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洞穴的入口处，我观望着从东边正袭来的暴雨冷锋。汹涌临近的雷鸣响彻在耳边，低矮的云层被团团包围。我栖止在洞内的一个低矮的岩床上，其长度刚好可容纳一个俯卧着的身子。我在洞内点满了蜡烛，它们在暴雨欲来的风中摇拽、跳动。

暴风雨一泻千里，之后万物在咆哮。硕大的雨珠像钉子般敲击着榛子，雷雨的轰鸣声被我头上的霹雳取代。昏暗的夜空猛然地被一片巨大的白色闪电群撕裂了，布满了地平线。更多的雨。更多的雷声。更多的闪电。连续的咆哮后，终于趋于宁静。过了十分钟，雨势减弱，敌意只是暂时休止了。我可以看到另一场锋区推进到了山那边。

它持续了几个钟头。一整夜的风暴，响彻云霄。除了映射在石灰岩洞垂壁上的蜡光和变幻莫测的雷鸣闪电外，漆黑一片，这些光亮会瞬间打在我的视网膜上，只留下一个像通往天堂或地狱的白色洞口。洞顶滴着水。除非电光一闪，伸手不见五指，寻找洞外的地面好比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没有废弃的教堂，没有井，没有泉水，没有树林：日光下环绕我的一切都被大西洋的冬天吞没了。

这就是我五十岁生日的前夕情景。

六世纪时，一位爱尔兰圣人沿着一条小路，踏过伯伦（the Burren）的裸岩，跨过榛子林，走向了一座秃山的脚下。伯伦是爱尔兰克莱尔郡（County Clare）由石灰岩山丘组成的一片宽阔与狂野的平原，遍布着上古遗迹、失落的圣井、洞穴、泉水和废弃的教堂。当圣人第一次来到这，往日的植被可能比今日更茂盛。爱尔兰也曾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政治上，它是一片拼凑起来的领土，由充满内讧的军阀领主们管理，也很快成为一些同时代人谓之的 "圣徒之岛"。

维京人到来建立第一批城镇之前，爱尔兰没有城市枢纽，但它确实有过四百多座修道院，数不清的隐修室、洞穴、岛屿与隐居地，满足着越来越多公教苦修者的需求。受埃及沙漠教父的启发——如果考古学与语言学的证据能适用，大有可能是受北非贸易与移民的直接影响，早期爱尔兰和邻近的英国基督徒正在探索一片狂野的大西洋沙漠，以便能携带属灵的兵器前往。根据作者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的说法，成千上万地到来，寻找他们所谓的 "绿野殉道"。

圣·科尔曼·麦克·杜格（St. Colman Mac Duagh）是这些绿野殉道者之一，也是他发现了这个洞穴。一千四百年后，我选择人生半百的这一天去看它，恰逢雨日。像大圣安东尼一样，圣·科尔曼的传记为爱尔兰修士所熟知——在爱尔兰荣美高耸的十架上，安东尼是最常见的圣人。超过六十多此类十架被保留到至今——像安东尼一样，隐士科尔曼逃离了尘世，前往沙漠：但不是沙子与炎热，而是岩石、榛子、雨。在一个叫鹰峭壁的海角脚下，他发现了一个从山脚下倾流的泉水。在五十码左右的山坡上，岩石上有一个三角形的裂缝。科尔曼爬进去后，一定发现这个山洞和今天的样子差不多：小而窄，由落石砸出来的，是无数蜘蛛的家，在暴雨中容易漏水。由于这些原因，它成了一个决心向世界而死的公教苦修人士的理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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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家人第一次来到科尔曼的洞穴，可能在某个周末的徒步。但从那时候，我就不能阻止自己往返于此。在这一片由圣所点缀的土地上，该洞穴比任何其他的都更吸引我。五年前，我背着帐篷与睡袋，从我家前门走到山洞，沿途拜访了能找到的每一口圣井，这段孤独的旅程花了三天时间。那时候我也睡在这个洞穴里，像以往一样被淋湿。当时，我还是一个异教徒与威卡巫术（Wicca）的迷信者，试图了解这片土地上的 "古老神明 "们。但即使在旅程中，我也没有忘记，我基本上是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基督徒式的朝圣。也许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制定过它。五年后，我发现自己在雨中又回到洞穴，但此次是作为一个领洗了的正教基督徒。迄今为止，我的信仰之旅教了我两个属于肯定神学（cataphatic）的要点：天主是一位艺术家；他有幽默感。

