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是一个多义的存在，在文明的意义上，这里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发祥地，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犹太文明的孕育地；在地理的角度上，这里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地，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连接西方与东方的要道；在能源的角度上，这里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的角度上，这里既出现过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辉煌，也因能源争夺、大国角力和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造成今日的持续动荡。可以说，认识中东是认清人类世界历史与现实，特别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观察点和切入点。可喜的是，2022年5月，知名中东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教授的新作《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1]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和反思中东问题的前生今世、客观认知伊斯兰文明等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宏阔的视野。
通识视野下的中东问题
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一个话语表达的时代，正因为此，也让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模糊难辨，甚至是颠倒黑白。所以，通识视野的持守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
昝涛教授说，这本书既是专业性思考的学术成果，又是常识性普及的普通读物。笔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是感触最深的特点之一，也是让我们感到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的确，通识视野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作者给我们呈现了关于中东历史和中东文明基础的知识与清晰的脉络，而且赋予我们认知不同历史和文明时必须怀有的一种尊重与理解，即作者所言的寻求“文明间共性”。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先生在序中急切难耐地推荐说：“你想读一本科普书那样了解纷坛复杂的中东吗？那你就来读一读昝涛先生的这本书吧！……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对中东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对于盘根错节的中东文明和历史脉络，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如沐春风。”[2]吴先生这段发自内心的推荐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这种“如沐春风”的感受贯穿了阅读全书的整个过程。这也让我们为自己的求知、写作设置了可以参照和学习的范本与路径。
从宽泛的视野来说，中东地区共有27个国家，其中阿拉伯国家22个，非阿拉伯国家5个，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要一一去讨论这二十多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显然过于复杂，作者选取伊朗、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5个地区大国，应该取决于这几个国家在中东地区所处的位置、产生的影响和各自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特色。吴思科认为这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作者自己的回答是，这“受到了现实情况的激发”[3]。
伊朗作为波斯湾重要的国家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大国，不管是历史上的萨非王朝，还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建成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深具影响力。伊朗在谋求独立发展的基础上经受着美国在伊核问题上一波又一波的严厉制裁、与沙特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以及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等。所以，不管是主导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事实，还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依旧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维持稳定的政治格局，伊朗的历史和现实值得关注。作者认为，通过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对于理解今天的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也是有帮助的。
伊拉克经历了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最终推翻强权人物萨达姆统治多年的政权。透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重建，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推行的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作者认为，美国打着民主的伪善，实质上通过发动海湾战争，在经济上获取了巨额的能源利益，在战略上借控制伊拉克控制中东，在文化上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背景下，伊拉克的重建依然山高路远。埃及和叙利亚与“阿拉伯之春”紧密相关，前者短期内经历了两次革命，后者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动荡。透过这些国家经历的苦难和面临的困境，让我们更加看清了背后蕴藏的深层原因，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不断干涉他国内政。[4]
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
土耳其部分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篇幅，作者的解释是，这并非他的研究专长所致，而是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具有的重要位置和现实影响力。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曾建立了影响世界的奥斯曼帝国，20世纪20年代凯末尔在土耳其建立了世俗主义的现代国家，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迅速崛起，走上了温和的保守主义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满足穆斯林宗教需求，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被称为“第三条道路”。[5]作者认为，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为破解中东发展问题有诸多的示范效应。“在民族国家建设、军人政变、政治伊斯兰、东西方关系等方面，土耳其的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6]
