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敦煌文献《珠玉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记录了大量古代的节俗活动，这些材料表明古人在节日期间会通过采制药物、服用药物性食品、使用药材制品、佩戴符咒、举行特殊仪式等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古人举行这些仪式活动，不仅体现了他们趋吉避凶、治病防病的现实追求，还展现了他们的“防疫思想”。另外，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敦煌文献中的童蒙教材、书仪范本起到了传播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的作用，一些以单验方为主的医药文献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和宣扬节日体系的功用。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窥得唐宋时期医疗卫生防疫情况之一斑。
引 言
中国传统节日很多在先秦时期既已萌芽，至两汉时期逐渐定型，诸如除夕、元旦、上已、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重要节日都已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衍变、发展和融合，及至隋唐，臻于鼎盛，到了宋代，则基本上都已经出现。节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动态性”。经累世之发展，加之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等的变革，以及风俗移易，时至今日很多节日在习俗、饮食乃至节期等多个方面已与中古时期大相径庭，但人们借由节日所传达的对身心健康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社会和谐的憧憬等美好愿望则一以贯之。对古人而言，预防和治疗疾病，增强体质，“却恶疾，除万病”，是美好愿望中的重点。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在节日期间的特殊物品、特定饮食、特定习俗、特殊仪式等节俗行事中有显著的体现，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俗习惯。《唐代重要节日习俗中的“治未病”思想探究》一文，就选取元日、中和节、社日、寒食、上已、端午、重阳、冬至等8个节日中的民俗活动，结合《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指出“通过探究唐代节日习俗可以看出，当时习俗多与防病祛疾有关”，“将医疗预防及治疗手段，融人重要的民俗活动中，很多习俗沿袭至今形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民俗习惯，使‘治未病’思想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不断继承和发展，不仅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充满生机，更为现代疾病的防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指导思想”。因此，通过对唐宋节日行事的梳理，可以探究这一时期节日背后所蕴含的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对医疗手段的认知与选择以及时人卫生防疫的思想、态度和具体措施等问题。
中国传世文献中保留的大量唐宋时期的节日相关资料，为这一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基础。不过，尽管相关文献丰硕，但由于阶层属性，这些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恰如于赓哲在分析唐宋医疗社会史资料时所言：“唐代的文献是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文献，是‘城市的’文献，而宋代虽然城市化程度比唐代大为增加，但其文献却有更大的覆盖面。”虽然宋代的文献覆盖面更为广大，但这些资料的“民间属性”依然不高。所幸，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社会历史文献、社会经济文献等材料，能够反映基层的社会真实，折射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特征。从节日承袭来看，敦煌与中原王朝保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正如《唐宋敦煌节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说：“敦煌的节日，除二月十五日外，全部涵盖于《唐六典》《唐会要》中的节日名目之中，这表明敦煌地区在节日相关规定上因袭了唐帝国的既有成规，承袭了中原的节日体系和名目。另外，从史料来看，即便到了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节日体系和名目仍然与中原文化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以敦煌节日文献为中心探究唐宋时期的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问题，尽管有窥豹之嫌，但仍可起到得唐宋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情况之一斑的作用。