是什么吸引我关注像科尔曼这样的人？从年轻时，我就迷恋于隐士、神秘主义者与奇异人士。或许甘道夫是开始。他可能是一位当今全球化下的名人，但托尔金塑造的不过是一个原型的某一版本，该原型可从我自己的国家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等神明沃顿（Woden），另名格里姆（Grim）。然而，沃顿与相似他谐音的北欧奥丁（Odin）不一样，他属于隐士的一种。人们经常发现他在高坡上独自徘徊，手里拿着法杖，白发苍苍的头上戴着宽边帽，身边跟着他的伙伴——乌鸦和狼。沃顿仅有一只眼睛，在秋日的劲风与山脊路上，可以直视那些不幸地与他相遇的人的灵魂。

类似的事情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可能是因为我读了太多奇幻小说。也可能另有原因。我知道的是，隐退在旷野中寻找智慧，是我一生中一次又一次回归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参与其中。在大部分的此类经历中，我发现自己与基督徒相去甚远。然而，基督徒也不可能只局限于那些隐退于山林中寻求天主或真理的人，因为最后大家追求是同一件事。隐退到洞穴里，之后又常常回归尘世，它就是一趟死亡之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死亡之旅总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开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这一旅行有时甚至是一切文化都要经历的。

据说科尔曼在他的洞里住了七年。他喝着泉水，吃着森林里的榛子与浆果，在 "无路的森林 "中徘徊、祈祷。他建了一个小圣堂，今天已无踪迹可循，然而废石依旧遗留在原地。他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在那里的日子。

在长达七年的岁月中，[科尔曼]住在他的伯伦（Burren）隐居地，完全隐藏起来，不为人知。然而，岁月如歌， 在过往的七个夏季中，森林鸟儿的歌声，山间小溪的音声，微风吹拂树叶而沙沙作响的低语，对他来说已变得熟悉、亲切，对它们的追忆，却好似重温一场快乐与宁静的梦。他怎么可能忘记在天穹下，那不被任何尘世动荡干扰，漫长而快乐的祈祷呢？

关于科尔曼，我最喜欢的是他与三个野生小伙伴儿们的故事。据传说，圣人以某种方式结识了一只公鸡、一只老鼠和一只苍蝇，训练它们帮助他。公鸡的工作是早上打鸣，在他规定的时刻起床晨祷。老鼠的作用是当科尔曼不想起床的时候，咬他的耳朵咬到醒。至于苍蝇，科尔曼训练它在昏暗的灯光下沿着圣经段落行走，它走到哪里，他读到哪里。在附近的戈特镇（town of Gort），在一座教堂上面的一扇崭新的彩色玻璃窗户上，描绘的就是圣人和他的三个动物伙伴，十分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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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什么是永恒的，尤其是苍蝇的生命。没过多久，科尔曼的同伴们都死了。他在给同时代的另一位爱尔兰圣人哥伦布的私信中，倾诉了悲伤。他朋友在回复中简明了沙漠灵修的脱俗本质："当你拥有它们时，你很富有。这是为什么你现在难过。这样的麻烦只有在富有时出现。不要再富有了"。

即使在爱尔兰，圣科尔曼·麦克·杜阿格也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圣人，尽管他在伯伦和周边地区有一定名气。他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现象中的一例。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洞穴公教。它是隐士的灵修，是穴居者的灵修，是坟场祈祷者的灵修，是他或她为了唤醒天国而向尘世死亡的灵修。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寻求它，或即使寻求了，也做不到。在位于希腊的阿索斯神权共和国的阿索斯山（the Athonite）上，有一位修士不久前告诉我，像他这样的现代修士太软弱了，达不到他先辈们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现代世界里的全部人都太习惯于奢侈生活——即使是那些选择离开它的人。

