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人开车，与孝道有关的妥协

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他们或他们的父母在几十年前没有接触过的物质生活。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今在许多家庭问题上比他们的父母拥有更多的权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新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拥有家庭轿车等，需要相匹配的技能和知识，而这正是父母那一代所缺乏的。因此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重塑，孝道不再以长辈有绝对权威和晚辈服从的形式出现。然而孝道和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力量仍然强大，很少有人敢违抗它。对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来说，尊重父母、照顾家人和承担家庭责任是道德要素，但如何表达尊重和关怀“涉及在特殊情况下对“最佳利益’进行具体的判断”（Mattingly 2012,170; Das 2010; Lambek 2010），新型的物质性令家庭伦理实践复杂化。

这里又有另外一则故事：有一次，林玲的舅舅从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来广州观光探亲。他提议去顺德见林玲和她的母亲。舅舅的身子骨并不弱，可以自己旅行。舅舅计划来访的那天林玲必须上班。她事先就无法接舅舅而向他道歉，然后详细说明了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她家。如果林玲的舅舅听从了她的建议，他应该只需一小时车程便能抵达他们约定的碰面地点。但到了那天，林玲正忙于工作，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要她去广州找舅舅。舅舅为了省钱，试图走一条更便宜的路线，这条路线涉及更多的公交车换乘。然而他既没有在大城市中旅行的经验，也不会说粤语。他迷路了，之后设法给林玲的母亲打了电话。林玲的母亲立即给林玲打电话，让她去处理。生气而沮丧的林玲离开了办公室，驱车前往广州。舅舅试图描述他在哪儿，但描述得一团糟，林玲听完之后，让舅舅原地别动，由她来接他。4个小时后，当林玲带着舅舅回到家，她已经筋疲力尽。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叫他原地打出租车，车到之后付钱?”林玲摇头，干脆地说：“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后来我把林玲的故事讲给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听。这个朋友“别想了，如果她让舅舅自己打车，她家人肯定臭骂她的。说：这跟金钱或者时间没有关系。他们单纯地觉得林玲有义务给她舅舅当司机。不然，她就是不孝。”从办公室出去花时间寻找舅舅，是林玲孝顺的表现。如果她只是为他打出租车付钱，她的行为会被视为不尊重舅舅，因为显得她认为他很穷或她想靠花钱逃避尽孝的义务。同样的道理也迫使明丽开车到广州，给住在广州的姨妈买药，如本章开头所述。

当我向前面提到的律师塞西莉亚讲述明丽和林玲的故事时塞西莉亚的回应有更多情景的考虑：

对于孝道，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明丽和林玲]以为她们必须像家人要求的那样开车 (去给姨妈买药和接舅舅)，那是孝顺。但我觉得并不一定。我要是她们的话，如果我没有特别的事要忙，我可能会离开办公室去找舅舅。但我一直都很忙，我不能不上班。一般情况下，即使下班之后，我也必须照顾我自己的小家庭。我不会每次都给父母当司机。那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去法庭或者见客户。如果我不能立即腾出时间，那他们就只能等。对我们来说，他们坐地铁或出租车要方便得多。这与孝道无关。这只是实用。

明丽、林玲和塞西莉亚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她们对孝顺的总体态度。其实，明丽、林玲和塞西莉亚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和其他受访者一样，她们都认为孝顺是一项不容置疑的道德原则。她们都来自中国北方的城市，都是成功的职业女性，都已经结婚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了她们唯一的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会说粤语。明丽和林玲都有一个姐姐，塞西莉亚有一个弟弟，但都留在老家。林玲的父母更喜欢和林玲待在一起，而不是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塞西莉亚的父母也更愿意和塞西莉亚待在一起。原因是一样的：她们的父母为一直照顾他们的这个女儿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因此，尽管塞西莉亚和明丽、林玲的反应不同，但塞西莉亚的孝顺程度丝毫不逊于后者。她们的不同之处很微妙，在于她们在将一般道德原则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伦理决策时，她们有各自的处理方式。在这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家庭成员，需要不断地、日复一日地、就事论事地考虑和协商。