为此，我们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节日的相关记载散见于人破历、文范、书仪、杂抄等材料之中。其中，人破历是物品收支的集中记载，更多具有籍账文书的性质，虽对节日与卫生防疫的关联偶有所涉，但名目极少且记载散乱。而文范如S．2832《十二月时景兼阴晴云雪诸节》，则集中载录了从岁日到岁除日之间一年中十几个节日的由来（节日传说），兼及部分节日的风尚内容，除腊月八日提及沐浴众僧之外，没有涉及卫生防疫的内容。P．2721、P．3671、S．4663、S．5755等十余个写卷杂抄，亦即本文所说《珠玉抄》，又被称为《益智文》《随身宝》，其“辩年节日”条（该部分内容可题为《珠玉抄·辩年节日》，下文简称为《辩年节日》）记载了众多节日的由来、传说以及节俗活动等内容，其中很多的节日行事活动与古人的卫生防疫有关。对于该写卷的概况、录文、研究状况等问题，郑阿财与朱凤玉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兹不赘述。为便于讨论，现将相关内容迻录如后：
辨年节日。昔人皇九头，兄弟九人，人别居住，是以因次，即立九州。年月一日易十日，十日易百日，故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岁。二月社者何谓？社者是地之主。神农尝五谷，后稷播种。何名六畜？牛、马、猪、羊、鸡、犬。祝融造铛、釜、犁、铧，燧人出火，勾龙能平水土，故以春秋二社祭之。三月三日何谓？昔幽王临水而游，妻将亡，女赍酒食，至何（河）上哋（眺）望观看，作乐，解除幽王恶事，及收艾，大良。四月八日何谓？天子太子初生之日，广会圣众，设斋供养。五月五日何谓？高辛子姓（性）耆棕，以其因之。又说昔屈原投汨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六月六日何谓？其日造酱、曲，及收枸子，大良。此月三伏日何谓？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疢。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又说高辛氏小子，其日死，后人依日受吊。十四、十五日何谓？为大目乾连母青提夫人，缘将儿功德之物，避儿广买鸡肫，造诸恶业，堕在十八重地狱中，即至俄鬼狱中，受种种苦。目连投佛出家，后禅定观知，遂告诸佛，啼泣救母。令七月十五日，造盂兰佛盆供养。因此一切七代先亡父母，并皆得食吃自馀，时因为罪重悭贪，故作猛火，水亦复然（燃）也。八月一日何谓？其日以墨点之，名为灸，以厌万病，大良。九月九日何谓？昔帝喾子名尧，八岁封为唐侯，十六升天登位，尧九月九日大会诸侯，用面米拟造酒曲。米未到之间，其九日，帝喾崩，扶尧登位，百官总集，不得用酒。即用米揭吹（饮）之。团作番饼，用胡麻作米揭会诸侯。自尔已来，不令断绝也。十月晓又日旦，何谓？昔汉高祖十月一日入秦，故作一日节，方饨为尚。十一月冬至何谓？冬至之日，阳爻始动，万物生芽；冬至之日，万物燋淬，是以贺吉不庆凶也。十二月八日何谓？其日沐浴转障，除万病，名为温室，于今不绝也。腊煞何谓？冬末为神农和合诸香药，并因晋武帝，至今不绝。寒食断火何谓？昔芥（介）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烧，文公收葬，故断火，于今不绝。
除此之外，敦煌保存的书仪材料（一者，自中原传人加以抄传、衍变，以“郑余庆书仪”为例；二者，系本地士人参考其他书仪节略、改写而成，以“张敖书仪”为主）亦记载了很多节俗、节日饮食、节期等内容，这些内容很多与卫生防疫相关。其中，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简称《节候赏物》）是典型。该写卷书题为《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并题有“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太常卿郑余庆撰”，共179行，前30行为序文，以下依次是“年叙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等八部分，尾残。其中，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均记录了节日相关的内容，但后者主要记述的是节日的典故和休假制度，《节候赏物》则集中记录了不同节日期间赏物“轨范”。这些内容虽不免带有官方特点和礼制色彩，但其中很多赏物均涉及了节日与卫生防疫的问题，可资补足《珠玉抄》中的相关内容。现将相关记载迻录如下：
