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亚当斯是在重建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自己的智识发育期，这其间的震荡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从特纳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也正是所谓的“边疆封闭”时代，换言之，美国不得不第一次面对一个所有晚期民族都无法化解的困顿境遇，确切地说，就是有限的土地和资源如何在驳杂的利益格局当中进行分配的问题；重建的失败令美国人刚刚从内战废墟上站立起来的社会良知再次蒙受巨大创伤，就是在这样的情状当中，蹒跚而行的美国人一下子跌入了从平民主义到进步主义的这段激流奔腾的大变革进程。不巧的是，美国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成长为世界性的霸权；此一霸权的阴影之下，自由银币问题、市政改革问题、政党政治问题、因铁路引发的土地问题、大公司和传统的独立商人之间谁将存活的问题、老派的绅士价值观和新式的官僚体制价值观之间将由何者统治未来的问题，纷至沓来，将美国社会彻底撕裂，说白了，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碎片化”过程。最能揭示此一过程之于美国心灵之巨大震动的事例，莫过于亨利.乔治凭借“单一税”观念而在美国一代新人当中斩获的令人惊奇的影响力；人们之所以仰慕并归附亨利.乔治，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自洽性以及单一税体制之可操作性，相反，恰恰就是因为亨利.乔治的这种影响力本身。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的自洽性还是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在亨利.乔治这里都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他本人对此也是无所住心；单一税并非理论公式，而是魔术公式，借此，亨利.乔治就可以将此一时代一切纷繁复杂的问题化解为一个单一的道德问题，由此，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德论断就足以取代一切处于离散状态的社会-政治论断，既满足了美国心灵对传统价值的乡愁，也在现实之离散格局当中，找到一处可以休憩的田园乌托邦。兰克和托尔斯泰似乎都说过，“现实”乃是世事之真正魅力所在，但此论也只是对真正高绝的个体心灵而言才是有效的，民族心灵永远以“价值”作为这个尘世之中的天堂。

进步观念是此一时期的核心思潮，当然是围绕美国社会的历史走向问题展开的；不过，此种历史意识是虚假的，确切地说，就是在社会-经济关系问题上秉持有机论的观点，在历史-政治问题上，秉持纯粹的观念论和价值论；有机论和观念论彼此扭曲、纠结并融合在一起，在完全缺乏现实意识和现实支撑的情况下，全然依托看似超绝的心灵构筑出一幅乐观主义的世界图景，展示出作为一个整体和有机体的社会，乃是从低级阶段向着高级阶段不断提升的，在这样一幅图景中，进步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加速的预定论过程，很显然，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神意进程；依据此种观念，民主是可以在理智层面上加以组织的，因为社会必定是日益趋于完美的和谐境地的，至于彼此冲突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利益究竟是如何融入这么一个完美的和谐格局当中的，我们无从知晓。说到底，在严酷的现实层面，此种观念所能指望的仅仅是良知和责任感的觉醒。

正如韦布评述的那样：“这些人无论介入任何现实问题，都不由自主地从这样一种信念出发：社会进化一旦臻于高级阶段，人类就会有能力控制自身的进步，然而，恰恰是此一假设催生了这些人根本就无力化解的难题。这些人也只是论证说，社会进化将会提升社会理智，由此，便会提升人类的能力，令人类能够有意识地掌控自我，同时也掌控环境；这其中的用词之含混令人匪夷所思。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无法令人类的控制力同他们那种预定论的进化机制协调起来。倘若社会运动在本质上就同某种特定的宿命联结起来，那么，人类的心灵将何以影响社会运动呢？目的论观念则也同样陷入矛盾但中：终极阶段之来临，无论是基督教共和国、创造性经济体制还是自由城市体制，将何以魔幻般地将人类从进化法则当中解脱出来呢？毕竟，依据这些人自己的设定，进化法则乃是有机演进进程的约束性法则。说白了，这些理论家们在将历史维度赋予社会发展过程的同时，却又给出了这样的愿景：终有一天，人类会奇迹般地超越历史。”（The Search for Order, p. 146）

此一背景之下，亚当斯兄弟对世界不抱幻想的历史意识，等于是对此类乌托邦叙事实施了反乌托邦的祛魅，并因此散发出自身的独特魅力。亨利.亚当斯虽然并不认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灾变主义，但他也对哲学家群体那种本能的乌托邦思维提出了颇为中正的解析和批评：“自哲学和宗教开端之后，思想家们就接纳了纯粹思考行动的教导，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心灵乃是自然界最高的能量形式。社会仍然信服这一点，并断定心灵的至高地位，这一主张其实没有更多的理据，而这一主张所获得的维持性力量则正是历史的首要论题，这种力量一直都没有显示出松懈的迹象，直到十八世纪，这一主张的神学的或者说是超自然的前哨遭到了攻击。社会必定会依然据此主张行事，如同柏拉图主义者、斯多亚主义者以及基督徒所做的那样，其中的原因很明显，这种主张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他们惟一的存在动机，是他们惟一可以进行自我认同的权能所在。”（《致历史教师的一封信》）

