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日本的神话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在高木敏雄、松村武雄、大林太良、吉田敦彦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百余年来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在比较神话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已经为我们所熟知。近年来，尤其是平成天皇即位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神话研究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时代变迁、其他学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神话研究自身的要求。了解日本神话研究近些年的变化，对于我们的神话研究应当有所助益。
一、明治期到昭和期的日本神话研究
从20世纪初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发表至今，现代日本的神话研究已经经历了一百余年。对日本神话研究的发展史，也有部分国内学者以论文方式进行过介绍和梳理，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乌丙安和叶舒宪的论文。
乌丙安曾在1988年发表《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文，对日本神话研究的三个代表人物高木敏雄、松村武雄和大林太良的研究情况做了介绍。在大林太良去世两年后的2003年，他又撰文《20世纪日本神话学的三个里程碑》，对日本神话研究的百年史进行总结，尤其是增加了对大林太良的介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的神话研究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较快的时期：明治中后期的20世纪初，高木敏雄等学者将西方神话研究理论译介到日本，奠定了日本神话研究基础；昭和前期的20世纪30~40年代，以松村武雄为代表的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方式研究神话的时期；昭和中后期的20世纪60~70年代，以大林太良为代表的使用结构主义理论方法进行神话比较研究的时期。
叶舒宪在《吉田敦彦与日本比较神话学》中介绍了与大林太良同时代的另一位重要的日本神话学者吉田敦彦。他的研究同样是以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对神话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说，自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以来，直至昭和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关注神话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日本神话研究的重要特征。无论是高木敏雄、松村武雄、大林太良，还是吉田敦彦，在神话的比较研究上都有较多的实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的神话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将西方的神话理论和实际研究译介到日本时，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方神话和日本神话进行比较；二是日本在近代以来经历了数次文化寻根的风潮，尤其是经历了世界大战后，人们有一种重新认识日本，迫切寻找日本民族起源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往往出现了与中国神话、东南亚神话的比较。
这种重视神话的比较研究的倾向，在进入平成期后逐渐弱化，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神话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日本神话自身，在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上有了新的特征。
二、平成期日本神话研究的转向
现代日本的神话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发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时局和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民俗学和人类学，一直与日本的神话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木敏雄作为日本神话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曾经与柳田国男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一方面，他影响了柳田国男，他的神话研究、传说研究，激发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另一方面，他也受到柳田国男的影响，将研究视野转向传说、民间故事。
松村武雄虽然从事神话研究，但由于其所处时代对神话研究不重视，其博士论文只能冠以文学研究的名目。而他自身的研究也受到了柳田国男等民俗学者的影响，因而使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对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的起源的讨论甚嚣尘上，大量关于日本国民性、日本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的书籍出版，鸟越宪三郎等人类学学者甚至提出日本人的起源在中国云南等观点。因此这一时期大林太良、吉田敦彦等人的神话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研究日本神话的功能，寻找日本神话的源流。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减弱，对日本民族性进行探讨的热潮退去等诸多原因，对日本神话的功能、源流的探索也不再热门。同时，日本民俗学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向，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与社会史研究的关联，让民俗学充满了新的活力。日本的神话研究也开始寻求新的立足点。
