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字新语较为普遍的形成方式，是用汉语古典词对译内涵相近的西洋术语，古义中渗入西义，演为一个包蕴近代义的新名。新名的生成和定格，是中西概念对接、彼此格义的结果。以“自由”一词为例，可以看到这种西义渗入中义，中义又不断反拨，终至“涵化”的运行脉络。[1]

一、“自由”的汉语原意

“自由”是“自”与“由”两语素组成的主谓结构名词。

（一）释“自”

“自”为象形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说文解字》云：“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人们表述“我”时，习惯手指自鼻，故“自”的本义是鼻子，作为代词，指自己、自我、本身；还可作动词用（自从、来自）、作副词用（自尊、自谦）、作名词用（自指）。“自”的要义是自觉。物理界是自在之物，没有意识；动物界有本能的自我感，却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唯独具有理性的人类，才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及自我的受限制，正是自由的出发点。

（二）释“由”

“由”，甲骨文作，金文作（此处漏掉，请自行搜索）。“由”是从“田”字中间一竖出头而来，田有边界确定义，“由”表示边界不确定，可突破，故“由”的本义是不确定、不固定，引义为不受限制、自作主张。

（三）自主、自恣义的“自由”

在汉语文化系统内，“自”与“由”组合成“自由”一词，兼纳“自”的自我义，“由”的不受限制义，合为“由于自己、不由外力”之义。

先秦没有“自由”一词，但在学术多元、思想较为放任的春秋战国，“意由己出、不假外力”的观念常见于哲人的表述。《论语·颜渊》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谓求仁是自己内心的追求，不是外力強加的。“由己”（“由于自己”、“出于己意”），可视作“自由”一词的前身。《庄子·逍遥游》冲决“天网”，纵横八极的诗埥抒发，更道出古典“自由”的意境。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周书》，指出农、工、商业各有不可替代的商品经济功能，让其自由发展，便可富国裕民。但在《史记》书中并未出现“自由”一词，直至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才将太史公的这一精义点化出来：“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言贫富自由，无予夺”[2]，认为贫富乃劳作者自已的努力所致，国家不应强行夺取、给予。可见，先秦、西汉有“自由”的文化追求、经济思想，却并未造出“自由”这一词语。

以笔者所见，“自由”并联成词，始于东汉。经学家赵歧（108—201）为《孟子·公孙丑下》“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句作注曰：“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有余裕乎！”[3]这里的“自由”意谓自行己意，开“自由”词义之先河。经学大家郑玄（127—200）为《周礼》作注云：“去止不敢自由。”“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两处“自由”皆意谓自作主张，而不为尊长所容纳。

晋代以降的文史篇什，“自由”频频出现。蜀汉、西晋史家陈寿（233—297）《三国志·吴书·朱桓传》云：“节度不得自由。”裴松之为《三国志·毋丘俭传》作注：“而师遂意自由，不论封赏，权势自在，无所领录，其罪四也。”毋丘俭借魏朝皇太后之名，历数大将军司马师罪状，其中之一便自由专权。这里的“自由”显然是贬义（妄自作为）。东晋袁宏（约328—376）《后汉纪·灵帝纪中》云：“方今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

南朝宋范晔（398—445）编撰《后汉书》多用“自由”，《后汉书·阎皇后纪》：“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后汉书·五行志》：“永寿三年七月，河东地裂，时梁皇后兄上卜异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樊崇等立刘盆子为天子，然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

《晋书刘琨传》：“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之迹，杀生自由，公行淫佚，无复畏避，信任群小，随其与夺。”《宋书·氐胡传》：“与其逆生，宁就清灭，文武同愤，制不自由。”

徐陵编于公元6世纪的《玉台新咏·为焦仲卿妻作》：“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唐人李大师（570—628）、李延寿编撰《北史·尒朱世隆传》：“既总朝政，生杀自由。”柳宗元（773—819）《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白居易（772—846）《苦热诗》：“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宋人王安石（1021—1086）诗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诸例“自由”，均指个人自恣及自主生存空间。

汉译佛教经典，尤其是禅宗经典，也常用“自由”一词，意谓“不拘束、自任自恣”。如慧能（638—713）的《坛经》有“内外不住，来去自由”，“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之句；南宋编的禅宗史书《五灯会元》有“自由自在”说。

日本古典《大宝令》（701）、《日本书纪》（720）等出现的“自由”与中国古典义相同。《续日本纪》（797）有“专政得志，升降自由”，11世纪藤原宗忠《中右记》有“今日被抑下，颇难自由欤”之句，均指任意、自恣。