实际上，大致上就在同一时期，阿克顿勋爵就已经对此种历史哲学思维给予了近乎揶揄的评断：“依托一种哲学图景，将统一性赋予普遍史，莱辛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人，为此，莱辛写就了《人类的教育》这一著名断章。这是莱辛最后一部作品，‘而且必须被视为一切现代哲学、宗教的根基，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将对历史展开更为深沉的理解’。莱辛运用莱布尼茨的‘神义论’观念来解释尘世之道。孔多塞的《人类心灵进步纲要》也以类似的方式从孔狄拉克的感觉论当中汲取了灵感。康德对这个论题可谓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促动他草就了一部普遍史规划，并同自己的体系融合起来。康德哲学完全不足以就纷繁的历史现象展开解释，正是这一点使得黑格尔最终同康德体系完全决裂，‘对黑格尔来说，哲学问题已然自我转化成历史问题’。三十年后，康德的霸权早已经消散而去，黑格尔取而代之，此时，黑格尔同样将历史哲学视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皇冠和目的，并以之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准。黑格尔最晚近的传记作家是这么说的：‘真正享受黑格尔哲学遗产的，乃是历史科学。’谢林的先验体系最终以基督教历史哲学收场，也是一样的道理，对此，一位刚刚谢世的杰出作家是这么说的：‘哲学与历史的对立乃是因为哲学给出的观念都是有缺陷的，而历史给出的观点则根本不够充分，谢林的体系则清除了哲学与历史的对立。’克劳斯的体系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一体系将哲学和历史各自的方法融合起来，进而将哲学和历史联结起来。尤其是在黑格尔《讲演录》问世之后，哲学家们更是普遍地将历史视为他们的正当领域。此种情形之下，哲学王国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即便是稍稍熟悉一下过去的事件，也已经不再成其为历史哲学的基础要件，甚至不再是有用的基础元素。事实上，此种局面之下，任何体系都不会承认自己会破落到没有能力在无需切实历史知识的前提下重构世界历史。一个名叫契希考斯基的波兰作家（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1838）甚至酝酿了一种用于为历史现象构造秩序的物理学图式。依据这一图式，波斯象征着光，中国象征着机械主义，雅典代表了动态电能，斯巴达则代表了静态电能。马其顿同电磁场彼此对应，罗马帝国则象征着热能的扩张力量。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国家两元格局则对应于酸碱这一对反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样也是这位聪敏的作家以自然科学为类比，提起自己的论证，认为历史也必须处理未来，而不能仅限于过去的知识，毕竟，在自然科学领域，一颗来自远古的牙齿就足以帮助人类重构洪荒时代的怪兽。就在二十年前，著名小说家古茨科坐牢之时，由于手边一本书都没有，没法写小说，于是他便写了一本历史哲学蒙骗世人，竟然还出版了。”（Acton, “On Butler”）

实质上，亨利.亚当斯对历史哲学思维的批评和蔑视较之布鲁克斯或者阿克顿更为严厉。一切的历史哲学都是没有任何历史严肃性可言的随机体系，历史哲学的建构者们时刻都乐于接受一切所谓的历史素材，只要这些素材能够迎合他们的解释范式；而且，历史哲学家们内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解释范式只能在迎合时代情感或者群体情绪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能，俘获人心；为此，他们的通常做法就是尽可能地令自己的解释范式远离现实，确切地说，避免就重大社会进程当中的事物实施精确解释，乃是一切历史哲学的要义所在。亨利.亚当斯明确指出，在历史哲学叙事当中，绝不要指望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那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明确区分，这并不是说历史哲学家乃倾向于令目的成为手段的牺牲品，恰恰相反，一切历史哲学家都不具备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作出辨识的能力和意愿，他们更愿意将目的和手段消融在一个连贯的目的论序列当中。说白了，历史哲学家和观念论者是竭力避免精确定义的，他们真正擅长的是含混不清的预言。

对此，亨利.亚当斯提起的批评是不容妥协的：“过去的一代人在凝望历史进程之时，没有谁会怀疑历史潮流的存在。巴克勒于1857年出版了他作品的第一卷，紧接着便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我们当中，读过这些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到达尔文在自然法则研究领域所注入的暴力性动力，因此我们也就绝不怀疑历史学家应当予以跟进，直到有一天穷尽所有可能的假设并创造出一门历史科学。一年又一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和三十年前相比，对于能否创造这么一门科学，今天的学生抱有更大的疑虑。然而，差不多所有称得上成功的历史学家都在为此忙碌着，要么增添一项新的分析，要么增添一种新范式，在往日里被视为绝对的观念的裂缝之间搭建起一种清晰、明确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人们期望它囊括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国家以及所有的时代。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历史如今因其自身的负载而步履滞重，不过其倾向却是一贯的，也不可能会是别的样子。将历史转化为一门科学的努力并非没有可能遭遇挫败，而且很可能会遭遇挫败；但是历史的终止却完全不是经验范围之事，除非出于某些原因导致了所有科学的终止。历史学家不会放弃这项努力，即便他们想放弃，他们也无法放弃。假如说科学自身也承认人类——所有主题中最为重大者——并非科学的题中之义，那么科学自身也就只能承认自己的失败了。

大致上可以肯定，今天仍然在世的严肃历史学者，每五个人中就会有四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体认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伟大范式的边缘，寻求将全部的历史都置于一个法则之下，其明确程度正如同主宰着物质世界的那些法则一样。社会通过获得承认的法则展示其性格特征，以之作为科学的主题，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们则一个接一个地检视着这项获得承认的法则的各个碎片，所有人似乎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即刻的希望，觉得自己也许是发现了奥秘所在，借此可以将哲学的诸多机缘和目标转化成一种自明、和谐且完整的体系。如此，也正如西班牙人常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似乎已经在墨水缸中拥有了这样的体系。这样的历史学家必定有无数次地扔掉手中的笔，然后思考着如何仅凭一小步或者一次突然的灵感爆发就能够将全部的人类知识展现出来，如何在此等茂密的历史森林中仅凭一次轻微的转向或者一条完全模糊不清的小径就将自己带上科学的大道。教授们在尝试着传授我们所谓历史的可疑事实，迟早有一天，这样的教授必定会感觉到，要么他要么别的人会将混乱整理成秩序，让光明穿透黑暗。此种场景，所需要的与其说是耐心和运气，倒不如说是天才或者偏见。规律肯定就在那里，如同化学或者物理规律那样就在可见的某处，可以触摸和把玩。迸发着想象力或者具备科学方法观念的历史老师，不禁都在梦想着有人会成功地将达尔文的方式运用于人类历史的事实当中，梦想着这样一个人终会创造出永生。”（“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

