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自古以来是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信众达八亿多，主要生活在印度，占印度人口的82%以上。印度教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建立在“纯洁”与“污渎”的观念上，“纯洁者”为高种姓，“污渎者”为不可接触者，在高种姓与不可接触者之间，排列着数不清的中间种姓;为了使各种姓严格遵守本种姓的行为规范，印度教律法把履行“摩”(dharma，种姓行为规范)规定为每个种姓最高的人生和宗教价值。

印度教在印度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由英国殖民者所触发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还是甘地等人领导的民族运动，都利用了印度教中的思想资源，并将之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而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实行所谓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和民主的观念从理论上主张人的平等，与印度教传统可谓格格不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似乎水火不容的事物在印度却长期和平相处，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形成印度新的政治文化传统，成为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与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

英国统治印度促进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印度的传播，承担继承印度教传统和传播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双重历史使命的是印度知识分子。第一代印度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代表是罗姆·摩罕·罗易。他出身于孟加拉一婆罗门家庭，却仰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中阐释的民主、自由思想，认识到印度的社会、宗教存在许多问题，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克服印度社会的弊病。他决心首先从宗教改革入手，变革的方法就是采用西方宗教形式对印度教进行改造，他反对多神论和偶像崇拜，主张像西方宗教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印度教徒只礼拜梵，梵是唯一的神，并为此于1828年建立梵社。1830年梵社庙堂正式开放，任何人，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只要崇信一神，都可进入。在梵社内，不允许进行偶像崇拜和任何祭祀，不允许侮辱和诽谤任何别的宗教的信仰和习惯。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罗易还倡导妇女教育，反对童婚，尤其严厉批判萨提——寡妇在其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的陋习，要求废除此一野蛮非人道的做法，保卫妇女的生命权利，从而揭开近代印度宗教社会改革的序幕。

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印度教教义的政治化

如果说，第一代的印度自由主义者是以主张改革印度教社会为标志的话。第二代的印度自由主义者则投身于民族运动当中。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之父的提拉克第一个认识到，除非将大众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斗争，否则任何变革包括议会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为此目的，提拉克利用印度教传统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用提拉克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对自己宗教的自豪感，怎么能有民族自豪感呢?”

当然，真正将印度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带给印度人民的是甘地。甘地主义的思想核心是非暴力主义。甘地通过对印度教的一些基本原则的重新阐释，将民主与平等思想输入印度社会。印度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正是这种精英主义将种姓制度以及婆罗门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合法化。这种精英主义导致了精英的印度教和大众的印度教的分野。

甘地同时强烈地批判以上两种形式的印度教，在他看来，这两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良心和献身精神，但他能理解无知识大众的态度，而不能接受精英们对社会中广泛的不公正、大众的极度贫困、女性的苦难、不可接触制度的非人性及数百年来外国统治下的屈辱所抱持的冷漠态度。传统印度教所倡导的修行往往使得精英们脱离广大群众，不关心世间冷暖、政治风云，置身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外，这在甘地看来，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为了让印度社会精英们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去掉私心，投身民族斗争，甘地对“梵我同一”的宗教学说做了重新阐释。梵存在并体现在所有的生物中，特别是人身上，要使自己与其成为一体，就意味着自己须与所有生物特别是人成为一体，梵不能独立于他们，那么修行之人就不能脱离他们获得“梵我同一”。要使自己与其成为一体就要分担他们的痛苦，与他们一道受难、一道斗争，减轻和清除他们的苦难，一句话，为他们服务。个人所要追寻的真理，其性质不是精神的，而是社会和政治的;不是印度教圣人们所主张的梵和个人的关系，而是与非真理和不公正进行最有效斗争的方式和最好的生活方式。追求真理的唯一道路是遵从道德并付诸行动。

通过这种阐释，甘地改变了印度宗教中消极无为的成分，促使社会精英积极投身印度的民族运动中。

甘地不仅仅要将印度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推入斗争中，更重要的是要把广大群众争取到运动中来。群众加入民族运动，最令印度资产阶级担心的是，一旦群众觉悟提高，必然会导致暴力的社会革命，这也是甘地与其他国大党领导人不愿看到的。甘地的办法是坚决地贯彻非暴力的原则。印度人民的运动是一场坚持真理的运动，只有认识真理才能坚持真理，只有心明眼亮才能认识真理，而只有充满爱心的人，才能心明眼亮;而暴力与爱是根本不相容的，非暴力与真理才是双胞胎。这种“爱”的哲学连接了东西方的文化，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站立在一个高于英国统治者的道德位置上，为自己的斗争获取合法性，这种运动哲学既有利于动员群众，更有利于防止群众在动员起来后失去控制，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打乱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的计划与步骤，导致目标的落空。

正是通过对印度教基本教义和西方宗教的糅合，将传统宗教学说政治化，甘地建立起非暴力主义学说。非暴力主义是一种民主斗争学说，它为独立后印度建立并实施民主制度做出了贡献。甘地因而既被认为是一位印度教的改革家，又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三、印度教与独立以来印度的民族国家建设

印度独立后，人们对印度教传统与民主的制度和理念能否兼容深怀忧虑，尤其是看到与独立伴随而来的“印巴分治”所造成的教派仇杀的严重后果。因而，尼赫鲁提出“世俗主义”的口号。尼赫鲁为印度提供的发展思路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意指采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民主主义指印度实行英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世俗主义指印度坚持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在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同时，防止印度成为神权国家。尼赫鲁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逐步克服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教派和种姓矛盾，加强全体印度人民的认同感，实现印度统一富强的目标。

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没有给印度人民带来所向往的富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东亚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居高不下。东北和西北边境省份长期动荡不安。而印度社会内广大的中低种姓的政治意识日益觉醒，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将自己的代表人物选入权力机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高种姓的票。他们将过去获得的投别人票的权利称为“第一次民主”，投自己人的票的权利称为“第二次民主”。这些变化使得高种姓感觉到深刻的危机，他们祭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旗，以此来整合印度维护印度教的社会等级秩序。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印度教徒占人口80%以上，他们不愿放弃“一人一票”选举制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这种人数上的优势是潜在的，因为印度教徒不是一个整体，在印度教徒中，有24%以上的人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25%属于低级种姓，而且，不同地域的印度教徒信奉不同的神，对印度教民族主义鼓吹得最为积极的是印度北部一些邦的高种姓。因此，他们要将印度教徒潜在的多数变为现实的多数就必须对印度教教义和主张作某种修正。早在1923年，沙瓦尔卡尔就发表了《印度教特性》一书，该书在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的口号的同时，对“印度教徒”作了新的界定，它不仅指印度教徒，还涵盖佛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因为这些宗教起源于印度本土，属于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将印度穆斯林和印度基督教徒也纳入印度教徒的范畴，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虽然起源于国外，但绝大多数的印度穆斯林和印度基督教徒的祖先或本人原先本是印度教徒，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皈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仍然是印度的。

独立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力图将印度教变为印度的宗教、印度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达到整合印度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势力开始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崛起，进入90年代后，这股势力的政治代表——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多次获得胜利，迅速取代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并且多次组织政府，执掌政权。虽然2004年大选结果出人意料，获得胜利的是国大党而不是印度人民党，但印度的各种政治派别不会放弃印度教这一工具，他们将继续调整自己的策略，来达到政治上胜出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印度教与近代以来印度政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印度教传统在造就、维护和加强印度现代政治制度上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代政治制度实行以来，印度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已经觉醒，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印度教的等级秩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本文摘自《印度会崛起吗？》

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