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媒介场域是春节仪式发生的重要地方，建构了现代人关于过年的集体记忆、仪式内容和情感体验。伴随近四十年媒介技术的发展，春节作为一种媒介仪式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互动链条。在经历了两次脱阈和重新嵌入的过程之后，春节完成了自身媒介化的建构，在时空阈限上延展为“大春节”的认知图景。一方面，再次强调了传统春节的镜像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媒介仪式完成了代际、圈层间的媒介融合。

媒介场域是媒介仪式发生与成长的重要环境。自大众传媒诞生后，媒介迅速成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力量角逐的场域，而仪式活动由于其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和凝聚力，迅速成为媒介场域内重要的生产对象。人类学往往偏重以过程视角研究仪式，通过深度还原仪式过程，反观人类行为背后的深意。媒介场域与仪式生产的共谋则更需要考虑内容对象的镜像价值和传播逻辑，所以往往更多从注意力价值、娱乐价值、象征意义等方面生产、审视和组装场域内仪式的内容。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岁时通过时段，“是中国人时间观念与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除夕更是其中的高光时刻。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过年”具有通过仪式的特征，“从正月初一到初五，要分别对天、地、日、月、山、川、社稷、祖先以及福、禄、寿、喜、财等众神举行多种合祭、分祭仪式。大小商家祭拜五路财神的日程从初一排到初五。同时交叉着进行亲友之间的小拜年和族群团体之间的大团拜，再扩展成为城镇社火表演活动和庙会活动的大场面、大规模普天同庆的系列行事”；而除夕与新年交接阶段更是阈限中的阈限，“家祭、官祭和皇朝大祭，家庆、官庆和皇朝大庆在此时刻连续不断的烟花爆竹声中都达到了隆重、欢腾的极点”。所以，除夕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受关注的媒介仪式生产对象。

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现实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新闻媒介等一系列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的结构相对独立，“由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关系决定”，有其“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但是场域之间是互动的，“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场的角度就是关系的角度”，而媒介场域同样遵循着内在的媒介逻辑，即“媒介‘观看’和‘诠释’社会事件的方式”。1983年，面向全国电视观众直播的第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拉开了媒介场域参与传统春节年俗仪式生产的序幕，从此春晚直播成为春节的一道“盛宴”。随着近四十年传媒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嵌入，从电视直播春晚，到门户网站的全面参与，再到社交媒体的链接与互动，媒介场域已然成为“过年”发生的重要地方，建构了现代人关于过年的集体记忆、仪式内容和情感体验。

一、媒介化与媒介仪式

媒介化研究的一个核心出发点是：媒介日益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自身也成为社会制度。“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岁时节庆的媒介化，意味着媒介化行为与岁时节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并赋予岁时节庆更多的基于公共媒介的群体关系、交往活动以及多元符号意义。保罗·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里指出，媒介与空间或地方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媒介化是媒介逻辑介入甚至取代其他建制原运作逻辑的过程，可以视为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舒尔茨（Schulz）将媒介化进一步具体化、过程化，认为它是一个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纳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传播媒介和社会的变化。”

媒介与仪式的关系理论主要涉及两种阐释倾向：一种是在观念层面，主要关注媒介现象背后的仪式观念；另一种是在实践层面，重点解释媒介场域内的仪式内容生产。

在观念层面，国内较为熟知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理念。他认为，传播行为本身具有仪式的特征，无论传播内容如何，传播本身都是文化的共享。“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于是，“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科特尔提出的媒介化仪式（mediatized ritual）理论，具体指“那些特殊的表演性的媒介现象，用以维持和调动集体情绪和团结一致，这种集体情绪和团结一致以一种价值认同的虚拟导向为基础”。

在实践层面，传播学者戴扬和卡茨汲取仪式过程的理论，提出了媒介事件的概念。他们将电视刻意安排的媒介事件理解为一种“仪式性的表演”，而“观众把它们看作一种邀请——乃至一种指令——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体验”。媒介事件具有三重结构：一是句法层面，即“一种系统的有关秩序的安排”；二是语义层面，即“（媒介）事件的意义”；三是语用层面，传统收视行为中的被动观众变成了仪式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淡化了地理空间的概念，还形成了集体记忆。据此，戴扬和卡茨提出了媒介事件的三个“基本脚本”，即竞赛、征服和加冕。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则提出了“媒介仪式”一词，即一些围绕关键的与媒体相关的类别而组织起来的行动。这种行动加强了媒介中心化的神话，并使之合法化。要解释媒介仪式性的一面，“关键不是仪式一词所昭示的什么古代的东西，甚至都不在于那个古代的东西对今天的影响，而是一种现代性里——其实是后现代性里——本质的东西，即权力和社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化”。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布莱梅大学的安德烈亚斯·赫普教授（Andreas Hepp）提出了“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概念，“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新的集体形式，他们围绕着平台而形成”。实际上，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平台的用户聚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社群，这些用户不过是共享某些类似的品味，而这种聚集实际上是通过智能算法处理用户数据后形成的。“深度媒介化让媒介事件的建构成为跨媒体的活动，而互联网用户留下的巨量的‘数字痕迹’乃至算法主导的新闻也都会影响到媒介事件的面貌。”媒介设置的种种议题，成功引发了受众的关注与参与，包括情感的体验与交往行为；又或者说，媒介创造了媒介仪式的内容和情感体验。

