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藏彝走廊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沟通联系的通道，东西方向则是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地区，是民族交汇接触的关键区域和枢纽，在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价值。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的。透过藏彝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发现一个明显事实，我国各民族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联系，这既体现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体现于各少数民族之间。藏彝走廊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接触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智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藏彝走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数千年中国境内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翁独健亦指出：“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所依凭的正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见，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至为关键。今天，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发展，同样有赖于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我国民族区域中，有一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这就是藏彝走廊地区。藏彝走廊现分布有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瓦、德昂等约18个民族，是现今中国境内民族种类最多、民族支系最复杂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密切交汇的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何特点？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有何地位与价值？费孝通曾说：“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可见，认识“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正是藏彝走廊的独特价值所在。为此，本文拟就藏彝走廊在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地位与价值等问题作一讨论。

一、藏彝走廊区域、概念与特点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藏彝走廊是藏缅语民族分布与活动的主要舞台，这里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它不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保存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我国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

费孝通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是基于该区域民族分布主要呈“北藏”“南彝”的格局。“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大背景，即1980年前后，当改革开放春风和煦，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之际，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国的民族研究应当如何继往开来？继往开来离不开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人们总是从“过去”找到通往未来的路。费孝通在反思中发现，以往的民族研究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民族研究；二是偏重于按照单一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有鉴于此，费孝通提出了开辟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两个基本思路，一是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开展民族研究，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开展民族研究。“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单独民族区域的提出，正是费孝通将之视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的结果。可见，“藏彝走廊”区域概念，是在中国民族研究发生重要转折关头产生的，它标志着中国民族研究两个大的转向：一是从按行政区划转向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开展研究；二是从单一民族单位的研究转向了更加注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当时，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初步划分为“六大板块”和“三条走廊”，“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三条走廊”则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河西走廊。所以，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民族研究进入从整体地理格局、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研究民族之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开端。

“藏彝走廊”区域概念一经提出，得到民族学界的热烈响应。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在马曜、李绍明、童恩正、何耀华、余宏模等学界前辈的倡导下，决定响应费孝通的号召，开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首次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不仅取得可喜成果，也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研究的转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1992年，费孝通在写给于成都召开的全国首次藏彝走廊会议“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这是对藏彝走廊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地位与价值的准确概括。从此意义上说，研究藏彝走廊的价值绝非“就事论事”，更不是只就“藏彝走廊”说“藏彝走廊”，而是要透过该区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观察、认识中华民族的流动与形成，通过藏彝走廊来认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所以，对于研究藏彝走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从中国整体民族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藏彝走廊的研究不断升温，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根本原因正在于藏彝走廊研究开创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范式、新格局，这个新范式、新格局，就是从过去偏重单一民族研究转向了更加注重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二、藏彝走廊民族格局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的

费孝通称藏彝走廊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是十分贴切的。有一个事实异常明显，今天生活于藏彝走廊的众多民族，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周边地区陆续迁入的。影响和决定今天藏彝走廊民族分布格局的主要是历史上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1.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移；2.吐蕃向东扩张与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3.蒙古族的南下；4.明清时期木氏土司与彝族向北扩张；5.明清、民国时期汉人以及回族的大量迁入。这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带来的各民族之间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藏彝走廊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因此，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正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

据语言学的研究，原始藏缅语族人群与汉语语族人群发生分化的区域主要在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河湟一带，发生分化的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分布于甘青河湟地带藏缅语族的祖先人群开始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自北向南迁徙。目前在藏彝走廊北部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西藏昌都卡若、丹巴罕额依和茂县营盘山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了黄河上游地区典型的彩陶、粟和石器类型等。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呈现两个鲜明特点：一，越接近黄河上游的地区则遗址的年代越早，离黄河上游越远则遗址的年代越晚；二，离甘青地区越近其甘青文化特点就越明显，愈远则甘青文化特点愈弱。这些均是藏缅语族祖先人群自黄河上游向藏彝走廊迁徙的确凿证据。藏缅语族的先民自北向南迁徙，也得到民族志材料充分印证。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和文化习俗中大多清晰地保留其祖先来自“北方”的历史记忆。如岷江上游的羌族传说其祖先来自甘青地区，彝族的传说及彝文典籍则称其祖先是来自“牦牛徼外”（今川西高原地区），纳西族的传说称其先祖来自金沙江的上游；傈僳族传说其祖先来自澜沧江上游，景颇族则传说其先民来自青藏高原某地。今藏彝走廊南部彝语支民族的葬俗中，还普遍存在一种“送魂”习俗，即在人死后要请巫师（各民族对巫师的称谓各不相同，彝族称“毕摩”；纳西族为“东巴”等等）念送魂经，目的是把死者的灵魂一站站送回到其祖先居住的地方。尽管各民族送魂的路线、沿途地名各不相同，但送魂方向却一致指向“北方”，其中尤以彝、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基诺、普米和景颇等民族最为典型和突出。这正是藏缅语民族先民曾发生自北向南迁徙历史的真实反映。恰如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指出：“六江流域藏彝走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民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徙，是唐以前该区域最主要的人群流动趋势。

