代者，均撰于大观后期至政和年间，其中最晚一篇“湖州乌墩镇普静寺结界记”，撰于政和四年(1114)。由此可知，《芝园文后集》乃以增补《芝园集》之后元照新撰的文章为主。不过，《芝园文后集》并非全部收录《芝园集》编成后的元照新撰文章。根据此前我对该集卷一收“远法师庐山集后序”所作的考察⑦，该序撰写于崇宁二年(1103)，而编于此后的《芝园集》却未收入。因此，《芝园文后集》在增补元照新撰作品外，拾遗了若干曾被《芝园集》失收的作品。

综上所论，可以肯定《芝园集》编成于元照生前，但《芝园文后集》是否如此，无法遽断。元照于政和六年(1116)去世，《芝园文后集》的成书时间绝不早于政和四年。考虑编者守颀是元照门人，即使编于元照圆寂之后，当也不会相隔太久。

以下谈谈成篑堂本与《续藏经》所收三种元照文集的关系。

《续藏经》现存三种元照文集，仅《芝苑遗编》标有“六世法孙道询集”，其余两种均未署名。道询既是元照六世法孙，依此而推，《芝苑遗编》的编辑时间至少在元照故世百年以后。换言之，《芝苑遗编》肯定在《芝园集》和《芝园文后集》之后编辑成书的。从《芝苑遗编》的书名来看，则以拾遗补编为主。查该书内容，除了卷下末“南山律师撰集录序”一文见于成篑堂本《芝园集》卷二之外，其余内容均未被成篑堂本所收，确实具有补遗的性质。

此外，续藏经本《芝园集》《补续芝园集》的编者尽管不明，但仅从书名来看，成书时间孰先孰后不言自明。《补续芝园集》在《续藏经》目录标题下作“日本辑”⑧，此信息如果可靠，该集乃是在日本编辑成书。那么，续藏经本《芝园集》是否情况相同呢？对此我们目前无法作出明确回答。需要指出的是，续藏经本《芝园集》共收32篇文章，与成篑堂本《芝园集》九至十二卷所收篇章完全相同，而且两者排列顺序一致。成篑堂本《芝园集》卷九至十二，刚好编在一册(第三册)。这可能透露出续藏经本《芝园集》之所以只收32篇文章，其史料来源与成篑堂本此册相同。换言之，续藏经本《芝园集》当年抄录所据的底本，应该就是十七卷本《芝园集》的其中一册。

再看《补续芝园集》所收6篇文章，它与成篑堂本《芝园集》卷三收入篇章完全相同，而且两者的排列顺序亦无差别。结合上述二卷本《芝园集》与十七卷本《芝园集》的关系考虑，《补续芝园集》与成篑堂本《芝园集》卷三篇章内容及顺序相同，似非巧合，而是《补续芝园集》编者当年仅获得十七卷本《芝园集》的卷三部分后，发现这一部分尚未被二卷本《芝园集》所收，故而将其录出，取名为“补续芝园集”。基于这一推断，二卷本《芝园集》与《补续芝园集》均依十七卷本《芝园集》抄写而成，而且可能是在日本编辑成书。

二卷本《芝园集》与《补续芝园集》是否在日本编辑成书，还可以通过《芝园集》在中国佛教文献中的引用情况来加以反向印证。宋元佛教文献有不少引用《芝园集》内容，其中引用文字若见于二卷本《芝园集》或《补续芝园集》，则不能说明问题，能作为反证资料的是不见于该书部分。比如，南宋昙秀辑《人天宝鉴》卷一引述元照撰“比丘正名”一文，文末明确标注引自《芝园集》⑨，但此文未收入续藏经本，相反则见于成篑堂本《芝园集》卷十四。这反映出昙秀引用的《芝园集》并非二卷本，而是十七卷本。不仅如此，元代省悟编《律苑事规》卷五有三处引用《芝园集》，其中两处明确标注“如芝园集第十三卷中”⑩，另外一处虽未标明卷次，但考察省悟所引内容，此三处引文分别出自元照撰“佛涅槃日疏”“盂兰盆日疏”与“南山祖师忌疏”。翻检成篑堂本，此三篇疏文均见于《芝园集》卷十三，与省悟的标注一致。由此证明，宋元时期流传的《芝园集》乃是十七卷本。不过，十七卷本《芝园集》和二卷本《芝园文后集》，宋元以后在中国本土是否尚有流传，难以遽断。明代如卺集《缁门警训》收有十二篇元照作品，其中八篇见于成篑堂本《芝园集》，一篇见于《芝园文后集》，但如卺没有交待这些作品的出处，是否直接引自《芝园集》或《芝园文后集》，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成篑堂本的发现，让我们重新了解到元照文集的原有面貌。

