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 斯密是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写了下面这段不朽的文字。这段话在商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揭示了在整个进步时代人类如何形成对自己的定义，并捕捉到“人”的定义的精髓，因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段话被人们广泛传播。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诚然，他所考虑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地，或者不如说必然地使他更倾向于对社会最为有利的用途。……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而且比有意这样去做更加有效。”
亚当 · 斯密将“有效”视为“经济人”孜孜以求的那种“效率”的同义词，也是社会顶礼膜拜的教条。
2021 年 5 月 14 日的《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的标题是《没有它，你的汽车、烤面包机，甚至洗衣机都无法运转，而它正面临全球短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经济学家亚历克斯 · T. 威廉斯（Alex T.Williams）。这篇文章讲述的故事预示着一次经济崩溃即将到来，而当这种在资本主义系统核心爆发的危机达到一定规模时，足以摧毁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所构建的经济秩序和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商业生活。文章依稀显示一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系统的新体系正在诞生。
这篇文章的开头平淡无奇，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短缺。”这些微小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构成数字化智能世界的众多流程和制造产品中。半导体产业的规模达 5000 亿美元。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来看一家《财富》500 强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该公司宣布，由于目前用于汽车制造和加工的半导体严重短缺，公司不得不做出悲观的预测：下一年的利润将缩减 25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严重依赖半导体的情况下，这些损失会被不断放大——从医疗设备到输配电网络，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了。
美国总统拜登与福特汽车公司和谷歌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秘密会晤，旨在评估半导体（大部分在美国以外制造）短缺对经济下行造成的影响和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为了推动落实联邦政府紧急资助半导体研发的专项资金和联邦政府承诺的用于在美国建立半导体制造设施的基金，威瑞森通信、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等行业巨头组成了一个行业联盟。该联盟希望联邦政府从当时正在草拟的基础设施规划中为这个行业留出 50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还只是开始，理由是存在半导体短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停摆的安全风险。
然而，这不单纯是一个全球供应链短期中断的问题。在文章中，读者会发现定义危机本质的两个词，即“效率”和“韧性”。更深层的是，它预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根本矛盾，即“效率”和“韧性”之间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
生产复杂的半导体产品的大型生产设备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这会导致利润率降低，因此，只有极少数投资了所谓“精益物流及供应链”和“精益制造流程”并获得最高生产效率的公司才能成为业界翘楚。而“精益物流及供应链”和“精益制造流程”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是因为它们削减了生产流程中高昂的库存成本和其他冗余费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库存和冗余可能是维持正常运营所必需的，目的是防止出现意外的紧急情况，例如：额外的库存储备；可立即启动的备用生产设备；可供快速部署的储备劳动力，以防生产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出现中断；随时可用的替代供应链，以避免物流系统出现中断和放缓。
这些额外的开销降低了企业运营效率并减少了营业收入，使企业越来越难赚钱。鉴于此，管理层和股东都会尽量避免这种额外的费用，因为它们会蚕食利润。目前，全球的半导体市场由少数几家巨无霸企业控制着。这些市场的领军企业正是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精益制造流程”，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些企业越来越“高效”的代价却是它们的“韧性”越来越差，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变化时，它们也愈加脆弱。威廉斯指出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缺陷，他问道：“如果一场自然灾害就能迫使一家超级高效、超级精益的工厂停产，而且它生产的芯片没有备用库存供应，那么这样的工厂有什么用呢？”一切都是效率说了算，作为代价，韧性就只好被牺牲掉了。
在自然和人为破坏不断升级之后，半导体短缺并不是第一个让公众对经济缺乏韧性产生怀疑的事件。2020 年春，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条裂痕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令所有国家措手不及，因为医疗系统并没有为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大家突然发现自己暴露在传染病的威胁之下，没有防护措施，也无法为家人提供必需品。