本书虽然是以近年来的中东历史性大变局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并不局限于几十年间历史脉络的勾勒，而是把对现实变局的观察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追寻大历史的脉动，爬梳所涉及问题的前世今生，清晰、生动、详实地勾连历史与现实，将盘根错节的中东历史娓娓道来，融进了作者对中东历史深厚的研究功力和孜孜不倦的思考。
这本书无论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功力，还是从中东问题研究的敏锐、广博、深刻，抑或是理论与现实意义层面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同时，这是从区域与国别视角研究中东历史与现实的一部力作，不仅帮助我们更加明晰地认识波云诡谲的中东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且透过中东问题认识百年变局的世界政治，特别是有利于我们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基于本书通识视野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窗户。
文明视野下的伊斯兰
伊斯兰教从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传播到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是伊斯兰文明繁荣的重要契机，特别通过包括百年翻译运动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塑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伊斯兰文明。从此，伊斯兰文明逐渐成为地区性各群体共享的文明形态，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等地成为伊斯兰文明的荟萃之地。而在相继与十字军、蒙古人的激烈碰撞之后，中亚、南亚、东南欧等更广阔的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丰富了古典伊斯兰文明的结构，使伊斯兰真正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或者说世界性的文明。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一书还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理解与关怀。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不仅珍视自己的学术使命，更以文明意义上的使命去自我要求，他对中东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是建立在对伊斯兰文明的尊重与理解之上的，正如书中所作的自我剖白，重建学术与学者的尊严，“要求我们在努力探索中国文明的认识论意义的基础上，去认识世界、从而认识自我，进而超越各类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脚下的土地出发，去理解和拥抱世界。”[7]
首先，这本书开篇就批判了在伊斯兰研究和中东研究中广泛且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认识路径。西方创造了一个本质化的伊斯兰世界概念，这个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被塑造的，西方把伊斯兰世界塑造和描述为**的、恐怖和非理性的，是西方在长期面对伊斯兰扩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他者”。随着西方在近代以来的崛起，这些观念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运用”逐渐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对欧洲以外世界的殖民征服，这套观念也被带到了全世界并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被接受，从而让人们忘记了去质疑它的合理性。这本书在一开始就把这个陷阱揭露出来，帮助我们去反思如何理解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如何在使用的时候警惕与此相关的西方价值观念，从而避免对伊斯兰文明的标签化和刻板印象。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发现作者在分析问题和描述历史过程中为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所做的积极努力。这种有益的尝试无论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历史，还是客观地认识和看待伊斯兰文明都大有裨益。
在秉持对中东历史与伊斯兰文明尊重态度的前提下，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历史为读者搭建了解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的智识基础，更把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落脚在促进读者对伊斯兰文明的理解之上。正如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这是一本既有文化普及功能，又有学术贡献的好书”。浅显易懂的文字背后是作者对于学术问题的严肃思考，不仅让相关专业的读者，也让非专业的读者获得一次“通识教育”的机会，作者也的确抱有这样的关怀，针对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媒体报道中的“遮蔽伊斯兰”（Covering Islam）现象——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人们倾向突出“伊斯兰世界”的血腥和残忍，忽视其间更为广泛的和平与建设性运动，通过呈现历史来帮助读者了解中东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只有更客观、全面的历史阐述才有助于增进这种理解，伊斯兰文明所覆盖的世界上约五分之一的人们和我们并不是完全不同，他们对于文明复兴的渴望本质上源自全人类共通的对于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朴素向往。本书中所呈现的中东各国在面对现代性危机时的各种失措，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和思考未来之路。
习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本书对中东历史的阐释，不仅帮助读者了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事，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从而既看到他们与我们对世界不同的认知，也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享价值。比如，书中在讨论土耳其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时，一方面以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事件的史料进行严谨的论证，另一方面也多次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呼愁”。如果只是为了论证土耳其政治史的变迁，前者就足够了，但它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种变迁的文化意义，作者引入“呼愁”这个对中国读者而言陌生的词汇，借帕慕克的如椽大笔，细腻地展示伊斯坦布尔曾经的辉煌荣耀与荣耀逝去后的巨大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如何根植在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里，成为今天土耳其文化气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或文明的气质并不是虚无缥缈和不可捉摸，它已经对土耳其今天的政治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成为“新奥斯曼主义”民众心理基础的一部分。中国和土耳其乃至整个中东世界很相似的一点在于，文明的危机感都肇始于西力东渐，通过观察中东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从外部视角反思自身，也有助于避免我们被西方话语所裹挟，从而在与中东各国的交往中建立文明互鉴、对话理解、共享互助、民心相通的智识基础。作者在书中围绕“过犹不及”的价值观分别引用了《论语》和“圣训”中相似的故事，进而呼吁我们发掘“共享的价值之间的关联”。
