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主体神明、表演者、参与者、宗教执行人四个维度来看，如今调顺村的“年例”仪式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地域范围，变得更加多元。这既是当地村落发展、文旅开发的需要，又是以村落内部乡贤作为主体，对村落文化进行新创造与诠释的结果。随着“非遗”保育意识的日渐普及，调顺村早已中断的“舞网龙”传统复苏，且成功融入“年例”的仪式环节中。调顺村有关“年例”与“舞网龙”的文化传承经验，展现出民间乡贤的智慧与村落的调适能力，在促进节庆仪式、文化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又未失去核心的信仰意涵，甚至还以周期性的节庆仪式活化了当地的其他传统文化。

“年例”流行于粤西地区，是当地民众过年时的传统贺岁仪式。自农历正月初二至二月底，各村皆有不同的“年例”之日。“年例”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然而与早期相比，当下的“年例”在仪式内容和意涵方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遗”话语与地方村落的触碰交接，以及村落发展、文旅开发的经济需求，皆可能使民间仪式与节日庆典衍生出新的元素。许多关于粤西“年例”的研究提出，“年例”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作为具有粤西本土特色的文化仪式，从宏观视角来说，“年例”的保育与发展有利于岭南文化的传承，也有助于促进当地旅游文化产业的繁荣。从仪式举行的村落而言，“年例”又起到了靠社交宴席强化村落凝聚力、提升乡土情感的作用。综观既有成果，学界对“年例”仪式的功能性解释甚多，但仍缺乏以“非遗”保育、村落发展等为视角的考察。

有鉴于此，本文以调顺村的“年例”作为核心个案，探究“非遗”文化的保育意识如何影响如今的“年例”仪式，也尝试讨论乡村与乡贤如何以节日庆典为载体延续本土的传统习俗，并以此促进村落民俗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一方面，发展村落的目的促进了现代乡村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发掘，以期有利于村落文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也逐渐普及至民间村落，现代乡贤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将村落传统活动推至“非遗”的位置，又以“非遗”文化建构着村落的文化形象和底蕴。总结调顺村的经验，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时的节庆仪式、传统活动在现代化变迁中的成功传播，以及在文化传承的脉络下的革新和变迁。

一、“年例”仪式与康王信仰

“年例”乃粤西居民的一种贺岁方式，即当地居民在初春时节举办的大型祭祀庆典。不同地区的“年例”有着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比如吴川“年例”的“百鸡宴”以及东海岛“年例”的“人龙舞”等。游神的环节，则是各地“年例”仪式的核心内容。社区敬拜神明，祭祀祖先，目的在于祛除凶灾厄运，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后来，这种约定俗成的活动慢慢演变为一种集祭祀、民俗、饮食等多重元素在内的节庆综合体，也就成了现今时人所见的“年例”活动。光绪《高州府志》已有“年例”的说法，其云：“自十二月至于是月（农历二月），民间多建平安醮，设蔗、酒于门，巫者拥神疾趋，以次祷祀，掷珓悬朱符而去，神号康王，不知所出。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而当时调顺岛所属的吴川县地方志当中未有“年例”的记载，不过其中的《风俗志》有关于元宵节习俗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些许“年例”仪式的影子：

岁时。元旦，辰起祝先。毕，以次称寿于长者。既，乃出贺亲姻，谓之拜年。元宵张灯，各社于初十前，盖棚迎社神，曰“开灯”。同社中有生子者，即张一灯，锣鼓笙歌，连宵聚饮，曰“庆灯”。元夜，妇女走百病，撷园中生菜，曰“采青”，又曰“偷青”。十六日，社公康王沿门逐鬼，谓之“搜捕”。二月祭社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