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狡（㬵）牙饧。正月十五日赏丝笼、羔糜。二月二日赏拾菜、刀笼、迎富果食。二月三日赏镂尺。寒食［赏］假花、彩毽、镂鸡鸭子、推饼、鞭、秋千、气毽、饧粥、饼锬。四月八日赏烧、糜、洗佛、行道。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鞋履、百索、糐辍、扇。夏至赏结杏子。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等（节）草（果）、苽、炉饼。七月十五日赏亡人衣服、麻、谷。八月一日赏点炙枝（枝）、朱椀子。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十月一日赏新乔麦面。冬至日赏毡履、袍秩。腊日赏头膏、面脂、口腼脂、藻（澡）豆。春日赏人媵（胜）、生菜、胡饼、鸡莺等。右按诸家仪，无二月二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十月一日，今时俗等赏，并具录载。
需要说明的是，《珠玉抄》是一般庶民使用的抄撮日常知识和基本学养的通俗蒙书，是当地知识传授的重要资料和教材；《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则系唐代郑余庆所撰的重要的综合性书仪，是时人重要的书仪范本。二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节日开展的情况，较为集中地反映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之思想在彼时的状况。因此，本文选择以敦煌《珠玉抄》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为中心，兼采其他相关敦煌文献和传世典籍之记载，对唐宋节俗中的卫生防疫问题作以浅析，以待方家。
另外，我们进一步对敦煌本《辩年节日》《节候赏物》及医药文献等所载的和“节日与卫生防疫”这一问题有涉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和卫生防疫最为直接关联者，当为节日期间的采药与制药活动；此外，节日饮食、节日仪式以及其他习尚都与卫生防疫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后续行文，我们循着这个思路，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一、节日采药、制药之俗与卫生防疫之“法”
自东汉起，古人采药、配合法药（制药）、酿酒、制曲就有了固定的“日宜”——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或一定的干支配合与“建除”。这些“日宜”，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发展成为节日采药、制药的风俗活动。实际上，采药、制药的活动，在《四民月令》作者崔宴生活的年代，就具有了较为固定的“节期”，形成了相应的风俗习惯。另外，据石声汉先生的研究，在《四民月令》2371个字的正文中，“制造法药、收采药材等一七十五字，占百分之七点四”，足见这一活动在当时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文献中所见节日采药、制药活动的记载，正是这种风俗源远流长、延绵发展的见证，是古人面对疾病、认识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具体表现。
从前揭文献来看，《辩年节日》所记节日期间采药之事有二。其一，“三月三日何谓？……及收艾，大良”。由于三月三日艾蒿尚未完全成熟，此时所采艾药更为珍贵，具有治病、防病的重要功效，所以上已“收艾”在唐代已经成为较流行的节俗活动，如孟浩然《上已日涧南园期王山人陈七诸公不至》中就有“浴蚕逢姹女，采艾值幽人”的诗句。除了采艾之外，时人还有采三月三日桃花的习俗，并认为此时的半开桃花有奇效。敦煌文献中的“单方”残卷对此就有所载，如P．2666《单药方残卷》言：“治秃人，三月三日半开桃花，阴干百日，与赤桑葚、腊月猪脂和灰，净洗疮，然后涂猪脂，即瘥，永更不发。”其二，六月六日，“其日造酱、曲，及收枸子，大良”。六月六日有晾经节、天贶节、禾苗节等。时值酷暑，其日收枸子——枸子当系枸杞子的简称，具有益精明目、滋补肝肾的功效——易于晾晒、保存，故而有六月六日“收枸子”的节日行事。
除了采收药物之外，造酱和曲也是六月六日的重要习尚。表面来看，制作酱和曲只是一次常规的食品加工活动，但在一定意义上却可视为节日制药的行为。因为二者除可供日常食用外，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酱具“除热，解毒。治蜂虿虫伤，汤火伤”的功效，而夏天为瘴气多发、蚊虫繁盛的季节，此时的酱无疑对防治夏季蚊虫叮咬之类的“时疾”具有重要的作用；曲即酒曲，除用来做酒，还可用于赤白痢的治疗。《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记载，赤白痢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其《赤白痢候》言：“然其痢而赤白者，是热乘于血，血渗肠内则赤也；冷气人肠，搏于肠间，津液凝滞则白也；冷热相交，故赤白相杂。