从根本上说，亚当斯拒绝一切将全部的经济痛苦和灾难归因于单一法则或者单一元素的做法。在被要求就自己的“讲坛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社会关系的德国观点”作出申辩的时候，亚当斯给出了明确的正面回应：“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权力来自社会，业主应该永远被视为管理资本的代理人。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此拥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以上，参见，丹尼尔.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三章）小霍尔姆斯法官将亨利.亚当斯的此一批评在法律领域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拓展，以经验和常识取代“固定规则”，作为法律的原则，令法律之进展同社会现实和社会习惯协调起来；最终得以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引入立法和司法进程当中。

亨利.亚当斯对历史-政治层面上的“价值之战”或者“观念之战”提起了更深一层的批评，在他看来，这样的论战不但虚伪，而且虚无：“假如说科学史学应当证明社会在某个时刻必定要回归教堂并回归其对人格化神恩以及神启宗教之绝对信仰这一古老根系，那么这实际上等于自杀。无论沿着哪个方向进发，我们都不可能在将历史转化成科学的同时，不招致针对这个时代一个或者多个最为强大组织的敌意。假如世界继续朝着过去五十年间所强力追寻的那个目标前进，那就会摧毁庞大劳工组织的希望。如果世界更改进程并向着共产主义转变，那么我们就会同我们全部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构造产生直接性的对立。假如事态就这么演化下去，我们就只能宣讲绝望了。如果事态倒转，就只能否决并拒斥科学。如果保持前进，并划下一个穿越共产主义的圆圈，那我们就只能宣布我们对财产和体制的敌意，而我们正是从财产中领取工资并因此有义务支持体制的。”（“论阶段”）

在亨利.亚当斯的时代，美国社会并不存在任何通行的政治观念或者政治体系，可以作为无可置疑的认同标尺，不存在任何的政治准则是公民在任何情境之下都应当予以信从的。在这样的斗争格局当中，现存统治体制是绝少有可能依托所谓民心的，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民心”，公民只会对自己已然捻熟并习惯的事物予以珍视；这就如同安妮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立宪体制或者波舒哀时期的法兰西专制体制的情形一样。亨利.亚当斯对这一点的体悟是远在那个时代的一切杰出人物之上的。而且，他更清楚，在这样的公众亢奋期，人类内心对于统一性和一致性是有着植根于本能的强烈诉求的；就是这样的土壤，催生了种种“道德统一体”或者“民族统一体”的没有责任担当的叙事范式，试图以名目繁多的所谓“根本原则”来整合社会。在亨利.亚当斯看来，这样的叙事不过是以希望和承诺取代了事实的刚正和严酷。此类叙事者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投机主义者，不过，其中也有相当罕见的一些人是从传统角度出发来展开叙事的，这些人的内心感受，亨利.亚当斯很可能是他那一代年轻人当中最能予以体会的，因为他本人就出身赫赫有名的亚当斯家族。

1867年，在欧洲游学十年之后，回归美国的亨利.亚当斯以自己的心声表达了1840和1850年代遗留下来的“老派绅士”对世事变迁的痛苦和撕裂的感受，这中间满是迷茫：“人们可以相当精确地界定新的动力荷载，过去十年奉献给了巨大的机械能量——煤炭、钢铁和蒸汽，较之古老实业元素——农业、手工和学习，它们显然是更为优越的动能；但是，这场革命的结果对50年代的人而言，乃令他们陷入蚯蚓的困顿当中；他徒劳地扭来扭去，试图回到出发点，却看不到自己的踪迹；他变成了迷途的羔羊，一个废弃物或者沉船的残骸、一个过时的酗酒狂欢之人，要不就是变成了纯粹的学者，一个像马修.阿诺德那样的浪子；他的世界已经消亡。——天知道他的背后有多少清教徒和多少爱国者，其教育是以南北战争为素材的。他没有怨天尤人……失败不能怨他自己，也不能怨对手的优越。他是被强制出局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全力争取重返舞台。他可以充分享受舒适生活。但面前的工作他无一胜任，只需要瞧瞧父辈那一代代人，就会看到比自己更为蹒跚的身影在艰难跋涉尘世。他们都是40年代的幸存者，路易.菲利普时代的古董、造型师、教条主义者以及或多或少只是契合殖民地建筑的装饰品……在任何现代行业里，他们一天几乎挣不到五美元。”（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199A, p, 235）亨利.亚当斯对麦金利为代表的老派绅士之治的“苍白无力”是深有体会的，尽管针对杰克逊体制的“家族偏见”也从未从他内心消解掉；1854年，他在评说哈佛大学的时候，明确提出，大学就是人类智识发展的敌人，“谁会从内心里看得起哈佛大学呢？大家去那里，仅仅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巴望去那里，哈佛就是他们社会尊严的理想之地……哈佛四年，如果合格或者成为优等生，不过是个人履历表上的空白甚至污点。”显然，这是纯粹的绅士-精英教育，亚当斯的语气和评说就如同麦考莱评说同时代英格兰大学的古典教育一样。然而，到了1870年代，美国社会的这个特权精英阶层的社会境遇已经发生了逆转，霍夫斯塔特对此有极为充分的解析，就如同詹姆斯.穆勒剖析他那个时代英格兰绅士-精英的尴尬境遇一样：“在全国，尤其是在东部的众多城镇里面，有许多古老家族，受过大学教育，同当地社区也是渊源颇深，他们大多拥有作为地方政治领袖的传统，爱国社团和一流俱乐部乃是这些家族控制的网络，他们在各种文化机构和种种以好公民为诉求和目标的运动中，担当领袖。如今，他们都黯然失色了，在政治和经济决策当中，他们已经完全被排挤到圈外，无论联邦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是如此。”（R.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p.144）说实话，正如亚当斯所论，这个阶层并不缺乏“舒适生活”，然而问题在于，对社会问题最为敏感者，并非那些有着今不如昔之感的群体，而是那些内心里意识到今胜于昔的群体；确切地说，这个传统的特权绅士阶层对自身相对地位的沉降备感刺痛，昔日之雄心与今日之窘境令他们的良知羞愧难当，深受折磨；于是怪异的情形发生了，这个特权阶层中的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平等理想的支持者，借此对抗以新工业体制为依托的新贵阶层。传统特权精英阶层同新贵阶层之间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尼西亚斯和克里昂之间的斗争，是西塞罗和卡提林之间的争斗，只不过，对应的角色在美国发生了极为诡异的反转而已。