二、嵌入春节阈限内的媒介仪式初舞台

1983年2月12日20点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开播。快到零点时，正和马季表演相声的姜昆不停看表，明显加快了语速，但表演还是被突然插入的“零点计时”钟声打断，播出了事先录好的由姜昆、马季、严顺开、游本昌4位演员共同敲响新年钟声的画面。对于直播春晚来说，零点倒计时的环节格外重要，它是整台晚会直播过程中最具仪式感的环节，具有辞旧迎新、国泰民安的除夕隐喻，甚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比照着零点计时对表。

这是电视直播参与除夕节庆活动的初舞台。第一届春晚这个“零点计时”环节是在侯宝林先生的力挺下得以保留的。当时春晚导演黄一鹤在节目确定后邀请顾问们专门开了一次会，会上侯宝林先生说：“老百姓春节熬一宿，过12点睡觉没问题，到12点敲钟这点子不错，这叫中西合璧。”为了找到一口适合在春晚镜头中播出的钟，导演组来到北京郊区的潭柘寺，在潭柘古刹录制了零点报时的敲钟镜头，敲钟的“工具”是一根碗口大的木桩。按照导演黄一鹤的设计，“零点计时”环节最终呈现的画面是：“时针指向11点59分”＋“零点计时”＋“主持人敲钟”。要在直播过程中顺利安排“零点计时”环节并不容易，需要对节目的节奏有精确到分的把控。从1983年至今，央视春晚“零点计时”环节逐渐固定为“先导节目＋零点计时＋零点广告＋主持人**”或“主持人**＋零点计时＋零点广告＋后续画面”两种主要的结构框架。其中，先导节目和后续画面的设计，需要突出春节的氛围和春晚的主题，凸显国泰民安、四海欢庆的微缩景观。比如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当年的春晚在“零点计时”的先导环节，现场邀请４位分别来自香港、北京、澳门、台湾的小朋友，共同敲响寓意春天到来的钟声，将祖国统一、欣欣向荣的意象与阖家团聚的除夕大年夜融为一体。2004年、2008年，我国载人航空航天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晚会设计了以航天员为主角的导入环节：2004年的零点仪式命名为《飞天英雄红旗颂》，伴随着舞台上巨幅国旗缓缓铺开，宇航员杨利伟走到舞台中央，《红旗颂》的背景音乐随之响起；2008年，设计了名为《天地交响》的零点仪式，在国旗班战士们的护佑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7位航天英雄走上舞台，《红旗颂》的背景音乐时隔4年再次响彻舞台。

“零点计时”环节的后续画面并不一定是直播，1984年、1985年和1986年的后续画面采用的都是录播的形式，以叠加镜头的方式切换出烟花、爆竹、舞龙、各行各业工作者劳动的画面，还有吃团圆饭的一家人以及孩子、老人的笑脸等极具象征性的意象。2016年之后，央视春晚尝试加入了分会场拜年的画面，将分会场的表演纳入后续画面中。2019年央视春晚选择江西井冈山、吉林长春以及广东深圳作为分会场，在“零点计时”环节分别导入这三个分会场直播的拜年画面。

随着央视春晚逐渐成为全球华人除夕之夜的集体记忆，全家人做好年夜饭，围坐在一起收看春晚也成为嵌入大年夜里的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行为，甚至形成了一些“晚会时间”，比如当年东北小品演员赵本山的小品过后是“放炮时间”，歌唱家李谷一的“难忘今宵”歌声响起后，就可以拜年了。

三、媒介春节仪式阈限的时间延展

媒介时间不像线性时间、循环时间这样有规律可循的时间轨迹，而是基于个体主体性之上的注意力时间。伴随着技术力量的迅猛发展，媒介时间成为最具权势的时间结构，深刻参与人们的认知过程。人类节日意象的时间属性一定是“主体间性时间”，即强调人的行为与互动交往的空间化时间。媒介春节仪式阈限内的时间拓展，始于2005年湖南卫视举办的元旦跨年晚会。在媒介逻辑层面，元旦晚会原本就是电视领域内与春节联欢晚会竞争的产物，是媒介场域中互为参照物的守望相顾的存在。

