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宁平话师公戏与平话人民间信仰交织相融，是平话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呈现。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功能表现为一体两面的民间信仰性功能与非民间信仰性功能，其民间信仰性功能包括观演受众的精神慰藉、社会秩序的信仰维护、神话与传说的演绎传播，非民间信仰性功能包括戏团成员经济收入来源、观演受众娱乐方式、国家话语体系的宣传渠道。基于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功能，其保护传承工作应以延续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民间信仰性功能、保护与传承南宁平话师公戏依托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以及强化南宁平话师公戏的非民间信仰性功能、多措并举促进南宁平话师公戏顺应时代发展为重点。

作为平话人仪式性歌舞与巫术仪式的艺术交融形式，南宁平话师公戏在汉、壮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而生，它是调节平话人与自然、社会以及其他群体的文化方式，承载着平话人千年传续的民间信仰。近年来，南宁平话师公戏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南宁市城镇化发展使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功能发生改变，保护与传承工作也受其影响。

一、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民间信仰性功能

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平话人民间信仰的实践方式，是集艺术与信仰为一体的神圣性表演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傩戏的分支，南宁平话师公戏最直观的功能体验是其所蕴含的民间信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意义。

（一）灵魂安顿：观演受众的精神慰藉

平话人借助南宁平话师公戏实现“酬神”与“媚鬼”的信仰目的。通过充实精神世界或消除恐惧获取个体或群体的精神慰藉，以求灵魂安顿。观演受众的信仰需求不尽相同，大致呈现为三类信仰特征：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三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命观。三类信仰特征并非互为冲突，在南宁平话师公戏演剧中表现为单类实现或多类同步实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平话人常做的各类仪式中，南宁平话师公戏表演情节的开端、高潮、尾声分别对应仪式的分离、阈限、聚合，缓解受礼者及其周围人在过渡社会身份时可能会产生的困扰与不安。

事实上，南宁平话师公戏蕴含的民间信仰需求也是围绕着“两种生产”理论展开。一方面，满足平话人对生活资料的精神向往。如南宁平话师公戏《大酬雷》等酬神祈雨类剧目，对农耕降雨的期望实际蕴含着平话人对物质生产资料（食物）的渴求，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期待，对生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向往。另一方面，满足平话人对“生育”繁衍的祈愿。如南宁平话师公戏《大花王》《仙姬送子》《送鸡米》等求子祈福类剧目以“花”寓“子”，通过“散花”表演寓意平话人添丁发财、人丁兴旺，以“孩儿洗育”表演祝福后代健康平安、人中龙凤，反映出平话人既在乎“生”，也重视“育”的生育信仰观念。

此外，还有一类剧目兼顾呈现“两种生产”的民间信仰需求。如平话人如需在某块土地上安宅居住，首先需要向当地的“土地神”报备。得到“土地神”的“批准”后，通过“动土”“安脚”“行墙”“安门”“挂门红”“抛梁”“装修”“安神”“入宅”“酒庆”十个步骤表演南宁平话师公戏《宅居宝语》。在《宅居宝语》中多次出现“吉日”“良时”“丁财”“儿孙”“千秋”等词语，体现出平话人从物质生产资料“吉居”向人类自身的生产“生育”的民间信仰延伸。此时，平话人对“生育”的信仰需求已不停留于“求子”，而是扩展为“多子多福、儿孙无忧”的长久祈愿。因此，宅居表演既寓意平话人“吉象宅居”，还包含平话人对“吉居”后的美好生活向往。以精神上的先“圆满”引领现实生活的后“圆满”，构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统一。

除了《宅居宝语》外，南宁平话师公戏还包括《新春宝语》《婚姻宝语》《生子宝语》《葬山宝语》。从宝语类别上看，南宁平话师公戏主要围绕人类生命过程中的重要身份过渡——生育（出生）、安家、结婚、死亡。五类宝语在满足“两种生产”理论的同时，还包含着平话人对生命重要节点的过渡产生的紧张与期待。换句话说，南宁平话师公戏表演本身就是一场场通过仪式。平话人以南宁平话师公戏践行自身的民间信仰，从中找寻心灵寄托与灵魂慰藉，帮助自己或他人满足各异的信仰需求，从而实现个体或群体的灵魂安顿。