西蒙.帕腾，跟伊利一样，也是亨利.亚当斯的强有力同行者，他在1893年曾提起如下评述：“宗教、道德、自然法、政治和经济学相继登台，是要回答一个至深的问题：能够予以求助并得到普遍尊奉的约束性权威是什么？曾几何时，使人类和民族和平共处的有效力量是宗教。宗教的权威趋于没落之时，人类转而求助道德原则，希望这些原则能强化对法律的尊重，从而推进社会进步。当这个愿望归于破灭之时，人类只好求助于自然法和政治，最后则是诉求经济学。”（转引自，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第543页）显然，此一概要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是相当狭窄的，也是相当扭曲的，不过，此一论断倒极为忠实地再现了美国社会及其核心凝聚力的变迁史，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原则，到独立战争和建国进程中的自然法和道德原则，藉由内战前后的政治淬火期和重建年代的中转，进抵1870年代开启的经济年代。西蒙.帕腾是镀金时代留学德国的那一代美国年轻人当中经济意识最为敏锐的人，他对镀金时代黄昏期和进步主义时代黎明期的美国经济的期许是：从英国基础向德国基础转变。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普遍心声，而且此一期许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涵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明；至少，新一代美国人，至少是其中的精英阶层，已经非常明确一点：他们从欧洲、尤其是德国回归美国之后，要介入的不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派系，而是一个激烈震荡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冲突是真实的，斗争也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或者理想的转变或者转移绝不会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亨利.亚当斯对这一点作了集中概括：“我很清楚，英国经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充当着良心鸦片，令一些人可以将同胞肆意踩在脚下。……如果将掩盖罪恶的外套拿走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也有义务来揭穿类似的障眼法，正是这样的障眼法，令一些人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罪恶并非人力所为，而是无可抵御的法则的结果。经济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人必须控制这些法则。”（Henry Adams, Berlin Diaries, pp.9, 15）这其中也许存在想象和狂喜的成分，但浓重的经验主义氛围和强烈的“社会经济”意识证明了这并非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而是切实的、可操作的改革构想，这一构想以庞杂、零碎但也富有创造性和改革想象力的方式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议题保存下来，在自由市场的威力和社会政策的平衡力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是这一努力所提供的基础意识成就了历时甚长的美国新政联盟；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私有产权体系，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集体主义经济控制原则，这两者构成了“社会经济”议题进行身份认同的边界。

然而，观念斗争历来就是宗教战争，斗争格局很容易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是要寻找并界定人类意志不可也无可超越的界限和规律，另一方则认为，倘若认为存在这样的界限和规律，就等于将人类命运交付宿命。于是，一方认为德意志式的国家主义要比自由经济体制优越十倍，另一方则认为，德意志式的国家主义要比自由经济体制危险十倍。如此纯粹的观念斗争，仿佛引领人们回归了英国就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引发的经济理论大论战时代，那是“典籍之战”在十九世纪的重演。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斗争的双方已经不再是“生存权”同“财产权”，而是“民族权利”同“自然权利”。这场论战的先锋人物莱斯利在这场斗争中不惜引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尤其是罗雪尔、克尼斯的观点，强调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历史基础和国家基础以及变动特性：“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也不是普遍的、不变的真理体系，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推理和学说的集合，这个集合甚至会被这个特定历史和其他主要作家的性格所影响。它绝不是没有国界的，绝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差异很大，即使在同样的国家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同的。”（T.Lesli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1969,第21页）莱斯利进一步凸显了当时两大欧洲经济学阵营的分裂和敌对态势，尝试借此将欧洲大陆的经济意识输入英格兰，他寄望于摆脱独力难支的局面：“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现在把欧洲的经济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从他们的起源来看，一派被称作是英国的，另一派则可以称之为德国的……一般来说，英国的作者认为经济学中包含了普遍的真理或者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经济学至少是一门基本原理可以完全确定，无可争辩的科学。它近乎完美。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学则一致接受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哲学的分支，前人的和周遭的思考环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赋予了经济学各种各样的形态，经济学总是处于非常不完美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在德国政治阶层越来越受欢迎。”（T.Lesli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1969，第83页）

亨利.亚当斯对这两大阵营都没有同情可言，作为那个时代大西洋世界头脑最为锐利的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观念同人类的现实生活有着怎样的距离；据此，他明确申述，自己早期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和热情乃是出自纯粹的道义角度，亨利.乔治将一切罪恶归于地租，在亚当斯看来是对问题作了单一化的、道德化的处理，只不过是传统的西部小城镇平民价值观的道德伸张而已，而且他根本无法认同亨利.乔治在平民和年轻人当中建立自身超凡魅力的诉求和企图。进言之，布莱恩引领的平民主义运动以及布莱恩以韦伯所谓的“超凡魅力”领袖身份策动的第三党运动，乃是行走在先知预言的轨道上；布莱恩曾在民众演说中慷慨陈词：“也许我错了，但无论如何，以我之见，在少数人控制生产资源的体制当中，一个民享、民治和民有的政府是不可能的；人们常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的希望，人们也常说，《独立宣言》是人类自己写就的最伟大论章；但是，《宣言》所昭示的那种统治体制在经济权贵执掌天下的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毫无疑问，这个十九世纪最强大的民粹主义领袖和最强大的民众煽动家，在此乃将言辞的煽动力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力量并不在于说服和论争，而在于在最恰当的时机触动美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平民主义运动的核心原则乃全然是情感性质的：资本就是腐败，资本的积聚就是绝对的腐败，平等是这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敌。于是，特定阶层的经济痛苦被放大为民族痛苦，被视为对美国核心理想的致命威胁。在亚当斯看来，平民主义运动的手法完全是先知的传统手法，也就是威胁加许诺，惟独缺乏植根于现实的解决办法。很显然，亚当斯行走在经验和常识的轨道上。