到了平成期的20世纪90年代，或许是受到日本民俗学的影响，日本的神话研究变得更加具体，比起宏观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更倾向于微观的个案研究。其中对神话角色、母题的研究数量较多。从切入角度看，似乎是受到上一时期神话研究余波的影响，研究往往是以探寻起源探究意义为目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神话研究一方面受到国际化风潮的影响，再次将比较研究纳入视野；另一方面，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被要求对社会有所贡献，因此神话研究与文学、历史、文化、政治等其他学科关联，产生了不少成果。日本的神话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研究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化的特征。
三、日本神话本体研究的特征
平成期以来的日本神话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可以分为本体研究和外部研究。本体研究包括神话角色、母题、结构、文字考据等内容，外部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等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与其他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以下分类综述。
对神话中的角色进行研究并非是从平成期才开始，但在平成期，这类研究成果比以往要多得多。
其中被分析研究最多的角色是记纪神话中的速须左之男命。他在记纪神话中身份地位特殊，既是三贵子之一，又被从高天原驱逐到苇原中国，个性鲜明，登场次数多，因此成为讨论的焦点。
关于他的研究，主要有斋藤英喜的《変貌するスサノヲ神話へ：古事記編纂一三〇〇年から》(《变貌的速须左之男命神话：古事记编纂1300年以来》)，讨论了速须左之男命在《古事记》编纂以来，其形象在各个时代被不同解读的情况。権東祐的《スサノヲの変貌：『古事記』『日本書紀』から『古語拾遺』へ》(《速须左之男命的变貌：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到〈古语拾遗〉》)，同样是讨论速须左之男命形象的变迁问题，不过局限于记纪神话和《古语拾遗》的文本中。长野邦彦的『古事記』スサノヲ神話におけるクシナダヒメの位置(《〈古事记〉速须左之男命神话中櫛名田比卖的定位》)，专门论述了速须左之男命被逐出高天原，到达苇原中国后与国神的关系。崛川真希的《成長する神スサノヲ——古事記神話を中心にして》(《成长的大神速须左之男命——以古事记神话为中心》)，对《古事记》各个章节中速须左之男命的变化进行分析，对他从对抗父权的暴戾的神，转变为让女婿大国主神治理苇原中国的父神的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溝口睦子的《スサノヲの復権——ウケヒ神話を中心に》(《速须左之男命的复权——以占卜神话为中心》)，则是围绕速须左之男命复权，探讨了占卜在神话中的功能。
除了速须左之男命，创世神伊耶那歧命和伊耶那美命也被较多地讨论。如铃木啓之的《イザナミの葬地とイザナキの鎮座地と——古事記引用文の検討を通して》(《伊耶那美命的埋葬地与伊耶那歧命的镇座地——探讨〈古事记〉的引用文》)，专论两位创世大神的归宿，用的是文献学的方法，通过比对各个引文，来确定两位大神的最终去向。千田稔的《伊邪那岐神伊邪那美神神話の原郷》(《伊耶那歧神和伊耶那美神：神话的故乡》)，主要分析了《古事记》上卷中的生国神话(创世神话)，对两位创世神的创世过程进行讨论。
此外，大国主神和稻羽的素兔也被多次论述。松本直树的《出雲神話——記紀それぞれのオホクニヌシ》(《出云神话——记纪神话中的大国主神》)，讨论的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大国主神形象的不同。山田永的《オホクニヌシの成長》 (《大国主神的成长》)，研究大国主神的成长经历。丸山显徳的《環太平洋神話への眼差し——『古事記』稲羽の素兎の事例》[13](《环太平洋视野中的〈古事记〉稻羽素兔神话》)，在环太平洋区域考察了类似于大国主神与稻羽素兔之间救难与预言的神话。阿部瑞的《『古事記』稲羽之素菟神話研究》(《〈古事记〉稻羽之素兔神话研究》)，则是对稻羽素兔神话的综合性研究和全面解读。
除以上角色之外，还有不少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角色被发掘出来。如森阳香的《『古事記』スクナヒコナ神話の成立：「つくる」と「かたむ」と》(《〈古事记〉少彦名命神话的成立：“制造”与“锻造”》)，分析了大国主神建国过程中，少彦名命作为协助者进行创造活动的情况。村上桃子的《天之日矛譚——『古事記』下巻への神話として》(《天之日矛故事——作为开启〈古事记〉下卷的神话》)，是对以往很少人关注的外来神(从朝鲜半岛渡来)天之日矛的故事进行分析。原田雅子的《コノハナノサクヤヒメの神話——古事記の表現を中心として》(《木花咲耶姫的神话——以〈古事记〉的叙事为中心》)，则是以天孙降临后，在苇原中国找到的国神妻子为对象进行讨论。
