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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和《墨子》
发布时间: 2023/6/15日    【字体:
作者:王增文
关键词:  墨翟 《墨子》  
 


一、关于墨翟故里的争论

 

墨翟是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翟究竟是哪里人,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仍有宋国人、鲁国人、楚国鲁阳人、印度人四种说法。详考有关史料,我们认为,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三说皆不可靠,墨翟实际上是宋国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市一带人。

 

最早提出墨翟为鲁国人的是东汉末年人高诱。他在《吕氏春秋·慎大览》注曰:“墨子名翟,鲁人也。”又在《吕氏春秋·当染篇》注曰:“墨子名翟,鲁人。”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更明确指出墨翟“生于鲁而仕宋”。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班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佐证。”孙诒让的考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赞同。但是,墨翟为鲁国人的说法仍然有很多疑点,令人难以信服。首先是孙诒让的考证也只能证明墨翟曾经居住在鲁国,与鲁国关系比较密切,并不能真正证明墨翟就是鲁国人。众所周知,墨翟是一个游走四方的学者,他的居住地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出生地。况且从《墨子》全书来看,墨翟曾经在宋国、齐国、鲁国、楚国等许多地方居住过,并非一生都居住在鲁国。其次,鲁国是孔子的故乡,那里儒学极盛,略晚于孔子的墨翟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说,在鲁国缺乏社会基础,很难成为“显学”。再次,今人钱光先生在《墨子当为宋人考》一文中曾经考证,《墨子》一书没有体现出齐鲁方言的特点,例如带后缀“如”字的复音词在《论语》中出现了28次,在《孟子》中出现了4次,而在《墨子》中却没有出现过。可见《墨子》一书不是产生在鲁国,而墨翟也不是鲁国人。

 

最早提出墨翟是楚国鲁阳人的是清代人毕沅和武亿。毕沅《墨子注叙》曰:“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竟,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跋墨子》曰:“《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后来也有一些人附会此说,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曰:“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再者,《墨子·贵义篇》有“子墨子南游于楚”一语,《墨子·公输篇》有“子墨子归过宋”一语,也证明墨翟非楚国鲁阳人。《墨子》书中对楚国还多侮诟之词,例如《非攻下》称楚为“好战之国”,《公输篇》更称之为“楚寇”,这也证明墨翟非楚国人。

 

提出墨翟为印度人的是胡怀琛。1928年,胡怀琛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墨学出于印度辨》二文,后又撰《墨子学辨》一书,大胆提出了“墨翟出于印度” “墨翟为印度人”之说,还提出“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一说。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当时同意他的观点的还有卫聚贤和太虚法师等人。金祖同曾撰写《墨子为回教徒考》一文,也基本上赞同墨翟为印度人一说。但现在赞同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了。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风俗密切相关,墨翟不可能是外国人。同时,除了《墨子·贵义篇》曾言及黑翟“色黑”以外,“印度人”之说毫无史料根据,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

 

最早明言墨翟为宋国人的是东晋人葛洪。其《神仙传》云:“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为大夫。”又其《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第一,说墨翟是宋国人有最早最多的史料根据。详查先秦典籍,无言及墨翟之国别者。言及墨翟国别的史料最早见于汉代,且多认为墨翟为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盖墨翟,宋之大夫。”《汉书·艺文志》曰:“《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史记》、《汉书》虽未明言墨翟为宋人,但皆言为宋大夫,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出墨翟是宋国人,因为战国前期的大夫之职多为世袭。正如陈奇猷先生所说:“关于墨子,《史记》虽未明言为何国人,然谓为宋大夫,大夫之职多由世袭,则墨子之先世必居宋无疑。”西汉初年人邹阳也认为墨翟是宋国人。他在《狱中上梁王书》中说:“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邹阳拿鲁逐孔子与宋囚墨翟对举,很显然是认为墨翟为宋国人。东汉人马融《长笛赋》中有“使鲁班宋翟构云梯抗浮柱”之语,也是认为墨翟为宋国人。《文选六臣注》卷十八《长笛赋》张铣注曰:“鲁班,鲁公班,鲁人。宋翟,墨翟,宋人也。皆古之巧智人矣。”这种解释是可信的。现存汉代谈及墨翟国别的史料除了这4条外,还有一条就是《吕氏春秋》高诱注,称墨翟为鲁人。我们是相信多数还是相信少数呢?我们是相信西汉前期的邹阳、司马迁,东汉初年的班固、马融,还是相信东汉末年的高诱呢?答案不言自明。要说汉代以后谈及墨翟为宋人的史料,那就更多了。《文选》李善注、《荀子》杨倞注、林宝《元和姓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等,皆认为墨翟是宋国人,不再一一详述,只引用其中一条。《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这条史料不仅明言墨翟为战国时宋人,而且还谈及墨氏之由来,自然更有些价值。

