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城市的复兴，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商人却以钱财为本；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最看重的却是自由；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因此，商人阶层的形成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研究西欧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兴起与商人阶层的出现，学者们强调的往往是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对围绕它们而形成的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趋向却重视不够。其实，由于商业是从庄园制度中脱颖而出的，它与封闭的庄园制度形成相对性，因而，在经济结构转变的同时，以商人和城市为主体而形成了与过去大相径庭的价值观。这种新型的价值观不但是商人和城市特质的体现，也是商业能够生存的基础和保证。正是这种新型价值观，真正成为取代一个旧时代并昭示一个新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构成文艺复兴以及后来商业时代的基础。
一、钱财：价值的核心
财富是商人的立足之本，这并不只是表现在商人对财富的集聚上，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财富的认识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财富的认识比财富本身的拥有更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在中世纪基督教价值观的笼罩下，人们把财富看成是维持每个社会成员在适当条件下“生存”的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因此，生产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保证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适当的”生活。但同时，人们又认为财产的所有权是自己在热爱上帝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障碍，因为它会导致人们自私心理的产生，造成人们为财产而你争我夺，而在这个过程中，贪婪和仇恨会战胜利他主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遇到商业上的争端和问题，人们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进行分辨，而是从神学和道德的角度来评判。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商人向法庭控诉另一个商人不能象其他人那样迅速结清帐目，因而他要求后者付更多的钱。法庭的回答是“不”，因为在这样的行为中，他有出卖时间之嫌，他通过出卖不属于他的东西而获取了高利贷。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价值观下，钱财不但具有神学的意味，而且还有道德和不道德，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在当时有着一套区分的标准：“金钱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当人们使用它的时候，才能分清到底谁讲道德，谁不讲道德。如果人们是出于贪心而使用金钱，并且违背正义的原则，那么金钱就是邪恶之物。中世纪神学家承认：只要商业利润被用在慈善商业上，就可以证明是正当所得，贪婪和想方设法攫取金钱是一种罪过。如果人们把商业活动当作一种满足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动机的手段的话，那么这种商业活动就证明是邪恶的活动”。
面对社会对财富的这种认识，商人们并没有去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观与此相对抗，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步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商人最初没有土地，无法同以土地为本的经济基础发生关系，因而也没有地位，被看作是社会的流浪儿。商人能够存在的根本便是经营商业的买与卖，并在这种买卖活动中获得利润，这种目的简单而又明确。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靠商业赚取利润只是从事卑贱的职业，商人也只能被视为贪婪的冒险者，因为社会把尊敬和报酬给予了那些在追求高贵目的中成功的人，而不是给予那些用庸俗手段成功的人。面对着社会，尤其是基督教会对商人的态度，商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在商人们赚到钱，成为富裕的人以后，这种矛盾的心情都一直明显地存在着。因此，他们赚到钱以后，所作的第一步便是按照基督教的标准，努力证明自己的财富具有正义性和符合道德。他们去购买乡间的土地，使自己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向教会捐献大笔钱财，以证明自己收益的正当，祛除自己赚到钱的负疚感。“由富商们遗赠给教会的全部钱财，证明商人们面对教会道德宣教继续怀有强烈的内疚”。商人更是注重兴办公益事业，把赚得的钱财用于社会认同的正当事业上，以此来证明自己不再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贪婪冒险者，而成为一个相当有教养的人。“他自豪地捐献款项，建造美丽的公共建筑，开办学校或医院，为他的城市的普遍繁荣和伟大作出贡献”。商人们如此热心公益事业，并不是因为商人有多大的慈善心或为了炫耀，摆阔气，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商人们以自己拥有的钱财为武器，为自己正名。他们在慈善事业方面，找到了突破口。兴办教育，设立医院，救助穷人本来应该是国家的责任，济贫救人也是教会的原则，但是，这些事业的实施，均需以大量的钱财作后盾，当政府和教会往往难以维持下去时，商人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取代政府和教会而成为贫苦大众的恩人，那些受惠的民众便由对政府和教会的信仰转向对商人的崇拜。这样，商人以自己的钱在民众中赢得了声誉，消除了人们对他的误解，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商人对社会经济的操纵，代表着商人与贵族和教士的力量此长彼消的演变，同时也预示着商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商人以钱财作后盾，可以“用钱来购买城市贵族中现存的权力，并进入反对他们的紧密联盟”。