中国传统的春节时间是一种价值时间的“集中‘到时’，在这样的时刻，日常时间中的‘宜’与‘忌’、‘吉’与‘凶’、‘新’与‘旧’以及‘善’与‘恶’出现了交替或转换，节日时间与传统时间保持着相同的结构或同形同构的关系，它们是传统时间的价值内涵的集中‘到时时刻’”。钟表时间强化了节日时间的社会意义，“不存在普世的唯一的时间，社会分裂成多种多样的群体，每个群体各有其持续的时间”。媒介时间是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是媒介技术与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将塑造时间的技术（主要是通信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广播电视等归结为传播媒介；一方面又从媒介内容着手，研究传播媒介在时间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媒介时间下的年俗叙事并未否定钟表时间，且凭借技术优势可以照顾到不同群体的社会节奏，在钟表时间和节奏时间的基础上将媒介逻辑加之于上。杨洪涛从存在论的视角提出了“节日感”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节日时间的双重性“奏响了人的节律化存在的音符”，“在时间形式化和时间时间化的双重作用下，节日从常日中显露出来，并显现出自身的特质，成为一段紧密关涉人生存在和人生意义的特殊时间”，这使民众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节日感”，即“它既是一种时间经验，也是一种存在体验……是在人和存在的相遇中生成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到时’促成的，故它不是现成化的关于过去的陈腐经验，而是常新的人生经验”。高丙中认为，如果借助“过渡礼仪”概念以及“过程分析”的视角来审视元旦与春节的社会史，“可以认为元旦和春节在发生学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新年，并且在文化要素分析上分属现代与传统的不同范畴”。他认为，从日常生活的概念来看，“元旦与春节已经是官方和公众都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并善加利用的仪式时间”，因此元旦和春节在过程上可以视为在“过同一个年，都是一个通过仪礼的两个互补的部分”。尤其在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

正如侯宝林先生当年所说，零点倒计时原本是舶来品，“零点计时”的意象实际上来自公历时间结构下的现代节日——元旦。全球第一个跨年倒计时仪式诞生于1904年，彼时新搬迁到纽约时报广场（时代广场）的美国大报《纽约时报》，为了庆祝乔迁之喜选择在12月31日午夜燃放烟花，从此，“跨年烟花”成为时代广场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三角地”庆祝新年的惯例。1907年，为了响应不燃放烟花的号召，时代广场开始举行水晶球新年倒计时活动，在午夜钟声响起的前一分钟，巨大的水晶球伴随着烟花、彩纸及新年倒计时缓缓落下。从此，地标性的广场成为世界各国元旦庆典的首选，如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英国的泰晤士河畔、德国的勃兰登堡门，我国香港地区的维多利亚港、澳门地区的旅游塔、台湾地区的101大厦，都成为元旦庆典的“圣地”。周星等将当代中国节日分成“传统节庆体系”“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和“外来嵌入的节庆”三大“板块”。在我国，“元旦”的名字原本是春节“谦让”出来的，专门用来标识公历时间的新年节日。与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相比，中国元旦习俗（以下统称“元旦”）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文化全球化特征，即“超领地化（superterritorialism）、政府推动（吉登斯语）和与媒介密切相连”。

广场是都市的构成性中心，是聚集、集中和共识化的形式，也是现代化都市存在的标志与象征，引发了所有向往都市繁华的人们的奔赴，同时也以自身的集中反衬出边缘的匮乏。也可以说，广场是具有鲜明象征意义的空间介质，当它与寸秒寸金的大屏幕相结合时，更是直接叠加出了超级优势，成为汇聚的符号隐喻和受关注的绝对中心。公历新年广场举行的“零点计时”仪式，具有鲜明的通过仪式的意象，春节联欢晚会对“零点计时”仪式的“借用”，其实是共享了这一通过仪式意象，将其引申为除夕通过仪式阈限内的微缩景观。

2005年12月31日，刚刚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超级女声”真人秀的湖南卫视，借助选秀节目逐渐积攒的粉丝基础和自身不断攀升的平台影响力，比照日本跨年演唱会和韩国红白歌会的模式，举办了第一届以“快乐中国”为主题的跨年演唱会。整台节目面向青年观众，以唱跳节目为主，鲜有传统语言类节目的踪影，率先在国内电视行业开辟了“跨年”这一新的收视热潮。这台晚会获得巨大成功，收视率高峰时段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央视春晚，而晚会的压轴表演嘉宾第三届“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也成功登上当年央视春晚舞台，完成了以“超女”为代表的草根文化的登堂入室。

伴随着媒介产业化的发展，元旦时段逐渐成为各大卫视激烈争夺的黄金时段，跨年晚会之争凸显了各大卫视背后的资本力量和商业价值。2005年以后，卫视平台纷纷参与到元旦跨年晚会的竞争之中，将受众对准青年群体，自动放弃了节奏较慢的语言类节目。2008年，举办元旦跨年晚会的电视台达到14家，参与的频道有央视1套、3套、4套、9套并机以及江苏卫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河南卫视、东南卫视、云南卫视、浙江卫视、天津卫视、安徽卫视、山东卫视。大浪淘沙，时至今日，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四家媒体基本形成元旦跨年晚会的第一梯队。