也许他是对的。不过，我还有一种感觉，洞穴里的基督徒可能被证明是我们的未来、如同他们曾是我们的过去。当你世界的外在结构明显在吱吱作响、颤颤发抖时，你时不时需要在泉水边洗涤自己，需要寻找赐予你生命的源头。我们公教信仰的源头之一便是洞穴里的基督徒：野性的圣徒们。

爱尔兰洞穴公教中最著名或许是格伦达洛的圣凯文（St. Kevin of Glendalough）。凯文是爱尔兰最负盛名的修道院之一的创始人，他最初来到格伦达洛是为了逃离尘世——尤其是逃离那些聚集他在身边、寻求智慧的门徒们。他以隐士身份生活在一个部分为人造的洞穴中，当今被称为圣凯文之床，据说他是由天使指引到这的。像科尔曼，凯文在洞里住了七年（数字七，就像数字四十，在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灵修史中反复出现），也像科尔曼一样，他与自然融为一体，只穿动物皮毛，赤着脚，睡在石头上，与鸟儿们为伴。野性的圣人们常可以在与鸟类和动物的亲密关系中找到。底比斯的圣保禄（St. Paul of Thebes）、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本笃、罗马尼亚的圣狄奥多拉（St. Theodora of Romania），以及无数在饥饿时被鸟类喂养、或反过来喂养它们的圣人们。圣保禄死后被狮子埋葬，而萨罗夫的圣塞拉菲姆（St. Seraphim of Sarov）与一只熊结为好友。洞穴中最神圣的基督徒，似乎达到了如此神化的程度（Theosis）——与天主共融——使他们再次回到伊甸园的状态，在那里人类与其他受造物和平共处。

圣凯文在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幕中体现了这种状态。我们被告知，他正在隐修室里祈祷，以苦像（crossfigel）的姿势站立，伸出双臂，形成十架的形状。他的隐修室非常小，以至于他不得不将一只手伸出窗外。当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时，一只黑鸟落在他手上，开始筑巢。圣人耐心地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直到这只鸟生了蛋，看到雏鸟破壳。这个故事好到让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为它写了首诗。

. . . 他的心灵中有距离吗？

独自一人，在爱的深河中镜面清澈，

他祈祷说："辛劳却不求回报"。

他用全部身体做了一个祈祷

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忘记了鸟儿

在河岸上忘记了河流的名字。

野性的圣徒，像公教本身一样，并不是一种狭隘现象。每一基督宗教国家都有其多面性。爱尔兰人很快把他们的洞穴基督教带到了邻近的英国，把它播撒在北方的土地上。伟大的圣岛林迪斯法恩（The great holy island of Lindisfarn）是由一位爱尔兰圣人艾丹（Aidan）建立的，他的学生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后来成为修道院院长。七世纪时，从事了一生的福传工作后，卡斯伯特先隐退到内陆上的一个砂岩洞里，又隐退到内法恩小岛（Inner Farne）上，在那建造了一个小圣堂和一个隐居地。在这里，他整夜地站在北海中祈祷。随着圣人的圣化（古英语单词halig是 "神圣"与"整全"的词根。成圣就是回到我们原初的整全性），野生伙伴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贝德报告说，圣人在海上祈祷后，海獭会吸允圣人的脚，把它们弄干。老鹰给他带来了鱼。他所照顾的凫鸭至今在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被称为 "小笨鸭"。有一次，圣库斯伯特抓到一只在屋顶上偷窃茅草的乌鸦，他责骂了它，乌鸦回到他身边，"哀伤地拖拽着自己的翅膀"，乞求他的原谅。

从洞穴基督徒的故事中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在退隐沙漠后，有时必须返回尘世。这种回归，往往是在必要的七年后，最初可能是不情愿的，因为圣徒已在野性中找到了乐园，惊恐于再次沉沦尘世的想法。当他的教会长上找到卡斯伯特，邀升他为哈克瑟姆的主教（the Bishopric of Hexham）时，圣人婉拒了。贝德说，即使是诺森伯兰国王（Northumberland）的直接干预，也无法说服圣人离开内法恩小岛，回到内陆。只有天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圣人一直抗拒，哭泣说他不配。只有当主启示说这是他的旨意时，他才同意升为主教。"