商人可以把自己的钱财借贷给国王、贵族、教士及其它任何急需款项的人并得到归还保证，不但从这种借贷行为中赚到了钱财，而且，使这些上层人物形成对商人钱财的依赖，从而使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主动地从上而下给予商人以宽容和保护。在商人和贵族借贷与归还的纠纷中，教会明显地站到商人一边。如香槟市集的亨利二世伯爵从十个银行里借钱来装备自己进行第三次十字军。最后他把债务留给自己的后代来偿还。提堡特(Thibaut)四世，在年轻时代借了大量的钱但却拒绝归还。于是，银行家们，一些是意大利人，一个是犹太人，上诉到教皇，教皇把这位伯爵逐出教门，并把整个香槟市集置于关闭状态。在债务还清之前，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面对商人的经济实力，教会重新解释他们的教条。“圣典学者承认价格与供求规律相联系，至于利息，他们考虑放款的风险，放款人所受的损害，甚至还考虑到因放款而丧失谋利的机会，由此放宽他们教条的严峻性”。上层人士转变对商业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商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国家的利益，两者的利益是相同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钱财是他们最初的立足之本，也是他们在社会上争取地位和名声的主要依据。如果说，商人最初赚取钱财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随着钱财的增多，钱财便有了多重的意义，他们可以因钱财而成为社会上的富人，过着同上层贵族和教士同样的生活；他们可以用自己挣得的钱财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可以用自己手中握有的钱财来赢得上层君主的支持，使他们实行有利于商业和商人的政策；商人也同样用自己的钱财购得了自由的地位，获得了法律的确认。商人们掌握了社会的财富，使土地为基础的制度发生动摇，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
二、自由与平等：生存之本
人身自由是商人经营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有了自由之身，商人才从等级森严的庄园制经济中脱离出来，走上经营商业的道路。尽管商人最初的自由似乎是被迫的自由和被抛弃的自由，但正是由于这种自由，他们才可以四处游走，正因为他们不受等级的限制，才能同各种不同的阶层发生关系。商人们富裕和有了地位后，对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得到有保障的人身自由，要求有稳定的自由活动的地盘，要求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经营的权利。同时商业提供了抹平等级差别的途径。在追逐利润，获得钱财，这一简单而又明确的目的下，一切等级、身份和地位都变得毫无意义。商人们的成功在社会中形成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
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中，似乎并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人们认为社会的完美体现是秩序，而秩序的具体表现是界限明确的等级。每个人的出身决定着他的等级，整个社会由此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静态结构。“在中世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的。农民从属于他的主人，甚至封建主也是比他大的封建主的附庸。土地所有者是他的土地的主人，但是他要服从于封给他这块地的人，并为他服务。封建领主的权利与附庸应尽的义务的结合，是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居于最高地位的君主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因此，自由不可以被解释为依附的反义词；自由和依附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把每一个角色具体化和明确化，每个人只有在固定的角色中，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力。脱离自己所属的层次而争取更大的自由和平等，意味着自动脱离了整个社会，须付出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代价。这种分层式的社会结构，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在当时，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是实实在在的土地。贵族和教士之所以成为上层，享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他们占有着更多的土地。同样，农民在社会的下层，是因为他们手中只有可怜的一点土地，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是，这种简单的经济数量关系却被赋予了法律、道德和神学的含义，以至于每个人所处的角色都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安排好了的天然秩序。为维持这一神圣的秩序，人们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订立了许多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如果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首先要获得相应的经济力量，使自己和自己的团体有法定的社会地位，从而打破社会固定的分层，促使人们从思想上对社会的状态进行重新认识。
自由和平等从一开始便是商人进行商业经营的必要条件。商人阶层形成的最初标志便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脱离社会固定等级的“多余的人”。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赖以确定地位的依附的链条，使自己处于无所归属的境地。但是，他们在失去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宝贵的东西，那便是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各处来往，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职业，他们可以抛却作为一个等级所应该遵守的规则、所应尽的义务。这群流浪人与商业结合的契机也正是他们的自由之身。因为商业的运行要求人员及产品在各地流动，只有能自由来往的人才能从事。因此，流浪人与商业的结合是一种合理和必然的结果。