“和春晚不一样”几乎是元旦跨年晚会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有着和春晚一样的仪式环节——“零点计时”。11点59分全场开始准备倒计时，当时钟指向午夜12点，一时间，屏幕内礼花满天，台上台下欢歌笑语，共庆佳节。元旦跨年晚会将城市广场跨年庆祝活动“邀请”到了晚会时空之下，延续到晚会屏幕时空中的城市广场，也被赋予了更多元的意义。

东方卫视从2012年到2015年连续四年在以“梦圆东方”为主题的元旦跨年晚会中引入了广场空间，在零点前插入广场灯光秀的倒计时跨年活动（见表1），上海商界代表和晚会赞助商被邀请出席，2014年、2016年零点钟声敲响后插入了上海市长杨雄的元旦献词。东方卫视是第二个举办元旦跨年晚会的卫视频道（2006年），收视率和口碑始终处于第一梯队，出现在东方卫视元旦跨年晚会中的城市广场是卫视平台实力和上海城市实力的双重印证。

2011年央视宣布加入元旦跨年晚会的竞争行列，并延续了春节联欢晚会的风格，其广场意象中更鲜明地融入了国家和全球化的含义。在倒计时跨年环节，根据时间顺序依次展示了北京天坛、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台北101大厦、日本东京、纽约时代广场、南非开普敦、莫斯科红场和悉尼等地跨年的场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演唱歌曲《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凸显出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隐喻。2012年央视元旦晚会在跨年倒计时环节依次展示了北京颐和园、中华世纪坛、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和台北101大厦的现场庆祝活动，之后衔接的少数民族歌曲联唱表演更是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各地区共同发展的意象融合在一起。

媒介仪式的理论深受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国哲学家拉康受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公式

（能指/所指），将产生意义而构成的实效场地分为转喻和隐喻两个侧面，并提出了著名的转喻公式：

整个公式的意思是说“用一个能指取代另一个能指形成意义变项”。在这个转喻的过程中，元旦跨年的实在界“广场”，在此成为失落的“能指”，这个实在界并未出现在公式中，却是象征界能指永远无法企及之处。在仪式的符号意象上，春节联欢晚会和元旦跨年晚会是一个镜像“通过”仪式的两个“分会场”。在媒介时间的认知结构下，公历元旦与农历春节被赋予了形式相似且意义互为接续的仪式意象。就媒介逻辑来说，元旦跨年晚会的确是在对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竞争过程中诞生的。21世纪初期，正是各大卫视平台日益崛起的黄金时代，为了与央视竞争，他们纷纷选择了当时以“80后”为主的代表草根文化的青年受众群体，并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元旦跨年晚会的节目形态（以歌曲和时尚类节目为主），成功开发了一个央视未曾确立“霸权”的时段——元旦。两类晚会上“零点计时”仪式的共通性存在，鲜明地揭示了两者之间内在的联系——这是一个仪式过程中的两个部分。农历除夕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孕育了它自身二元对立的结构化对象——公历时间新年举办的元旦晚会（或跨年晚会），“零点计时”成为两者共享的仪式，是公历时间与农历时间在媒介时间框架下共享的标志性仪式。

四、媒介春节仪式空间的阈限延展

社交媒体时间是一个不断交错的私人性的媒介时间轴，“不仅承载了媒介空间中个体的自我存在与表达权，也代表着个体在认识与反映外部世界方面的主动权……私人的时间轴，是个体自身建构的微型拟态环境，这种微型环境既反映了个体自身的生活，也部分反映了社会生活……无数个体的时间轴与公共的时间轴的汇聚，意味着，个体的时间轴对以往媒体时间轴的垄断性权力产生了分权作用”。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媒介春节仪式的建构过程中，春节仪式的空间阈限也延展到了社交网络之内。