（二）乡土守护：社会秩序的民间信仰维护

除了实现个体或群体的精神慰藉外，民间信仰对维护社会秩序也具有重要作用。南宁平话师公戏多个剧目均具有极高的世俗伦理意义，如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刻苦上进等。与法律的外在强制性不同，南宁平话师公戏宣扬的世俗伦理以民间信仰的教化力量维系社会秩序，使公序良俗在一场场戏曲表演中深入人心，乃至成为特定社会所公认的集体意识，继而实现对孕育该族群生长繁盛的乡土社会秩序的信仰维护。

在孝顺父母方面，剧目《伐木：二十四孝》讲述了舜儿与尧娥为养父契爷哭孝的故事；剧目《董永卖身葬父》演绎了董永为葬父而卖身，被赎身后勤奋学习并高中状元，最终回家祭祖报恩的故事。此类剧目刻画出“舜儿”“尧娥”与“董永”的孝子形象，具有宣扬孝道的重要意义。在夫妻和睦方面，剧目《打草送饭》展现了男人打草、女人送饭的劳作日常，重点突出夫妻二人争吵后和好如初的故事；剧目《三雁占漂玲》讲述了三位表哥使用不同方法追求表妹漂玲的故事，最终三表哥经受住漂玲父亲的层层考验，与漂玲结为夫妇，恩爱度日。此类剧目刻画出“打草夫妇”与“三表哥和漂玲”的恩爱夫妻形象，具有宣扬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实际意义。在刻苦上进方面，剧目《大送鸡米》讲述了杨贵芳受父亲教育勤勉读书并赴京赶考，在妻子喜诞麟儿后高中状元双喜临门的故事；剧目《双生贵子》演绎了何天下夫妇鼓励儿子何有才、何有德勤奋好学、赴京科考，最终双中状元的故事。此类剧目刻画出“杨贵芳”“何有才”与“何有德”的学子形象，对于宣扬刻苦求学、积极上进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

平话人将对民间信仰的权威崇敬延伸于南宁平话师公戏之中，依托民间信仰活动表演具有教化意义的剧目。其试图以民间信仰的权威性保障世俗伦理的社会教化，使个体在潜移默化中自觉遵守公序良俗，积极营造“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刻苦上进”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平话人将其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期待寄于民间信仰的庇佑之中，借助南宁平话师公戏弘扬社会公德，倡导社会文明新风，以民间信仰强大的教化力量促使人们发自内心地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继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持续强化民间信仰。因此，平话人将南宁平话师公戏对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归功于民间信仰的内核动力，愈加强化对自身民间信仰的权威崇敬，实现“民间信仰——南宁平话师公戏——社会秩序”三位一体的内在循环。如图1表明南宁平话师公戏与平话人民间信仰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彼此交融、相辅相成。

（三）文化传承：神话与传说的演绎传播

“神话是文、史、哲、艺术、宗教、心理、政治、教育、法律等的共同根源。”南宁平话师公戏既是平话人民间信仰的艺术呈现，也是戏曲艺术的文化瑰宝，对神话与传说尤其是中国神话领域的传播与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是对上古神话的演绎。南宁平话师公戏剧目《开坛科》是“请神”环节的核心剧目。师公表演“三申请神”后，需要准备“洒净”仪式的道具。在《开坛科》中，师公“洒净”仪式的“法水”来源于盘古开天后的水系分流，由龙王掌管“净天净地”的滔滔法水。这在剧目《八娘过渡》中也有所体现。无论是《开坛科》中的“盘古初分”，还是《八娘过渡》中的“盘古开天并辟地”，其神话原型均为中国上古神话“盘古开天”。“盘古开天”作为中国的创世神话之一，讲述了人类祖先盘古在一万八千年前用自己制作的神斧劈开了裹住他的混沌，从此世间有了天与地之别。盘古去世后，他的血液（也有记载认为是眼泪）化成了江河湖海，为世间带来了生命源泉，造福人间。这两个剧目展现的正是“盘古开天”神话中的经典片段。