威廉 · 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曾担任比尔 · 克林顿总统的副助理）于 2020 年 3 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意外地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暴。他在文章的导言中写道：“效率并非经济活动的唯一追求。”高尔斯顿说，他一直在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果。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经济下滑已经足够令人担忧了，然而，还有一件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美国完全没有做好满足需求的准备。在每天晚上的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都是州长、医疗专业人士和广大民众在质问：N95 口罩在哪里？个人防护用品在哪里？呼吸机在哪里？为什么抗菌肥皂甚至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了短缺？
对效率的公开批判
令高尔斯顿感到震惊的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公共健康危机期间，全球经济体系竟然脆弱到连美国公众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他大胆地指出隐藏在光鲜的商业成就背后的问题，正是这个肮脏的小秘密成就了现代资本主义：“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在最近几十年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商业思维，但是，如果它使全球经济体系在面临打击时变得更加脆弱，那我们还要继续抱残守缺吗？” 高尔斯顿指出，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服务分散到世界各地最适合的地方，那些地方能通过节约生产劳动力成本甚至放弃环境保护协议来创造最高效的规模经济，然后，这些产品又通过货轮和飞机运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这就是全球化成功的诀窍。
虽然高尔斯顿表示，他理解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是一种“利益的权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产生的必然后果是“韧性会随着效率的提高而下降”。他在文章的最后提请读者注意，“在对提高效率的不懈追求过程中（高效率仍然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单个市场参与者所做的决定总体上会产生一种非最优的韧性供给，即公共产品”。在商界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实属难得。毕竟，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体系一直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高尔斯顿正是注意到了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效率”和“高效市场”与生俱来的缺陷，于是，他射中了整个现代社会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
如果高尔斯顿的文章只是一家之言，它有可能很快就被人忽略了。但就在几周后，也就是 4 月 20 日，共和党领袖、政治保守派参议员马尔科 · 鲁比奥（Marco Rubio）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富有韧性的美国经济》的文章，这篇文章再次剑指资本主义体系的要害。鲁比奥的立场更加激进，他警告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如何构建我们的社会方面选择了重视经济效率而轻视经济韧性，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主街贷款利率’ ，重视个人财富积累而轻视公众利益。”
鲁比奥指责美国商界将制造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却把经验用于建立金融和服务型经济。他写道，这“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经济引擎”，但它“缺乏韧性”。他指出，“一旦危机来临，可能会损失惨重”。鲁比奥从更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应当直面“超级利己主义精神”带来的后果，重振其坚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美国成为世界的灯塔。
高尔斯顿和鲁比奥对美国这种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韧性的政策导向所提出的批评，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几个月，人们面对超市和药店被扫荡一空的货架，真切地感受到了牺牲韧性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威胁，而在此之前，大多数美国人丝毫没有感觉。
其实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资本主义机构体系内部就已经发出警告。2019 年 1 月，《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效率的高昂代价》，作者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罗杰 · 马丁（Roger Martin）。这篇文章是其以三段论形式写成的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亚当 · 斯密开始，商业思想家一直坚定地把消除浪费视为管理的‘撒手锏’。但是，如果追求效率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回报会怎样呢？” 就像商业管理领域的所有特立独行者一样，马丁是这个行业 250 年来首个挺身而出，向统治这个学科的真理发起挑战的人。为了避免怀疑论者未能认识到效率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最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马丁直截了当地说道：