 

第二,从《墨子》全书来看,墨翟在宋国的活动较多,与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宋国的感情最深,这也可证明墨翟是宋国人。《墨子·公输篇》所载墨翟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翟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墨翟听说“公输班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立即从齐国起身,“行十日十夜而至郢”,制服公输班,说服楚王,使宋国避免了一场战祸。墨翟不仅只身前往楚国去说服楚王,而且还让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持防守器械在宋城上以待楚寇。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与宋国的关系多么密切,感情多么深厚。《墨子·鲁问篇》还曾载“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也就是将弟子曹公子送到宋国去做官,这也可以看出墨翟与宋国的关系。《墨子·鲁问篇》还多次运用“中国”一词。墨子曾对公尚过说:“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大意是说,自己若为衣食封地而出仕,也只能在中原一带,怎么能到越国去呢?可见墨翟是“中国”即中原一带人。再联系到《吕氏春秋·爱类篇》所载墨翟曾向楚王自称“臣北方之鄙人”,我们可以看出,墨翟不可能是楚国人或鲁国人,而应该是北方中原一带人,极有可能是宋国人。

 

第三,《墨子》一书明显带有宋方言的特点,这也可证明墨翟是宋国人。陈奇猷先生曾经指出:“《墨子》书中多用宋方言,如《鲁问篇》‘刘三寸之木’。扬雄《方言》云:‘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是‘刘’为墨子乡语。”钱光先生在《墨子当为宋人考》一文中,还考证出《墨子》书中曾13次运用“植”字来表示木柱或用以关闭门户的直木,这也体现了宋方言的特点。《方言》卷五云:“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陈光先生还认为,《墨子》书中多次出现的“轒”字,“也是陈宋地区的方言词”。既然《墨子》书中多用宋地方言词,墨翟当然也就应该是宋国人。

 

第四,近人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墨子学案》一书中,据《墨子·公输篇》有“归过宋”一语而否定墨翟为宋人。后来还有不少学者据此否定墨翟宋人说。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墨翟是宋国人,也不一定就一生居住在宋国。他止楚攻宋时,是从齐国(一说鲁国)前往楚国的,归齐国时自然就是“过宋”而不是“归宋”了。这“归过宋”3字只能证明墨翟当时没有居住在宋国,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宋国人。春秋战国时期离开本土居住在外国的学者是很多的,非独墨翟一人。

 

我们推猜,墨翟本是宋国人,曾经在宋国袭职为大夫,受子罕陷害还曾在宋国被囚禁。他后来也可能像孔子一样为了事业理想而周游列国,曾经居住在齐国、鲁国、楚国等地。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宋国,与宋国始终有着血肉的联系。一旦宋国遇到战争等大事,他会随时挺身而出。墨翟不但是宋国人,而且还应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二、墨翟的生平和思想

 

(一)墨翟的生平事迹

 

关于墨翟的生卒年月,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辞海》上标为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辞源》上标为约公元前478年——约公元前392年。

关于墨翟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也很少。

 

司马迁写《史记》没有给他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附了几句简单的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清人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传略》云:“就今存《墨子》书五十三篇钩考之,尚可得其较略。盖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鲁阳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尝游弟子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悦,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过许诺。……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指公尚过)亦不知翟之意。’……宋昭公时,尝为大夫。……昭公末年,司城皇喜专政劫君,而囚墨子。老而至齐,见太王田和。……卒,盖在周安王末年,当八九十岁。”孙诒让根据《墨子》一书所钩列的墨翟传略,仅供参考。

 

(二)墨翟的思想

 

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翟本来从儒者受学,因不满于儒家所维护的周礼烦扰,所以才创立了墨学。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同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说盈天下。”可见墨翟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墨翟的学说,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墨翟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兼爱”和“非攻”,而“兼爱”更是他的学说的核心。墨翟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有所不同。孔子虽然也提倡“爱人” “泛爱众”,但是孔子的“泛爱”有君臣、贵贱、尊卑、亲疏的“礼”的限制,有厚薄之分。而墨翟的“兼爱”则反对“礼”,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是没有尊卑、亲疏的差别的。墨翟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的“不相爱”,因而才提出“兼爱”的主张。他设想,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战争;大夫相爱,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彼此伤害;只要天下人都能够做到相爱互利,一切就会太平了。墨翟还提倡“非攻”,在当时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的情况下,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墨翟可能出身于小工业者。墨翟的学说代表着当时“农与工肆之人”,也就是手工业者、自由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墨翟的“兼爱”思想,是企图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德性扩大到全社会;他主张“非攻”,也是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企图过安定生活和反对破坏生产的愿望。

 

