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关于端午节的得名和始源，一直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试图据人们未注意到的资料，就端午始源问题谈谈看法。

一

端午的名称很多，如端午、端五、端阳、端节、午日、重午，此外还有地腊、中天，等等。在这些名称中，有的是“有解”的。端午、端五、午日、重午、重五，一般先是引用《太平御览》卷三十一的话，“仲夏端午，端，初也”，又训“午”与“五”通；除“地腊”这名字涉及道家的思想外，剩下的“天中”“端阳”等名称，便是属于“无解”的了。

关于端午的始源，现在人们熟悉的说法有三种：较为久远的，是认为这节日起源于纪念屈原。这种说法较为通行。其所依据的最早资料，一般都是这两条：一是萧梁时吴均《续齐谐记》所记的粽子起源的故事，一是北周时宗懔《荆楚岁时记》提供的竞渡起源之一说。

第二种看法，认为端午是个龙的节日。这看法虽是晚近才有的，但自闻一多先生就此作出论证后，学术界大多沿用此说。闻先生写有专文《端午考》，在推论端午是个龙的节日时，共列出了有关典籍的一百零一条记载；又撰《端节的历史教育》，从节日的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有关，联系到《说苑·奉使》和《国策·赵策》所记的吴越之民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习俗，推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第三种看法认为端午起源于恶日。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载于《齐鲁学刊》1982年第一期的《端午节非因屈原考》一文。该文举出《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等所涉及的“不举五月子”（即不将五月所生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内容，接着用孟尝君、胡广、王镇恶、宋徽宗等人都是五月五日生作论据，最后用孟尝君的卒年早于屈原之卒年来说明以不举五月子为主要内容的恶日是端午节的始源。         

二

本文想介绍的端午源始，不同于上述三种。为了便于说明起见，先不得不指出其中之疑点。

第一种说法所用的两条材料，其实《续齐谐记》只说“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未说纪念屈原是端午这个节日的始源；而《续齐谐记》作为刘宋时东阳无疑《齐谐记》之续，其书得名本系来自《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语意，连吴均本人对书中的志怪之意都无隐讳，因而要作为依据还欠有力，无怪乎历代有见地的岁时专著，大都未将它放在重要位置。其所用的第二条材料虽是来自《荆楚岁时记》，然而《荆楚岁时记》只不过是在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这一节日活动的按语中，才把“屈原投汨罗日”作为人们所说的竞渡的三个来源之一提了出来，而记里所载的五月五日的其他三项节日风俗中，全都没有屈原的踪迹。看来，从《荆楚岁时记》中也难以找到端午起于屈原的可靠依据。

龙节说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因而不能排除吴越地方在远古时期曾经有过龙的节日，然而这一推论毕竟只是推论，因为缺乏直接的记载。总观《端午考》等文的一百馀条材料，却没有一条是把端午跟龙的节日直接连在一起的，因此要作为结论，也还有相当的距离。再说吴越的龙的节日，怎么反倒搬到楚地去了，也颇费斟酌。

至于以不举五月子为主体的恶日说，其依据似乎更显不足。尽管《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等的确谈到过不举五月子的习俗，但它们却是把它作为应当“纠其谬”的“虚妄之言”和“妖俗”提出来的；而田文、胡广、王镇恶、赵佶等在记载中虽然都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但如细读这些记载，却能发现所记这些例子正好是应举五月子的证明；尽管该文也说，竞渡等风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然而所举事例中除在推测的卒年上田文稍早于屈原外，其馀全部事例的真实年代都远比屈原为晚；更何况实际所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全都没有涉及端午节的节日风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五月子怎么会跟食粽、竞渡等突然发生了关系？后代的局部的忌讳怎么反倒成了前代风俗的始源呢？ 

三

有文字可考的端午始源应该是夏至。因此端午的风俗，就大多源自夏至的风俗，也曾有过如夏至祭祀等的活动。

前已说到，关于端午的始源，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粽和竞渡这两项主要的节日风俗上。我们也不妨暂先从这两个问题入手。

宗懔《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现存的比较早也比较权威的岁时专著。跟人们的想象相反，在《荆楚岁时记》中，五月五日的节日风俗并没有吃粽子，而吃粽子却明明白白写在了夏至节中：