“采青”（偷青）的环节，在现今调顺村的“年例”仪式中仍然可见，但其做法已与清时大为不同。如今的“采青”，是在游神期间，当地的舞狮队前去各家各户“采青”，索取利是红包。其他诸如游神清洁、祭祀祖先、聚饮庆祝等活动，仍然是现代“年例”的构成部分。关于“年例”的由来，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年例”由元宵节衍生而出，其根据是各地“做年例”的时间皆集中于正月，而至元宵节则为仪式举办之高峰；第二种说法认为“年例”的兴起与南北朝时期岭南百越族的领袖“冼夫人”有关，年例活动是冼氏家族发起的，后演变为“年例”；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年例”是一种驱瘟仪式，比如雷州地区“年例”仪式中依旧保留的“傩舞”，便是一种驱瘟消灾的舞蹈。

“社公康王沿门逐鬼，谓之‘搜捕’。”康王作为广东吴川地区广为敬奉的民间神明，传说其真身为北宋抗辽名将康保裔，《吴川县志》提到这一神明对于当地的重大意义：

拜斋者惟吴川有之，病者祷康王神。酬之，设康王厂于野，其北为岳神坛，拜康王转达岳神云。饰童子为拜童，诵百余言，诵且拜，五日毕。盖十余年一举焉。《心亭亭居笔记》：案，康王庙，邑中多有，复有金轮神，亦拜斋。虽十余年一举，几于无岁不拜斋也。其最盛者，拜童千人，来观者数万人，裙屐喧阗、笙歌杂沓，其糜费金钱不必问矣。

从吴川当地的古老传说来看，以康王游神为核心的调顺村“年例”确有可能蕴含着“驱除瘟疫”的意涵，因此本文倾向于“年例”的第三种传说由来。与光绪《吴川县志》所提“病者祷康王神”的情况如出一辙，调顺村当地对于康王也普遍存在着“凡村中发生瘟疫，求之，必能驱除”的说法。康王的神诞之日为农历七月初七，这是调顺村众多节庆仪式中仅次于元宵节“年例”的盛会。除康王之外，天后为当地第二重要的信仰神祇。调顺村的天后宫共有两座：一座原在调顺岛东，乃清嘉庆年间农民义军“乌石二”所建，1957年被拆毁；另一座在调顺岛西，为调顺村民于清光绪年间始建。排名第三的神明是车大元帅，起到护境安民的作用。海口大王、曹圣夫人并列第四，祀于大王庙。该庙原在调顺岛海边，同属清嘉庆年间农民义军“乌石二”所建，1967年被拆毁。除此之外，调顺村的地方神明还有雷门通事罗大侯王、马大元帅、玄天镇武上帝、华光、黄真君。这些神明之中，除黄真君（相传为调顺村人）有黄真君庙外，其他神明现今皆无庙宇。这些神明的塑像原供奉于“会主神坛”，现已悉数移至新建成的调顺祖庙内部进行统一敬祀。

民间信仰衍生于民间，根植于普罗大众的认知深处。神明信仰与节庆仪式相融合，发挥着教化民众、团结地域以及祈福祝愿的作用。调顺村分东镇境、南和境、西安境、北合境四境，其村落神明的多元化，便是缘于各境信奉的神明不尽相同。村落之内“境”的划分，以及各境自拥神明的情况，极易强化地域边界感，不利于村落内部不同族群、姓氏的融合。就如今调顺村“年例”的实地考察而观，“年例”仪式实际上汇聚了各境的神明，有利于他们共同参与到整个地域范围的祈福仪式当中。这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力大汇集”，于社会意义而言，更是起到了巩固村落族群和谐的作用。

二、调顺村“年例”：湛江道教协会与作为“非遗”的“舞网龙”

2018年，调顺村“年例”仪式于2月24日（正月初九）正式开始。在仪式开始之前的初七与初八两日，村民将康王和车公抬出巡村，并清洁两位神明要经过的村落道路。2月24日下午2点半，在调顺村的南和境准备“会神齐”环节，康王和车公继续巡村，而天后则负责带路“以会神齐”。“会神齐”的仪式内容是，抬奉天后的巡游队伍前往其余各神明的塑像之处，逐一迎接全部神明加入迎神队列。将所有神明迎至黄氏宗祠附近后，便需要为下一场更为隆重的游神仪式做准备。无论是神明塑像在黄氏宗祠附近的神龛安置顺序（见表1），还是之后“年例”游神中的队伍序列（见表2），皆以各个神明在村落中的地位作为排序之依据，比如村落地位最崇高的神明康王会放于所有神像的最右侧，并在游神队伍中被安排至最后。