从明丽和林玲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轿车和日常驾驶方面，争论和妥协比比皆是。购车者通常是几代同堂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中间一辈。尽管他们决定是否购买轿车时往往首先满足自己的需求，但在他们决定具体购买哪款轿车时，则更多地考虑其他家人的需求。2009年我采访田先生的时候，他正打算给家里买车，但却就买哪一款车而与妻子发生争吵。妻子坚持要买一辆七人座的商务车，因为只有一辆大车才能同时搭载一家人，包括夫妻俩、他们的儿子和他们各自的父母。田先生开车已有多年，他仔细计算过一辆商务车比一辆轿车要贵多了。他强烈反对购买商务车：“我们多久开车载齐全家出去一次?只有过农历新年这种重大节日的时候才需要。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开。”然而田先生的妻子却不同意，她指出，如果他们有一辆大车，他们就能更经常地一起出去，比如去郊区尝试一下没吃过的餐馆或者一起去公路旅行。由于这对夫妇未能达成一致，购买轿车的计划被搁置。

在另一个故事中，2006年，工程师小何在“汽车之友”四处寻找紧凑型的轿车。小何曾在30岁出头的时候去伦敦留学一年。他偏爱小型轿车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欧洲生活和旅行的经历，在那里，小型轿车无处不在。当我在经销商处向他展示不同型号时，他向我解释了他的偏好：“我有几个姐妹。她们都有车，从家用车到多功能车，所以我不用考虑这辆车是否适合我爸妈。我想要一辆自己的车。我喜欢小型两厢车。”他更喜欢紧凑型的标致206，但并没有下定决心。2011年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小何确实买了一辆两厢车，但却是体型更大的一辆，足以容纳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经过多年的商量和争辩，他对个人自由的偏好最终屈服于家庭考量。小何的情况并非个案。当我在2007年采访仍然单身的年轻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时，很多人都说他们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想要体验远离常规和束缚的自由感。因此，与整体驾驶体验相关的技术性特征很重要。几年后，当他们与他们的大家庭安顿下来时，车内空间和舒适度成为主要考虑的问题。对小何来说，轿车梦想已经实现，但需要在个人欲望和家庭需求之间做出妥协。

一旦一家人拥有了轿车，开车就成为家庭长途旅行的一种选择。每逢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火车票格外难买，因为铁路系统超负荷运转，现在这种买票难的情况甚至扩展到了飞机票。得益于近年来公路系统的大幅改善，一些中产家庭已经开始选择开车回乡度过这个重要的家庭假期。他们说汽油费比火车票便宜而且他们可以避免在火车或飞机上争夺座位的压力。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故事中，自己开车压力大、费用高，而且旅途常常令人不快。为了避免交通拥堵，这些家庭一大早就上路。撇开汽油价格不谈，加油站有时数量很少而且站与站之间相距甚远，这迫使司机仔细预估燃料并监控油箱。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通常设备简陋，而内陆地区旅行条件更差：服务区餐饮价格昂贵，提供的食物却看起来难以下咽，厕所设施与这些中产阶级家庭在封闭式社区和高层办公室中习惯的标准也相去甚远。人们经常要路过无数个收费站，支付可观的道路通行费，才能跑完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到达目的地。在老家，他们去购物、外出吃饭或观光时也要开车，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亲戚朋友都没有车。经过几天与家人和老朋友的高强度社交，他们驱车返回广州，第二天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毫无疑问，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自觉接受自我管理的理念并处在积极实践自我管理的前沿(Hoffman 2010；Zhang和Ong 2008)。然而，个人自主权与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全有或全无。正如萨巴·马哈茂德(Saba Mahmood)的雄辩：伦理学虽然有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主体通过这些实践、技巧和话语来改变自己，以实现特定的存在、幸福或真理。真正的问题是新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各种选择，在此情境下如何将作为抽象的道德原则的孝道转化为日常实践。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代际纽带不是单纯建立在战略考虑之上，而是通过展示爱和现实关怀建立在紧密的日常互动中。