总之，在汉字文化圈，“自由”的古典义为“任意、随意、自恣、自专”，与限制、制约、约束相对应，带有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意味。古汉语中的“自由”，使人联想到的便是《庄子·逍遥游》中那种冲决“天网”，纵横八极的境界，以及嵇康（224—263）“越名教而任自然”式的旷达与洒脱，孟子称之“自得”，庄子称之“自是”“自善”，而“逍遥”是最传神的表述。在重礼教规范的古代主流文化中，“自由”大多作为一个消极的贬义词使用。

（四） “自由”之西义

在西方，自由（Freedom）、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有着久远传统，其源头可追溯到希伯来的《预言书》、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说和耶稣登山宝训。从“两希”（希伯来、希腊）传统产生重视人的个性的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拉丁语Libeta，意为挣脱束缚。罗马时代的“自由”，指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脱出来，是与奴隶制的“奴役”相对的概念。当然，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只属于自由民，“会说话的牲畜”奴隶则与自由无缘。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封建的、阶级的社会，自由精神受到普遍压抑。藉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欧洲渐次兴起的自由主义，则是对中世纪等级观念和神学蒙昧主义的反拨，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相为表里，指个性解放、文化自由、教育自由、政治自由、贸易自由等，是与专制独裁、宗教独断论相对的概念。[4]

在哲学上，“自由”与“必然”相应，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总之，在西方，“自由”（Freedom）是一个古今演化、含义错综的概念，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5]英国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自由论·两种自由概念》指出，“自由”一词有两百种以上的定义。依笔者所见，“自由”定义之多，可与“文化”相媲美。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国和日本，近代面对的便这样的纷繁错综的西来“自由”观念。

二、汉译 Freedom和Liberty：从“自主”到“自由”

（一）“自主自尊”

西方的“自由”理念传往东亚，开端于16、17世纪之交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在东亚的译业，导致东西方自由观的交会和反映这两种自由观的语词的对译。

明末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艾儒略1623年刊行的《西学凡》，在介绍天主教教义时，称天主“自主自尊，至爱广博，至公森严，无物不照护”。其“自主自尊”是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汉文表述，不过尚未正式成词。

（二）汉英词典的多种译法

在中国，英语Freedom和Liberty的汉语译词最先出现在19世纪初中叶来华新传教教士及中国士人所编的早期英汉词典中。1822年的马礼逊词典在principles of self rule（自律原则）和not under the controul of any one（不受任何人控制）意义上，将Freedom和Liberty译作“自主之理”。1844年的卫三畏词典虽未收Freedom一条，但有Free一词，和Liberty一样，都给出“自主”这一译词。可以说，“自主”是Freedom和Liberty在中国的最早译词。至于“自由”，则是作为Free的译词，最早出现在1847年的麦都思词典第一卷中；作为Liberty的译词，最早出现在1867年罗存德词典第二卷中。

Freedom和Liberty在中国的翻译大致为：“自主”→“自由”。

（三）“自主之理”

至于著文介绍西方Freedom或Liberty思想的，则首推德国入华传教士郭实猎。道光乙未年（1837年）阴历六月，郭实猎创办于广州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新闻”栏目下刊文曰：“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6]

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刍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诊》，也都介绍了Freedom或Liberty，以“自主之权”表达前述“自主之理”意蕴。

（四）外交文书和报刊：“自由”成词

近代意义上的“自由”成词，较早见于清末的外交文书。如清政府与美国1868年7月28日在华盛顿签订的《中美续增新约》的中文本中便有“自由”一词：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 或愿常住入籍，或随进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才有利益。[7]

此“自由”一名，显是中美外交国共同对译的产物。

满人志刚1868—1870年与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使团出访欧洲十一国，1872年出版日记《初使泰西记》，内有“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等语，似为从近代西方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1880年代，“自由”一词亦不时被采用。如1884年，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离日赴美后，作诗吟咏美国总统选举，有“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之句。1885年12月23日，英文《字林西报》的文章中夹有中文“自由党”译名。1887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

综论之，近代义的“自由”一词初用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渐次零星出现，而广泛使用，并成为具有时代性影响力的关键词，则在1890年代，尤其是中日甲午战后。这与日本因素分不开。

三、近代义“自由”在日本厘定

（一）近代日本以“自由”译介西语

以“自由”这一古汉语词对译西方相关概念，较早发生在江户时期的日本。16、17世纪之交，葡萄牙人通过南洋群岛抵达日本，被日本人称之“南蛮”，其学被称之为“南蛮学”，在日本人所编南蛮学工具书《罗葡日辞书》中，liuremente被译作自由。文化七年（1810）刊行的《译键》又将Vrijheid译作自由。