就对问题的洞见而言，亨利.亚当时无疑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大多数人把从19世纪俾斯麦时代到1898年历尽千辛万苦而终得出生的“社会政治”或者“社会经济”议题下的福利制度视为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20世纪福利国家。这种冲动意识是必须严格克制的。那个时代的众多“社会”举措中，没有人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作为终极目标；英格兰延续着修正后的济贫法制度以及工会及其政党组织的良好表现，法国也绝不会在全然的国家主义视野下将自愿性质的社会团体视为纯粹的附属物。不幸的是，在大战前夜，德意志赋予国家主义以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并赋予其官僚制以“神圣理智”的品质。马克斯.韦伯在辞世前不久的一封信中回顾“1914观念”时以无以复加的悲愤之情给出了切中要害的评论：“如果我成为一名社会学家……那么我的主要目的是驱除仍逗留在我们当中的集体主义观念的幽魂。换句话说，社会学本身只有通过研究一个或更多独立个体的行动才能继续下去，故而必须严格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转引自：W. Mommsen,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4，第25页）为此，在最终的定义方面，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经济学正式确认为“严格理性的、不受错误和情感因素影响的……完全无可争议地指向一个单一结果（也就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68，第9页）显然，韦伯对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因丧失了个人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而导致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悲剧感到痛心，他为此尝试以经济学所定义的“严格理性”来为德意志经济学重拾本体基础，这个基础也许未必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理想类型”，但是众所周知，韦伯在试图精确定义“理性”之时因遭遇了“事实多义性”的根本局面，而最终失败。问题的根本正如格林菲尔德所说：“英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首先不是个人主义使然，德国有能力和有勇气对英国发出挑战也不是集体主义和独裁主义式的国家经济管理方法所致。”（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260页）

亨利.亚当斯绝不是以观念或者信念论定世事的人，这也正是他历来都能够切中要害并且超人一等的根本原因所在。布鲁克斯.亚当斯对此一时期历史潮流的基本描述乃表征了亚当斯家族的道德和认知态度：“人类事务如今正处在关键时刻，全世界都有着一种十分强大的倾向，那就是神化民主信条，人们纷纷向民主寻求帮助，希望以非常迅捷的方式切近人群当中的千年期望。……对于我们以及所有那些相信民主终将促成人之完善的乐观主义者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战争结束之际我们置身其中的境遇。我想指出的是，这场战争据宣称是为了捍卫‘人人生来平等并拥有某些暴力不能剥夺的权利’这一民主原则而战，但是，若据此观之，我们的国家如今则可说正处于一种社会战争的局面当中，其情形不下于林肯辞世之际。之所以陷入这种局面，乃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力量胜过任何的民主理论。”（“亨利.亚当斯的传承”）确切地说，“根本性的事实”乃是亨利.亚当斯真正的关切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和古罗马平民极为擅长的政治运动不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平民主义运动乃严格停留在1787年的宪法框架内，政党和选票机器的稳定运行使他们本能地认识到宪法框架乃是权力的源泉，而且他们所欲求者并不仅仅是“埃及的粮仓”，货币斗争打开了他们的宪法视野，选票更让他们意识到自身乃是不可能遭到忽视或者轻慢的宪法力量。他们在智识层面上设计出了以自身农业产出为基础的“亚财政部计划”，意在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一设计的可行性超越了托利党乡村势力在18世纪的土地银行制度构思。人们在评价布莱恩及其民主党时，就如同评价杰斐逊那样，仅仅将眼光盯在具体的政策举措的成败上，而不善于放在美国宪法的发展长河中予以历史性地处理，保罗.科利塔代表了这方面的典型看法：“一八九六年的民主党，已经抛弃了传统问题，在新领袖的领导下从事一项新的视野。如果说克里夫兰代表的是东部银行、金融业和工业界的保守主义，那么，布莱恩虽然有激进分子之称，但他所代表的同样是西部和南部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不相信工业城市化，他的价值观属于新教平均地权论的价值观。他未能看到，他所代表的是一个真在消失中的美国，他所拥护的农民现在已经成为出售商品作物的商人，并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住在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城市里。”（小施莱辛格编：《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2页）事实上，从宪法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评论显然未能意识到，布莱恩的平民纲领和进步主义纲领并非西部和南部的乡土保守主义所能覆盖，他的纲领就其宪法涵义而已远远超出了这一切。他的纲领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同样强烈的帝国扩张主义，这一点他心知肚明，这也正是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之所以能够进行虽然短暂但也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他对时时到来的挫折毫不在乎，对政治权力甚至也谈不上欲望，而更倾向于“在人民中间”做些工作，这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生涯视为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斗争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在他看来，这样的斗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单纯的货币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救治之道。于是他们迅速将眼光从州和地方层面提升到联邦层面，要求在选票和选区划分方面进行更能体现直接民主的改革举措，并对作为地方精英利益聚合体的参议院发动攻击。工商业精英阶层以经济自由主义和绝对财产权理论的名义发动反击，认为平民主义势力已经成长为共和国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庞大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惜颠覆宪法，就如同罗马的平民那样，在寻求同潜在的凯撒结盟。这样的反击尽管极尽修辞夸张之嫌，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内战之后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巨大发展，美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由种种特殊利益集团组合而成的社会，工商业历来就享有保护性关税，对平民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关税实际上就等于针对他们的直接税，是一种社会性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包括铁路公司在内的集体性经济机构享有司法和立法机构的铁腕支撑，因此，平民主义者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对分配不公的愤怒，而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或多或少的真知灼见。