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上有赤脉薄血，状如鱼脂脑。”夏秋季正是痢疾高发的季节，此时所造之酒曲，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痢疾的防治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六月六日造酱、曲，表现出古人“未雨绸缪”的预防观。当然，如果从民俗活动的文化生成来看，古人之所以选择在六月六日采药、造酱和曲，是“时宜”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卫生防疫未必有太深的关涉。还有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指出，古人六月六日采药、造酱和曲，是受道教影响而产生的风俗。“因为六月六日是道家节日，《道经》云：‘六月六日北极府君生。’《道书》又说：‘六月六日崇宁真人降生。’”还因为“此日是古代农民祭谷神之日。《月令萃编》卷十引《束阳县志》就说：‘六月六日农家于是日祈谷神，谓之“六六福，盖亦农人祈谷报赛之意。’由于此日象征‘六六福’，故有去瘴除恶之作用”。
如果说六月六日造酱、曲的活动，只能勉强算作节日制药的行为，那么《辩年节日》中所载“腊煞何谓？冬末为神农和合诸香药，并因晋武帝，至今不绝”，则可视为节日期间制药风习的明确记载。神农乃我国医药之祖，此记载意在说明腊月制药之俗古已有之，“并因晋武帝”，与太康年间腊日赐神药的典故有关。从文献记载来看，制作腊药的活动，《岁华纪丽》《岁时杂记》《梦粱录》等书都有所载，似可知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了腊八节制作腊药禳病祛疾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敦煌地区颇为流行，在佛教寺院之中亦广受欢迎，如P．3234《寺院算会厉》（五代时期）中“十二月八日炒药，食油半升”，S．1519《寺院籍账》中“庚午年十二月八日面五升、油半升祭拜吴和尚及炙药食用”，“辛亥年十二月七日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厉：油半升、苏半升，八日炙药食用”，这些记载均与寺院“制作腊药”活动有关。从气候条件来看，之所以在腊月制药，是因为所谓的“和合诸香药”一般要做成丸药，丸药在腊月制作易于存放。若从这一节俗活动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环境来看，腊药的制作很大程度上是古人择日俗信影响的结果，是古人时间生活规律的展现。当然，亦有人从信仰实践的视角出发，认为十二月的节俗与驱傩活动有关，其言：“腊月合药治病，名为‘腊煞’。……这是敦煌民间合药治病驱傩风俗的反映，此俗约起源于晋代”；十二月八日沐浴之俗则是“敦煌民间有关沐浴健身驱傩风俗的反映”。
二、节日药、食之俗所体现的卫生防疫观
就《辩年节日》《节候赏物》的记载来看，药品在节日期间的食、用和其他节日饮食内容，在相关节俗中占比最高，且基本与治病疗疾和“治未病”的卫生防疫观有涉。具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二端。
其一，节日期间所服食、使用（如佩戴、摆放）药品之俗中治病疗疾和“治未病”的观念。《珠玉抄》记载，自尧舜时期始，形成了九月九日重阳节饮酒的传统，但对于饮酒品类及其他习俗则语焉不详。不过，《节候赏物》相关记载可为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按照中医理论，酒可令人忘却烦恼，而菊花则有“延寿客”的美称，“能治热头风旋倒地，脑骨疼痛，身上风令消散”。因此，重阳节饮菊花酒是为养生之法，可防秋季燥热余邪侵袭人体。而茱萸“主心腹疾，积冷，心下结气，疰心痛；治霍乱转筋，胃中冷气，吐泻腹痛不可胜忍者；疗遍身顽痹，冷食不消，利大肠拥气”，可温体驱寒，防深秋寒邪侵入人体，护卫人体健康。另外，《节候赏物》载“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可知古人有岁日饮屠苏酒、吃五辛盘的习俗。其中，屠苏酒具有强身防疫的功效，《备急千金方》日：“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饮之……正月朔旦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而五辛盘则是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等五种辛香之物混在一起吃，可温阳气，散寒气，活血通脉。另外，唐宋及至今日，有端午悬挂艾草的习俗。无论是人们在节日期间服食的菊花酒、屠苏酒、五辛盘这类可食用的药酒、药物，还是节日期间所佩饰的茱萸、艾这些药材，都旨在强健体魄，预防疾病，这反映了古人朴素的疾病预防观。