幕末、明治间的日本出现翻译西书的热潮。1855至1858年出版的《和兰字汇》以“自由”对译荷兰相关词语。文久二年（1862）刊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受来自中国的麦都思的《英华字典》影响，将英语词Freedom译作“自由”。此后，明治初出版的《改正增补和译英辞书》、《英和字典》等同样将英语词Freedom及Liberty译作自由。

在幕末至明治的各种日本论著中，“自由”逐渐从古典的自恣、自专、放任义，发展成近代含义的“自由”。福泽谕吉庆应二年（1866）所著《西洋事情》卷之一，“自由”与“自主任意”并用，当时还有“自在”、“不羁”、“宽弘”等译法，均为对古汉语“自由”的任意、自恣、自专含义的承袭。而中村正直（1832—1891）明治四年（1871）将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论》译作《自由之理》，在译词上参考了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英华字典》以“自主之理”译英语freedom，中村正直的译作也沿用“自主之理”，又并用“自由之理”。明治七年（1874），中村在《明六杂志》发表《西学一斑》，使用“人民自由志力”、“自由的权”等语，这是从近代政治理念角度使用“自由”一词，与“专制”、“专权”相对应。箕作麟祥（1846—1897）于明治四至六年间（1871—1873）刊行的《泰西劝善训蒙》卷下，详述“士民自由权、所有权”，其中包括“身体自由权、本身自由权、意志自由权、出版自由权、言词自由权、物件自由权”等等，将近代西方自由理念铺陈开来。明治八年（1875），加藤弘之在《国体新论》中引述法国孟德斯鸠的“自由权”思想，在今义上广用自由一词。明治十七年（1884）再版的《哲学字汇》则从哲学意义上将freedom译作自由、自在，意谓对必然的认识。

可见，在近代日本，“自由”逐渐从含有“放任、自恣、自专”义的生活用语，通过对译西洋概念，演为近代政治术语及哲学术语。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兴起自由民权运动，明治七年（1874），坂垣退助等士族知识分子创立“立志社”，主张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的民权主义，强调“维护自主”、“伸张人民之权利”，建议“设立民会”。明治十三年（1880），植木枝盛等组织“自由党准备会”，在盟约的第一条中说：“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明治十四年（1881），以西园寺公望（1849—1940）、中江兆民（1847—1901）为中心，创刊《东洋自由新闻》，宣传“自由”理念。同年建立“自由党”，高张“自由”之旗，倡言“主权在民”。自由民权运动虽然遭到压制，不久即解体，但自此，近代义的“自由”在日本为国民所常用。

（二）旅日中国人使用“自由”一词

黄遵宪出使日本多年，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西方译词“自由”已是流行语，黄氏的诗作显然是取用日本汉字译词“自由”，与中国古典义有所不同。但黄遵宪1890年著《日本国志》，将“自由”释作“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又未能脱出中国古典“自由”的自恣、无拘束义。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倡导维新变法，聘请日本人古城贞吉主持“东文报译”。1896年阴历九月十一日，《时务报》第八册载古城贞吉译《加拿大自由党国政》。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自由”一词屡屡出现其中。如：1899年阴历五月十一日，欧榘甲（1870—1911）在《清议报》第十八册上发表《义士乱党辨》一文，其主旨在“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之义”，认为欧洲乃“藉宗教改革、国家改革、社会改革之力，民人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群进化，以有十九周之文明”[8]。同年阴历七月十一日，欧榘甲又在《清议报》第二十四册上发表《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专门探讨中国的“自由”问题。自1899年开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1900年，《新民丛报》汇编载《新民说二：论自由》。

19、20世纪之交，一些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书刊竞相从积极、进步义上使用“自由”一词，以与专制主义相抗拮。梁启超于1899至1901年间撰写系列论文《自由书》（67篇），参考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国民丛书》中的观点，简述“团体之自由”与“个人之自由”的关系；还借助中村正直的译作《自由之理》，吸取穆勒《自由论》思想，形成反对“野蛮自由”，提倡“文明自由”的自由观。又如《浙江潮》连载翻译小说《自由魂》高歌反对君主专制的自由精神。1902年严复论及“自由生业”，阐发自由经济问题。另外，清末民初“不自由，勿宁死”成为热血青年的口头禅。这都是从西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四、对译名“自由”的异议

1903年，严复翻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著作On Liberty（今译《论自由》），拟名《群己权界论》，从社会（群）与个人（己）的权利分界角度论自由的尺度。严复在《译凡例》中，对Freedom和Liberty的翻译问题进行探讨。他首先对“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这一观点提出反对，称“此其说误也。”

