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在唐诗中已经出现，但其作为地理学概念，源出希腊语，后以Oasis通行于西方地理学文献中，中文曾译为“沃洲”“沃野”等，现在则统一为“绿洲”。何为绿洲？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提出“绿洲学”概念的黄盛璋先生指出，绿洲是干旱地区通过灌溉而使农牧业发展的地方，是荒漠地带特有的地理现象，也是人类长期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产物。我国绿洲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两个地区，尤以新疆最为集中和典型。河西地区的绿洲在拉铁摩尔看来，是一种“次绿洲”，“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作‘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北山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相对而言，河西走廊上“次绿洲”的交通条件要优于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绿洲。
就河西走廊（或称河西地区）的地理范围而言，人们意见不一。按照地理学家朱兴运教授、任继周院士等的界定，河西地区指黄河以西，吐鲁番盆地以东，古丝绸之路的中段，东西长千余公里，南北约百公里。大致划分为东（乌鞘岭—山丹）、中（山丹—嘉峪关）、西（嘉峪关—甘新交界处）三段。走廊夹处于南、北两山之间，其南部是祁连山系统，分布有林地、灌木林草地和高山草甸，涵养水源，灌溉着中部绿洲，祁连山以东西走向为主，与天山、昆仑山遥相呼应；其北部屹立着以阿拉善平原荒漠系统为背景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北山山脉与东天山余脉相接。在南山、北山之间，洪积、冲积的绿洲星散其间，形成绿洲带。
从绿洲的角度看，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祁连山犹如一座伸进西部干旱区的“湿岛”和“绿岛”，是河西走廊的生态屏障。祁连山脉的高山和谷地大部分海拔在3500米以上，高低不等的谷地和平原形成大小不一的草场和草甸。由于海拔高，多数地区宜牧不宜农，游牧比农耕发展要早。祁连山曾是匈奴人的优良牧场，匈奴人称“天”为“祁连”，祁连山亦被游牧民称为“天山”。《史记》中也曾有“祁连天山”的记载。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形成黑河、石羊河、疏勒河、党河等内流河，自南向北流入沙漠戈壁，而河流的冲积扇则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绿洲，这些绿洲历史上常被总称为河西。
河西走廊是以山地、绿洲、荒漠为主体的复合系统，其中绿洲系统是人类主要的聚居地，很早就有人在此活动，历史上是众多民族聚散的舞台，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来的两千余年，河西走廊承担了既是廊道（corridor）又是基底（matrix）的双重角色。
在走廊之上，绿洲如同一个个“岛屿”，成为商业中转站，也给过路商队提供补给。这些“岛屿”通过商路“以线串珠，以线带面”，形成网状和带状分布，使绿洲连缀起来，形成地方市场和商业网络，河西走廊亦以此为基底，成为丝绸之路主动脉的关键一段。同时，整体的河西走廊又是一个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地理复合体，有限的资源总量，特别是水资源约束和限定了人类的活动，难以发展出如同关中盆地的人口与市场规模，而是以一个较为广大的“面”支持了丝绸之路这一条“线”。
将视野扩展到欧亚大陆，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又组成了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绿洲桥”。“绿洲桥”或是“绿洲路”使河西走廊举世闻名，也是其作为过渡地带的核心特征之一。开通“绿洲桥”的重大动力之一来自西汉王朝。1984年，民族学家谷苞指出，在西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一个广大的游牧区。在西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也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成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游牧区。正是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开发出了农业区，使河西走廊将塔里木绿洲与中原农业区，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农业区联系起来，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另一方面，河西绿洲农业区在实现了西汉王朝的“隔绝羌胡”作用的同时，也嵌入游牧经济圈中，成为一个农牧接触带，促进了农牧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共生。
河西绿洲农业区一方面体现为“华夷边界”，如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又如护卫绿洲的长城依托走廊地形而展开；另一方面，它又是游牧民以毛皮和牲畜来交换粮食的重要集市，发挥着“接驳之地”的作用，吸引游牧人群始终参与和支撑着“绿洲桥”“绿洲路”的交通。如果没有游牧人群就近提供骆驼和马匹，连接绿洲桥的远距离交通显然是不能实现的。
正如谷苞先生所强调的，虽然汉、匈之间的冲突与对峙史不绝书，但汉、匈关系的主流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对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战争作为“特殊现象”，是史书记载的重点，但实际上，民族交往才是河西走廊上“年年月月”都发生着的“常态”。谷苞先生还指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有相当多的汉人补充了匈奴的人口；同样匈奴人口也大量进入农业区，充实了汉人人口。
河西走廊的绿洲是任继周院士提出的“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中的一个耦合系统，自汉代之后，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始终与绿洲农业相伴生。虽然中原王朝把河西走廊的若干核心绿洲开发为农耕区，但走廊上大小不一的谷地、冲积平原、戈壁和沙漠上错落分布着的众多绿洲，还有相当多一部分保持着农牧共生状态。在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和玉门关、阳关之后，尽管在河西走廊上有了明显的“夷夏”边界，其中大部分作为游牧者的草原民族向西域、中亚一带移动，但是仍有大量小月氏、匈奴和卢水胡人游牧于敦煌南山，说明河西仍然与西域、中亚各民族有着紧密关联。正如巴菲尔德所说，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游牧区对于农业区出产的粮食、布匹、茶叶、丝绸等生活物资有很强的需求，而河西走廊上绿洲农业区的形成，使游牧人群可以不必远涉中原，就近在河西走廊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等物资。另一方面，农业区同样需要游牧区的畜产品，其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要借助游牧人群覆盖欧亚大陆的贸易圈才能获得收益。在河西走廊上发生的这种生计与产品的共生、互补、交流形态也导致了农牧民之间文化的共生、互补与交流。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李建宗教授同样关注到河西走廊上形成的“山地游牧—绿洲农业—荒漠游牧”错落分布的空间形态。走廊两边的山地形成了山区草原牧场，在山下的戈壁地带形成戈壁牧场，在戈壁中的绿洲上则出现了水利灌溉的农业区。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在进退之间对河西走廊进行周期性和交替性的控制，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上此消彼长。当以游牧人群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势力蔓延到河西走廊时，游牧文化兴盛一时；当中原王朝统治的“强波”向河西走廊辐射时，农耕文化在这里开始复苏。农牧关系在时空上的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是河西走廊一个重要特点。或许在人们的观念中，河西走廊贯穿着一条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但事实上，这条文化的分界线在历史上不时变更，很多时候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体现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共生的特征。河西走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带”。
本文摘自《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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