此一时期，新兴中产阶级在进步主义潮流中，纷纷诉求国家干预，尽管西部和南部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的“地方政治”能力，但在重大事务上或者在涉及原则问题的事务上，这个阶层往往都是为联邦马首是瞻；这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家主义身上的做法，更令亚当时感到憎恶。确切地说，亨利.亚当斯乃恪守自华盛顿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传承而来的理智保守主义传统，他认同美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他为推动这一进程竭尽全力，但是他首先将民主视为一种道德原则和道德意识，而非纯粹以利益上的斗争和妥协为基础。但是，自居进步主义运动之政治领袖的西奥多.罗斯福并不这么看。乔治.格罗特在论及克里斯提尼及其策动的民主运动之时，有如下评说：“雅典民主运动之真正的跃进阶段惟有在克里斯提尼时代才算是真正开启，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正是在此一时期，那个著名的阿尔克马翁家族要么是主动地，要么则是因为同伊萨格拉斯的党争令其身陷危境，因此不得不在民主化方向上作出大幅度让步，借此收买人心。无论是梭伦自己的申述，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评说，都指明，梭伦给予民众的仅仅是严格意义上民众所需要的权能，不多也不少，但是克里斯提尼（不妨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评断），‘乃因为在残酷党争当中处身不利境地，遂召请民众成为协作者。’因此可以说，正是藉由贵族的内斗，雅典民众的弱势诉求才得以第一次真正介入政治主导权的运作轨道，至少，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克里斯提尼本人也是有着真诚且自发的民主情感的，这一点也是无可否认。”（G.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vol.iii, p.127）显然，在世界历史上这两场最引人侧目的民主运动中，西奥多.罗斯福无论是基础的政治处境，还是改革动力，都同克里斯提尼极为相似，当然，前者是否具备后者那种“真诚且自发的民主情感”，这一点是难以论定的。

罗纳德.拉多什在批评威尔逊第二任期所实施的“战时集体主义”体制时，无情地贴上了“利维坦”的标签，并且像1830年代的法国自由派回望18世纪革命体制时表现的那样，满怀怨恨地指出：“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由庞大利益集团操控，联邦政府作为工具。”（Ronald Radosh: A New History of the Leviathan, 1972，p.99）然而，这样的控诉虽有洞见却也扭曲了事情，实质上，满怀恐惧的自由市场论者并未意识到自身也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同时，战时管制机构的设计者和运作者都来自私人部门，代表的是私人部门的力量和见解，简言之，自由市场力量只是简单地融入了这一体制，并成功地分享了战后和平红利的主要份额。20世纪20年代美国所经历的持久繁荣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通常遵从表面事实，认为这是私人在投资和消费方面所展现的主动性造就的，不过，投资和消费急速扩张自有其背后的推动力量，那就是巨大的和平红利在联邦层面进行的转移支付行为。

1938年4月29日，罗斯福在一项国会调查咨文中指出：“如果人们容忍私人权力增长到比他们的民主国家本身还要强大的程度，那么，民主政治的自由就有危险了。本质上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府属于一个人、一群人或者私人权力。……今天，在我们中间，私人权力的集中正前所未有地发展着。”（转引自：马克.图尔、沃伦.塞缪尔斯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4页）到了七十年代，制度主义者就已经将权力作为社会-经济秩序中固有的、基本的要素接纳下来，并奉劝人们将其作为既成事实予以公共认可：“应当将权力视为行使凌驾于组织社会生活的规则之上的任意决定权的能力和机会……当人们不断拥有有效的机会去分享对法律、行为方式、交通信号和他们所遵守规则的自主决定权时，他们就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某些手段：他们可以成为不尊奉常规的人。建立民主政府这种制度，是为了便于施行不尊奉常规的任意决定权。”（马克.图尔、沃伦.塞缪尔斯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显然，这里的权力并非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一度心怀戒惧政府权力，而是影响、改变、阻碍或者推动经济决策的社会权力，一种为经济失败寻求政治补偿的渠道，选民对之表示接纳和欢迎。

在《转移社会的诞生》一书中，安德森和希尔认为，正是由于分权制宪法和政党机器操控的大众民主选票政治的联合，将所有可能的票选集团直接纳入联邦的财政承诺范围当中。战后的长期且高水准的繁荣，正是通过这样的财政承诺，将财富和收入从生产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领域，美国只是在经历了战后十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之后，便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从边疆时代的生产者社会转变成为标志性的消费者社会。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对此种经济状态所造成的文化创造力的消失感到担心。不过，他显然没有像安德森和希尔那样意识到基础经济事实的变迁，那就是因高额的财政承诺所造就的转移支付权力开始控制美国经济，国库从19世纪传统观念中的经济稳定和平衡装置演变成为现代淘金者的聚集地；在增长和收入不可能无限制拓展的情况下，消费社会所需要的转移支付资金，其主要源泉就只能是赤字。最终，转移支付的额度和更高的消费需求形成了相互加强的循环圈，将美国从一个超一流的资本帝国转化为一个超一流的债务帝国。（T. Anderson and P. Hill: The Birth of a Transfer Society, Stanford,1980）

此种局面之下，对美国“内部自由”更为倾心的人，无论是自由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往往习惯于从文化或者政治哲学角度给予悲观评判；凡勃伦哀叹：“历史记载中，更多的是那些愚蠢制度战胜生活和文化的常见但也壮观的事例，而很少出现人们将自己从一种极为不安全的制度形势中拯救出来的事例。”（T.Veble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New York, 1946年，第25页）弗里德曼则从哲学辨析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抱怨：“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193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联系的是：主要依赖国家，而不是依赖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办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斥责为反对派。”（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序言，第8-9页）擅长制度和结构分析的人则耐心地阐释了转移支付经济的宪法涵义，那就是得到完整实施的宪法实证主义，利文斯顿评论道：“妥协理论是一种本质上的保守学说。因为它从根本上就坚持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并由此认定不可能有合理的、有意义的公共利益概念，这样的概念只能来自妥协过程。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任何有意义的进步概念都不再可能，因为不再有理由认为妥协的结果会比原来彼此冲突的利益格局更好，进而也就否认了可以对制度及其价值观进行有意识的、合理的检验和评判，最终也就剥夺了社会变迁具备有意识方向的可能性，也剥夺了人们掌握社会变迁方向的可能性。”（转引自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9，1956年9月号，第652页）