其二，节日饮食中的“食疗”之法与疾病预防。从前列材料来看，每个节日各有其具纪念意义或象征意涵的节令食物，岁日里的胶牙饧、正月十五日的糕糜、二月二日的迎富果实、五月五日的粽子、三伏日的汤饼、七月七日的乞巧瓜果、十月旦或冬至的馄饨等，各具特色。其中，乞巧瓜果具有求子的意涵，胶牙饧、糕糜及迎富果实则更多的是为了衬托节日氛围，起到以娱人心的作用。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的缘由在于“高辛子性耆棕，以其因之。又说昔屈原投汨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更多地呈现了纪念意义。三伏日的汤饼则功能显赫，“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疚”。时人认为吃热汤饼，可以将毒气排出体外，达到祛除瘴气和热病的效果。这既能说明古人惧怕瘴气、恶疢，也体现了他们利用“食疗”的方式防范夏季髙发疾病的意识和愿望。到了冬季则有别样的风俗，《辩年节日》载“十月晓又日旦，何谓？昔汉高祖十月一日人秦，故作一日节，方饨为尚”，既讲述了一日节的传说，又表述了吃馄饨的节俗所谓“方饨为尚”是也。寒冬吃馄饨的作用，与张仲景发明饺子预防耳朵被冻伤的传说相似，取热性食物温阳、驱寒之意，不过更多的说法是冬至吃馄饨或饺子。例如，敦煌文献P．3502《冬至相迎书》就有“长至初启，佳节应期，空酒馄饨，幸垂过访”之语，足可说明馄饨作为节令食物在冬至流行之盛。实际上，结合S．76《食疗本草》残卷在敦煌的流传和唐宋时期敦煌的社会生活实况，敦煌民间治疗疾病十分注重食疗法。总的来看，节日期间调整饮食，以食疗的方式预防疾病，是古人卫生防疫的重要举措，亦是防疫思想在节俗活动中的融人。
三、节俗仪式与除瘴、却病、厌疾的防疫思想
古人认为，在特殊时日，通过一定的作用于身体的“手段”，可以实现除捧、却病、厌疾的防疫目的。这些在节日中出于一定目的，作用于身体的“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节俗仪式。《辩年节日》中“八月一日何谓？其日以墨点之，名为灸，以厌万病，大良”，所说的正是古代八月一日“点灸”治病防病的节俗仪式，其中的“以墨点之”的“墨”当系朱砂调和的特殊之墨。对此，《节候赏物》有“八月一日赏点炙枝（枝）、朱椀子”的记载，其中的“炙枝”是蘸取朱砂在小儿眉心点灸的工具，“朱椀子”是研磨、调制朱砂的碗，更可能是装有调和好的朱砂的碗。朱砂作为药材，具有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而在穴位处点灸，应当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病、防病功效，因而古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厌万病”，起到治病和预防的作用。实际上，八月一日在古代是天灸日，又被称为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治病防病的日子。这一习俗历史久远，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据于赓哲的研究，就中古中国来说医”的范围宽泛，治疗手段也多元：“如果将‘医’看作当时人认可的应对疾病的手段的话，那么古代‘医’的范围十分宽泛，人员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医人’，也包括僧道、巫觋（手段包括宗教、巫术和物理化学疗法）。”八月一日点天灸这种仪式，在唐宋时期，不失为一种带有神异性和信仰性的医疗手段，也是古人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体现。
另外，《辩年节日》和《节候赏物》所记载的端午佩戴五彩绳以祛疾、厌鬼、避凶的做法，至今仍在中国发挥着它的活力。有趣的是，据笔者调查，甘肃庄浪县、静宁县、华亭市等地，如今还流传有端午节系五彩绳避灾除病，等到七夕节方可将其取下扔在高处，以供喜鹊叼走为牛郎织女搭建鹊桥的习俗和传说。所谓五彩绳，即《节候赏物》中所说的“五月五日赏百索”之“百索”，又被称为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辟兵绍、五色线、五彩缕等。其实，除百索之外，唐宋时期敦煌端午节还流传着佩戴符咒的习俗，如P．3835、S．2615存有端午辟蛊毒之符，符文曰：“已前符，端午日取未日出时书，就砚内酳磨黑土，含一口酳，直至书了，便用马牙，朱笔符上赤字，厌阿禲伽，药涂抹身，蛊毒自除。”其中朱砂、酒，确有杀毒、镇静等功效，不过朱符则带有道教色彩，其仪式性较为显著。敦煌还有在端午受气之法，如P．3835、S．2615《受气法》曰：“取端午日寅时受五方气，各一遍，连嚥三口，如是二十一遍，至四十九遍亦得。便用香盘受气，便诵咒……然后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光明云台遍法界，供养十方一切佛，见闻普薰证寂灭，一切众生亦如是。”这种方法源于道家的“食气法”，兼取佛教供养一切佛和普利众生的思想，对时人而言当为一种特殊的医疗卫生仪式。