其次是对民间信仰神话的演绎。剧目《八仙贺寿》是南宁平话师公戏的传统例戏之一。《八仙贺寿》向观众展示了“八仙”具体为哪八位神明，并从戏团成员的服饰与道具上呈现“八仙”的形象特征。该剧目情节简单且演员扮相生动形象，因而深受观众喜爱。在《八娘过渡》中，八娘与渡婆的往来对答也有“八仙过海”的桥段。从《八仙贺寿》与《八娘过渡》的相关内容上看，两个剧目内含三层文学意义：一是向观众介绍民间信仰神话“八仙过海”中的八位神明——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二是通过演员服饰或戏曲唱词展示“八仙”的形象特征与法器法力，即李铁拐腰挂葫芦、吕洞宾肩头背剑、蓝采和手提花篮等。三是讲述了“八仙”各显神通成功过海，为王母娘娘贺寿的故事。这两个剧目均富有中国民间信仰神话色彩。

最后是对民间传说的演绎。南宁平话师公戏剧目《董永卖身葬父》与《仙姬送子》作为“白事”与“红事”表演的代表性剧目，原型是中国民间“董永传说”。《董永卖身葬父》塑造出“董永”的孝子形象，“董永”被“员外”赎买后唱道：

只因冇钱来葬父，卖身帮人看牛羊。日日出门看牛马，收了牛归再赶羊。日吃三餐挨稀粥，捞盐吃粥算一场。夜里睡在牛栏角，蚊帐点席冇一张。饥寒冻冷都着受，仔细想来好凄凉。督报世间个父母，冇卖儿女去外乡。么是人肉人么痛，冇是亲人心冇伤。命中注定我命苦，冇怨爹来冇怨娘。不过员外算还好，为我葬父发心肠。如今看牛过两载，云冇一年至得行。

“董永”的这段自述展现其卖身葬父后的艰苦生活。尽管如此，“董永”从未怨天尤人，只是自嘲“天生命苦”，并感恩“员外”的赎买之情。这与“董永传说”中第一阶段情节的“董永卖身”相符。第二阶段“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情节则于《仙姬送子》中演绎：

仙姬：董郎啊，董郎卖身来葬父，我才私自下凡尘，天君闻听心愠怒，派来天兵共天神，把我押回天庭去。思念夫君夜夜心，身怀六甲十月满，产下麟儿喜十分，槐荫树下曾讲过，送来麟儿给夫君。

董永：贤妻啊，子在哪里？

众仙姬：恭喜状元郎，上前接子。

……

七仙女：董郎啊！忽闻天堂钟声响，催我离别好夫君，驾动祥光天庭去，抛夫丢子在凡尘。

在《仙姬送子》中，“董永卖身”向“董永与七仙女”的情节发展，寓意演剧从宣扬孝道向歌颂爱情发生转变，构成完整的“董永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董永传说”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多个表演剧目同时展现中华文化的母题，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南宁平话师公戏以戏曲艺术演绎中国神话与传说，蕴含丰富的文学与艺术价值，展现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互鉴共创，呈现中华文化多民族多区域认同的文化特点，对赓续伟大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二、南宁平话师公戏的非民间信仰性功能

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以陈东村为代表的平话人聚居地逐渐从传统自然村庄向城中村转变。进入21世纪，得到政府“正名”的南宁平话师公戏以更加活跃的状态行于文化之林。人们逐渐发现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平话人民间信仰的艺术载体之外的非民间信仰性功能。此类功能贯穿平话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代生命力愈发显著，已然成为南宁平话师公戏社会功能的重要分支。

（一）作为戏团成员的经济收入来源

南宁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城市大部分村民的生计方式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部分村民在保留原有的个人工作外，依靠第三产业分红获取收入。作为戏团成员的收入渠道之一，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经济来源方式有三。