“效率的魅力从未消减。它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种多边组织中，这些组织的目的就是提高贸易的效率。效率被纳入华盛顿共识——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自由化、有效的税收形式、放松管制、私有化、透明的资本市场、平衡预算和节约型的政府等，都是效率的具体体现。世界上的每一所商学院都在向学生宣扬效率。”
在批评资本主义对效率的痴迷方面，马丁另辟蹊径。他认为，在一项突破性的新技术出现时，总会刺激产生新的创业机会，而早期的行业领跑者通过提高所有潜在价值链的效率并将其垂直整合到他们的运营中，从而迅速巩固对潜在新兴市场的控制并形成规模经济。但是，成为先行者和市场领导者也会带来负面的外部效应，这在他们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是无法预料到的。
马丁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几乎全球的杏仁市场都控制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里。在该行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山谷成了大家的首选，被认为是“杏树种植最理想的地方”。目前，世界上超过 80% 的杏仁产自该地区。
此地气候条件理想，非常适合种植杏树，因此吸引了众多杏仁生产企业集中到这里，但不幸的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环境因素却会引发灾难。首先，加利福尼亚的杏树开花时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季节性授粉期，需要在这个时间窗内将蜂箱从美国各地运送到中央山谷地区。然而，近年来，蜜蜂成群地死亡。仅在 2018 年、2019 年两个冬天，美国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商业蜂群消失——这可创了纪录。关于蜂群大规模死亡的原因有很多说法，但无不表明，杏树种植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区虽然在最初是高效率的，但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缺乏韧性。
马丁没有提到的是，杏树也是贪婪的吞水怪——每生产一个杏仁就需要 1 加仑 1 水。这样算起来，加利福尼亚州每年农业消耗的总水量中有近 10% 用于灌溉中央山谷的杏树了，这比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总人口每年消耗的水量还要多。
更糟糕的是，气候变化已经把曾经肥沃的中央山谷变成了干旱区，直接威胁到一个高效的杏仁产地的未来。将构成世界杏仁贸易80% 的种植园局限在一个产地，在短期内达到了高效率的目标，但现在整个行业却面临着此前从未考虑过的环境因素的威胁……一度被认为是高度商业化的产业却被证明缺乏韧性。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一窝蜂地培育任何商业新贵——把所有“杏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眼前效率提高了，但缺乏足够的韧性来应对不可知的未来。
工业资本主义的瓦解
效率是一个时间值，韧性则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确实，提高效率往往会削弱韧性，但时间值的作用不在于提高效率，而在于增加适应性，这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地球就像一个自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形式的生命体都在时刻适应地球的能量流动和变化，也在适应地球环境的演化。适应性与自然界中“和谐”的概念非常相似，这也是东方的神学和哲学所强调的独特概念。
效率意味着消除摩擦，它是消除那些可能减缓经济活动速度和优化经济活动程度的冗余代名词。然而，韧性至少在本质上就是指冗余和多样性。例如，就某个特定品种的作物生长成熟的速度而言，进行单一化种植可能更为高效，但这种单一化种植一旦受到枯萎病的影响，损失可能无法估量。
效率意味着消除摩擦，它是消除那些可能减缓经济活动速度和优化经济活动程度的冗余代名词。然而，韧性至少在本质上就是指冗余和多样性。例如，就某个特定品种的作物生长成熟的速度而言，进行单一化种植可能更为高效，但这种单一化种植一旦受到枯萎病的影响，损失可能无法估量。
如果我们对效率的执着已经开始动摇，那么我们如何对待效率的孪生兄弟——生产力，以及经济赖以存在的其他关键代理关系呢？效率是一个时间值，而生产力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率，尤其是那些与技术投入和创新商业实践相关的投入。效率和生产力都是严格的线性过程，并且在生产环节和市场交换过程中都受到时间的制约。这两个概念很少关注或计算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更别提商品交换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了）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过，正是由于忽略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才看起来是增长的。
生物系统是围绕一个非常不同的运行机制组织起来的。对生物系统而言，适应性而不是效率才是时间留下的标签，再生能力而不是生产力才是衡量绩效的标准。在所有生物体和生态系统中，适应性和再生能力密不可分。我们以生物学中的自噬过程为例来考虑这个问题。
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是日本一位 77 岁的细胞生物学家，他一生都在研究细胞自噬的过程。“自噬”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我吞食”。自噬系统是细胞的废物处理系统。自噬是“细胞内的垃圾被捕获并密封在一种称为自噬体的袋状膜囊中……（并被）运输到一个称为溶酶体的细胞器里的过程”。长期以来，生物学家一直以为溶酶体只是一个“细胞的垃圾箱”，没有其他特别功能，就类似于人类社会的垃圾场和填埋场。但大隅良典发现，自噬是生物体的一种循环机制。它会把细胞的“报废”组分收集起来，有用的部分被剥离出来，用以产生能量或新的细胞。大隅良典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 2016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生物体内有很多奇妙的过程和模式，自噬机制只是其中之一。这些过程和模式对我们重新理解经济生活助益匪浅。近年来，在经济领域流行模仿生物体的“再生惯例”（商业术语就是“回收”）。再生循环的概念被嵌入经济过程的每个环节（从采掘到生产、存储、物流和消费），目的是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其间几乎没有浪费任何废弃物，相反，这些废弃物通过再生的方法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账单，不仅惠及眼前，也益于子孙后代。