此外，《辩年节日》还记载了春秋二社、冬至“阳爻始动，万物生芽；冬至之日，万物燋淬，是以贺吉不庆凶也”以及十二月八日“沐浴转障，除万病”等节日行事，其旨趣在于对疾病的禳除和对平安健康的追求。当然，社日和冬至的“贺吉不庆凶”的行事，是对天地、阴阳的调和，其仪式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沐浴转障，除万病”的做法，即便从现在的卫生防疫知识来看，亦具有清洁保健的科学意义，似乎体现了古代敦煌人民“沐浴健身的思想”。不过，通过与P．3244《五辛文书》“右件一十六味，皆纯真上妙者……取解脱香水以为丸，其丸大小如菩提子，欲服药时选无为吉日人净堂中，先含阿拂利汤漱口，次以忏水遍身沐浴，然后面向光明正念服”及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常以八月一日取东流水，洗浴，去聋中垢，令人不息，少不老，冬不寒，夏不热，大验”这类做法的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沐浴尽管确有清洁保健之功效，但特殊时日特别是节日期间的沐浴行为则更多地具有仪式的性质。实际上，唐宋敦煌十二月八日沐浴除万病的思想已与《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关系密切。对于二者的联系，我们通过S．2832《时文轨范》“腊八日”条可以得知。其载：“腊月八日，时属风寒月，景在八辰。如来说《温室》之时，祇试（树）浴众僧之日。故得诸垢已尽，无复烦恼之痕；虚净法身，皆沾功德之水。”而在《荆楚岁时记》中，沐浴转障更是腊八仪式的有机组成。其言：“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因之，足知《珠玉抄》中十二月八日沐浴之事，是一种以转障除病为目的的节日仪式。
这种在节日期间举行特殊仪式以求治病防疫、避邪祛疾的做法，不仅存在于《珠玉抄》这类综合知识性类书之中，在具有“备急单验”的敦煌医方中也有所见。如P．2666《单药方残卷一种》所载“二月社日，取酒二升，著屋梁上，宜家田蚕，财钱横生，大吉”，P．2882《不知名医方第六种残卷》提及“七月七日，取田中瓜下土，著小儿脐中，令儿多智聪明八月一日，去脐中土垢，令人无患”，足以说明这类活动的常见性。从其产生根源来看，在节日期间举行特殊仪式以求治病防疫、祛疾避邪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时日禁忌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古人认识疾病、面对疾病、应对疾病过程中的一种选择，体现了时人的疾病观、医疗观、防疫观。
四、其他节日习尚与卫生防疫之关系
除了药物、饮食和仪式之外，节日期间的赏物活动也与卫生防疫具有一定的关系。如《节候赏物》中说“冬至日赏毡履、袍袄”，毡履、袍袄均具有保暖驱寒之效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预防风寒感冒之类的疾病；腊日则“赏头膏、面脂、口脂、澡豆”，头膏、面脂、口脂可以用来抵御风寒所导致的皮肤干燥、皲裂情况，澡豆则可以用来清洁身体，这无疑具有卫生保健的功用。
《节候赏物》还记载了二月三日赏镂尺的习尚，所记当是唐德宗中和节之事。实际上，“赐尺”之习，并非德宗首创，只是在此之后才变成了一种节日“定制”，而赐尺的意义在于皇帝勉励臣下治理政事裁度有方。《全唐文》就收录了唐玄宗、张九龄君臣关于赐尺的诗状和答批。张九龄在受到玄宗赏赐的“御制诗并宝尺”后进状，言：
右：今日高力士宣敕，赐臣等御制诗并宝尺。伏以尺者纪度之数，宜丽天文；诗者律吕之和，是生节物。圣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虽瞽陋，伏见宸衷，窃谢良工，徒秉刀尺，终期死力，取配钧衡，而未副所图，退省知罪，臣等不胜负荷感惧之至。
玄宗则答批道：
尺之为数，阴阳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谋猷，非无法度。因之比兴，以喻乃心。尽力钧衡，深知雅意。
其中将赐尺之调和阴阳、规制臣下、申明法度的功能表露无遗。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大费周章地分析赐尺之事，是因为其功能实际上关乎君王和臣子的“德行”问题。在古人的认知中，德行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水准，更对于预防疾疫、护卫人民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恰如《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所言：“‘德行’也被视为一种具备弥漫性的抵御疫病的手段，一国之君，一郡之长，一家之主，德行可以庇佑全境域，反之则会导致瘟疫蔓延。”另外，古人还认为病从心起，通过个人修行，可以预防生病，抵抗不正之气，“‘治心’‘修养’是保持健康的首要条件”，“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并不是从规避和消除病源角度考虑‘未病’问题，而是将预防未病看作是个人修行”。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在古人的认识世界里，节日中与提升“德行”有关的习俗，乃是治疗疾病和抵御疫病的“良策”。
另外，节日行事中亲近自然、顺应四时、适度游艺等内容，在古人的认识中可以起到调和阴阳、抵御四时不正之气的功效。而不正之气在唐宋时期依然被人们认为是致病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些“调和阴阳”的节日习尚，在当时对治病疗疾、预防疫病具有重要意义，是时人眼中可以增强体魄、预防疾病的重要举措。以此观之，《节候赏物》中所说的寒食赏的假花、彩毬、镂鸡鸭子、鞭、秋千、气毬等物，则具有娱乐身心、增强体质进而预防疾病之功效。
