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圣徒”与日常伦理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活动

“女圣徒”与日常伦理

发布时间: 2022/12/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张欣

关键词： “女圣徒” 日常伦理

摘要

本文探讨莎士比亚的喜剧《一报还一报》（A Measure for A Measure）中的新教日常伦理精神。首先，笔者指出《一报还一报》继承、戏仿、改写了中世纪极为流行的“暴君觊觎女圣徒贞洁”的圣徒传情节；其次，它说明这部喜剧的主题之一是对“性欲”问题的探讨，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性欲处理方式，并通过剧情的发展表达剧作者的臧否；最后，文章使用查尔斯·泰勒伦理学的“强势批评”概念，说明新教对日常伦理的重视有效抵制了中世纪对彼岸和超越存在的片面强调，这种伦理观念的更新迭代使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经久不衰。

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一种深度喜剧，于谈笑间讨论各种严肃的问题，葬送逝去的旧世界，迎来新时代。《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欢笑着送走了福斯塔夫代表的没落骑士制度，《威尼斯商人》集中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急剧转变的金钱观念，《一报还一报》作为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作之一，则在一场狂欢式的审判中回答了古老的性欲问题。本文将尝试从这部喜剧对中世纪圣徒传的戏仿出发，探讨莎翁如何检验各种性欲观念，以及所传递的一种“现代”的性欲观。

“女圣徒”

美国学者茱莉亚在专著《圣徒身后：圣徒传，类型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中指出：在《一报还一报》的批评中，女主人公伊莎贝拉的“圣洁”是一个传统主题，[1]茱莉亚在注解中援引了其他几位学者的相关观点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伊莎贝拉是“莎士比亚笔下唯一的‘圣徒’”，“伊莎贝拉代表神圣的纯洁”等。[2]茱莉亚进一步指出，伊莎贝拉不仅是一位“圣徒”，她和安哲鲁之间冲突的原型正是圣徒故事中一种传统类型——“殉道士与暴君”。下面我们将以朱莉娅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一报还一报》的人物特点和戏剧冲突。

伊莎贝拉是《一报还一报》中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公，她的性格塑造的成功，也是这部戏剧的魅力之一。伊莎贝拉身上喜感的来源，是她过分认真以致刻板的性格，高超的理念和不谙世事的行为造成的反差。她登场时正在修道院中等待受戒，对修会的诫命振振有词：“希望我们皈依圣克来的姊妹们，应该守持更严格的戒律。”[3]伊莎贝拉的性格在此就定下了基调。这样认真地追求彼岸和抽象理念的人物形象，在莎翁的喜剧中是绝无仅有的。

又如，在拒绝了安哲鲁以弟弟的生命胁迫她献出贞操的卑劣要求之后，伊莎贝拉到狱中与弟弟诀别，慷慨陈词劝弟弟赴死：“啊，克劳狄奥，我在担心着你；我害怕你会爱惜一段狂热的生命，重视有限的岁月，甚于永久的荣誉。你敢毅然就死吗？死的惨痛大部分是心理上造成的恐怖，被我们践踏的一只无知的甲虫，它的肉体上的痛苦，和一个巨人在临死对所感到的并无异样。”[4]她的劝勉之词的思想源自基督教超越死亡的观念，以及古希腊斯多亚学派蔑视死亡的传统。但她说话的对象却是一位并不想死的凡夫俗子，得知详情之后弟弟克劳迪奥暗示伊莎贝拉应当就范，说：“好姊姊，让我活着吧！你为了救你弟弟而犯的罪孽，上天不但不会责罚你，而且会把他当作一件善事。”伊莎贝拉完全不能接受这样寡廉鲜耻的想法，怒骂道：“呀，你这畜生！没有信心的懦夫！不知廉耻的恶人！你想靠着我的丑行而活命吗？为了苟延你自己的残喘，不惜让你的姊姊蒙污受辱，这不简直是伦常的大变吗？……从今以后，我和你恩断义绝，你去死吧！即使我只须一举手之劳可以把你救赎出来，我也宁愿瞧着你死。我要用千万次的祈祷求你快快去死，却不愿说半句话救你活命。”[5]克劳迪奥的现实主义与伊莎贝拉的理想主义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但伊莎贝拉并未如她所说再不管克劳迪奥的死活，事实上，她紧接下来就听从了维也纳公爵的献策，将计就计，终于和公爵一起挽救了弟弟的性命。