公元7—9世纪，吐蕃王朝向藏彝走廊地区进行了强有力扩张，不但将南诏收为属部，且“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雟等州相接”，其势力推进到今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上游一带。公元783年，唐、蕃双方订立清水会盟，以大渡河划界，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自此，吐蕃征服和统治了藏彝走廊地区的众多部落，将他们编为属部，使之成为吐蕃军事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吐蕃人同当地被征服部落之间长期杂处，相互交流影响，在漫长岁月中也造成彼此间的同化与融合，使藏彝走廊北部地区逐步呈现“蕃化”的趋势。唐末，温末首领鲁褥月率所部向南进驻大渡河流域，协防南诏，后来逐渐散居于川西及滇西北高原一带，与当地各部落居民杂处，走上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之路。到宋代，宋人这样来描述当地的人群面貌：“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又云：“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番”成为汉文史籍中对藏彝走廊北部甘青川滇民族广泛使用的一个民族类别称谓。

13世纪初，蒙古在入主中原以前，采取了“先取西南诸蕃，以图天下”的战略。1253年，为“迂回大理，斡腹攻宋”，忽必烈率10万大军分兵三路由藏彝走廊南下，一举平定大理，沿途各部落多“望风款附”。自此，蒙古军事力量大体控制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并在当地派驻军队、推行土官制度、建立行政区划和开设驿站。明朝中后期，一些蒙古部落陆续南下青海游牧，并进入藏彝走廊。明末清初，驻牧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南下藏彝走廊，击溃康区的白利土司，不断向南推进，相继控制今康定、理塘、巴塘、木里、中甸等地，蒙古和硕特部控制了藏彝走廊地区后，将其作为征税之地。雍正初年，“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已“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蒙古族后来大部分都逐渐融入当地民族特别是藏族之中，成为汇入当地的新的民族成分。例如，在今藏彝走廊地区属于藏族的康北霍尔人中、木雅人中，丹巴梭坡、中路一带藏族地区以及川滇交界地区的各民族中均广泛存在蒙古祖源的传说。正如有学者指出：“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等称呼，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番；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有霍尔、瓦述、梭坡、和硕特部等，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族中。”

藏彝走廊中也出现过自南向北的民族流动，这就是明清时期木氏土司与彝族的向北扩张。明代，在明朝大力支持下，木氏土司的势力迅速崛起并开始强有力地向北扩张，将势力推进到今云南德钦、四川巴塘及西藏芒康一带的藏族地区。史载“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自纳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木氏土司向北扩张，使纳西族与藏族发生了密切联系，也使纳西族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尤其是彝语支民族之间的桥梁和重要联结纽带。

从清中叶到民国时期，藏彝走廊还出现了彝族的向北迁移。凉山彝族大量沿安宁河流域北上，进入今冕宁、九龙一带，或沿大渡河北上，向北进入到今雅安汉源和甘孜州泸定一带，或向西北大量迁移木里一带。彝族的向北迁移，是近代藏彝走廊较大的一次民族流动。明清以来木氏土司向北扩张及彝族的向北迁移，是藏彝走廊南部彝语支民族的向北拓展，它不仅带来了藏、彝边界的变动，也使藏彝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局逐渐定型。