同时，商业提供了抹平等级差别的途径。商业领域并不是炫耀高贵出身和地位的地方，人人都要服从同一的逐利本能，一切人为的装饰或标志都要被去除。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钱财本身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能够赚钱的商业活动不但吸引下层的人，也同样吸引着上层人。因此，商业并不局限在特定阶层的人手里，商人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它具有流动性和广泛的容纳性。在这里，不管你属于哪一个等级阶层，你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在商业领域，任何人都要遵守同一的商业规则，讲究的是自由竞争，各显其能。钱是靠本领赚来的，同特权地位和出身并无多大的关系。在商业领域，判断一个人高下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在经营中能否获得成功。这样，在商业领域，下层人找到了同上层人一竞高下，确证自己的机会，一种摆脱等级区别的商业精神开始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
如果说最初商人的自由是低等的自由，是无保障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平等和小范围的平等。那么，商人入住城市以后，自由和平等便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并具有了全社会的意义，正如吉那考坡里斯所描述的，“对城镇的商人和工匠而言不可缺少的是为商业的目的而自由来往的自由，并且摆脱封建贵族的强取和捐税。一个商人怎么能够既从属于强迫劳役而又能有效地从属于他的商业呢？因此，在新建商人团体中的城镇人很快便要求更大的自主性”。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为社会所抛弃的自由，而要求为法律承认和社会认同的自由，不但要求个人来往和经营的自由，而且要求团体的自由和地域的自由，这主要表现在城市自治主体的建立。“由于专门经营商业，有必要把商人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束缚限制了生活在乡村主体上的人们的移动和行动。所以有了国王或其他君主所授予的自由。这导致城镇的自治管理机构替代传统的封建官员而成为城镇的管理者”。城镇取得自主的权力并不只是城镇内部的事情，它的影响更波及城墙之外，对农奴成为自由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城镇人树立了榜样，把一些最富裕、最有知识和最有进取心的人吸引到它的城墙之内。与此同时，这些人逐渐与商人和来自外国的其它人接触，渐渐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争取自由的新的观念。城镇人所取得的自由不但带给农奴一种争取自由的观念，而且还直接为农奴提供了获得自由的途径，因为逃离庄园的农奴在有特许状的城镇或皇家的领地上住上一年零一天，一个农奴便获得了部分自由。
商人获得的自由和平等不但对下层的农奴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向商人的哲学靠拢，这主要是由他们接受商人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例如手艺人、商人及技工，随着新的活动而出现了。他们在物质意义上很快变得必不可少了，便想在社会上确认他们的重要性。为获得这一切，他们必需排除社会对劳动，对他们的实际活动以及对他们生存条件的基本特征的偏见。……新阶层的胜利是，旧贵族很快接受了新来者的部分生活方式”。在欧洲各地，上层贵族和庄园主对商人和商业生活的接受是不同的。在城市比较发达的意大利，城市很快便确立起来，贵族们生活在城市里并同城市上层富裕人同流合污。在更多的地方，是庄园主和贵族接受了商业经营的方式，并把这种方式融入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之中。在商业的压力下，贵族们热切地希望增加自己的收入，为了市场而不是只为了维持生存，并充分利用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为此，“贵族越来越需要给有事业心和进取心的农民提供大大改善自己的途径。‘自由的’农民在王室保护之下很快便与城市人结合在一起而成为‘第三等级’”。
由于商人并非是一个由封建法统所确立的阶层，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商业经营中来，因此，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商业经营方面的自由和平等便，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价值标准。自由与平等的传播必然影响和打破着等级结构，产生财富的重新分配和人的重新组合，每个人都在金钱面前平等起来，“贵族的专利不再必要，他们通常被冠以'sire'的称号，富裕的商人据说拥有了他们自己的贵族称号”。
商人因自己的实践而形成的自由平等观不但对当时的社会形成很大的冲击，而且对社会的真正转型具有深远的影响。“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韦伯有关西方兴起的理论中更加唯物主义部分的正确性。及他所论辩的只有在欧洲的城市才取得完全的自治。这种自治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商人是国王，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会凝聚和加强。我们生活在由这一文明所创立的世界中”。
三、冒险与开拓：商人的素质
由于早期西欧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因而，商人阶层进行经营面临着种种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心理压力，社会的压力。在这重重压力下，商业活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需要勇气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因而最先成功的人都是那些敢于冒险获利的人。如十字军中商人的参与，威尼斯人向中部和北海地区的开拓，英格兰人向大陆的探索等等。这种冒险与开拓的精神是随商人阶层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并且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原动力。