《一报还一报》中最主要的戏剧冲突和伊莎贝拉的个性特征直接相关，伊莎贝拉为犯了奸淫罪的弟弟向摄政安哲鲁求情，结果安哲鲁垂涎她的美色，以克劳迪奥的生命要挟伊莎贝拉就范。全剧围绕这个主要戏剧冲突构成。在戏剧的开场，维也纳公爵将权力暂时移交安哲鲁，安哲鲁整饬全城风纪，才导致一时风流的克劳迪奥下监、面临死刑，这一部分是伊莎贝拉陷入安哲鲁的威胁的铺垫；伊莎贝拉在安哲鲁面前辩才无碍，她的道德、智慧和美貌致使安哲鲁如同受了魔鬼的诱惑一般，无耻地胁迫伊莎贝拉，是最核心的戏剧冲突；最后这一冲突通过维也纳公爵偷梁换柱的巧计得以解决，即安排被安哲鲁抛弃的未婚妻玛丽安娜顶替伊莎贝拉与安哲鲁约会，当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安哲鲁被揭露犯了和他想要处死的克劳迪奥一样的罪行——与定下终身的女子在婚前发生了关系，也面临自己订下的相应的死刑。最后公爵赦免了所有人的罪行，吩咐让大家都进入了婚姻，他劝告克劳迪奥“好好补偿那位为你而受苦的爱人”，让安哲鲁要待玛丽安娜“好一点”，勒令浪荡子路西奥与情妇结婚，自己也向伊莎贝拉求婚：“你要是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6]全剧以安哲鲁的法令被废，即将来临的多场婚礼的氛围中结束。

在这部戏剧中，纯洁的少女与好色的掌权者这一对人物关系构成了最主要的戏剧矛盾，前者地位卑微但道德高尚，美貌而贞洁，后者身居高位却虚伪放荡。社会地位与道德“地位”的巨大反差构成了鲜明的伦理落差，引导了人们的强烈好恶。

莎士比亚仿照中世纪流行的女圣徒塑造了伊莎贝拉的形象。首先，她的身份是一位见习修女，在即将发愿正式进入修会的当天被路西奥叫走去为弟弟求情，阻碍了她成为正式的修女。有趣的是，剧末面对公爵的求婚，伊莎贝拉没有任何回应，她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公爵说完话后，莎士比亚没有让伊莎贝拉再发过言。也就是说，莎翁刻意让她的身份一直站在修道院的门口，处于修道院所代表的神圣生活和俗世生活的边界。