墨翟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尚贤” “尚同”。墨翟的“尚贤”带有否定“世官世禄”制度的进步意义。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者,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还提出了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能之人参与政治管理的主张。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又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样明确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墨翟的“尚同”是指统一思想舆论,认为只有由上而下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社会才能由乱而治。

 

墨翟的经济思想是“节用” “节葬” “非乐”。凡事应当节俭,这是墨翟的一个基本观点。墨子提倡“节用”,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生活上的享受,向人民征收繁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了痛苦。为此,墨翟要求统治者杜绝奢侈而励行节约,要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仿效古代“圣王”的处事原则,一切生活器用都要以低标准和切合实用为原则。墨翟主张“节葬” “非乐”,要求丧葬礼节要节俭,认为统治者贪图音乐的享受会费财误事,因而坚决反对,这些实际上还是“节用”思想的具体体现。

 

墨翟的哲学思想是主张“天志” “明鬼” “非命”。“天志”,就是天的意志,墨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他说:“天必欲人之相爱互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又说:“天欲义而恶不义。”“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和他们所起的“赏贤罚暴”的作用。墨翟主张“天志” “明鬼”,实际上是借助于“天志”与鬼神来警告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但他力证鬼神的存在,倡导尊天事鬼,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墨翟的“非命”观则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内容。“非命”就是对有“命”的观点予以否定,他认为贫富、安危、治乱等都不是“命”决定的,因而更强调人的作为和意志力。

 

三、《墨子》散文的写作特点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代表作,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又据宋人所作《中兴馆阁书目》尚有61篇,现存只有53篇。《墨子》作品的内容十分庞杂,大致可以分为5类。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为哲学和论理学的论文。《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1023篇,是弟子记录的墨翟的讲学辞,体现了墨翟思想的基本内容。《耕柱》《贵义》《公孟》《鲁问》4篇,是弟子所记的墨子语录和答问辞。《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公输》9篇,是墨家后人所编著的有关墨翟言论事迹的材料。《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1篇,是后人作的守城兵法。

 

陈柱在《墨学十论》中对于《墨子》的文体作了分类,也涉及到了各类文体的不同风格。他认为《墨子》之文体,可分为7类:《亲士》等开头7篇为论说体;《尚贤》至《非儒》11篇为演讲体;《经》为经体;《经说》为传注体;《大取》《小取》为书序体;《耕注》至《公输》5篇为列传体;《备城门》等11篇为杂记体。他说:“诸体之中,论说体文颇华丽,演讲体文最平实,经体传体最奇奥,序体最严整,记体亦简洁。论说体似古文,演讲体如近日讲义,经传体如科学之定义定理,序体如学说提要。”

 

确实,《墨子》一书中含有多种体例,而它们在风格上又各有特点,无法一概而论。一般说来,谈论《墨子》散文的写作特点,多以其中的论说文为代表,也就是陈柱所说的论说体与演讲体。

 

《墨子》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逻辑推理极为严密,善于通过具体事例来说理。例如《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但作者却先从小偷事件谈起,先后举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者、“攘人犬豕鸡豚者”、“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等种种事例,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最后推论到统治者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更大的罪行。这种论证方法的特点是首先从人们能够认识的具体事实和道理出发,然后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隐,逐步推论,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只要你承认了第一步,不由你不承认第二步,以至于第三步、第四步。这样步步紧逼,直到最后击中要害,得出结论,使对方完全信服。《墨子》文章论辩的严密逻辑性,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独具特色的。

 

除了善于逻辑推理以外,《墨子》的文章还极重论证依据,明确提出了“三表法”原则。《墨子·非命上》载:“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表”就是标准。墨子的“三表”,实际上是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的三项标准:一是要有古代事实作根据,证之于历史;二是要有广大人民的生活经验作根据,证之于现实;三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证之于效用。这三点可以使论辩散文的论据更加充分,论证更加严谨。

 

《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很少修饰。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曾说《墨子》“意显而语质”,这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墨子》文章的风格特点。墨家学派重视实用,不讲文采,并非文化水平低下,写不出典雅华丽之作,而是怕“以文害用”,担心人们只是留心华美的文辞,而忽视了文章的内容,从而妨碍了文章的作用。

 

《墨子》在先秦散文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散文,是早期散文不成熟的形态。《墨子》散文在语录体散文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文体已经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首先,这些文章已经有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标题,与《论语》随意取文章首句用作篇名不同,这些标题都起着贯串全篇,概括全篇主旨的作用。其次,《墨子》文章中亦载墨子之语录,但这些语录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互相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再次,《墨子》中不少篇章已经从具体问题的论争进而发展成为概括性的论辩,由对话进而成为理论的发挥。还有,《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它已向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总之,《墨子》散文体有因革,承前启后,在我国先秦论说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附:《墨子·公输》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公输盘不悦。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穅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摘自《商丘古代文学史稿》第三章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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