即使当了主教，卡斯伯特很快又回到了内法恩小岛，等待善终。一个世纪前，类似的模式在科尔曼的生活中上演了。隐修七年后，当地的国王瓜尔·艾德尼（Guaire Aidhne）请求——或可能是强制——圣人从他的绿野沙漠中走出来，建立一座修道院。科尔曼服从了要求，建立了基尔马克杜格（Kilmacduagh）修道院，废址至今还在，就离他的洞穴不远处。但科尔曼和卡斯伯特一样，十五年后辞去了尘世职务，回到伯伦继续起了他的生活。

但这两位圣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大圣安东尼一样，当世界呼唤他们的时候，还是不顾自己的意愿，回应了前者。他们知道，他们所学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东西必须与他人分享，无论他们觉得这项圣工有多难。安东尼·布鲁姆（Anthony Bloom）曾写道，沙漠教父和他们的同类人隐居起来，寻求一种 "热切而活泼的独处"。"这些人离开了一切，因为他们已经明白，在备受折磨、混乱不堪、纯粹的世俗享乐中，不会找到解决他们同时代问题的答案......他们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用他们的灵魂找到国度的、人们的灵魂、同时代人的灵魂"。当一个国度、人群、文化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时——这时候我们就要求助于洞穴圣人了。这时我们就会恳求他们的帮助和他们的祈祷。倘若我们能寻见他们。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风暴已经过去，阳光明媚，我已经五十岁了。我起身走到泉边，喝了一口从山下源源流出的清泉，感到焕然一新，也对自己挺失望的。我本打算在洞里睡一晚，可几小时后，洞顶的水漏成了暴雨。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爬了出来，在狂风骤雨中滑下泥泞的山坡，回到我在林子里搭过帐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圣人。科尔曼只会被淋湿。现在我明白了阿苏斯（the Athonite）修士告诉我的关于现代人的软弱性。没有痛苦就没有神化（theosis）。像我这样属于迷惘一代（Generation X）的男孩几乎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但洞穴的基督徒知道。早期欧洲公教的修士，连同平信徒一起，在一个破碎的环境中，从事政治、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活动。雄伟的罗马帝国，尽管曾将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结合在一个高度文明、多元文化的全球帝国下，还是崩溃中变成一片废墟，被来自边界外的"蛮族 "践踏。用叶芝的话说，一切又一次灰飞湮灭。在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大西洋岛屿上——前者被视作帝国最边缘的领土——后者被视作不具备征服价值——早期基督徒更可能是遵循圣安东尼的道路，而不是圣本笃的道路。事实上，尽管经常被视为欧洲修道传统的创始人，他的会规也被视为对洞穴隐修者的规训，使其保持一致。安东尼逃到了坟场，因为城市中的生活变得过于柔弱与自满。圣本笃和他的追随者被城市派来，驯服类似于安东尼之流的狂热。有批评说圣本笃的会规让修道生活过于舒适。圣凯文断然不会支持这种做法。

沙漠世纪的洞穴基督教，从埃及到康奈特（from Egypt to Connacht），最终臣服于了一个更加有序的统一性，即臣服在司法式的圣统制与西方修院传统的手下，所有这些一并促成了中世纪时期的高阶文化与罗马教廷的巨大权力。这种权力变得如此之大，如此腐败，最终在宗教改革的岩石上破碎，将我们直接或意外地带入了现代世俗社会中。由此产生的物质主义帝国的同质性是我们今日一切人要面对的现实。蛇已从树上解下来了，蜷缩在屏幕后，而我们中没人能移转目光。但另一个平行的现实则是正在积累着的帝国崩溃。全球机器摇摇欲坠，尽管它压制平民界以图平息动乱，尽管克制着其自身对创造力与文化的肆意破坏。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倘若与C.S.路易斯称之为的"大道"——由造物主决定的大自然之道——背道而驰，是不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拼命收紧其控制权。我们不是神明，无论我们多么想成为神明。