将重建家庭价值观作为一种治理策略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生效。与旧版本一样，该法律承认需要从长期战略角度应对老龄化社会。虽然这部法律鼓励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但也重新确立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和子女尽孝的必要性。个人及其配偶有义务以各种方式照顾父母。修订后的法律有一项新规定：与父母分开居住的人，应定期探望或问候老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但法院开始受理父母起诉子女并要求定期探视的案件。

新的法律条文在报纸、微博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媒体上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政府为缺乏子女关注的老人提供法律支持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然而，也有不少人抱怨说，并不是不想回家探望父母，而是工作压力让他们无法回家。另外，“去看看你的父母”说起来容易，但谁来支付回家探亲费用?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倡议的复兴孝道和其他儒家美德的运动可以看做是一种制度改革。父权制和家庭制度遭到猛烈抨击，而孝道无论从道义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是父权制和家庭制度下的一大原则。正如阎云翔(2003)所观察到的，在国家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流动性缺乏是制度性设计，但也使得特定的孝道实践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延续。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使个人成为受制于全球生产和消费链的流动劳动力。由于就业机会分配不平衡，年轻一代被东部和南部的大城市所吸引。流动性、严格的工作时间表和高昂的交通费用导致出现了越来越多看似不那么孝顺的孩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正在寻求恢复孝道、家庭价值观和促进亲子关系(D. Davis 2014)。很大程度上，国家重新主张孝顺，是将护理老年人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家庭制度层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老龄化社会正快速成形，为了应对老龄化，需要重新将家庭建设为一个社会机构，而孝道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关注孝道和家庭价值观可以被视为中国政府将国家建设为现代化大国的更宏大蓝图的一部分，而蓝图中作为现代化大国的中国应与美国等国家有所不同。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努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生产和输出中国价值观，即软实力。政府相信这些中国价值观能够拯救中国和世界(Callahan 2012)。

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弘扬以孝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官方媒体邀请了研究《论语》的于丹博士等倡导复兴传统价值观的学者，为大众重新诠释儒家经典。更有国家支持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成立，以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观。

然而，虽然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孝顺，但政府倡议与个人主动性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抵抗和服从(Ortner 1995)。

中产阶级强调，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耗费掉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官方的倡议，他们认为这只是宣传。当我与塞西莉亚和其他中产阶级受访者谈论上述关于养老的法律时，他们反对把孝道法律化。原因是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无法明确界定，将导致法律无法执行或无法始终如一地执行。

然而，尽管他们对这种倡议表示怀疑，这些城市中产阶级从不在总体上质疑家庭价值观。他们努力做孝顺的孩子和负责任的父母，在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下兼顾自己的喜好和家庭期望。他们承认，回老家探亲成本高昂，心理上也很疲惫，因为这涉及大量的开车、送礼、宴请以及与家人和远亲的密切互动。然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传统假期中开车回家，尽管他们的本意并不是炫耀车。我问他们，既然回家探亲压力很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人回答说：“一家人就应该聚在一起。”

这些中产阶级车主认为，孝顺是一种美德，无论其职业背景如何，他们都会遵从这一美德。一个人“不孝顺”，通常是有原因的。我的受访者们对那些不能经常回家看望身处农村腹地的父母的人表示理解和同情，譬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和工厂流水线工人(Pun 2005)等人群没有带薪假期。探亲旅程费时费钱，公共假期又很难买到火车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选择退休，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足够大的房屋来容纳父母和他们成年的孩子。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知道，他们的物质资源和职业使他们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让他们可以用与以轿车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办法尽孝。

他们对家庭伦理的承诺说明了做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和维护中国文化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本文节选自张珺《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第二章：家庭用车，孝顺的“消费者—市民”

 社會學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