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习惯上被称为连接欧亚、沟通东西的桥梁。身处如此关键的战略位置，土耳其的政治思潮也经常面临左右两方面的冲击，甚至形成激烈的冲突。在独立战争时期，国父凯末尔就曾面临苏俄和欧洲影响的矛盾。最终，民族主义的迫切任务压倒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又欲追求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文明。直到今日，左右之争仍是透视土耳其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土耳其曾面临在东西方之间的短暂徘徊。在苏联关于海峡和领土的诉求下，土耳其很快转向了西方。新崛起的美国成为了主要的依靠。1948年，土耳其和希腊一道被纳入马歇尔援助计划。1952年，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土耳其的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声称，土耳其要成为“小美国”。这充分表明了其在冷战时期的阵营立场。

然而，美国援助和西方联盟并没有充分解决土耳其的发展问题。相反，民主党政府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很快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不平衡，1954年和1958年土耳其相继发生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失去政权，通过选举上台的门德列斯和民主党也日益变得专制，使用各种手段对反对派进行打压。土耳其的十年民主实验走向终结，由此开启了一个“动荡的年代”。

1960年政变与土耳其左派的兴起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也由此打开了动荡年代的序幕。比较幸运的是，1961年宪法重塑了共和国的身份，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和权利。

1961-1965年间，先后出现了四届联合政府。前三次都是由伊斯迈特•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领衔组阁，最短的只有大概半年时间。直到苏莱曼•德米雷尔和正义党的上台，政治才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之下，经济方面的政策则比较稳定。1960年，政变后的政府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63年推出新的五年计划，进口替代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1963-1967年、1968-1972年、1973-1976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率分别保持在6.7%、6.6%和7%。工业增长率更是高达10%。在这一政策下，土耳其工人的工资翻倍，从而也刺激了工会的发展。

在此一时期，共和人民党的左倾转向和布伦特·埃杰维特的崛起对土耳其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由共和人民党主导的1961年宪法，成为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和保障。共和人民党在60年代的执政，也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合法活动提供了空间。1966年10月，在共和人民党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埃杰维特当选为秘书长，“中左”成为了该党的官方政策。1972年，埃杰维特被选为党主席。在《中左》一书中，他解释说，中左路线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对。同时，他们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对民主的信仰。

从1961年到1967年，《方向》（Yön）杂志成为土耳其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多安·阿武哲奥卢（Doğan Avcıoğlu）和尼牙孜·贝尔科斯（Niyazi Berkes）。他们希望通过凯末尔主义来合法化其话语；但同时对凯末尔主义进行重新诠释，特别是凯末尔的民众主义被等同于社会主义。《方向》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强调的是“土耳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而且，这一社会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这主要基于其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特征。

在美国工会主义者欧文·布朗（Irving Brown）的影响下，土耳其工会联盟于1952年成立。1967年，革命工会联盟脱离土耳其工会联盟，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批评后者不是真正的工会，而希望建立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会。在劳工运动的影响下，之后还相继涌现出了社会民主工会、民族主义工会以及伊斯兰工会。尽管策略不同，且时有冲突，工会也成为了土耳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1年2月，土耳其劳动党成立。不同于之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主要是由工人代表而不是知识分子组成。著名律师穆罕默德·阿里·阿以巴尔（Mehmet Ali Aybar）担任领导人。据统计，27%的党员为工业工人，9%为农业工人，17%为农民，47%为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和手工业者。1964年，劳动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党的方针。在1965年的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赢得27万张选票（约占3%），在议会中获得15个席位。选举后，阿以巴尔宣布，劳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体系。劳动党的影响不在于其选举票数，而是其以意识形态为标签的政党特征。

右翼的政治力量也在同时兴起。早在1962年，反共主义同盟等右翼组织就已成立，并将伊斯兰教作为重要的工具。“理想主义之家”等逐渐发展成为了右翼势力的主要社会代表。1961年，正义党在军方的保护下得以成立。1964年，苏莱曼•德米雷尔当选为新的党主席，并成为6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治的主导人物。与此同时，1960年政变的重要人物阿尔帕斯兰•托尔克什领导民族行动党，这成为了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1968年，纳吉梅廷•埃尔巴坎创立民族秩序党，则成为了伊斯兰主义的代表。

在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土耳其的左派也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出现激进化和分化的倾向。“革命青年”等组织的兴起是主要代表。1969年选举后，政府试图进一步削弱左派的势力，特别是希望打击革命工会的影响。这引起了1970年6月的大游行，覆盖了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整个马尔马拉地区。大学校园成为了左右派青年冲突的重要阵地。土耳其的社会陷入混乱，再一次军事政变成为了可能。

1971年政变与土耳其的左右之争

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军事政变。“恢复法律与秩序”被认为是政变后的主要任务，但这主要限于对左派力量的打击。4月，土耳其宣布实行戒严。5月，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被绑架杀害。这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左派势力的打压。7月，土耳其劳动党被查禁。尽管民族秩序党也被禁止，但其领导人埃尔巴坎却没有上庭，且到1972年依旧可以公开活动。

在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下，1961年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几近被完全消除。工会、大学、出版、媒体等都受到巨大限制。1973年的《大学法》成立了一个总理领衔的监督委员会，以监视和控制学生的行动。比较悖论的是，动荡再次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甚至比60年代还激烈。1971-1980年，先后出现了十届内阁，最短的只有几个月。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轮番上台，体现了土耳其政治左右之争的胶着状态。