现如今，每人都在谈论西方的衰败，理由也充分。有些人认为，公教应对此有所表示：由于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基石，所以信仰应该重建它，或保护它克敌制胜。我们需要一个身强力壮的公教！他们在评论区坚持认为：请召唤基督骑士们吧！他们在油管上喊。但我不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当最后一个帝国崩溃时，欧洲的基督徒并没有试图建立，更不用说捍卫，一些被称为 "基督国度"的建造。他们没有为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或勒庞托海战制定计划。他们只是想做一些最卑微、且唯一紧要的事情：朝拜天主，且去除干扰朝拜祂的一切。他们走进沙漠，跟随基督，与凶敌作战。他们的服务就是神化 （theosis）。他们按指示钉自己在十架上。结果出现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嗯，那不由他们决定。

在这样一个引诱我们应对文化争战，而不是走进内心争战的时代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灵修先辈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学到的不是外部争战从来没有必要，有时它是非常必要。但如果争战没有与内在的转化产生关联，争战会迅速吞噬自我、吞噬周边的一切。洞穴里的基督徒，究竟是为什么会被追捧？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在他们长期远离尘世的隐修中，有些被赋予了，有些被赢得了。他们已经触碰到了边缘。在墓地、岩洞、森林中生活多年后，他们全然的非世俗性，以一种悖逆的方式，成为世俗世界急需的东西。

当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灵修领袖阿森尼神父（Arseny）在苏维埃战俘营的深处被问到，谁该为布尔什维克的灾难负责时，他没有责备战俘营的看守、政治局或斯大林。他说："在我们俄罗斯人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对我们过去的尊重。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和美好的东西。是谁的错？当局吗？不，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只是在收割自己种下的恶果。” 对于我们审视当代西方的腐烂的反文化性时，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警示。谁把我们带到这里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正在喝为自己准备许久的毒杯。现在，西方正在行进至自己的死亡之旅中。当这样的旅程召唤你时，你无法抗拒它，如果你尝试，只会让它对你更不利。下面有你必须要面对的黑暗力量。有时你必须屏住呼吸，进入洞口。

这又是一个沙漠时代吗？我当然这么认为。我是那种在洞穴里过生日的怪人。但我觉得正被坚定地指向，日复一日，回到构成我公教遗产的绿野沙漠中，回到那个 "热切而活泼的独处"中。回到那首由造物主透过大地轻吟的歌声中，它在溪流中、在雾气盘绕的峭壁上、在白嘴鸦的腹鸣中、在山巅上雷鸣中咏唱着。回到洞穴，回到岩层，回到绿野与棕色的沙漠，伸出我的双臂，背诵圣博德胸牌（St. Patrick’s Breastplate）上的伟大祷词："太阳的光辉，月亮的光芒，火的灿烂，闪电的速度，风的敏捷，海的深度......" 我觉得在另一个充满危机与混乱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的根，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和精神上的。逃离文明中心的凝视， 因为它否认天主，每日对人类灵魂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炮击。寻找一种野性的公教精神，它会看到我们在海中不间断地祈祷，招引水獭在周围玩耍。要理解并记住，大地和世界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一切都不会自行发生。如果我们想要它，我们不得不建造它。圣人不会突然出现。他们必须被建造出来。也许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只能迈出一小步。也许我们无法在雨中独自过夜——至少现在不行。但让我们开始出发，沿着路径走向峭壁。我们不能老是推迟这种朝圣之旅。洞穴在等着呢。

在沙漠中，有一个身穿骆驼皮的野人。他是事情的开端。他以蜂蜜和昆虫为生，叫我们准备迎接一位不是用水，而是用火施洗之人的到来。他说天主将以肉身的形式降临。他会出生在一个洞穴里，在水面上行走，在沙漠中战斗。当他来到城市时，城市也会把他杀死。但这不会是故事的结局。我们无法书写这个结局。我们只能在洞口昏暗的光亮下，追踪着书页上的行文。我们只能耐心等待风暴来临，等待闪电落下，照亮一切。

老刀译

原载于 First Things

共融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