媒介春节仪式全面链接社交媒体始于2014年，各卫视与社交平台达成播出协议，允许爱奇艺、腾讯等音视频APP同时直播元旦跨年晚会节目。也就是说，在同时段播出的多家卫视元旦跨年晚会，将以“敞景式”的形式全面铺开在网民面前，用户只要打开一个音视频APP，就可以同时收看多台晚会节目。这当然极大地方便了用户，他们无须再频繁换台，所有同时播放的节目内容在网页上就可以做到一览无余。长期以来“被动”的受众们，其身份被置换为社交媒体用户时，就有了定制晚会庆典内容秩序的话语权，有一万名通过社交媒体收看直播晚会的用户，就有一万张内容不同的直播节目单。在大众传播时代，电视直播是媒介权力的集中体现，电视观众必须锁定直播的频道，才能真正体验到“天涯共此时”的仪式感。当电视晚会直播“位移”到网络上后，内容供应频道掌控用户“立即注意力”的权力和控制力被网络平台大大消解了，网民作为个体再次拥有了对自身“立即注意力”的掌控权，可以在网络上随时更换内容。于是，原本作为电视直播媒介事件标志性仪式的“零点计时”环节，瞬间跌落成了媒介产品的“广告牌”，抑或是内容产品的商业标签。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时间里，多家卫视包括央视，被并置在名为“零点计时”的标签之下，等待入场后受众的“翻牌”。这就如同走进了只卖烧烤的美食一条街，“零点计时”仪式不过是进入这条美食街的准入证，至于说谁是这条街上最好吃的烧烤，吃客们完全可以边逛边吃，自行决断。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网络社会定位为新的社会结构，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节点只要具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成就目标），就可以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在社交媒体时代，春节媒介仪式也从大众传媒领域延伸到社交网络，这一改变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仪式参与者的主体性。假如每个人都是互联网中彼此关联的“小岛”，那么连接起“岛主”间时空关系的链条就是媒介时空内可以通约的仪式活动。人类学家穆恩（Munn）在其著作《噶瓦人的名声》（The Fame of Gawa）中提出“库拉”是文化的象征，是“主体间时空”（intersubjective spacetime）的载体，主体间时空指人们赖以生存并取得名声的世界。丹尼尔·米勒受此启发，将“库拉圈”同社交网站进行对比，认为社交网站的沟通，也有类似于“库拉”形成的使用规范与道德要求。和“库拉”一样，社交媒体在文化时空中充当载体，可以将这个世界带回到更接近于真实的生存实在状态。马塞尔·莫斯在礼物的研究中将“库拉”纳入交换体系的视野，在重点研究了“夸富宴”和“库拉”制度之后，将“库拉”交换纳入互惠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指出“就其本质形式来说，库拉是特岛全部呈献和回献体系的一部分，是一个为声望和名誉竞争的体系”。

同样是在2014年，新浪微博第一次与央视春晚合作，成为央视的“二维码合作伙伴”，收看春晚的用户可以同时在微博上发送评论，搜索热点。此后，微博热搜与春晚内容如同一对合作默契的搭档，一边是光鲜亮丽的春晚直播现场，一边是同步解构春晚节目的热搜话题。相比之下，微博热搜更像是春晚的一个专业“捧哏”搭档，“求主持人口红色号”“男朋友都上春晚了”“春晚舞台造型吃货版”等各种恶搞的内容令人捧腹，以至有网友说：“一定要看春晚，否则你会看不懂微博；一定要看微博，否则你会看不懂春晚。”同样是在2014年，微信红包横空出世，从上线起至2014年正月初八，800多万中国用户领取了约4000万个微信红包。此外，央视春晚的广告又加入了“独家红包互动合作伙伴”这个崭新的赞助身份，成为互联网公司们每年必争的稀缺资源，坊间还有了“得春晚红包者得天下”的说法。2018年百度独家冠名春晚推出了“组队拉人赢3亿团圆红包”活动；2019年快手成为春晚的独家互动合作伙伴，在春晚当天派发10亿元红包；2020年字节跳动利用今日头条、抖音等成为春晚独家合作伙伴。“微信红包”这一产品遵循媒介逻辑，加入了“抢红包”的游戏环节，设计了拼手气红包的应用场景，使红包这一实物增加了媒介载体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社交网络的链接手段。

五、网络趣缘社区对“零点计时”仪式的颠覆与重构

彻底使“零点计时”仪式走下神坛的是二次元社区B站所举办的跨年晚会。2019年12月31日，首个由互联网平台Bilibili（以下简称“B站”）和新华网联合主办，以“二零一九最美的夜”为主题的跨年晚会横空出世，晚会直播时在线人数的峰值达到8200万人次，5天之内回放量达6000多万次。晚会在分析用户数据的基础上“有备而来”，投其所好地设计了诸多投合B站用户兴趣点的节目。整台晚会凸显了B站的二次元风格，以站内著名UP主为主要表演嘉宾，并“邀请”了二次元世界中最知名的“歌姬”洛天依，通过VR技术与歌手现场合作表演。从晚会内容安排上看，“零点计时”环节仍然是B站跨年晚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已经完全消解了其在大众媒介平台上的仪式意义。个中原因十分简单，B站跨年晚会不是直播，失去了时间共享意义的“零点计时”实际上已经从仪式标志降级成一个内容产品商标，B站的跨年晚会不过是通过加入“零点计时”环节，将自己“摆”进了“跨年晚会”商品货架而已。“弹幕仪式”是二次元社群特有的仪式行为。与年俗通过仪式的操作路径不同，社交媒体的通过仪式是“双向奔赴”式的行为，弹幕在此时成为“零点计时”仪式去魅的解药，趣缘群体的弹幕仪式彻底重构了媒介仪式的时空关系，或者说趣缘群体需要社区成员共同协作，才能真正完“零点计时”环节的仪式意义。