圣徒传（Hagiagraphy）即记录圣徒生平的文学，[7]是中世纪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学形式。最著名的圣徒传集《黄金传说》（The Golden Legend），《南英格兰传奇》（The South English Legendary）等，都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畅销书。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圣徒传中的故事家喻户晓。圣徒传可按内容分为记录殉道经过的殉道记、讲述苦行生活的修道士传记、以及圣徒的神迹奇幻故事等。受到古代东方苦修传统的影响，在中世纪的观念中，禁欲被视为抛弃此世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成了圣徒之所以为圣徒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不少圣徒传都会包括主人公如何克服情欲的诱惑的部分。圣徒传的开创之作，早期教父亚那他修写作的《圣安东尼传》就包涵了主人公抵制情欲的故事。[8]但是与男圣徒的故事相比，女圣徒的贞操更是备受关注。和男性不同，在当时的男权文化氛围中，“好的”女性拥有性欲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男圣徒往往需要克服的是魔鬼引起的内在性冲动，对女圣徒的贞洁的威胁则必定来自外部，而且往往是一个异教的掌权者。女圣徒通常年轻貌美，天主教中最重要的十四位神圣中保里的三位女性：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圣芭芭拉和安提阿的圣玛格丽特，均以美貌著称。其中安提阿的圣玛格丽特就曾受到安提阿执政者异教徒奥利布里乌斯的求婚，对方同时要求她放弃基督教信仰，玛格丽特拒绝了他，遂遭迫害致死。这三位女圣徒有很多相似特征，都出生异教徒家庭，美貌贞洁聪慧，殉道而死，生平带有浓厚的传说性质，有很多神迹故事。在今天的研究看来，她们在历史上很可能并不真实存在。显然，在中世纪人的眼中，贞操是女性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女性贞操的叙事意味着对女性道德的判定。因此女圣徒往往面对的是异教徒具有胁迫性质的求婚，如果她们嫁给异教徒，在失去女性的贞操的同时也失去了信仰的“贞操”。像这几名天主教最重要的女性中保一样，中世纪女圣徒传普遍包涵贞操受威胁的情节。著名的修道院女作家罗丝维萨的作品中有好几部都涉及类似情节：著名的圣女艾格尼丝拒绝嫁给异教徒，被法官判罚脱去衣服并送进妓院的故事；《达尔西提乌》（Dulcitius）描写罗马执政者贪恋基督教圣女的美色，将她们关押以后又企图在深夜图谋不轨，由于上帝的干涉未能得逞等。[9]

也就是说，不仅伊莎贝拉的身份（即将发愿的修女）、外形（年轻貌美），她卷入的事件（贞操受威胁），以及她的性格特征（坚定乃至有些刻板地执着于超越尘世的高尚道德与理想主义）都带有中世纪女圣徒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剧中莎翁取笑了伊莎贝拉不合时宜地应用她的崇高信念，同时也肯定了她高尚道德的价值。从公爵对她伸出援助之手并求婚就看出了这一点：维也纳最有权势的单身汉——年轻、正直、智慧而宽厚的公爵为之倾心，充分说明了她的高尚的“实用价值”。

一部“性欲”喜剧

莎士比亚的喜剧是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喜剧，传递的也是世俗的理念，那么这样一位“女圣徒”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这部戏剧中，伊莎贝拉的形象及其受威胁的贞操，实际上代表了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经典性欲观念，女性的贞操是一件关系到荣誉的大事，美国学者玛格丽特•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中指出：“由于妇女的角色是根据她们与男人的性关系和经济关系来界定的，所以曾经……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和生活体制赋予贞洁（chastity）的价值……守护贞操是文艺复兴时期女儿们的头等大事。她们的荣誉在于保持贞洁”。[10]美国著名微观史学家吉多•鲁格埃罗也认为：“一个女人的性荣誉不只是她个人的，……整个家族以及对家族负责的男人的荣誉都以保持一个女儿的童贞为核心。”[11]由此才会出现亚历山大•蒲柏长篇讽刺诗《夺发记》中的情节：一个男孩偷剪了另一家女孩的金发，在两个家族间引发了一系列争吵。尽管蒲柏带着几分嘲讽这个小题大做的故事，但是成为故事冲突来源的荣誉观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在古代和中世纪，荣誉被认为是高贵的人应当不遗余力去维护的最高伦理。汉娜•阿伦特在《人的状况》中说明，在古代城邦中，荣誉光荣的生活优于单纯生计的生活。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也提出“……十七世纪意义上的‘慷慨’伦理，它包含着一种强烈的等级制的意味，其中武士或统治者带有荣誉和光耀的生活与较低阶层的人士的只关心生计的生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2]荣誉是“高级的”伦理，而贞操又成为女性荣誉的头等大事，所以女性必当竭力保守自己的贞操。女圣徒拼死守护贞操的叙事符合中世纪人们对女性的理解和想象，是基督教对世俗伦理标准的吸纳。当然，持守贞操、节制性欲，也符合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贯理念。