随着商业交往的扩大和商人数量的日增，我们看到西欧的封闭已成过去，而代之以一个互相联系的大网络。从11世纪中期起，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已经从拜占庭帝国的手里获得了转运贸易，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商业和近东及远东的贸易。他们获得了通向香槟市集、北部法国城市区，法兰德斯及德国西北，阿尔卑斯山北部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的通道。在这里，意大利人和德国商人联系起来，德国人的商业联系又扩展到诺夫哥罗得，并同英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联系起来。这样欧洲北部的低地国家，也成为各地商人进行交流和各地物品进行汇集的中心。随着低地国家织布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英国羊毛运进该地区。到12世纪，法兰德斯等地也成为谷物汇集交易的中心。到13世纪，意大利和其他南方人越来越经常地光顾英国，购买羊毛和其他商品，并出售香料、丝绸、甜酒及一些日常用品。在英国的许多大城市，更是有着许多外国商人聚集。11世纪的丹麦人是城市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容抹煞的组成部分。那时，德国、法国和佛来明的商人也是这里的人们所熟悉的，德国人指望在这里的港口过冬。并不只是商业利益吸引着移民，许多新老城市都在征服期间和之后接受了涌入的诺曼人和其他北部法国人。在伦敦，移民和当地人很快便相互通婚了。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不同习俗和组织的痕迹，但诺曼人和英国自由人在一个世纪里已经无法区分了。其中伦敦的“钢院商站”(Steelyard)是汉萨同盟的边远机构之一。同其它机构一样，它是当地社团与外国人生活的据点。它位于伦敦桥上游，经国王和城市市政府的同意而成长起来。德国商人购买了土地而且在13和14世纪时建立了住房、仓库、大议事厅、厨房、办公室、花园及用于储存宝物和记录的大楼，酒库及放着秤和起重机的码头。所有这些都被包围起来，外面有门，使之成为一个防卫基地。
在中世纪的条件下，商业交往能够跨越地区和国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中世纪的商业（除极少数的例外）均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每笔交易均包含有侥幸的因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冒险：船难是经常性的，但海上灾难并不是唯一的危险，海盗掠夺甚至是更大的威胁；甚至在陆地上，由于战争和劫掠，道路经常是不安全的；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很慢，导致谣传流行，造成价格的极端波动；封港令和拘押是不确定的另外原因，通常因缺乏照管而导致损失，或因缺乏监管而被人劫掠；信用冒险产生了另外的严重问题，难管束的借贷人经常利用法律技巧和矛盾的裁判权来逃避他们的职责，或延迟司法过程。除此之外，法官对外国申诉者往往怀有敌意而对当地的借贷人给予宽容。尽管在中世纪经营商业有着种种的风险，但是反过来，冒险一旦成功，风险也便转变为高额利润，一次成功的航行便可能使一个人顿时成为巨富，所谓“冒险愈大，报酬愈高”。正是在这种风险与利润的矛盾交错中，人们看到了种种赚钱的机会。没有冒险的性格，他们便无法突破西欧的封闭，无法适应商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无法发展壮大自己。
商人的冒险精神不但表现在他们顶着压力进行商品的买卖上，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他们对海外殖民的开拓上，因为他们认识到，“殖民地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们通常是前哨，在那里，意大利人，至少是南欧的商人，与因宗教、政治、语言和其它障碍隔开的另一个世界建立了联系”。我们可以从十字军东征，这一欧洲首次向外部进行拓展的运动中看到商人所起的作用。十字军虽然打着“解放圣墓”的宗教旗号，但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动机。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演讲词中便明显地流露出这一点：“那些从前接受微薄的工资被雇佣的人们，现在去获得永恒的报酬吧！那些拼命劳动而身心交瘁的人们，现在去求取劳动的双倍报酬吧！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十字军进攻东方的结果，便是在阿拉伯人封锁西方的紧要之处，建立了几处西欧人的据点，如耶路撒冷王国、拉丁王国等等。从经济的意义上而言，它的重要性和影响极为深远。“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正是在这一最大的冒险拓展运动中，西欧的商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以他们的实力控制和改变着十字军的行动，使其向着对自己的商业经营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该次十字军最初确定的目标是进攻埃及，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但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请求威尼斯给予帮助，威尼斯掌权的商人寡头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打击自己的商业劲敌，同时开拓自己的商业领地。于是，威尼斯便提议十字军攻打扎达尔城。十字军接受了这一提议，野蛮地攻占和劫掠了同宗兄弟。接着，威尼斯总督又与十字军首领密谋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把它攻陷。事后，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威尼斯总督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
冒险是中世纪商人必备的素质，只有善于冒险，商人们才能走出封闭的圈子，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事业，这种冒险的精神成为日后近代大规模商业时代的典型精神；同时，冒险并不是不顾风险，而是要在冒险中练就一套分散风险的方法，而这又成为商人的必备素质。
随中世纪城市复兴和商人阶层出现而导致的这种新型价值观，不但在当时为停滞的西欧注入了活力，而且我们可以在日后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时代甚至当今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影响。
复旦学报2000年04期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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