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的历史都属于文明的历史。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也明确表达了透过历史理解文明的学术理念和价值关怀，“直面文明的多元性和复合性现象，不仅将拓展我们历史视野的纵深，也将带给我们直面不确定性未来的勇气。”[8]这是本书对于国人了解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价值，更是历史学者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努力和有益探索。
鞭辟入里地多元反思
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一个很重要的追求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认知形成深刻的反思。《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一书就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识的重要作品。
本书讨论的关键研究对象“中东”，我们的认知中一般是将这一概念视为地理的意涵。作者提出，“中东”作为空间地理的现实之外，还是一个政治地理的概念，这一术语是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产物。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后，西方以自己的标准和参照对世界政治地理的划分。其背后同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话语霸权。
同时，中东作为一个被讨论的地理单位，实质上处于碎片化的分裂之中，无论是种族意义上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宗教意义上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严重分歧，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资源、权力与话语的无情争夺，都呈现了这一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作者提出，“面对复杂丛生的历史与现实，应该结合世界体系、地缘政治、资源禀赋、文明交往、特殊事件等多个维度进行思考。”[9]
诚如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的反思，西方世界无视伊斯兰世界同样存在的多样性，而是将之归入“伊斯兰世界”同质化的统一认知框架内。他认为这是西方对多样化伊斯兰世界想象的虚构。基于同样的反思，昝涛教授提出，今天广泛散播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在认识论上是本质主义认识路径导致的结果，在现实层面是西方右翼势力对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产生的担忧进行的虚构表达。
今天将伊斯兰与极端主义关联、让伊斯兰教为中东问题负责等观点成为很多人的基本认知。昝涛教授批评说，这种观点无异于种族主义的观点，充满了西方式的偏见。他进而深刻地反思到，受国际不正确舆论的影响，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同样存在着对伊斯兰教的普遍误解，是“将特定宗教与极端主义结合起来，武断地用宗教来解释历史和现实”。为此，他引入了伊斯兰教内部的视角，一方面他认为穆斯林自身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视角及其研究值得重视，可惜国内对此的引介不够；另一方面他引用了一位穆斯林朋友的反思：“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们不只是某个宗教或某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能够最终战胜这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力量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只有那些爱好和平、尊重生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更为广大的温和穆斯林，才是极端主义的最大对手。”[10]另外，大多研究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进行批判，而忽视了更多穆斯林广泛的和平与建设性运动。他以伊朗为例，认为这个国家被西方过度污名化，而实质上伊朗不仅具有“反专制、反独裁、尚平等”的特征，而且在体制上做出的创新是综合性的，需要严肃地对待和讨论。
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同样是一个被普遍曲解的问题，特别是认为伊斯兰教是现代性的对立面。昝涛教授批判这种认识是庸俗的唯物论，缺乏辩证思维。他认为，穆斯林知识分子推动伊斯兰与现代性相适应，是一个现代历史的命题。世界穆斯林在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同时，他们的探索具有伊斯兰特色，这是世界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伊斯兰与现代性是可以协调和适应的。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一书的重要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提供了通识性的中东历史与现实，深刻地解析了中东问题的由来与动因，而且呈现了中东伊斯兰文明的多姿画卷及其客观认知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立场，批判和反思了与中东和伊斯兰文明相关的多种错误观念，这让我们感知了一名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体悟到他鲜明的学术良知和真诚的人文情怀。
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是一部精神富矿，我们所做的只是狗尾续貂式的悦读分享，若要充分吸收其中的精神养分，需要每位读者自己进入文本之中用心去感悟。
《中国穆斯林》2022年第4期
伊儒会通
注 释
[1]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
[2]吴思科：“推荐序”，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3]徐鲁青：“中东研究学者昝涛：让伊斯兰教为中东问题负责，这与种族主义的观念类似”，界面新闻，2022年5月26日。
[4]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第140页。
[5]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第239页。
[6]徐鲁青：“中东研究学者昝涛：让伊斯兰教为中东问题负责，这与种族主义的观念类似”，界面新闻，2022年5月26日。
[7]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自序。
[8]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自序。
[9]徐鲁青：“中东研究学者昝涛：让伊斯兰教为中东问题负责，这与种族主义的观念类似”，界面新闻，2022年5月26日。
[10]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局》，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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