弹幕时间对“零点计时”仪式的消解与重构，实际上强化了仪式时间的共享意义，钟表时间及其背后的直播平台逻辑被替换为弹幕时间及其背后的社群逻辑，后者成为个体在仪式中沟通和交流的共享时间。成功的弹幕互动仪式形成了有节奏流动的微观互动仪式，它被说话人彼此分享，像互换礼物一样，丰富或缩减仪式过程。弹幕在平台上的保留时间是直播与录播混合式的，视频内容中的弹幕仪式其实是伪实时的，是不同时间不同网友发送的弹幕的叠加。但对于每一个此时此刻的弹幕观看者或发送者来说，这一刻都是实时的，是一期一会的主体性时间。确切地说，弹幕仪式消解了“零点计时”仪式的共享时间意义，但是以参与式行为重构了“零点计时”环节的仪式体验。

B站跨年晚会源起于内部的“拜年祭”传统。自2009年成立以来，B站每年除夕前后都会精心准备一台由二次元UP主操刀的视频盛宴“拜年祭”。历经10年，“拜年祭”在B站社群内部已经有了“小春晚”之称，每每有人在“拜年祭”视频开弹幕说：“我妈在看春晚，看着捧着手机一直笑的我一脸蒙。”学者马中红与任希从媒介仪式的视角将B站“拜年祭”与央视春晚进行比较，认为“春晚将作为媒体的央视建构成社会中心，拜年祭则将B站建构成二次元的社群中心，所以两者在建构社会/社群中心并反身使媒介自身成为社会/社群中心的方式上也具有相同的逻辑”。如果不是B站的平台策略有所调整，“拜年祭”将一直是趣缘群体内部共享的庆典。2018年，B站与《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于是这一国内最大的二次元平台与最权威的主流媒体在文化交流上产生了“双向奔赴”。在这样的背景下，B站“二零一九最美的夜”应运而生并成功“出圈”。

弹幕是嵌入媒介仪式过程中的微观仪式，也是用户在仪式体验中的高光“瞬间”。柯林斯认为，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在特定的春节时空与熟悉的趣缘社区之下，面对屏幕上一期一会的弹幕队伍，个体在弹幕即时发送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情感体验。互不相识却通过弹幕合作的网民们，在这个难得的社交媒体时空“瞬间”驻足、狂欢，生成节日的畅爽体验，体会着仿若水仙花美少年纳西瑟斯的映像快感，并能将“水仙花”变成可分享之物，避免了自恋至死的结局，反而走向交往分享的群体狂欢。这个瞬间，映照在每一个发送弹幕的网友心中，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社交愉悦与极度私人化情感享受的交融时刻。

B站的“弹幕文化”源自趣缘群体的圈层式传播。作为国内最资深的二次元社区，B站会员的注册制度从一开始就构建起社会壁垒。按此制度，申请入会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老会员代码邀请；一是通过站内测试，而其测试题难度之高被称为“中国御宅学高考”，100道题大多数与ACG（Anima-tion，Comic，Game）文化相关，60分及格才能成为B站会员。毫无疑问，这些测试题的内容都是二次元群体的共享文化，有一整套的语言符号密码。时间一长，会员逐渐树立起对二次元社区的深度认同，并与社区内的集体记忆交融在一起，以至通过弹幕就可以大致判断发送者在B站的“年资”。每一年的“拜年祭”直播过程中，都能看到“爱死这个小破站了”“此生无悔入B站”的日常刷屏表白，光是一个“小破站”就是从三次元世界刚来的人所看不懂的内容“门槛”。2019年跨年晚会邀请五月天压轴演唱的歌曲《干杯》，暗合了B站的标志性口号，也引发了众多网友对于B站的集体记忆，一时之间，满屏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小破站出息了！哔哩哔哩干杯！”之类的弹幕队形。

六、春节媒介仪式过程中的脱阈与嵌入

春节媒介仪式的生产史是一部互动链接的仪式发展史，其间经历了仪式符号类型的更迭、仪式时空的阈限延展以及仪式活动的改变。从仪式过程的视角来看，春节媒介仪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仪式链条，其间经历了两次明显脱阈与重新嵌入的环节。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由于技术发展、代际更迭以及圈层交替所引发的叛逆与对抗，并重新嵌入社会的轨道。

媒介阈限内春节仪式的第一次脱阈，是元旦跨年晚会面对央视春晚的“背叛”，这实际上是当时青年亚文化横空出世的彰显，其借助对中央电视台权威的挑战，获得畅爽体验。这一次的脱阈始于2005年，最终以2012年央视宣布加入元旦跨年晚会的阵营而告一段落。这一过程完成了春节媒介阈限时间上的延展，元旦晚会与春节晚会由于仪式行为、符号象征含义的高度相似而链接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春节是“空间化的时间”，而新年则成为“时间化的空间”，元旦晚会的跨年成了对农历春节最重要的仪式“守岁”的拟仿，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了类除夕的寓意。据此，元旦作为现代化节日，在我国被纳入了人们更为熟知的春节认知图示之内。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元旦往往被认为是过年的预备阶段，自此人们开始翘首期盼春节的到来；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元旦俨然成为春节的拟仿，只不过前者的仪式意象更具个性化、自娱性和现代化。新年与春节的同生性可以视为媒介化节庆时间延伸的结果。