一是主家个人或村委提供的演出收入。南宁平话师公戏传统的表演场合即戏团成员进入主家家中或某村庙宇进行演出。表演结束后，由主家个人或该村村委向戏团成员支付表演费用。据陈东村古傩文化艺术团陈亚弟团长介绍，通常戏团成员表演一天的费用为入家表演5000元，入村表演6000元，按照当日的参演人数进行金额分配。如果表演时长为一天一夜，则费用收取提升为11000元不等。

二是政府或企业组织提供的演出收入。戏团成员参加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多以公益性演出为主，参加企业举办的商业活动，每次费用基本为每人300元。

三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获取的补助。戏团成员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则可获得5000元/年的传承人补贴；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则可获得1000元/年的传承人补贴；团队经上级部门评级后，每年获得资助4000元至6000元不等。

然而，戏团成员从南宁平话师公戏表演中获取的经济收入多寡，与全年的演出量紧密相关。但就当前的表演市场看，南宁平话师公戏已成为戏团成员重要的收入渠道之一。对于部分成员而言，表演南宁平话师公戏已由原初纯粹的个人信仰或兴趣爱好转变为个人谋生技能。在经济收入的激励下，戏团成员不断提升个人演艺水平，甚至有意识地教授自家后辈学习南宁平话师公戏，这对平话人代际传承南宁平话师公戏具有重要意义。

（二）作为观演受众的娱乐方式

在娱乐活动相对匮乏时期，南宁平话师公戏既是平话人酬神祈愿的文化寄托，也是其日常娱乐方式之一。随着社会发展，南宁平话师公戏逐渐从乡村小戏走入大众视野，并频繁以“娱乐节目”的身份表演于商业舞台。此时，南宁平话师公戏的娱神功能有所减弱，娱人功能随之增强。

首先，听得懂平话方言的观众会着重观演南宁平话师公戏的节目内容与表演形式。此类观众没有观戏的语言障碍，能够全身心投入节目表演中感受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文化内涵。如南宁平话师公戏剧目《家公打发儿媳妇回娘家》讲述了家公为三个儿媳妇回娘家准备礼物，并对她们返回婆家的回礼提出要求，最终三个儿媳妇灵活巧妙地通过了家公的考验。当演员表演至大儿媳妇用“篮子装茶壶”回应“竹篮打水”，二儿媳妇用“灯笼罩蜡烛”回应“纸包火”，三儿媳妇用“蛋壳与蛋白”回应“骨头包肉”的剧目情节时，观众在家公与三个儿媳妇的设问与回应中捧腹大笑，为三个儿媳妇的智慧对答拍手称赞。

其次，对于听不懂平话方言的观众而言，南宁平话师公戏的娱人性在于其艺术观赏性。此时，人们将观戏目光更多地放在戏曲的美术形态与舞台效果上，关注演员特殊的妆容、服饰、表情、动作，在节目的整体氛围中获取精神愉悦。张士闪教授曾以井塘上梁歌为例，提出乡村信仰活动的艺术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体现为对内是娱神向娱人的追求与功能转变，对外是这类信仰与艺术一体化的活动旨在强化群体凝聚力，并谋求成为该群体的象征符号。在他看来，上梁仪式歌的表演，其艺术成分大于信仰成分。在艺术向民间信仰顽强渗透的过程中，当民间信仰逐渐淡出人们心灵，民间信仰的艺术化趋势就成为必然。

南宁平话师公戏受多方面要素影响，在时代发展中主动或被动打破自身原有的信仰功能，在不同的表演场合中兼具不同程度的娱神与娱人功效，呈现出从“单一信仰”转向“艺术大于信仰”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南宁平话师公戏娱神功能向娱人功能的发展，并非“非A即B”，而是“既A又B”的内在关系。当艺术与信仰发展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时，人们的信仰需求与情感寄托从传统单一的烧香祈福向神圣艺术发生转变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合理事项，表演剧目也随表演场合与观演受众的多元需求得以创新。此时，信仰类剧目在更为注重信仰成分的表演场合中的表演频次更高，娱人类剧目则在更为注重艺术成分的表演场合中占主导地位。前者的演剧并非只有娱神功能，而是兼具娱人功能。同样，后者的演剧也并非只为娱乐而完全脱离民间信仰。通过演员的服饰妆容、表演动作等艺术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能够展现娱神色彩。我们应当看到，当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时，其表演展现的艺术成分已大于信仰成分，戏团成员更加注重演剧的艺术性与娱人性。