三、成篑堂本所收元照著述及其文献价值

此前我们对元照著述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续藏经本三种元照文集，以及《大正藏》和《续藏经》所收的元照著作，和这两部藏经所收他人著作中引用的元照诗文。关于元照著述，日本学者佐藤成顺曾经作过整理与分类，已确认现存93部(篇)，内容可分为戒律、净土、仪轨、讲义、塔铭、造像铭、书状、序文、诗文以及与儒教关系等。随后，吉水岳彦在佐藤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整理，据他统计，共有110部(篇)，其中现存101部(篇)，内容涉及①戒律关系、②净土教关系、③天台关系、④华严关系、⑤儒教关系、⑥讲义录、⑦塔铭·墓志铭·行业记、⑧造像·造塔等记文、⑨诗文、⑩序文·书状等十大类。佐藤与吉水两位先生所统计的数字，均是按照部、篇、首等为单位计算的，其资料依据主要来自历代藏经。由于两位先生当年均未见过成篑堂本，所以没有将成篑堂本所收的元照著述统计在内。

以部数而言，成篑堂本的元照文集仅有两部。若以各卷所收篇数为单位计算，两部文集所收篇数有如表1：

从表1可知，成篑堂本十九卷共收元照文稿359篇，文体涉及序、记、铭、疏、传、跋、赞、书、祭文、辞、赋、诗等多个方面，针对不同文体的篇章，编者显然作了分类归纳。

此外，如表1“备考”所示，成篑堂本《芝园集》卷三6篇文稿已见于《补续芝园集》。九、十、十一、十二共四卷，合计32篇文稿，已见于续藏经本《芝园集》。因此，这五卷文稿实际已为学界所知。其它卷次所收文稿，有些见于《大正藏》或《续藏经》所收的元照著述或他人著述，有些则是新出。据我初步统计，成篑堂本所收359篇文稿，全文不见于《大正藏》或《续藏经》者有295篇。当然，这部分文稿有些则见于《大正藏》或《续藏经》之外的其它传世文献。比如，《芝园集》卷四收“新城宁国院记”、卷十五收“东林白云庵”、卷十六收“次韵方干先生题碧沼院”三篇诗文均见于清张大昌编《龙兴祥符戒坛寺志》，其中“东林白云庵”一首尚见于南宋陈起辑《圣宋高僧诗选·后集》(诗题作“白云庵”)。虽则如此，295篇文稿大部分属于新出或罕见作品，则无异议。

针对这些新出内容，以下我将基本按照某类篇数从多到少的顺序作一简要介绍，并略述其文献价值。

第一，新出文稿中，篇数最多的是《芝园集》卷十五、十六、十七所收的176首诗，这些均不为《全宋诗》所收。成篑堂本存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涉及咏物、抒怀、唱和、悼人、赠别、示众等各个方面。这些诗歌的创作水平和文学价值或许不高，但从“以诗证史”的角度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元照的足迹、活动以及他与僧俗之间的交往等内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第二，篇数居其次的是结界记，共42篇，收入《芝园集》卷六、七、八有40篇，《芝园文后集》卷二有2篇。这类作品是元照当年为各地寺院举行结界时留下的记录，所涉寺院主要集中在两浙地区，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些寺院的历史概况，同时为我们考察宋代寺院的结界仪式，以及元照的律学活动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成篑堂本所收序跋17篇。序文方面，《芝园集》卷二有5篇，即《法华光明音义序》《摄戒种类图序》《请依止法序》《施[盂]兰盆经序》《郏子高书观经序》；《芝园文后集》卷一有5篇，即《远法师庐山集后序》《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序》《山阴法师信行法门序》《永明寿禅师方丈实录序》《士女礼忏仪序》。跋文方面，《芝园文后集》卷一有6篇，即《华严行愿品后跋》《华严净行品后跋》《七佛略教记后跋》《吴道子画地狱变后跋》《张君直感应像后跋》和《校证金刚经后跋》。此外，《芝园文后集》卷二收《金刚经后跋》1篇。这些序跋中，《法华光明音义序》《永明寿禅师方丈实录序》《士女礼忏仪序》三篇是元照为自己作品而写，其作品现存者仅有《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有宋版，卷首附有该序(11)。有些则是元照为他人著作而撰，如《远法师庐山集序》《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序》《山阴法师信行法门序》。《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宋僧本嵩撰，日本大正大学藏明版卷一前即附有元照序文，文末题署撰序时间是大观三年(1109)，此信息未见于成篑堂本。另外，有些序跋是元照为当时刊刻的佛典，或亲自所见的某些图像而作。总体而言，这些序跋可以为我们探讨元照著述以及宋代佛典刊刻等方面提供新资料。