之所以回顾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这段历史实情，乃是为了揭示西奥多.罗斯福之政治人格的基础元素，同时也是为了揭示罗斯福体制的要义；为此，只需要认识到，前述这段历史实情不过是罗斯福体制的遗产而已。具体的历史转承无需在此赘述，韦布对罗斯福体制的概要颇为精准，在此有必要加以引述：“没有人比罗斯福更了解美国政治的日常运作，也没有人能够像罗斯福那样，如此精明地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来满足个人荣耀。就职不久，罗斯福就设定了三个彼此关联的目标：令自己成为共和党的头号人物，将行政权力提升为联邦政府的头号权能，令联邦政府成为国家事务当中的独尊力量。向着这些目标迈进的每一步，他都会遭遇来自公司巨头或者金融巨头的抵制，一旦遭遇抵制，罗斯福立刻就会将反对者列为首要敌人。通常就是在这个环节上，罗斯福的权力欲才会同全国性的进步主义运动找到交集。倘若他发觉进步主义者的诉求同他的个人政治诉求能够彼此扶助，他就会加入进步主义事业，并在这个交集允许的范围内，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专横主人，当然也是无价盟友，借此，罗斯福令种种进步主义纲领迎合他的个人风格，令这场早期民族运动深深烙印了他的个人特质。”（The Search for Order, p. 166）最终，西奥多.罗斯福令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沦落为一种“君子协定”式的谈判机制和利益谋算机制。

瑟沃尔博士在梭伦问题上有公允评说：“必须将他看作是一个仲裁人，相关各方乃将各自的申诉交付他裁决，而且各方也都秉持了明确的想法，那就是：此类诉求应当由梭伦而非那个法权体系来决断，确切地说，就是交付梭伦本人的公共利益观念来裁夺。梭伦也正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这个职位的，并且，梭伦在履行此一权能之时，也表现出足够的忠诚和审慎。”（Dr. Thirlwall, History of Greece, vol.ii.ch.xi, p.42）就改革权能而论，西奥多.罗斯福乃处在跟梭伦同样的位置上，只不过，就权力运用之原则和动机而言，罗斯福更切近古罗马的护民官，而非梭伦式的仲裁官。克里斯提尼策动的民主运动，仅凭自身的力量，当然远不足以将雅典送入民主体制的常规化发育轨道，这还需要世事潮流以及雅典人自身聪明才智的配合，幸运的是，雅典人最终做到了；假如罗斯福具备梭伦式的审慎和德性或者克里斯提尼那样的刚正品质，他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美国民主体制送入正常发育轨道的，毕竟，世事潮流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但美国民主并没有雅典民主那样的运气。马克斯.韦伯将西奥多.罗斯福引领的以“社会党”为称号的第三党运动，视为个人魅力同官僚制政党制度之间的一场对抗，并将之同格莱斯顿引领的自由党分裂运动相提并论，“在正常时候，这样一部或多或少是首尾一贯发展起来的官僚及其就会左右党的目标，包括候选人提名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规模的公众亢奋期，即使纯粹官僚化的政党也会出现超凡魅力领袖，1912年罗斯福竞选即是明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版，第1284页）

在这个问题上，亨利.亚当斯的体认是有着更深一层意味的；民众当中的保守情感是胜过一切以“立法者”自居的哲学家的。柏拉图曾极为恶毒地抱怨此种保守情感的力量，认为正是此一力量，使得立法者无从施展任何总体性的改革大计。共同体之实践意识历来都是拒斥这种人物的；柏拉图将改革大计的反对者们视为纯然卑鄙、贪婪之人。在哲学心灵看来，所有的共同体都或多或少地沦落腐败境地，这样的人时刻都巴望着专制力量对既有的权利体系实施强力介入，以便令社会情状更切近他们的理想标尺；既有权利体系之真正保障乃在于公民群体当中的此种保守情感，向这些哲学家的高绝心性培植起来的种种观念寻求收成之道，无异于与虎谋皮。处身罗斯福体制当中，亨利.亚当斯的感受是非常剧烈且特殊的，布鲁克斯对此有如下评点：“亨利在《论阶段》一文中得出的结论，即便是我，也觉得有失夸张。在1912年，他将日期定位在1917年，他预测这一年将很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思想加速运动。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一年，大不列颠无可抵抗的经济系统将美国拖入了战争。今日的不列颠和美国，如同早在史前竞赛中被遭遇肢解的恐龙一样，身体的各个部分似乎只是在半有意识的状态下尝试着联结为一个经济有机体，由一个银行家集团进行操控，指挥着这个实质上远离人民的意志且只由既得利益组成的推定政府。”（“亨利.亚当斯的传承”）实质上，西奥多.罗斯福在政治意识上较之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慢了半拍；确切地说，和他之前半个世纪的欧洲大陆自由派一样，罗斯福也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个人权利和社会群体之权利是要服从国家的至高权威的；不妨将他更切近地比作法国督政府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遗产已然深入这类人的骨髓，令他们竭力在共和或者民主的政体当中，培育并捍卫专制权能。社会实际上并非分化为专制派和民主派，而是分化为民主派和贵族派；说白了，专制和民主在这类人心目中乃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就是一回事情；在他们的政治视野中，无论政府形式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只有两种社会类型，有组织的和原子化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决断也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有组织的社会类型。进言之，罗斯福乃是既成事实的崇拜者，尽管他总是身穿改革者的袍服，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攫取个人荣耀而已，就如同古罗马共和末期的元老一样。在亨利.亚当斯看来，历史学家切不可高居芸芸众生之上，俯临世事，不分青红皂白地肆意施展谴责之能；这是哲学家的作派。不过，亚当斯也很清楚，具备适当包容度和灵活度的历史评判标尺在自己所属的这个时代尚处在幼年期，有待历史学的进一步探究。但无论如何，权力不会自动去往应当去的地方，成功未必就是神意之显现。所谓历史的评判就是天意的评判，这样的理论同种种的历史哲学或者政治神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甚至可以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它通常都会拥有异乎寻常的分量和蛊惑力，原因在于此；亨利.亚当斯对此类历史理论是十分警惕的。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理论就如同一切的历史哲学、政治神学乃至观念论一样，是根本无法进行精确界定的，除了蛊惑人心之外，不会有任何的可操作空间。亨利.亚当斯在“论阶段”中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其中的道德怀疑主义暗礁，此一暗礁随即便成为“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的主题之一。依托一个人的事业去评判一个人，依据结果去评判一个人的事业，通过设定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来回避批判，召请昔日的亡魂来修复已然碎裂的声誉，这一切在进步主义时代都已经成为流行趋势，说白了，那个时代的美国民众就是这么评断西奥多.罗斯福的，而且在一切的公众亢奋期，这也都将成为肆意横行的所谓“道德标尺”。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评断就是此种“道德标尺”的典型表征：“罗斯福乃是再典型不过的改革派，这派人物的真正动机是深沉且保守的；要不是为了抵御对既有体制的激进威胁，他根本就不会涉足进步主义运动。”（R.chard Hofstad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1955, p.240）在亨利.亚当斯看来，事情绝不至于如此简单，《民主信条的衰解》乃传达了这样的根本信息：民主体制之发育将绝不允许罗斯福体制重演，一个毫无政治才干而且也缺乏必要政治直感的政治领袖将被彻底剥夺干预经济决策的渠道；一个尽可能广泛且强有力的社会阶层的决绝支持乃是民主体制的惟一有效保证；民主体制的日常运作者们，自身必须是务实且精干的，坚决拒绝任何高深教养者和文人们的恃才傲物、华而不实，正是这些人往往会有意识地或者不由自主地因为盲目追求所有“时代精神”所认为的精致之物，而成为邪恶寡头利益的追随者，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任何关键时刻摆出虚伪的王党作派，借此寻求民粹主义的同情；只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运作机制才能在民主法令、训令面临突然失效的局面之时，懂得如何面对世事进行权力斗争，在有效铲除反对势力的前提下推进自身和国家利益，真正的民主人必须明白，真正的改革者不应当寻求他人同情，而应当同情他人。