伊莎贝拉对待贞操的“女圣徒”式观念是莎士比亚时代处理“性欲”的一种已有方法。其实，整部《一报还一报》都围绕怎样处理人的欲望展开。故事发生在维也纳，正因为维也纳这个城市自古以来有风流之名。公爵选择安哲鲁担任摄政，是因为安哲鲁历来主张绝不姑息地处理 “私生活”的问题，正是希冀他整斥不正之俗。此外，公爵与神父的对话道出了他选择安哲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借此看看他的君子真相：“安哲鲁这人平日拘谨严肃，从不承认他的感情会冲动，或是面包的味道胜过石子，所以我们倒要等着看看，要是权力能够转移人的本性，那么世上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13]正所谓“世上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戏剧一开场，就是拉开了一场关于“性欲”的考量和测试的帷幕。安哲鲁上台之后严厉整治风流之弊，关闭妓院，并要处死将女友肚子搞大的克劳迪奥。他代表当时（也是历史上）另一种占有意识形态地位的性观念：人的欲望是淫欲，必须彻底遏制，尤其任何非婚性行为都绝对是淫欲的结果，因此罪大恶极。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道德本位，站的是道学家的立场。戏剧对安哲鲁的立场显然持反对态度，最突出表现在他看似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却连自己也无法把握，最后身陷其中。见过伊莎贝拉之后，安哲鲁道：“难道一个贞淑的女子，比那些狂花浪柳更能引动我们的情欲吗？难道我们明明有许多荒芜的旷地，却必须把圣殿拆毁，种植我们的罪恶吗？……娼妓用尽她天生的魅力，人工的狐媚，都不能使我的心中略起微波，可是这位贞淑的女郎却把我完全征服了。”[14]正是由于安哲鲁猛烈地压制和否认人的欲望，将欲望与淫欲等同，对人的正常欲望的忽视导致他的欲望投射偏差，使他不顾一切地企图玷污一位品德远在自己之上的纯洁女子。这种错误地面对性欲的方式，否认性欲的自然性，正是过分压抑情感、否认自身感受的道学家立场的致命之处。

安哲鲁一向以道貌岸然自命，未婚妻玛丽安娜失去财产后他不闻不问，并不认为自己欠她什么，因为他从未逾越雷池一步。他没有看见对所谓教条的刻板遵守的背后，是自己的内心缺乏真实情感，他屈从于内心的自私抛弃了她。由于缺少真情实感，他对性伦理的严厉态度就成为一个空架子，内在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以致在伊莎贝拉的事上迅速堕落成卑劣小人，他不仅胁迫伊莎贝拉，而且在自以为占有了她的贞操之后立刻食言，迅速执行克劳迪奥的死刑，并在众人面前一再抵赖、矢口否认。这更证明他对伊莎贝拉的欲望是纯粹自我中心的，而非真正的爱情，集中体现了安哲鲁内在情感和道德的匮乏，其代表的性欲立场也在这场无情的测试中彻底破产。

除了这两位主要矛盾冲突对象，在这部戏中，还有代表其他种类的性欲观念的角色。比如克劳迪奥，他代表纯粹世俗的实用型的性欲观。他与女友私定终身，为了不影响女方继承财产拖延婚期了，但又耐不住性子，要享受性爱的快乐。他觉得姐姐和安哲鲁睡一觉就能救自己的性命，也是行得通的。他的性观念现实而直白，性对他而言是没有任何形而上成分的肉体之乐，但他对肉身之欲过于顺从招来了牢狱之灾，使自己身陷险境。戏剧对他的态度是理解并带着淡淡的嘲讽。