汉人大量迁入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藏彝走廊中民族流动的重要特点。秦汉以来虽已有汉人进入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但明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变。明中叶以降，随着自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道成为联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以及清朝在川藏道沿线派兵进行驻守，推动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移浪潮。汉人大量迁入造成的大规模汉、藏互动与交融，成为近代藏彝走廊地区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中汉、藏民族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融，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成为藏、汉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即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走廊”。

所以，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格局，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从东、西、南、北等不同方向进入的各民族相互交汇并且彼此密切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今天，从很大程度上说，藏彝走廊中各民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正如费孝通所说，透过藏彝走廊地区“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如果说，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藏彝走廊民族格局形成的根本，那么，藏彝走廊正是我们观察、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型区域。

三、藏彝走廊在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中的地位与价值

如果把藏彝走廊放在更大的视野下，放在中国地理格局乃至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看待，我们能看到什么？这同样是认识藏彝走廊意义和价值的重要角度。

首先，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虽属于青藏高原范围，却是一个地理过渡与连接地带。从东西方向看，它是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在地理上的过渡和连接地带。青藏高原地形因总体是西北高东南低，分布于藏彝走廊区域内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从西北向东南，犹如一级级大的阶梯，逐级下降，最终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相连接。藏彝走廊是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一个大的民族交汇地带。由于海拔高度逐级下降，藏彝走廊成为适合西南众多民族居住与生活的区域。所以，历史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众多西南民族不断向这一区域迁徙、移动和渗透，使之成为众多民族交汇和交错杂居的区域，也成为藏族与西南众多民族交汇地区。从此意义上说，藏彝走廊是居住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同中华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地区，费孝通指出在藏彝走廊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正是就此意义而言。

其次，从南北方向上看，藏彝走廊的地形是北高南低，这使得其区域内的六条大江无一例外均自北向南流，所以，藏彝走廊区域北接甘青，南接云南，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地理连接带。因此，藏彝走廊也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并发生联系的重要历史区域。藏彝走廊的主体民族是藏缅语族，藏缅语族主要包括藏语支、彝语支和羌语支三个语支，藏缅语族的发源地正是今甘青地区河湟地带。自新石器时代中后期，藏缅语族的祖先人群即沿着藏彝走廊南迁，逐渐流布于藏彝走廊以及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今云南因民族众多而被誉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原因在于云南正是我国两大民族系统发生交汇的地区，一是自东向西流动的百越民族系统，二是自北向南迁徙流动的藏缅语民族系统，这两大民族系统在云南发生交汇，衍生和分化出众多的民族。

从民族的角度看，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是汉、藏民族之间的过渡与连接地带；在南北方向上，则是北方民族与西南民族之间的过渡与连接地带。所以，藏彝走廊处于一个关键区域，在地理及民族上的过渡性和连接性，正是该区域的一个重要特点。

倘若我们从更大的视野，从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地理空间角度看，藏彝走廊多民族交汇格局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处于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南端。“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发现并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他指出在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这一大跨度的半月形地带中，不但存在大量相似的文化因素，而且该地带在海拔高度、日照、年降雨量及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等方面上存在诸多共同点。因此，半月形文化带成为历史上北方民族频繁迁徙流动的地带。许多北方民族在势力壮大后，往往沿着该地带西迁，如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元朝的蒙古均沿着半月形文化带进入藏彝走廊地区。此外，在历史时期，许多北方民族也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南下，进入云南，最典型的是蒙古族、回族等。历史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往往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要越过这些强大的政治力量自北向南移动几乎不可能。而藏彝走廊是一个政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带。所以，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是通过藏彝走廊进入南方。如在南宋末年，为实施对南宋政权的包抄，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即从西北六盘山穿越藏彝走廊南下云南，消灭大理政权，形成对南宋的包围之势。明清时期，回族也多经藏彝走廊从西北南下云南，以致形成杜文秀起义及建立政权。许多北方文化因素也经由藏彝走廊传入南方。红军的长征亦经由藏彝走廊地区北上，进入西北。所以，藏彝走廊是中国南北之间发生交流和联系的重要区域与孔道，也是观察和研究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交流接触的重要历史区域。