“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一轮新的也是最后的集权化大潮边缘，还是说我们已经到了第一波大解体运动的边缘？双方都能找到支持自己的事实；我的结论是，我们经常说起的文明已经显示出自身运动的停滞倾向，甚至在文明的中心地带也是如此。这一点让我丧失了追逐生命的本能。一直以来，我们的文明就丧失了进一步凝聚的力量。这个文明接下来的步骤也许会获得成功，不过这更有可能展现为一场解体，俄国是离心力的一边，美国则是另一边……无论是哪种情形，下一场庞大的总体性运动很可能会占据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假如真像我认为的那样——我们的步伐比起罗马人要快得多，我们就能占据更多的土地，也就不用忧虑那么多的外敌。阅读老普林尼的时候，我感到震惊，因为你和老普林尼之间竟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他诞生于军事征服年代结束百年之后，正值警察时代开启之际。你写作的时候则正值军事征服年代结束八十年之后。普林尼死于公元79年。300年之后，阿米亚努斯•马赛里努斯随着瓦伦之死而关闭了他的历史，并在实际上颠覆了罗马文明，此时正值公元378年。考虑到我们的运动更为迅速，所以，应当还会有超过两百年的时光在等着我们。这是没有收获的和僵化的时光，对我来说，此等时光，即便是二十年也是难以承受的。要把类似我们国家这样的机器掉个头是非常危险的，这一机器运行得越是迅捷，此举就越是危险；但是，无论这机器有多么危险，也无论这机器能取得怎样的成功或遭遇怎样的失败，对处身现在这个时刻的我来说，都是不值得活着去看到的。值得为之而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从这台机器中诞生；这机器也不会制造出任何我们往日里如此感兴趣的东西。”（“论阶段”）历史学家有时候也难免抒发自己的心声，但这不是预言，而是审慎的告诫。

《民主信条的衰解》乃是一份极为完备的历史资料，据此可以追索并解析亚当斯家族那高贵且典范性的民主品格。亨利.亚当斯乃将自己的个人品质也毫无保留地融入了此一民主品格当中。在亨利.亚当斯的时代，美国民众的民主理解力和伦理感受力已然开始提升，对常识和经验的渴望也日渐拓展开来；与此同时，常规化民主体制的观念也藉由日渐成熟且稳定的政党体制和选票机制，而迅速崛起；这部作品乃揭示了此一新型民主品格的要义，此即，对民众的一种切实的而且是经过人类理智淬炼的同情，这样的情感，并不仅仅是为了将民众从富人的铁腕中解救出来，而且也致力于在美国民众当中培育自立、自持的习惯，以此抗拒一切的专制企图，无论此类企图包裹着怎样的道德袍服。可以说，亨利.亚当斯不仅没有任何自利和野心，而且还在复杂的冲突当中，展现出罕见的灵活性，令他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像亨利.亚当斯时代的美国那样，以非同寻常的成功构筑一个非凡的英雄时代；但也正如荷马或者希罗多德揭示的那样，所谓幸福乃是无可界定之事；当西奥多.罗斯福引领的政治亢奋期烟消云散之后，美国民主体制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开始摆脱往昔的粗鄙欲望，并开始修补累积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罪错，无论这些罪错当初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利益；自我悔过、自我清算和寻求弥补的日子总会到来，此一意识乃是民主心灵特有的元素。这虽然是一个激情、理想和愚蠢横行的时代，但在美国民主心灵的潜意识当中，也是民族良知感受力和对错意识日益强化的时代；亨利.亚当斯的心思并没有驻留在那充满斗争和挣扎的过去，他真正关切的乃是将美国民主历史传承下来的可贵经验同数千万美国公民的需求、主张协调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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