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

如据宗懔的观点，这粽子并非纪念屈原，也未被龙所窃，更跟五月子无涉，倒是可以算作端午跟夏至关系的一例。

关于竞渡，前已说到《荆楚岁时记》只不过是在按语中提出了三种关于竞渡始源的说法，供读者参考，并没肯定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起源。不过这里想要指出的，却是不久后杜台卿提出了关于竞渡始源的第四种说法。杜台卿在隋开皇初年被征召入朝后，曾“以月令为主，触类而广之，博采诸书，旁及时俗”（马端临《文献通考》，二百六卷），撰写成了一部十二卷的岁时专著《玉烛宝典》。书中第五卷，杜台卿在谈到竞渡习俗时写道：

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春秋考异邮》云：“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

这里不仅指出了南北风俗的差异，并且还就竞渡来源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不一定是打捞投江的屈原。更值得注意的，是杜台卿在谈到竞渡时，竟毫不犹豫地把这一风俗放到了夏至这天去分析。这大概可以算作端午与夏至关系的第二例吧。

如选另一个节物五彩丝作第三例的话，不妨举出宗、杜之前沈约的《宋书》。在《宋书》的记载中，五彩丝也是跟夏至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四例、五例……乃至十例、二十例也都不难找，因为把五月五日风俗放到夏至去谈的，并不始于这三人，更不只这三人。在被人们认为是最早提到端午这一节日的《风土记》里，作者周处就已述及“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的内容。而实际载有这一见解的古代书籍，又不下数十种。据《太平御览》等所存应劭《风俗通义》的佚文来看，五月五日风俗与夏至风俗相同的情况，早在应劭写书的汉代就已经那样了。

为什么“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为什么五月五日跟夏至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续汉书》作者司马彪的论述现在还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从这里不难看出，司马彪的见解更明确，它直接地认为，汉代五月五日的风俗是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

有一本著名的记载岁时风物的著作叫《岁华纪丽》，那是唐代韩鄂“采经子史传、岁时事类，聚而以俪语间之”的一部书。对该书的端午节，编撰者共用二十对俪语列出四十个条目，记载了有关端午的二十二件事，然而开宗明义对端午的第一个解释却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意思是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太阳正合于正阳的位置。什么是“正阳”？陆德明解《庄子》时说“日中为正阳”，王逸注《楚辞》时也说是“南方日中气也”，看来如果不承认端午跟夏至的关系，这“日叶正阳，时当中夏”“就没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在夏至，太阳才可能完全合于正阳的位置。夏至前，太阳在天空视轨道上的位置是逐渐北移的；夏至后，太阳在天空视轨道上的位置又逐渐南移；只有夏至这一天，太阳才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对地处北半球的我国来说，夏至这天的确是一年里太阳最当中的一天。我国古代对于这一点是深有认识的，所以早在《左传》中就已有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的明确记载。如果明白了端午跟夏至曾有过的这种同一关系，端午又叫天中节的原因也就无须再作说明。

说到天中节，有必要再提一提《渊鉴类函》，那是清朝张英等一百三十六人在前代各种类书的基础上，“逖稽旁搜，溯洄往籍，网罗近代，增其所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序》）编纂而成的一部篇幅相当浩瀚的类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书把所能见到的资料几乎全部搜罗，却偏偏把《提要录》中的“五月五日午时为天中节”增补到端午节的首要位置。这一编排绝不是偶然的。从该书《凡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编纂者之所以把端午本是天中节的主张，编在这一节日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中节是端午“释名、总论、沿革、缘起”中最重要的内容。要知道，强调端午的缘起是天中节，就无异于说端午之起源是夏至，而也只有确认端午跟夏至曾有过的这种同一关系，端午称为天中节才有意义。正是因为张英等人的这一意向，所以在《渊鉴类函》中，什么《续齐谐记》的棕子起源说，什么恶日不举五月子的故事，全都被排斥在端午的释名、总论、沿革、缘起之外，仅被看作次要的内容，放进了一般的典故之中。

四  

如果打开一部卷帙稍多的涉及端午的著述，我们就会发现，端午节的节日风俗原来有好几十个，乃至上百。而关于端午始源的各家说法，无论屈原说、龙节说，还是恶日说，最多只能勉强解释其中习俗的少数几个；但如注意到了端午原是夏至这一前人已有的见解，很多节日风俗的由来也就迎刃而解了。也正因为解释了端午节为什么又叫天中节、为什么是一个“日叶正阳”的节令，那么它的“端阳”这一名称也就不难解释了，也许端午的其他名称（包括端午这一名称在内）还能因此摆脱过去那种牵强附会的桎梏，得到一个新的说明。要知道《太平御览》等书上的“仲夏端午，端，初也”的解释，尽管你抄来我抄去，被认为是《风土记》中周处的话，而实际情况呢，却根本不是《风土记》的原文。

《文史知识》1983年第5期

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