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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巴尔迪神父回顾圣座与中国关系的漫长路程
发布时间: 2023/2/2日    【字体:
作者:梵蒂冈新闻网
关键词:  圣座 中梵关系  
 
 
圣座与中国的关系史贯穿于19世纪至今的曲折事件中:从法国保教权到义和团运动;从毛泽东取得政权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乃至双方敞开日益密切的对话。
 
(梵蒂冈新闻网)这几天,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的消息成了热门话题。圣座前任发言人及新闻室主任、耶稣会士隆巴尔迪撰文回顾了中梵接触的漫长路程,其中包括导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形成两个团体的原因,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份协议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培养中国本地圣职人员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后,清政府迫于不平等条约而势力衰弱,西方国家由此在中国巩固了各自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势力,法国也提出保护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传教工作,外国和中国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这保护之下。
 
此时,圣座已经意识到必须培养中国本地的圣职人员,而且自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考虑与中国的邦交议题。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职期间,中国于1886年主动提出希望与圣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碍于法国的反对和担心法国天主教徒的负面反应,没有向中国派出使节。
 
不平等条约和法国的保教权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不满,终于在1900-1901年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其间3万天主教徒被杀。
 
本笃十五世上任后对传教议题具有重大的远见,而且清楚意识到必须突破教会在殖民时代受到的限制。中国在这个愿景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让基督信仰被视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此时,中国再次提出与圣座建交问题,圣座也积极作出回应,但法国这一次又对中国施压,导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护十一世继承前任已经开拓的路线,于1922年果断地委派刚恒毅总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摆脱欧洲各种保教权,于1924年召开了上海会议,为首批6位华人主教的祝圣进行准备。这6位华人主教于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庇护十一世教宗亲自祝圣。
 
在庇护十二世牧职期间,法国保教权终于在1942年被废除,中国与圣座遂于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教宗于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国籍枢机,他就是圣言会会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颁布谕令建立中国圣统制。
 
面对中国新政权下的三自运动
 
1946年,黎培理总主教获任命为宗座驻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国建立新政权,这位宗座代表没有随同前政府迁移到台湾,而是留在中国大陆并号召其他外国传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国于1950年发起三自运动,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务局。黎培理总主教在新闻舆论的强烈攻势下,被迫于1951年9月5日离开中国。其他外国天主教传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间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境。
 
庇护十二世1952年发表《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对三自运动作出回应。他又于1954年颁布《致中国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谕,谴责所有形式的“爱国运动”。
 
1955年,上海主教龚品梅和许多其他圣职人员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则同意参加三自运动。在“百花齐放”运动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获得释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为首批未经教宗授权的主教的祝圣准备了土壤。所谓“官方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1958年,20几位主教就是以这种方式受到祝圣。
 
1960年,龚品梅和一位美籍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开判刑。1962年,在爱国会召开第二届大会后,中国教会被迫与罗马圣座完全分离。时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教出席大公会议,但鉴于时局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文革及改革开放中的教会
 
保禄六世牧职期间适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年代,许多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承认台湾政权,而圣座则继续与台湾保持邦交。1970年,保禄六世访问亚洲和大洋洲,以及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国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开始牧职,此时也是邓小平掌权和推动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国在宗教领域出现了最初的开放迹象,几座城市的一些圣堂遂于1980年重新启用。天主教爱国会在同一年建立中国主教团,但它从未受到罗马圣座的承认。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禄二世从马尼拉向全体中国天主教徒致以问候。但同年6月因邓以明主教获委任为广州的总主教,中国政府指责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于是,保定主教在未征询圣座意见的情况下祝圣了3位主教。
 
当时的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罗西(Agnelo Rossi)枢机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许“合法及忠于圣座”的中国主教祝圣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征求同意。这项特权却也导致滥权,加剧了“地下”与“官方”或“爱国”团体之间的对立。
 
中国改革开放后,其它国家的主教团和天主教机构与在中国的教会的接触日益频繁,但在与爱国会及其成员的关系上也出现暧昧和张力的情况。1988年,时任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东姆各(Tomko)枢机向西方国家的主教团就“地下”与“官方”信徒的关系作出八点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起,以及随后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中国政府增加了对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获准到美国就医的龚品梅主教擢升为枢机。
 
中梵关系在波折中行进
 
无论如何,文革结束后,许多“爱国会”主教在新形势下透过秘密途径请求罗马圣座的承认,而且也获得批准。一种“分裂”教会的可能性观念最终日落西山。在日后2007年于梵蒂冈召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上确认,“几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铎与罗马圣座共融”。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的关系又陷入新困境,这尤其是因为在中国又祝圣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罗马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当天为在义和团运动中120位殉道者举行了封圣礼。若望保禄二世为克服这些困难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国、中国人民及其当局伸出友谊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认“过去的错误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机会上,对这位教宗加以称赞。随后,双方恢复了直接接触。
 
2007年5月27日,本笃十六世发表《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满牧职指示。教宗坚持教会的合一性,废除所有的特权,包括主教的“秘密祝圣”,期望与中国政府当局对话。
 
2008年5月7日,北京爱乐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袂在保禄六世大厅为本笃十六世演奏一场非凡的音乐会,打开“文化外交”的局面。随后,尽管在中国征得罗马圣座同意的主教祝圣持续了几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发生非法祝圣事件,圣座对此于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断的回应。
 
教宗方济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热切及亲切地关注中国人民,这有助于建立一种新而缓和的氛围、促使圣座与中国当局有效地恢复对话。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访问韩国的机会上,教宗在他的座机飞越中国领空时拍发电报给中国国家主席。教宗又于2016年2月2日接受《亚洲时报》专访时,充分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几年来,圣座与中国政府增进了彼此接触,沟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稳固而有效。一些中国新闻机搆和中国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对教宗方济各态度缓和的声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国际访问和对教宗讲话的评论。其余的便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转自梵蒂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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