另一位莎翁戏剧中常见的小丑角色路西奥则代表了更为低俗的性欲观。他说话三句话不离“性”，每年在妓院中消耗大量钱财，情妇为他生了孩子，他却不肯和她进入婚姻。在他眼里，世上一切都和性脱离不了干系，也没有所谓道德礼义贞操烈女，所以他当着微服私访的公爵的面随意瞎诌公爵的风流韵事。这种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的处理性欲的方式在剧末也遭到了限制和处罚，公爵勒令他和情妇成婚，而她很可能是一个妓女。

剧末公爵的判决公布的是“性欲”测试的结论：承认性欲的正常性，尊重性欲和自然、真实的情感的结合，以宽容、饶恕的态度面对性过失，建议一切性欲都用婚姻的形式解决。这样，不论是克劳迪奥的冒失，还是安哲鲁的恶意，都得到了谅解。克劳迪奥与朱丽叶终成眷属，安哲鲁与玛丽安娜奉命完婚，浪荡的路西奥得到了声名狼藉的姘头，年轻的公爵也向伊莎贝拉求婚，所有适龄青年都进入婚姻。这样的结局传递出的性观念还包括：人人都应当进入彼此匹配的婚姻，地位、财富的悬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匹配的道德水准。

不论在什么时代，如何处理性欲都是一个重要话题，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表现。事实上，处女面临失贞的威胁，一直是近代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受胁迫的贞女与觊觎美色的掌权者的故事在近代文学中反复出现，如理查逊的《帕美乐——美德有报》，讲述一个美貌女仆凭借德行抵挡少主人的诱惑，最后一跃成为主妇的故事；同样是理查逊所著的《克拉丽莎》，则讲述少女被诱奸之后的悲剧，此外还有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都探讨了不同时期少女失贞的问题。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中，性欲的问题往往被爱情替换。从D. H. 劳伦斯开始，在现代主义文学里，性欲恢复了赤裸裸的生命力，成为人性中难以驾驭的非理性部分的象征。《洛丽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霍乱时期的爱情》……对性欲的处理往往与对人整个生命的处理纠缠在一起，性成为人存在的根基。但面对这些离我们更近的作品，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表达的宽容、理性的性欲观念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实用意义。

“永远的莎士比亚”

自本•琼生在诗中评论莎士比亚“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一切时代”以来，文学史已经树立了一个“神话”，即 “永远的莎士比亚”。不少当代批评家这样认为：几百年来，英国文学曾发生过几次趣味上的革命，文学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经久不衰。笔者以为，莎翁戏剧的隽永，和其中透露出的伦理观念的现代性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莎翁的喜剧充分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世俗精神。比如他在《一报还一报》里阐述的性欲观念就是很好的例子，宽容而现实，不推却现实的功能，也不否认道德的价值。在这场“推敲”性欲的戏剧中，公爵通过市民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出了顺应人心的判决。这种经过“民意调查”、“事实论证”，通过“最高权力机构”（公爵）公开认证的新型性欲观正是后世性伦理发展的方向。在20世纪，性欲有时被赋予极高的社会和思想史地位，始作俑者是弗洛伊德。相比之下，莎翁从没有给过性欲相同的地位。在他的笔下，性没有形而上的意义，更从未上升到生命最初原动力的高度。事实上，莎翁将真正的“性问题”置于婚姻的帷幕之后，即纯粹的私生活领域，对性爱的具体问题不置一词，而是老老实实地探讨性的范围该如何圈定，以及如何处理性欲会导致各种不同的结果。因此，他的婚恋主题喜剧，探讨婚姻中的男女地位问题——《驯悍记》，嘲笑过世的骑士风流——《温莎的风流娘们》，纠正青年人对异性的极端态度——《无事生非》……这些戏剧热热闹闹、喜气洋洋、过程愉快、结局美好，其中透露出的基本立场却是一种实用型的新教日常伦理。