在东西方向上，藏彝走廊是农耕区域同高原地区民族与文化发生联系的通道和桥梁。尽管地处横断山脉地区，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但这种东西方向形成屏障的地形却并未阻断民族与文化的横向交流。自明代中叶以来，在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道成为中央王朝经营西藏的主要道路后，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的民族与文化交流显著提升，川藏道不仅成为入藏的主要道路，汉族移民也大量沿川藏道进入，产生了清代民国时期汉藏民族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今天藏彝走廊许多地区的社会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是在明清以来汉藏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如此，学界亦将藏彝走廊称作“汉藏民族走廊”。此外，藏彝走廊区域另一个持续达千余年的重要交流，则是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历史上销往青藏高原的茶，主要产地是四川雅安和云南大理、普洱一带，两地的茶均是经由藏彝走廊地区运送到青藏高原各地。因茶叶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故西藏地方亦将经由藏彝走廊的运茶路线称作“黄金之桥”“汉藏黄金桥”。可见在东西方向上，藏彝走廊区域在连接汉藏民族及两地间文化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藏彝走廊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藏彝走廊作为民族种类众多、支系复杂，民族文化具有突出多样性的区域，其在中国地理和民族格局中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是我国多民族交汇、聚居及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在强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藏彝走廊作为民族众多和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区域，其在民族交往接触、和睦相处、和谐共居方面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这些经验与智慧大多散落于民间，犹如一座宝藏，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例如，在藏彝走廊南部滇西北各民族中，广泛流行“弟兄祖先”传说。传说的基本模型是，在创世纪初，仅存一对兄妹，他们婚配生下几个儿子，长大以后老大、老二和老三分别变成了相邻的几个不同民族。这种传说普遍存在于彝、哈尼、傈僳、拉祜、基诺、纳西、普米、怒、景颇、独龙、佤、布朗、德昂族等13个民族之中。“弟兄祖先”传说中弟兄民族组合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既包括本民族，包括与本民族毗邻的民族，也常常包括汉族、藏族等民族。这种以“弟兄”即“血缘联系”来阐释民族关系的传说，尽管出于主观建构，但其功能和客观效果却不容小觑，在多民族密切交汇地区，它起到了柔化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客观效果。这种以血缘关系来阐释彼此关系的文化现象在藏彝走廊中十分普遍，并不仅限于民族之间，也出现于相邻的村寨之间。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中，在同一条沟和同一地域的几个毗邻的村寨，也普遍流行最初是由几弟兄分家后建立的传说。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这类传说却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希望借此“化邻为友”，拉近和密切寨与寨、族人与他族之间的关系。过去，相邻村寨子之间常因地界、资源划分及人事纠纷等而发生矛盾或械斗，冤冤不解，形成敌意与仇杀，弟兄分家形成不同寨子的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在很多场景下，与客观的历史相比，人们建构的历史往往更能体现人们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也更为本质，在思想观念上更具真实性。这种用血缘联系来诠释和构拟民族之间、村寨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说，正是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化他为友”、柔化民族、村寨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民间智慧。

此外，藏彝走廊多民族聚居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主要遵循“求同”“求和”原则，主观上有淡化和模糊民族界线的倾向，文化上则持开放和包容态度，并不刻意将“民族”与“文化”对号入座，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民族之间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均是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接触中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这些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民间智慧，可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宝贵借鉴和经验。从此意义上说，藏彝走廊这一多民族交汇与密切接触区域，蕴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中构建民族和睦关系、实现民族团结的诸多民间智慧与奥秘，这正是藏彝走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价值之所在。

藏彝走廊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力地证明一个事实，中国各民族之间绝不是孤立和分散的，而是一个彼此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北地区存在“弟兄祖先”传说的13个民族中，大部分“弟兄祖先”传说均以汉族为老大，本民族为老二，老三、老四则为与之相邻的民族。笔者在调查中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当地老乡，他们的回答非常爽快直接：“汉族是老大哥嘛”。这种回答可能较为“现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近百年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商品交换、接受的信息与现代化因素乃至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大多是以汉族为媒介来进行的。甚至在一些相对偏远的地方，汉族也成为当地各少数民族交流、沟通的中介与枢纽。其二，我国少数民族数量虽多，达55个，但各少数民族之间彼此并不是分散和相互割裂的，而是彼此间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充分证明，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联系，亦即过去所总结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既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精髓所在，更是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