第四，《芝园集》卷十三收有13篇疏文，内容涉及修忏、开讲、请住持、佛涅槃日、盂兰盆日、南山祖师忌日、荐弟子等，是研究宋代佛教仪式疏文的重要文献。同卷还有11篇字说和“首座则安赴讲”“付门学彦威”“付门学惠仁”三篇文章。这些篇章大多是元照为门人所写，对他们的名字进行解说。此前有关元照门人的史料所知不多，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第五，《芝园集》卷十四新出有“书法堂屏”1篇、铭文2篇、祭文7篇、“跋关大夫临行记”1篇以及赞文4篇。其中属于祭文的“祭安国真教大师”“祭南屏神悟大师”“祭净慧大师”“祭亡母”以及前文提到的“祭门生道言”史料价值颇高，尤其“祭亡母”内容可以结合元照撰“考妣墓志铭”，有助于探讨元照母亲竺氏的虔诚信佛和元照出家的背景。

第六，《芝园文后集》卷二“正观庵记”“西湖宝石山崇寿院记”是我们了解该庵、院历史的重要资料。“宣教大师塔铭”是记录天竺海月弟子有方大师的塔铭及其有方弟子道兴的身世。“上吕太慰辞僧职书”是元照所写的“辞职信”，藉此可以了解元照晚年的健康状况和心境。

成篑堂本内容涉及颇广，为我们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献价值极高。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探讨，现再举其大者归纳如下：

(一)成篑堂本保存了大量前所未见的元照佚文，有些篇章虽见于历代藏经或传世文献，但相互之间有若干文字差异，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同时，从成篑堂本可以大体了解到，元照文集的编辑过程和宋版元照文集的旧貌，同时可以得知续藏经本《芝园集》和《补续芝园集》的史料来源，并进一步推测续藏经本所收的两部文集，很可能是在日本编辑的。

(二)成篑堂本可以为研究元照传记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关元照生平，目前还没有详细论著，许多细节尚不清楚。弘一大师曾编有《元照年谱》(12)，但内容极其简略。成篑堂本所存篇章，内容涉及元照的身世、行历、交往、著述、思想等方方面面，可以丰富深化元照生平的研究。

(三)元照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僧人，他在弘扬律学、天台、净土等之余，与当时许多僧侣和文人士大夫有所交往，其交往事迹许多可见于成篑堂本。同时，成篑堂本还保存元照受在家信徒和出家者的请求而撰写的墓志铭和塔铭，以及各地寺院的结界记或寺记之类作品，乃至为当时刊刻的佛典作跋。这类文章内容涉及不少北宋佛教相关问题。因此，成篑堂本也是研究北宋佛教的重要资料。

最后需要指出，除了前述“福圣院结界记”外，《吴都法乘》卷十收有一篇元照撰写的“吴江县圣寿院结界记”(13)，《大觉国师外集》卷三、卷十分别收有一封元照寄给高丽义天的书信(文有缺)和一首诗(14)，这些均不见于成篑堂本，说明成篑堂本还不是元照诗文的总集。因此，今后有必要以成篑堂本为底本，广泛收集元照佚文，对元照文集进行全面整理和点校出版，为研究元照生平乃至宋代佛教提供更多资料。

原文出处：《世界宗教文化》(京)2022年第3期第150-157页

复印期刊：《宗教》2022年05期

　　①《续藏经》第4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362页。此外，在《佛祖统纪》卷二十九、《武林西湖高僧传》卷一以及日本慧坚《律苑僧宝传》卷九收“元照传”均有相同记载。

　　②[日]川濑一马编：《新修成篑堂文库藏善本书目》，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92年，第182—184页。

　　③[日]佐藤成順：《宋代佛教の研究——元照の淨土教》，东京山喜房佛書林2001年。[日]吉水岳彦：《靈芝元照の研究——宋代律僧の淨土教》，东京法藏館2015年。

　　④《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5册，东京名著普及会1979年，第29页。

　　⑤《宋史》第16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357页。

　　⑥此文部分文字亦见于《上虞县志》第37卷(光绪17年刊本)。

　　⑦定源(王招国)：《慧远〈庐山集〉在宋代的刊行——以新出元照撰“远法师庐山集后序”为线索》，卞东波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2辑，中华书局2021年，第313—330页。

　　⑧杨守敬原编、李之鼎补编：《增订丛书举要》卷78“释家部六目录·日本续藏经下”。

　　⑨《续藏经》第87册，第5页。

　　⑩《续藏经》第60册，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