调顺村的“年例”，仍然保持着过往“分四境”的传统。“年例”活动于2月24日下午2点半，在南和境进行“会神齐”，然后天后带路将各神汇聚一堂，以南和境—东镇境—北合境—西安境—黄氏宗祠作为“会神齐”的路径。2月24日晚上7点半，村民们应时聚集于黄氏宗祠前，共同观赏调顺村网龙队的舞龙表演以及其他村落的舞狮表演。如今仪式的娱乐表演还融入了现代的广场舞，这由村中的老少妇女共同负责排练。演出结束后，大约晚上10点整，人们开始进行正式的神明巡游仪式，以期将神明所带来的祝福传播至沿途的乡民家庭。

2月25日（正月初十）的活动在程序上与前日大体相同，继续进行相关的娱乐表演与游神仪式。早上8点半，黄氏宗祠门前有湛江十九中学少先队员的仪仗队表演。此后至中午11点，则继续进行神明大巡游的仪式。各个神明的巡游队伍需在中午12点半之前回到调顺祖庙，以备夜晚的第三次游神仪式。下午2点半，调顺祖庙前开始进行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演出。当夜的神明巡游时段原本定为晚上7点至9点，但实则下午5点半便开始，至晚上7点半便已正式结束。游神结束后，祖庙前又有大型的文艺晚会供村民与游客观赏。虽未有足够资料再现古时调顺村的“年例”场景，但如今的调顺村“年例”已然有一些新的元素。比如，随着调顺村新祖庙的兴建，湛江市道教协会也开始参与当地的“年例”仪式。在这两大改变的背后，有两个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调顺村关于村落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宏观蓝图，二是宗教组织与地方村落仪式之间所发生的互动。

过去调顺村的民间习俗有所消弭。以“草龙舞”为例，“草龙”是用稻草、渔网、竹篾等材料制作而成的舞具，自明代开始，调顺村每年的“年例”中都有村民“舞草龙”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草龙舞”在村中停顿过一段时间，而“赛龙舟”亦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短暂禁止。后来，得益于调顺村黄车炳老人的不懈努力，停办许久的“舞网龙”与2005年首届调顺农村文化节一起复苏，更于2007年被列入湛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调顺网龙亦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2月18~23日，调顺村打造首届农民文化节，将“年例”冠以“文化节”之名举办，并在同年的“年例”活动中，再现原本已经中断的“草龙舞”表演。其后，网龙队又参与了许多比赛与活动，先在湛江市首届红土艺术节亮相并荣获银奖，后又参加了海湾大桥通车仪式表演，以及“神州蛟龙耀港城”等演出。原先被禁止的调顺村龙舟表演也于2009年参加了首届中国龙舟文化节，获得展演赛金奖和最佳创意金奖。

因早期编龙、舞龙的老人大多辞世，故2005年表演所使用的草网龙，虽仍采用较为传统的渔网、稻草等材料制作，但已是黄车炳先生凭借记忆将草龙、网龙两者合一的改良版本。出于美观的考虑，加之制作技艺退步，如今村民所舞的网龙更加简化，改由彩纸制作而成。借助“年例”仪式，已经中断的地方文化草网龙不仅重现光彩，而且通过一年又一年盛大的仪式庆典增加着影响力与知名度。至此，调顺村“年例”不再局限于过往驱瘟、祈福的宗教祝福意涵，也成为村落振兴地方文化的一大契机。为使“非遗”项目“调顺网龙”世代传承，黄车炳先生在2011年自编了一套教材《调顺网龙的培训》，免费教导村中的孩子们，并在湛江十九中开设了“调顺网龙”的培训课程。由此，成为“非遗”项目后的“舞网龙”在调顺村“年例”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游神队伍，抑或是各个时段的文艺汇演中皆能见到它的身影。一方面，“年例”成了“调顺网龙”重新展现光彩的平台，为其“非遗”之路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当网龙成为“非遗”后，它又成了当地“年例”的一大看点，吸引着外地游客前来观赏。