当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梳理了现代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史，其中使用了“强势批评”的概念，相当具有启发意义。“强势批评”，系指“独立于我们的欲望、癖好和选择并提供对它们进行评价的标准”。[15]泰勒进一步解释：“根据我的理解，对评价是否是‘强势的’的一个良好的检验，就是它能否作为赞赏和蔑视的基础。”[16]他举例说，相对于前基督教和异教文明对体力和勇武的崇尚，基督教在中世纪逐步建立了宽恕、和平的价值观念，因此，今天的人们普遍认同和平优于战争，以及相对于血腥复仇，饶恕是更值得称赞的美德，这些都是受到了基督教生命伦理的影响。

日常生活是指人类生活涉及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技术性用语。所谓生产和再生产指的是劳动、生活必需品制造以及我们作为有性存在物的生活（包括婚姻和家庭）。泰勒指出，在古希腊传统中，比如对柏拉图而言，维持这些活动与对善的生活的追求是区别开的。当然，它们对于善是必要的，但“只扮演基础性的角色”。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与老师的追求不同，亚里士多德也独独将理论沉思和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归属到“善的生活”之中，这种影响深远的伦理等级长期贬低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17]

近代西方“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theōria（理性）的理想——通过沉思掌握宇宙秩序——逐渐被看作是徒劳无功和误入歧途的，是一种逃避具体研究之艰辛工作的自以为是的企图。”[18]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新工具》在这场“强势批评”变革中具有领先作用。自此，对日常劳动、婚姻、家庭的肯定逐渐确定为现代平民社会的强势批评。泰勒提出，这种肯定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中可发现其源头。“在现代，它所领受的特殊动力来自宗教改革。所有的宗教改革者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他们对中世纪的拒斥。”[19]粗看泰勒的这句话令我们不解，难道不是“基督教”强调彼岸幸福，贬低此生俗世，因而拒绝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吗？

首先，不能否认《圣经》中存在这样的倾向。耶稣本人放弃了婚恋家庭、日常劳作，选择独身、传道的生活，以及《新约》中保罗关于婚姻的某些教导，[20]以及《新约》对耶稣生平和使徒宣教旅程的记录似乎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基督教认为宗教追求高于对现世生活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印象”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耶稣确实要求门徒“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21]但重要的是，回到耶稣和门徒生活的犹太背景中，我们会发现，在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中，寻求信仰和生活的高度结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传统。在《旧约》中，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之一利未支派是与生俱来的祭司支派，他们的“劳作”就是管理宗教事务：圣殿管理、音乐崇拜、为以色列人献祭……以色列王国的所有节日都是宗教节日，所有以色列人的生活都以这些节日为基本节奏，以上帝颁布的事无巨细的各种法律为韵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如何对待邻居和处理邻里纠纷；怎样查验麻风病；女人生了男孩和女孩分别该休息多少天；怎么过节、交税……《旧约》中的“律法书”《摩西五经》中上帝颁布这些法律，总是一再重复“我是耶和华”。即告知这些法律表现出的是上帝的仁慈与公义，是他的性格的彰显。所以，以色列人遵行这些律法，实质上是他们维护与公义、慈爱的上帝的盟约关系。这个传统到了《新约》里并没有被耶稣废除，而是重置了。他一再批评法利赛人只有敬虔的外表，关心怎么洗碗洗盘子保持洁净，却忘记了怜悯和公义是上帝的品性，也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具有的品性。所以，准确地说，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没有一件日常事物是在神圣之外。这不是说没有圣俗之别，而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小到挑水担柴、淘米做饭，大到职场奋斗、教育子女，都应该也可以承载神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泰勒认为，宗教改革家反对中世纪是现代社会肯定日常生活的原动力。因为中世纪天主教将神圣生活等同于远离俗世的修道生活，而新教致力于回到使徒时代的信仰，认为每个信徒都必须自己面对上帝和信仰，结果是“祭祀和中介一起被遗弃导致了俗世生活（以往的称谓）地位的提高。”[22]既然修道生活并不高于所谓“俗世生活”，那么，当务之急是不仅肯定日常生活，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符合信仰标准的工作伦理、家庭伦理。前者在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详细的论述，而后者，我们在莎翁的剧中看见了卓越的表现。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莎士比亚，我们发现，他的戏剧牢牢地站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不论是多么形而上的思考，对人性中野心之路的揭示——《麦克白》，对金钱万恶的控诉——《雅典的泰门》，都从未抽离现实生活中的剧情。所以，当女巫出现在麦克白面前，老国王的幽灵在王宫城墙上漂浮，我们并不会因这超现实元素出现就斥之为荒诞不经。因为在莎士比亚的剧中，这些元素不仅可以在象征和寓意的意义上被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剧中世界强大的伦理逻辑支持了它们出现的可能性。比如，女巫的出现表现了麦克白在权力的诱惑面前的脆弱，人之野心的丑恶，以及这种野心至终对己的戕害。这些观念都恰恰是新教乃至基督教的伦理观念。