（三）作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宣传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戏曲有了新的使命与功能，它继续发挥上传下达的功效，尤其是传播新的仪式形态，戏曲成为传播新的民族国家话语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毛巧晖分析了《刘三姐》故事自清末进入戏曲领域至今的发展历程，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彩调剧《刘三姐》逐渐步入政治文化的规约之下，民俗文学等领域成为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任何大一统的文化到了民间，都有一个民间化的过程，而这个民间化过程是紧密联系其社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南宁平话师公戏历经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衰落，曾一度被扣上“封信迷信”的帽子，各个戏团基本暂停了演出活动，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缓解。进入21世纪，南宁平话师公戏“非封建迷信”的文化性质以政府邀请戏团演出为标志得以确立，并于2014年被评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后得到系统性发展。此后，政府对南宁平话师公戏的发展期待不仅仅是其传统的演剧意义，更要借助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国家话语。

以2020年8月陈东村古傩文化艺术团演出为例，应上级要求，戏团成员将于某场文艺晚会中表演南宁平话师公戏。由于此次晚会的举办时间处于国家疫情防控状态下，且观演受众大多为各级领导与市民观众，活动主办方要求节目紧紧围绕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等主题，传递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因此，戏团成员共同编排了表演剧目《中华抗疫》，主要内容如下：神明“四值功曹”上至天庭向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启奏当下中华大地发生新冠疫情事件，但中华儿女不畏磨难，积极抗疫，谱写中华大地不朽的抗疫诗篇。此外，南宁平话师公戏多个戏团还应政府要求编排了以“喜迎二十大”“共贺新春”“欢度国庆”等社会主流话题为内容的表演剧目。

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国家话语体系宣传渠道的前提是在政治文化规约下基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时进行剧目创作。为适应各类表演场合的需要，南宁平话师公戏剧目创作的思想、主题、内容、时长均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式创新改编，最大程度契合表演场合的各项要求。因此，《中华抗疫》能够有效达到赞扬中国战疫成就、提升民众防控意识等多重效果，保障国家话语体系借助南宁平话师公戏得到有效呈现。同时，接驳国家话语体系的过程也是南宁平话师公戏被政府强化认同的过程，此时戏团成员向观演受众演剧传递的并非民间信仰，而是南宁平话师公戏对国家力量“民间化”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确保南宁平话师公戏在特定表演场合真正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宣传渠道。

三、从社会功能看南宁平话师公戏的保护传承

南宁平话师公戏是在汉、壮民族聚居地生长繁育的一项民族艺术，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文化瑰宝。南宁平话师公戏于2013年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4年被评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5年，广西民间平话师公艺术团副团长莫若珍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宁平话民歌”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陈东村古傩文化艺术团团长陈亚弟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宁傩舞”代表性传承人。

尽管如此，南宁平话师公戏保护与传承现状仍喜忧参半。一方面，随着南宁平话师公戏被政府“正名”，来自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使平话人逐渐意识到南宁平话师公戏重要的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族群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受平话方言传承不佳、现代娱乐方式兴起等因素影响，南宁平话师公戏演员与观众“老龄化”现象严重，应当及时并高度重视南宁平话师公戏的保护与传承。从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功能出发，保护与传承南宁平话师公戏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实践。