随着时代的演进，仪式的娱乐部分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诸如广场舞、文艺汇演等模式，便是中国现代村落仪式中的新型娱乐方式。黄车炳先生说，这些表演与娱乐的变化还表现在舞狮队的引入方面。调顺村“年例”原先只有本地的“舞网龙”，后期才有其他地区的舞狮队加入。2018年，调顺村“年例”中的舞狮队伍主要有赤坎高田醒狮团、遂溪许屋醒狮团、遂溪国武醒狮团、麻章太平醒狮团、深圳腾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除了麻章太平醒狮团外，其余醒狮团皆隶属调顺村分出去的自然村，而深圳腾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是湛江人开设的。虽然这些参与仪式的表演团体拥有湛江本土的血统，但与以往聚焦于单一村落的“年例”仪式相比，现代版本的“年例”已不再局限于一个村落“孤岛”，而是吸纳了更加多元的跨地域艺术表演，仪式的参与主体也从本地村民拓展至更为广大的全国游客。

2月25日（正月初十）下午，湛江市道教协会在调顺村新修的祖庙前举行“新春祈福，千秋呈祥”法会。调顺村的新祖庙于2009年动工，至2015年建成。同年，湛江市道教协会也迁移至调顺祖庙附近。后加入的宗教组织，不仅担负起地方村落节庆仪式的宗教法会环节，而且改变了当地的信仰体系、神诞庆典。已往调顺村有自己的“道公”，也为黄姓人士。20世纪50年代随着“舞网龙”等活动被禁止，道公也不再有。随着宗教组织的介入，道教协会开始负责主持调顺村当地的宗教仪式。调顺祖庙外张贴的《祖庙2018年法事活动》显示，除了“年例”的祈福法会外，调顺村内各神的神诞日庆典也由湛江市道教协会负责举办和组织，可见调顺村的祭祀活动、民间仪式已开始与道教协会挂钩。此外，宗教组织与地方村落、民间仪式逐渐融合，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道教神明逐渐加入调顺村的地方信仰体系。2018年调顺村祖庙所计划的诸多法会活动，除原先的康王、天后、杨真君等本地神明外，还融入了道教的其他神明，比如上元天官大帝、中元地官大帝、下元水官大帝、元始天尊以及灵宝天尊等道教神祇。

三、“非遗”语境与村落开发下的节庆仪式

“2000年，为贯彻湛江市委、市政府创建生态文明村的指示精神，调顺村积极改善环境，完善公共设施，掀起了建设生态文明村的热潮。”除了2005年文化节的出现以及“舞网龙”的复兴外，在政府建设生态文明村的热潮下，2009年调顺祖庙也开始进行建设。同年，调顺村更是集资拟建设占地约82亩的调顺民俗文化园，其计划创建的设施主要有调顺祖庙、仿古戏台万福楼、文化园办公楼、调顺历史陈列馆、怡养院、人工湖、阙亭、古龙舟状湖心亭、三条九曲桥、大牌楼等。2016年4月19日，《湛江市调顺岛总体规划》《湛江市调顺岛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调顺村所在的调顺岛作了新的定位：“通过发展创意产业、都市旅游、总部经济、生态居住，打造文化岛、生态岛、浪漫岛。”伴随着“生态文明村”“文化旅游村”等主题概念在现代村落的流行，出于发展旅游业考虑与乡村振兴的目的，如调顺这类渔村也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发展措施，如打造美食“海鲜渔港”、将地方仪式冠以“文化节”等，便是希冀塑造一个文化村落的良好形象。