又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插科打诨的丑角的比例很高。巴赫金的研究证明，丑角具有狂欢色彩，能起到颠倒的作用。莎翁戏剧中的丑角是对中世纪末期流行于英国的圣体剧传统的继承。[23]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就认为，中世纪圣体剧中出现喜剧情景和丑角，将日常与神圣结合起来，是民间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复兴。[24]在莎翁的悲剧里，他们是奥菲利亚的掘墓者，在旷野之中陪伴李尔王的弄臣；在喜剧中，他们是随同罗瑟琳流亡的宫廷哲学家试金石，浪漫爱情诗的拆穿者；是夏洛克的仆人；是《仲夏夜之梦》里客串演戏的木匠、细工木匠、织工、修风箱者和补锅匠。他们不像莎翁戏剧的主角——封建社会中一群似乎不用为生计忙碌的有产者，而代表着吃喝拉撒睡、工作和性交的日常生活。丑角用这些永不间断的重复和生活真实的组成部分，颠覆主人公形而上的追求，解构任何一种最高级的绝望或狂喜的叙事。丑角带着永远现实的精神以嘲弄的方式讲述人生那些不被人喜欢和看重的事实。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正符合新教将此世与神圣最大限度结合的既实用又理想主义的原则。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12年春季

[1] Julia Reinhard Lupton, Afterlives of Saints: Hagiagraphy, Typology,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0.

[2] Ibid. , 233.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六种》，朱生豪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175页。

[4] 同上，第198页。

[5] 同上，第203页。

[6]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六种》，第224页。

[7] 广义的圣徒传也包括圣徒生平、奇迹故事集、圣髑的发现或转移、封圣敇令、礼拜书、布道集、异象故事等，见ed. Thomas Head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xiv。在本文中，圣徒传单指圣徒生平故事。

[8] 见《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麦格拉思编，苏欲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Alister McGrath ed., Christi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trans. SU Yuxiao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杨慧林、黄晋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9页-95页。[YANG Huilin and HUANG Jinkai,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 (Nanjing: Yilin Press, 2001), 89-95.]

[10] 玛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11] Guido Ruggiero, “‘Più che la vita caro’: onore, martrimonio e reputazione femminile nel tardo Rinascimento,” Quaderni storici 16 (1987):753-55. 转引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第38页。

[12]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20页。

[1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六种》，第175页。

[14] 同上，第192页。

[15]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5页。

[16] 同上，泰勒自注。

[17]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18-19页。

[18] 同上，第320页。

[19] 同上，第324页。

[20] 如《圣经•新约》，和合本，哥林多前书7：26-28“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21]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6：31-33“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22]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26页。

[23] 参见孙柏：《丑角的复活：对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