媒介阈限内春节仪式的第二次脱阈，来自2009年B站举办的“拜年祭”。作为国内二次元亚文化的集中地，B站用户中的主力军“Z世代”（即“90后”“00后”），以追求自我、张扬个性而闻名，而此次元旦跨年晚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娱己”作为一种态度得到了技术的加持，强调了个体与媒介互动的主体间性。B站每年除夕的“拜年祭”，是“Z世代”对日常生活的主动脱阈。社交媒体弥散了时间，也放任了空间，社交媒体的时间观是絮状的，表现为以个体体验为中心的网络社群的交往与聚合的形成过程；移动智能终端同样缄默了媒介仪式中的个体“不在场”的常态。

“拜年祭”直播内容由UP主主动完成并上传平台，播放期间弹幕成为必不可少的仪式活动，资深二次元网民们在这个普天同庆的除夕夜里，伴着屏幕外欢声笑语的庆祝氛围，沉浸在面前的二次元世界中，不时发送着“圈言圈语”，组成弹幕队形。每一年的“拜年祭”弹幕仪式是绝对的主角，弹幕展示着趣缘群体的集体狂欢，包含着“‘不加思考’的行为、精神结构、仪式性的身体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历史性地积淀在惯习之中，被同化为人体中的一种无意识的‘游戏感’”。柯林斯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互动仪式链”，这一互动仪式链“在时间上经由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见的不断接触而延伸，从而形成了互动的结构；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接触过程，并使这些际遇发生的自然空间扩展之后，社会结构就变得更为宏观了”。

经过这一次互动，年俗仪式的媒介阈限再次壮大，社交媒体的空间被纳入“麾下”。这一次脱阈的重新嵌入始自2019年，B站与主流平台完成了“双向奔赴”式的和解。2019年的B站元旦跨年晚会就是一次主动出圈的行动，也可视为重新嵌入仪式阈限的过程。至此，完成了媒介时空阈限内的年俗互动仪式过程，不同代际、圈层，不同地域、文化的受众作为媒介仪式的参加者，都被邀请到仪式过程之中，完成了仪式精神内核的“加冕”。

七、结  语

春节仪式的媒介化过程伴随着传统年俗仪式的镜像化呈现进路，形成了逻辑自洽的仪式场域，传统春节年俗的各种功能也在媒介阈限内获得延伸和发展。

（一）传统年俗仪式的秩序与价值得到强化

麦克卢汉认为，正因为新技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过去的老环境才得以清晰可见。因为不断创新的媒介技术所引发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在其初创期是不可见的，所以当老环境被新环境取代时，老环境才成为看得见的东西，这与鱼离开了水，才发现了水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媒介的“后视镜”理论。不断丰富的媒介春节仪式，使人们不可救药地怀念着传统春节的时光。于是，在新技术的加持之下，春节的仪式意义不但从未缺席，反而得到了更为有力的强调。

春节具有践行和传承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功能。传统春节，首先强调的也是国家和社会组织（宗族）的秩序。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中华民族的空间哲学建立在家国一体的空间想象之上，视“四海”为“一家”，如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中国文化中，家国意象原本就是春节要强调的秩序与价值。从族群来说，也需要强化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意识，在民族共同符号的周期性显现中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

通过电子媒介和社交网络，国家、宗族的想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其典型表现就是“北京时间”的全媒域覆盖。1997年央视春晚第一次出现了“北京时间”这一主题，在当年的“零点计时”环节，主持人将钟表时间置换为具有国家意义的“北京时间”。2012年央视在元旦跨年晚会中，又一次提到了北京时间。在跨年晚会的“零点计时”仪式中，主持人来到北京时间诞生地国家授时中心，在镜头前向人们娓娓道来：“精确的时间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北京时间”这一充满政治意象的时间概念，高挂于媒介事件的时空之内，成为春节媒介仪式中显著的表意时间。

2020年东方卫视元旦跨年晚会的“零点计时”仪式中，主持人现场朗诵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强调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的伟大时间节点，零点过后的第一个节目被设定为歌曲《追寻》，歌词带领大家重温了上海建党的历程，一面鲜红的党旗，飘扬在舞台中央。2020年湖南卫视的春晚主持人在“零点计时”环节朗诵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讲述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同时也是“十四五”的开启之年。在“零点计时”仪式的后续节目中，山村支教教师和留守儿童上台表演合唱，展示国家在扶贫攻坚战中取得的卓越成绩。2020年B站跨年晚会是同央视频联合出品的，设置了香港TVB分会场和武汉分会场，“零点倒计”时的直播画面是由武汉分会场承担的，彩灯高挂、烟花绚烂，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寓意着祖国在过去一年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功。