一是延续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民间信仰性功能，保护传承南宁平话师公戏依托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南宁平话师公戏作为平话人民间信仰的艺术载体，是平话人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民族记忆，也是其独特创造力的智慧结晶。平话人将南宁平话师公戏视为族群精神与群体力量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以一种不可知的超验力量应对自身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存在的不适与冲突，从而实现驱邪逐疫、祈福纳祥的文化目的。南宁平话师公戏表演通常在平话人举办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进行，根据信仰活动的核心主题选取相应的表演场地与表演剧目。以南宁市陈东村的“迎龙接福”活动为例，戏团成员在首日的“请神”环节中表演剧目《开坛科》《鲁班架桥》《打草送饭》，次日上午完成“迎龙入村”环节后，经过花婆庙返至土地庙，以《八娘过渡》《八仙贺寿》《大花王》《仙姬送子》《送鸡米》等剧目开展“酬神”表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尊重理解与保护传承平话人的民间信仰活动，即为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活态发展提供文化土壤，保障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文化表演空间。在满足平话人对自身保福的信仰需要的基础上，借助对民间信仰的权威崇敬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以平话人独特的族群濡化方式向外延展，发挥南宁平话师公戏以文化人的信仰价值与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汉、壮等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强化南宁平话师公戏的非民间信仰性功能，多措并举促进南宁平话师公戏顺应时代发展。首先，努力提高南宁平话师公戏传承人的演艺收入。近十年，戏团成员的人均演剧费用有所提高，尤其在国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后，部分成员获得了相应级别的传承人补助。然而仅仅依靠表演与补助收入，南宁平话师公戏传承人难以承担家庭的经济需求。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南宁平话师公戏的表演频率显著下降，演剧的综合收入有所减少，部分演员只能将其视为副业，难以全身心投入至传承工作之中。其次，扩大南宁平话师公戏文化娱人的辐射范围。南宁平话师公戏的传统受众大多数是听得懂平话方言的平话人，对于听不懂平话方言的其他受众而言，语言隔阂使其难以理解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演剧内容与文化内涵，大大降低其对南宁平话师公戏的非遗兴趣与文化记忆。然而，南宁平话师公戏哑剧《大酬雷》却能以生动形象的舞蹈动作吸引众多观众观赏喝彩，在多类表演场合中成功“出圈”。这表明，提升南宁平话师公戏的艺术观赏性，拉近南宁平话师公戏与各类观众的文化距离，能够深入推进南宁平话师公戏被各族人民普遍理解与接受，成为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努力改善南宁平话师公戏演员与观众“老龄化”问题。最后，争取为南宁平话师公戏提供多渠道的展示平台与宣传路径。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小戏，南宁平话师公戏既是戏曲艺术的文化瑰宝，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手段，无论是政府组织的公益演出还是企业举办的文艺商演，现代化的展演平台与宣传方式能够进一步增强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影响力，深入挖掘与展示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文化精髓与当代价值，推动南宁平话师公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结语

南宁平话师公戏社会功能由民间信仰性功能与非民间信仰性功能组成，是平话人延续与淡化民间信仰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仪式剧”的根本属性要求南宁平话师公戏首先发挥其作为艺术载体的民间信仰功能。平话人以观看或参与南宁平话师公戏谋求灵魂安顿，以世俗伦理性演剧维护平话人乡土社会秩序，以演绎习得并传播剧目所依托的多种类神话与传说，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现代审美理念的冲击使得南宁平话师公戏在保有传统的民间信仰性功能的同时，强化了日益显著的非民间信仰性功能。戏团成员通过表演南宁平话师公戏获取多方经济收入，使他们更注重在演出中突出艺术性与娱人性。随着国家话语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南宁平话师公戏在剧目创作与表演中积极传递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宣传渠道。当前，平话人的信仰观念在社会变迁中已然发生变化，但南宁平话师公戏始终以平话人的民间信仰为文化内核，对平话人精神世界的信仰慰藉具有难以取代的作用，因此，应当秉持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思维保护传承南宁平话师公戏，为其谋求更符合实际且适应当下的生存发展空间。

总之，南宁平话师公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涉及平话人的生产生活、风俗礼节、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承载着平话人敬天、尊神、崇祖的民间信仰，以及为人忠诚、尊老爱幼、夫妻和睦等伦理观念。南宁平话师公戏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份逐渐接驳国家话语体系，内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基于南宁平话师公戏的社会功能对其进行保护传承，旨在为南宁平话师公戏营造一个活态且稳定的社会环境，既有利于平话人教化与形塑自我族群性格，也有利于强化各族人民对南宁平话师公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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