严复不采“自由”，而新创“自繇”一词，与Freedom和Liberty对译。其理由如下：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盖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9]

严复之所以创“自繇”一词，是要防范“自由”走向放任，可谓用心良苦，既表明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真谛的把握，也显示出他对中国容易从专制主义极端走向放任主义极端的担心。但他所制作的“自繇”一词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因其笔画繁复，含义隐晦，又有生造之嫌，无法推广，故后来流行的仍然是“自由”一词。而且，严复本人的著译也多用“自由”一词。

五、近代义“自由”在中国流播

自由的近代义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如前所述，具体介绍西义“自由”（Freedom）的，首推德国入华传教士郭实猎，不过当时他是在“自主之理”名目下阐发自由含义的。

五十年后，Freedom的汉字译名“自由”方正式登场。1887年《申报》刊载《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一文，述及西方自由思想、自由原则，并介绍了培根等人对自由的认识。

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论及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自由与否乃是西方与中国根本差异之所在：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使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喊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10]

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人，严复充分肯认自由观，并指出自由的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自由，又指出西学的要领并不在于技艺层面，而在于其思想灵魂中的自由精神，民主制度也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工具和方法。他借用中国传统的体用观框架，将西方近代学文化特质概括为：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1]

严复又担心“自由”被国人误解为放任自流，曾尝试以另名取代之。1903年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onliderty，译名《群己权界论》，反映了严复对译名“自由”一词不滿意，特制“群己权界”（社会与个人权利的界限）一语。同年，马君武（1881—1940）重译该书，译名改为《自由原理》。1899年阴历七月十一日，康有为门生欧榘甲（1870—1911）在《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中，将自由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之所在：凡所称为人者，以其有自主之权，不受制于人也。[12]认为西方人称中国为“奴隶国”，称中国人为“奴隶民”，“直无一不称其实”，因为自秦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在“政治”和“学术”上“断绝自由”久矣。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走自由之路。康有为另一大弟子梁启超在宣传自由精神方面走得更远。自1899年开始，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放弃自由之罪》篇，开宗明义曰：

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13]

1900年，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云：“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十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4]

1900年《万国公报》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自由篇》中译本。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指出：

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15]

六、新文化运动以后自由观的演进

自由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空前的张扬，“自由”的现代义普及开来。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宣示文《敬告青年》中力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便直指自由精义。李大钊宣示：

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16]

（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17]

近代自由主义经严复、梁启超、马君武等第一代传人推介，至五四时期则有张东荪（1886—1973）、胡适等第二代传人崛起。胡适将“自由”诠释为：

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力。[18]

接续第二代的储安平（1909—1966）指出：“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的条件，因为：“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只是一个奴役的社会。”[19]

被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1919—1969），是自由主义的发挥者，他将“自由的神髄”概括为：

个人必须依其良心底指导而自由行动，这种自由行动以不侵犯别人底相等权利为界限。[20]

他特别强调自由经济，认为“一旦经济自由不存在，便不能有任何自由。”[21]

在自由主义宣介其自由观的同时，作为古典汉字词的“自由”，包蕴放任不羁、自恣自在，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含义，只是一个表达个人精神追求、个性特征的词语，并未进入社会的及政治的空间。这种“自由”的古典式用法，在现代中国仍然保有。

毛泽东的名篇《反对自由主义》（1937）便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的，将旧社会的小农意识、庸人作风、散漫自恣、勿视规范、不守纪律等等，置于“自由主义”的名目下，加以批评。故这里所说的“自由”与现代义没有太多关系。

此外，人们又从哲学层面使用“自由”一词，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申发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在林肯（1809—1865）提出的“三大权力”（生命的权力，自由的权力，追求幸福的权力）的基础上，于1941年1月6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示四项 “人类的基本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发文赞扬“四大自由”。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称“人人生而自由”，“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将“四大自由”列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基本精神。

我国当代拟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项，“自由”列其中。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肯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自由”为社会层面价值取向之首。

总之，古典汉字词“自由”意谓放任、自恣、自纵，至今仍在使用；而现代义的“自由”，是有约束的、理性的自由，在政治上是指受法治制约的公民自由权，观念上是指基于自身主动意志的思想自由，法律上是指在不违法前提下的行为自由，伦理上是指在道德自律前提下的操守自由，哲学上是指对必然的认识。这种自由观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被大众所认可和实行。这是中西语汇涵化的结果，而“自由”一词正通过这种涵化获得共认的现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