（二）在“大春节”认知图示下完成了圈层间的媒介融合

麦克卢汉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体会自发地再聚合为新的“部落”，从而形成趣缘群体的圈层文化。“圈层文化首先是一种参与式文化。圈层成员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当他们自发地进行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时，区别于大众媒介的被动参与和个体媒介的自娱自乐，他们形成的是一种圈层共享式的狂欢。”社交媒体的趣缘社区，会伴随着交流互动的深入逐渐形成独特的交流符号以及特殊的交往规则，从而树立起社区自我保护的交流门槛，而这反过来更增加了社区成员在共享文化符号时所产生的情感关联和共鸣。圈层交流也是社会代际更迭与社交网络内人们因缘聚会的镜像显现。春节这一神圣而包容的时空序列，如磁石般将所有的分别与区隔都吸引到这一特殊时空之下，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年老还是年少，无论他乡还是留守，万众欢腾、辞旧迎新的旧历年以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包容力将全球中华儿女团聚在了同一个媒介阈限之内。在这个阈限之中，叛逆也好，脱离也罢，都成为彼此的参照物而互相成全了一段关于春节的体验。不同圈层、代际，在凝视与被凝视的对望中完成了互为他者的印证。

2020年元旦跨年晚会时段，有网友在微博上传了一段五秒的手机视频。这段视频展示的是，该网友正在爱奇艺APP收看B站跨年晚会——当时正在表演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创意舞蹈节目《大圣归来》，镜头向上一移，客厅里的电视机正播放央视跨年晚会的节目，即讲述抗疫的语言类节目《守护担当》。这位网友将这段对比强烈的截屏瞬时发送给了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并且配文：“我妈和我。”代际媒介接收习惯、审美区隔的差异，都在这一段客厅截屏中得以鲜明展现，晚辈以戏谑的形式向社交媒体中的同侪好友“吐槽”着同一时空之下两代人鲜明的区隔鸿沟。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都统合在春节这一个时空之内，缺乏了任何一方，都不会使这段视频如此对比鲜明而又互为对照。

传播圈层是基于某种共同的经历、背景、兴趣或者主张而形成的。圈层具有自己的圈层话语体系、技术条件和生产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圈层文化。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造成媒介接收鸿沟，以圈层文化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成为社交媒介内的社群聚合。因此，媒体融合也意味着圈层文化的扩张和融合。此时，作为媒介仪式的春节成为人们交往的一个中介物，人们在媒介场域内，通过庆典仪式和活动，结成松散的趣缘群体。当媒介内容的生产空间伴随着媒介迭代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时间成为一个可以深度锚定的点，节庆体验成为个体私领域的集合，这是一个宠爱自己、寻求自我愉悦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和另外一个取悦传统、集体、家庭的辞旧迎新的春节形成一个节日感知上的闭环。春节时间是神圣与世俗的伟大统合，以其超凡的智慧将自然时间观、农历时间观与神圣，按照传统统合在一起，“大春节”的认知统合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个人追求个性化、小众化的释放与媒介内容对传统、权威的消解和驯化过程相伴相生，个人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与群体的自洽，社会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和解。

（三）春节媒介仪式弥补了现代时间结构下的个体需求

媒介时间是基于现代线性时间的时间制度，线性时间观念中之于节日时间的重要指标就是休息时间，这也是生产力自我修复与自我发展的时间。伴随着媒介使用过程中对个体主体性的唤起和迎合，如何使用媒介完成闲暇的自我修正与提高的需求，也隐喻在节日的观念之中。正因为如此，公历时间基线内产生的几乎所有节日，都包含着强烈的个体自愈与自娱的指向。在这一点上，每个人对三天小长假的元旦假期和七天长假的春节假期都有同样的需求。

媒介交往革命带来的克服空间赢得的时间，对人类的意义就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要完成从个体到社会的完整意义上的辞旧迎新，传统与现代、群体与自我的双向需求都要被考虑在内，于是公历新年与农历春节的联合也显得顺理成章。从仪式过程视角来看，制度性的假期使个体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分离”，媒介领域为个体提供了获得仪式体验所需要的“阈限”。社交媒体以满足个体交往形式为前提，参与到公共仪式的交流与互动中，在此期间，人们通过含有颠覆社会性和逆反性的仪式行为，对抗日常生活规范，并收获仪式过程中的畅爽体验，这也成为个体完成自我修复的重要闲暇阶段，从而为再次回归日常生活提供接续。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年俗时间是个体交往空间化的节日时间，是公历时间、农历时间及其背后所体现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观念集中交汇的非日常生活时间的统合，需要将其置于整体社会现象中，才能有很好的理解。节日时间是社会性的时间，即整体社会现象运动集中与发散的时间。整体社会现象，即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现实的、整体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节日中的关系网络是节日意义生产的重要基础，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的无数个体中心化关系网络交织成了其中最主要的交往网络，共同完成了国人的“年”感，其间起作用的是心灵感知到的崭新之物。

《节日研究》2022年第19辑

山东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