在平成期的神话本体研究中，对具体情节和母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同样很多，其中关于死亡和异界的研究最多。如阿部真司的《『日本書紀』における死の表現—崩を中心に—》(《〈日本书纪〉中的死亡表达——以崩为中心》)、玉岗兼治的《上代文学における「死」の表記について—『日本書紀』を中心に—》(《上代文学中的死亡表达——以〈日本书纪〉为中心》)，都是关于死亡表达的研究。前者主要探讨死亡者与表达死亡的用词之间的关系，后者对《日本书纪》各卷中天皇死亡时的表达做了详细梳理，并以此为依据对各卷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阿部真司的《黄泉比良坂考—『古事記』のサカを中心として—》(《黄泉比良坂考——以〈古事记〉中的斜坡为中心》)，是关于黄泉与常世边界的考证，认为黄泉比良坂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通道，黄泉国并不在地下，而是与一般世界平行的另一块国土。斋藤英喜的《「冥府」としての出雲へ：変貌する神話の視点から》(《作为“冥府”的出云：从变貌的神话视点出发》)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考察了日本神话中的冥府位置，认为出云地区就是冥府之所在。
在死亡和异界之外，代表创世的生国生神情节同样被很多研究者所关注。多田美由纪的《『古事記』における神の結婚と出産に関する記述：系譜意識との関わりから》(《〈古事记〉中神的结婚与生产相关的记述：关于系谱意识》)，探讨了《古事记》中女性神怀了天神的孩子后，在生产时都要去到男性神那里的设定。谷口雅博的《古事記神話における「国」の生成——「国生」「国作」の意義》(《古事记神话中“国家”的生成——“生国”“造国”的意义》)，对《古事记》中生国神话进行了全面考察，尤其是对其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毛利正守的《古事記冒頭における神々生成神話の意義——水林彪氏「『古事記』天地生成神話論」の所説をめぐって》(《古事记开篇诸神生成神话的意义——探讨水林彪氏“古事记天地生成神话论”》)，则分析了《古事记》中诸神生成的内容，同样对其意义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时期，大国主神建国和让国的情节也被很多研究者重视，产生了很多成果。例如，分析大国主神的建国神话特色的《古事記オホクニヌシの国作り神話の特色》(《古事记大国主神建国神话的特色》)、考察让国神话意义的《国譲り神話の意味》(《让国神话的意义》)，以及在整个大国主神神话中思考与诸山神建国这一情节的作用的《大国主神話の構想——御諸山の神との国作りを中心に》(《大国主神神话的构想——考察与诸山神共同建国》)和讨论让国神话中让国要求合理性的《『古事記』国譲の神話——国譲要求の論理》(《〈古事记〉中的让国神话——让国要求的合理性》)。
在以上情节、母题之外，还有较多的研究是关注起源问题的。如考察恋爱起源的《恋の起源：『古事記』イザナミ神話の意味するもの》(《恋爱的起源：〈古事记〉伊耶那美神话的意义》)，考察谷物起源神话的《『古事記』の穀物起源神話について——『古事記』的展開の国作りへ》(《〈古事记〉的谷物起源神话——〈古事记〉建国活动的展开》)，考察天皇寿命为何缩短的《木花之佐久夜比売の神話——石長比売と短命起源譚》(《木花之佐久夜比卖的神话——石长比卖与短命起源的故事》)，以及关于养蚕习俗起源的《『古事記』における養蚕起源神話：馬と蚕をめぐって》(《〈古事记〉中的养蚕起源神话：关于马与蚕》)，等等。这类探寻起源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较为多见。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平成期对神话考据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岚义人的《日向考：地名の神話性と史實性》(《日向考：地名的神话性和史实性》)以及岸正尚的《神話における国字——古事記の俣字を核にして》(《神话中的国字——以古事记的俣字为中心》)等少数相关成果。
总体而言，日本神话的本体研究在平成期以来得到了更多重视，研究者们多从文本本身出发，对神话角色、母题和情节进行细致分析，探讨其特征、起源、意义等问题。
四、日本神话外部研究的特征
在神话的本体研究之外，神话的外部研究在平成期以来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传统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做得更加细致，政治研究、文化研究的数量增长相对较快。
文学研究方面，由于以往已经有较多基础研究，平成期以来的研究或者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延伸，或是对某些细节的探索。就内容来看，最多的还是关于语言表达方面的研究。如居驹永幸的《古事記神話の歌と散文：表現空間の解読と注釈》 (《古事记神话的歌与散文：表现空间的解读与注释》)，讨论的是《古事记》神话中的歌谣与散文，尤其是神代卷和神武天皇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解读具体词句，分析其表达方式。工藤隆的《声の神話から古事記をよむ——話型·話素に表現態·社会態の視点を加える》(《从声音神话到文本神话的古事记——句式·语素中的表达形式与社会形态》)，关注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中语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考察古事记神话。松本直树的《〈神話テキスト〉としての『古事記』神代》 (《作为神话文本的〈古事记〉神代》)，则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古事记》神代卷中对诸神系谱的记载。而山田纯的《「日下」をめぐる神話的思考——『古事記』序文の対句表現から》(《对“日下”神话的思考——从〈古事记〉序文的对句表达分析》)，是一个微观研究，是就单个神话在文本中的表达进行分析的例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学批评或者综合性的文学研究。如根津明广的《ノースロップ·フライの文学批評体系と『古事記』スサノヲ神話——西洋文学批評理論と東洋圏文学の比較対照的一考察》(《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学批评体系与〈古事记〉的速须左之男命神话——西洋文学批评理论与东洋圈文学的比较考察之一》)，就是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运用到《古事记》神话分析的一个例子。还有沖田瑞穂、百々佑利子的《児童文学としての日本神話：古事記上巻を中心として》(《作为儿童文学的日本神话：以〈古事记〉上卷为中心》)，是站在儿童文学的角度来思考日本神话的文学性的。榎村宽之的《古事記の「ものがたり」と日本書紀の「歴史」：伊勢神宮創祀記事をめぐって》(《古事记的“故事”与日本书纪的“历史”：关于伊势神宫创祀记事》)，则是以一段神话为例，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叙事方式来看待两者的不同。