当然，节日行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行为活动、饮食习尚、节俗习惯等元素组成的复杂、有机的节日内容“复合体”，蕴含了宗教、文化、医疗乃至政治制度等内容。我们将其按照采药制药、药品食用和使用、饮食和仪式等层面进行分类讨论，难免失之偏颇。如三伏日吃汤饼怯疾防病的做法，既是节日饮食的直观表现，也不免带有节日仪式的成分，而从驱除体内寒气的层面而言，汤饼则具有药的性质与作用；再如七月十五日造盂兰盆、赏亡人衣，虽然表面上来看与治病防疫之事毫无关系，但举行这一仪式对时人来说不仅可以尊亲敬祖，调适身心，得到祖神的护佑，还可以安抚孤魂野鬼，免遭它们的妝害，于古人而言亦是十分重要的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尽管如此，仍奢我们这种尝试可为日后相关研究提供有益之鉴。
余 论
通过对敦煌文献《珠玉抄》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等资料所涉节俗活动的分析，我们发现敦煌文献中的童蒙教材、书仪范本类的文献，起到了传播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的作用，一些以单验方为主的医药文献，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和宣扬节日体系的功用。节日知识与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互相交织，见证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医疗卫生实践。我们还发现，唐宋时期“邪恶”致病观、德行治病防病观在民众中较为流行，因而他们采取驱邪避恶的仪式、物品、食品、药物等，或祛疾治病，或防患于未然。当然，以现今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心理安慰，不过在古人看来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是一种朴素的疾病病因观、疾病治疗观和疾病预防观，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防疫思想。
节日以其特殊的时间序列性和内在逻辑性，为相关仪式、饮食、习俗等行事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并因时间的神圣性、特殊性而赋予、增加了这些活动的文化属性和思想意涵。实际上，节日不仅是人们生活时间序列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节点，还是重要的文化思想载体。或许应当将节日研究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更为宽泛框架之下，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社会史和政治史等传统的范式和方法，并适当参引宗教学、全球史、医疗社会史等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便更全面、多元、深人地剖析节日文献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和古人的宇宙图式。对此，我们深为认同《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所提倡的“把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进程放到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大历史中来看，放到东亚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来看，放到人类发展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要注重发掘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中蕴藏的文化结晶。中国丰厚的时间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相关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之路径。据此观之，唐宋时期的节日实践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典型和有机组成，其节日行事所蕴含的古人的疾病观、医疗观、卫生防疫观以及卫生医疗实践，恰是唐宋时间文化传统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的体现。
《节日研究》2022年第1期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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