在1973年的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大部分地区赢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样的大城市，分别获得了49.6%、49.5%和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将大城市中的寮屋合法化，并持续得到土耳其工会联盟和革命工会联盟的支持。共和人民党的执政也再次为左派政党的复兴提供了机会。1974年，土耳其社会主义劳动党成立。1975年，土耳其劳动党重组。1975年，共和人民党加入社会党国际。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共和人民党极力撇清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1978年，多乌•伯林切克（Doğu Perinçek）建立了土耳其农工党。

然而，在1974年出兵塞浦路斯的英勇行为后，埃杰维特并没有将此影响力转化为票箱的支持。相反，右翼的德米雷尔和托尔克什组成了“民族主义前线”的政府，一直持续到1977年。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德米雷尔在议会，托尔克什在街头”。民族行动党的青年极端组织灰狼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左派势力的暴力行动。“革命左派”和“革命道路”等左派组织也予以暴力回击。左派和右派的青年在大学校园发生了严重的武力冲突，主导的一方往往禁止反对的一方进入校园。德米雷尔表面上对冲突漠不关心，实际上却暗中支持右翼势力。

埃杰维特本人在竞选活动中就曾遭到石头袭击，他以在伊斯坦布尔的更大集会予以回击。在1977年的劳动节集会中，政治暴力达到了巅峰。革命工会联盟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大型集会，以反对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浪潮”。在活动快结束时，有人公然向民众开枪射击，造成极度混乱。埃杰维特的上台也没能平息土耳其的暴力冲突。仅在1978年的前15天，就发生了30起政治谋杀，导致200多人伤亡。1979年2月，《民族报》的主编阿伯迪•伊佩科奇（Abdi Ipekçi）被杀。袭击还被指向阿拉维的少数族裔，在锡瓦斯、宾格尔、卡赫拉曼马拉什等地都发生了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1975-1980年，超过5000人因政治暴力死亡，三倍以上的人数因此受伤。1980年夏天，政治谋杀每天都有20多起。

1975年之后的暴力冲突被认为与70年代初期左派的抗议活动有着显著不同。暴力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关键因素。大学校园成为了冲突的主要阵地。库尔德工人党的创始人厄贾兰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兴起。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伊斯兰主义者在孔尼亚举行大型集会，号称要恢复沙里亚。与此同时，多年来进口替代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土耳其再次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政变再次成为了恢复秩序的强力武器。

1980年政变与土耳其的右翼转向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次军事政变。作为军队的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主要统治机构，这一直持续到1983年的选举。在当夜的电视和广播讲话中，埃夫伦强调，这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国家委员会宣布取消宪法，解散议会，关闭政党，并逮捕其领袖，工会等社会组织也被禁止。作为60-70年代的核心政治人物，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都处于监禁状态。

1982年新修定的宪法展现出非常鲜明的保守特点，为此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它使军方势力凌驾于文官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主要的代表。它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防止民众的政治化。一个特殊的机构是高等教育委员会，它剥夺了之前大学的自主权利。此外，该宪法还试图利用宗教意识形态对青年社会化，以克服之前左派思想的影响。民族行动党的领袖声称：“我们的身体在监狱，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却在执政”。

1983年的选举让图尔古特•厄扎尔和他的祖国党成为新的执政者。1987年，厄扎尔和祖国党再次赢得选举。1989年，厄扎尔接替埃夫伦成为总统，直到1993年突然去世。在厄扎尔的治下，土耳其采取了一种双重政策：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

跟随撒切尔和里根，厄扎尔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一个三重政策计划：在短期内提高支付平衡和降低膨胀；在长期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实现从原来内向型经济和工业化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这一政策最成功的地方体现在出口。1979年，出口额只有23亿美元，占GDP的2.6%；到1990年增长到130亿，占GDP的8.6%。其中，制造业的出口从总额的36%增长到了80%。经济发展成为厄扎尔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在社会文化方面，军政府和厄扎尔则采取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以限制左派思想的发展。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想主义之家的主席易卜拉欣•卡菲斯奥卢（İbrahim Kafesoğlu）提出。1982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国家文化报告》中，它变成了土耳其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据新的宪法，宗教教育成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厄扎尔本人和纳克西班迪教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祖国党统治时期，土耳其每年新增约2000座清真寺。伊玛目—哈特普学校和《古兰经》课程也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

厄扎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了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安纳托利亚之虎”（Anatolia Tigers）的发展。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沙特投资的注入也加强了伊斯兰和资本之间的联系。1983年，福利党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的最新代表兴起。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它赢得19%的选票，在28个市获得胜利，包括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1995年，它获得21.6%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于1996年组成了以埃尔巴坎为总理的联合政府。这后来引起了土耳其历史上的又一次军事政变。

结语

20世纪后半期的三次军事政变成为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分界线。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威廉•海尔指出，“土耳其战后政治中的三次军事干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每一次军方都在经过相对短暂的波折之后归政于民。” 这使土耳其的政变显得非常例外。既不同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同于其中东的邻居。政变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却维持了国家的基本机构。这体现了土耳其政治体系的独特特征，包括政党机制、军民关系、西方的影响等。

土耳其左派力量的兴起，一定程度反映了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思想对土耳其的影响。特别是，共和人民党的中左转向，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美国的工会主义思潮也对土耳其的工会运动有指导性的效应。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兴起对左派力量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另外，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进入到了土耳其，在青年学生中激起了一股浪潮。20世纪60-70年代，土耳其相对脆弱的政府则为左派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1980年政变改变了土耳其政治的整体态势。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成为主要标签。表面上的民主和实际上的强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反映了土耳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意识形态的兴起，部分程度上解决了60-70年代左右派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也动摇了国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根基。90年代福利党的短暂胜利只是一个信号。21世纪初期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连续20多年的执政，则成为了这一转变的后来注脚。

（澎湃，2023年6月1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294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