2012年，“年例”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地的“年例”仪式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与同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调顺网龙”一样，调顺村的“年例”也越发盛大。通过对调顺村“年例”的实地考察，我们得以窥见其村落节庆的主体神明、表演者、参与者、宗教执行人等皆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地域范围，而变得更加多元。周期性节庆的精神内核从原先强调村落地域范围内的融合团结，转变为突出更加广阔的大众文化。这种变化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当地村落发展与文旅开发的需要，以及村落内部乡贤对村落文化进行的新的复苏与诠释，另一方面与“非遗”保育意识日渐普及有关。2011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指出：“应鼓励采取与经贸、旅游相结合的方式保护和传承具有生产性、表演性或者观赏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随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发重视，原先中断的调顺村网龙与龙舟也拥有了得以复兴与发展的契机，并逐渐成为当地旅游宣传的一个文化标识。宗教组织湛江市道教协会的加入，则使得村落在维持本土民间信仰留存的前提下，吸纳了其他神明而衍生出更为多元化的神灵体系。于是，在现今的“年例”仪式中，我们既看到了道教协会主持的法会，又见证了大量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粤西“非遗”文化——“年例”与“舞网龙”。

调顺村依托“年例”节庆仪式，复苏了传统的地方活动“舞网龙”。调顺村黄车炳先生所致力的“调顺网龙”传承工作，实际上也对其他地区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调顺村文化保育工作中总结出以下经验：其一，尊重节庆仪式的地方文化多样性，修复节日的文化空间。“舞网龙”与“年例”相结合，传承与发扬了当地的两种特色文化；修缮调顺祖庙，为原先分散四处的地方神明提供了一个更为固定的供奉场所。如此一来，既维持了“年例”仪式的内涵，即地方神明对村落社区的保护与祝福意义，又为调顺村“年例”建构了符合现代生活的另一个象征符号——以“舞网龙”为主的文化艺术表演。其二，在培养青少年理解“非遗”文化的方面，调顺村“舞网龙”采用了社区、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本村的“非遗”传承人不仅前往湛江十九中开设“舞网龙”的课程，而且为村落社区中的孩童开展“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其三，当地的传承人和表演队伍亦积极参与公众比赛与活动，以此提高网龙、草龙的知名度。

节庆仪式与民间信仰是乡村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引发民众共鸣并保育地方其他传统文化的一个平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传统，同样可以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从而有助于村落的文化发展与旅游开发。每年定期举行的节庆仪式，加深了文化传承在每个村民心中的烙印，并逐渐将本土信仰与仪式以一种文化庆典的形式传播给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与公众。商业发展、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覆盖与影响，容易导致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乡村族群文化消失。但在调顺村的个案中，民间乡贤的智慧与当地的调适能力，能够保证传统节日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不致失去核心的信仰意涵，甚至还能以节庆仪式作为复苏其他传统文化的跳板。实际上，湛江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调顺村“年例”及其他民间文化交予最熟悉其内涵的当地乡贤去维系。通过田野考察发现，正月初十调顺村在进行祈福仪式与文艺演出时，政府工作人员则在另一片区域开展戒毒宣传。可以说，现下的地方政府实则沿用了古时以节庆、信仰加强民众德化教育的做法。