历史研究方面，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神话作为考察历史的文本证据，或对照史书，或直接讨论历史事件。如沟口睦子的《記紀神話から縄文·弥生を探る》(《从记纪神话探寻绳纹·弥生时代》)，就是典型的使用记纪神话的内容来考察神话所发生的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研究。类似的还有松尾光的《七世紀史と『古事記』》(《七世纪史和〈古事记〉》)，同样是通过《古事记》来研究历史的成果。也有将神话与历史进行比照的研究，如户谷高明的《古事記表現論——神話的時空と歴史的時空》(《古事记表现论——神话的时空与历史的时空》)和金井清一的《神話と歴史：古事記と日本初期との異質性》 (《神话与历史：古事记与日本初期的异质性》)，前者探讨神话与历史在时空观上的异同，后者则将神话置于历史的语境中进行比照。
随着各学科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文化研究的热度也在不断提升，日本的神话研究也是如此。在平成期，文化相关的研究比以往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这些研究的内容来看，很多都受到国际化视野的影响。如藤田富士夫的《日本海文化から見た「国引き神話」の世界》(《从日本的海洋文化看“拓疆神话”的世界》)，将日本神话中大神将海岛并入国土的神话置于海洋文化的语境，提出新的神话解读方式。池添博彦的《食物文化考：日本書紀神話と稲作文化》(《食物文化考：日本书纪神话与稻作文化》)，主要对神话中关于食物产生的起源神话进行考察，与稻作文化圈理论进行比照。还有部分研究是关于思想观念的，如後藤明的《海から来たる王者：記紀神話に見る古代日本の海景観》(《来自海洋的王者：记纪神话中所见的古代日本海景观》)和长谷川三千子的《古事記の創世神話にみる日本人の時間観》(《古事记创世神话中日本人的时间观念》)。
与以往相比，平成期日本神话研究中变化最大的是政治神话研究。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上田正昭曾经有过一系列关于神话与政治的论述，但此后数十年间，关于日本神话的政治研究几乎无人触及。进入平成期以后，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例如松前健的《天武天皇と古事記神話の構成》(《天武天皇与古事记神话的构成》)，作者对《古事记》中天武天皇的记述进行分析，一方面认为《古事记》在行文和结构上具有独特性，一方面认为天武天皇对《古事记》成书本身施加了一定影响。同样关注到天武天皇与神话编纂的关联的，还有服部俊幸等的《日本書紀の神話と編纂命令者天武天皇の関連性の一考察》(《日本书纪神话与命令编纂者天武天皇的关联性的考察》)。
还有探讨国家和王权形成与神话之间关系的新谷尚纪的《大和王権と出雲大神》(《大和王权与出云大神》)，以及大沢真幸的《国家形成の2つの層——古事記の分析から》(《国家形成的两个层面——关于古事记的分析》)。前者探讨的是王权与神权的继承问题，后者讨论的是国家形成中神话的作用。
此外，关于神话经典化的问题也得到了讨论，如神野志隆光的《古典としての『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神話」の成立》(《作为古典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神话”的成立》)，以及金沢英之的《『古事記』再神話化の言説——『三大考』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古事记〉再神话化的言说——关于〈三大考〉的成立》)。前者讨论的是记纪神话作为日本神话的经典被确立的情况，后者探讨的是在日本江户时期《古事记》地位再次确立的情况。可见关于神话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在平成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日本神话的比较研究在平成期并非主流，但仍然有不少成果出现。这些成果中，既有日本神话内部的比较，例如根岸俊幸关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异同的比较，有一系列的论文，也有日本神话和其他民族神话的比较。如山田仁史的《オーストロネシアから見た出雲神話》(《南太平洋诸岛中的出云神话》)，工藤隆的《神話の現場から見た古事記——中国四川省大涼山彝族の神話をモデルにして》(《从神话的现场看古事记——以中国四川省大凉山彝族的神话为模板》)，以及泉琢麿的《聖書と古事記の神話比較》(《圣经与古事记神话的比较》)，等等。这些研究基本继承了以往日本神话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文本细读与比照为主要手段进行分析。
从以上情况我们发现，日本的神话研究在进入平成期以后，研究的内容比以往更丰富，范围更宽广，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密切，也更贴近社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视野国际化和研究公共化的倾向后，日本的神话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更加多元化。
从以上情况我们发现，日本的神话研究在进入平成期以后，研究的内容比以往更丰富，范围更宽广，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密切，也更贴近社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视野国际化和研究公共化的倾向后，日本的神话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更加多元化。
文章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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