这些关于效率与适应性、生产力与再生性的讨论，是否只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供应链、物流和备用库存崩溃，让世界措手不及而引发的短暂反思？抑或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开始扎根呢？无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我还是沃顿商学院的学生），还是后来（1995—2010 年）我在沃顿商学院的总裁班和高级管理课程中担任教职时，我都不记得发生过任何关于效率和进步的缺点的讨论，更不用说关于适应性和韧性这样违背经济学主流的话题了。
改变的只有不断升级的各种危机。仅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就目睹了世界各地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快速兴起，例如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亲历了 2008 年全球经济崩溃和大衰退；见证了随着全球金融和商业精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崛起，全球劳动力日益短缺，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感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也面临着强权统治和人民对民主治理逐渐丧失信心。但是，这些威胁到人类文明稳定基石的危机，与越来越频发的全球性疫病大流行以及地球气候迅速变暖这两大生存危机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后两者正在把我们人类和其他物种引向第六次地球生命大灭绝。
人类上一次面临同样的危机是在 7 个世纪前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从 1348 年开始暴发，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持续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肆虐。随着黑死病的蔓延，欧亚大陆有 7500 万 ~2 亿人死亡。但那一次危机在规模和范围上与今天的都相差甚远。当时黑死病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让人们对天主教会的治理及其宣扬的世界观和宗教故事产生了普遍失望的情绪。这些宗教故事和其中蕴涵的世界观长期以来一直是信徒的精神依托，一千多年来，它们一直指引着西方文明的进程。基督的故事及教会关于救赎和永生的承诺对老百姓来说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一直被西方世界接纳，但科学最终证明瘟疫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弱小的对手，是小到连肉眼都无法看见的鼠疫耶尔森菌。
然而，混乱中也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世界观和相应的叙事方式。新的政府治理形式以及新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应运而生。在这种新的文明秩序（我们姑且称之为“进步时代”的主旋律）的引领下，欧洲、美国乃至世界很多地区都步入了现代。
“进步时代”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情，包括民主治理的兴起、更大的个人自由度、更长的寿命和人权的伸张。但是，这个新时代的主旋律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它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范式转变的核心是对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承诺。但这一次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是：科学的奇迹和数学的精确性、能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的新的实用技术，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在促进社会经济福祉方面的诱惑。这三个要素是“进步时代”的基石。把这些要素绑定在一起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方法，它被用来组织个人、社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方向。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术语，但很少有人讨论它，更少有人质疑它。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节省时间、拓展空间来创造人间天堂的不二法门。
效率是现代化的时间动态体现。效率重新组织安排了我们对时间的使用方式，同样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空间。对效率这个词的使用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有效率，也就是可节省时间、积累时间、赢取时间、延长时间，这也就相当于延长了个人甚至社会的时间。个人、群体或社会的效率越高，他们就越相信自己延展了未来的边界，也就越来越接近“不朽”的尺度。现代科学的兴起、更先进的技术和市场资本主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新三位一体”，取代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效率将取代上帝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原动力，成为“进步时代”的新神。
本文选编自《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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