不过，将地方仪式冠以“文化节”的做法，也需要避免一些潜在的弊端。“非遗”评选的本意是保存文化传统的“原真性”。“非遗”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围绕“非遗”主题的表演项目等，皆是地方“非遗”保育条例积极倡导的做法。此类方式虽有传播文化与习俗的好处，但所希冀保存的民间文化亦可能在无形中发生变化。节日文化保护最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保护不当和利用不足。调顺村“年例”中游神、请神的主体部分虽仍有强调村落地域分区与神明地位顺序等传统信仰之内容，但作为现代娱乐形式的“文化节”在整个活动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调顺村“年例”的文化庆典融入了现代广场舞等娱乐形式，大大丰富了村民的娱乐生活，但同时也削减了地方戏曲的比重。地方戏曲扎根于本地文化，体现着地方的习俗、审美与风情，不应忽视其对于当地文化的重要价值。古时酬神、祭祀时上演的“神功戏”，同样应作为仪式节庆类“非遗”保护的一个重点。基于“神功戏”的传统，现代的节庆仪式实际上能够作为地方戏曲传承的一个极佳载体，雷剧、粤剧、吴川木偶戏以及跳鬼驱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傩舞”，皆可在“年例”的庆典表演中得到传承与保育。此外，以“非遗”保护作为突破点，将地方文化纳入村落振兴的旅游规划，打造民俗文化特色乡镇，虽然能够为文化宣传助力，为当地文化的保存、民生的发展提供经济来源，但需适度而行，以避免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初衷相矛盾。

四、余  论

通过对调顺村“年例”仪式的考察，我们得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现代农村社会中，乡贤耆老在保育村落传统时如何发挥作用？其二，节庆仪式怎样与文化表演结合，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并焕发生机？

（一）乡贤何以“现代”？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信仰、仪式与国家秩序挂钩，并发挥着维系乡村社会的功能。韩书瑞（SusanNaquin）认为，寺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公共活动领域，亦是处理社区事务的场地。清末时期，乡绅阶层是维持地方公共秩序与协调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面对现代化的浪潮，中国村落虽已发生巨变，但传统乡村社会的框架并未全然消失。就调顺村这一个案而言，无论是祖庙的兴建、草龙与网龙的复原，还是面向青年孩童的文化教育，黄车炳这类耆老乡贤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高望重的乡贤，以及由众多老人组成的“老人会”，经常参与村内的大小事务。一方面，乡贤在本地的声望与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协调民众与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影响；另一方面，乡贤通常既了解村落的传统文化，亦拥有现代的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乡村传统、节庆仪式在现代社会的立足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乡贤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知识储备向村民传达现代社会观念以及重视传统文化的意识，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凝聚村落认同感的主心骨。

乡贤何以“现代”？在如今的乡村社会中，他们依旧如明清时期的乡绅阶层那般，为地方事务尽心尽力，比如致力于修复村落中的祖庙、宗祠等，以之作为维系社会情感、巩固节庆仪式的场域。与古代社会相异的是，现代乡贤更需要处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应对问题，从而思考二者达至平衡的策略。现代乡贤群体之构成，亦有别于过去的乡绅阶层，除了本村资深望重的耆老外，华侨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落叶归根”的情怀与“思乡”的身份认同，使诸多华侨热衷于重整家乡的传统文化和节庆仪式。

（二）调顺村之经验

“调顺岛在新农村建设浪潮中，积极唱响海鲜美食岛品牌，推动发展特色生态经济，并以草龙舞为载体，深度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000年以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村的浪潮下，调顺村积极发掘不同的经济生长点，其中就包括振兴村落传统文化。2005年，调顺村首次将“文化节”纳入“年例”，“舞网龙”也随之复苏，此后在湛江红土文化艺术节上获得银奖，开始获得电视台的关注，至2007年被列入湛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顺村借此良机，以“调顺网龙”为龙头，进行了一系列传统文化推广活动，以期推动生态文明村建设。2009年，调顺村开始建设以调顺祖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园，并将“舞网龙”作为“年例”的一大重点。

透过调顺村的“年例”活动，我们得以窥见地方村落仪式与其他因素碰撞所产生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表现为宗教组织道教协会对地方仪式的参与，也体现为“非遗”语境与村落发展诉求给地方仪式带来的机遇与变化，即地方村落在适应宏观环境的过程中重塑仪式。在这种情形下，现代中国的许多村落仪式越发与民俗文化节相融合，村落振兴，旅游开发，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因素极易对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节日与仪式造成冲击。不过，探讨调顺村“年例”“舞网龙”等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仪式也是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

《节日研究》2022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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