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族谱主要源于家族世系的仪式需要。族谱编排子孙后代，为列祖列宗立传，以此勾勒家族历史脉络，并建立祖先崇拜的秩序，规定仪式程序和供品类型，分配家人、族人的职责，甚至讨论诸如哪一支族人为仪式出资等实际话题。简而言之，族谱这类文本直接解决应如何开展和维系祖先崇拜的问题。

过往已有许多研究讨论地方世系的发展，以及这些世系在帝国晚期，特别是长江沿岸地区的家族世系，对祖先崇拜日益重视。族长的职责是决定本世系祭祖的事务，这也是1397年《大明律》规定的唯一族长职责。清代法律在扩大族长职责的同时，也保留了这一制度。（译者注：见William T. Rowe“Ancestral Rites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en Hongmou in Jiangxi”一文，页389-90。）尽管祖先崇拜本身没有把女性排除在外，但她们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并且她们参与制定祭祖仪轨成文、编制的记录少有存世。故此，任何参与的凭据，都能很大程度展现女性如何挪用原本不得主导的祭祖大权。

族谱编修的女性参与

我在第二章提到，清代才女左锡嘉为她丈夫的族谱作了一篇短序，以下引文表明她参与了夫家族谱的编纂：

《曾氏谱序》

曾氏出黄帝，继公孙姓，至禹别为姒氏，传少康、曲烈，始封鄫。后世子巫仕鲁，去邑为曾。巫后四世，是为宗圣。宗圣以来，历今七十余传。谱牒昭著，鲁粤江蜀，散处四方；千柯万条，咸出一本，可谓盛矣。自我祖冠万公入蜀后，历今百余年，子孙繁衍，谱久未续，应再修葺。兹特循其旧而缀列之，以示后来。

然而，这部族谱已然失传，无从探究左锡嘉编修族谱的参与程度。正因如此，下文女主角袁镜蓉（1786-1852）的案例，才值得深入考察。袁镜蓉的生平和作品会在后文详尽介绍。此处我先交代几个原因，解释其案例的独到之处。

其一，参与族谱编修的女性之中，袁镜蓉是迄今能找到最多资料的案例。虽然其他才女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也有数份家传这类或有关联的写作，不过袁镜蓉的个人文集，却为我们提供了女性参与夫家族谱编修的直接证据。现存作品能清楚说明，袁镜蓉如何制定祭祖的仪轨，并挪用了与祭祖仪式绑定的权威。

其二，细读袁镜蓉的著述，能发现她的书写绝不只为仪式本身而作。在表达对夫家列祖列宗的尊敬、孝顺之情外，袁镜蓉也精心在叙事间编入了一出“戏剧化的家族纷争”（译者注：原文及标题为“family drama”，此版本为意译），讲述了一家人如何短时间内飞黄腾达，旋即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出现种种紧张、模糊和剧变。从她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戏剧化的家族纷争主要与家族内部的权力动态相关。因此，研究这类纷争可以揭示， “父系家族” 的权力结构在过渡期间（也正是所谓“父系”的身份尚不明朗之时）若何，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现，在家族的族长去世后，一位女性如何能够填补其留下的权力真空，并成功遵照己愿解决家族纠纷。

其三，家族纷争既关乎权力，也关乎物质，因为随着家族的地位节节攀升，财富不断增长，财权的争夺也随之而来。女性的物质生活中，向来有一明显含混之处。而袁镜蓉在家族财务管理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则为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的研究案例。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大量史料记载女性主管家族财政，但她们具体如何处理私财的记录却少得引人注目。例如，她们怎么支配自己的嫁妆，又如何为了支持夫家宗族变卖嫁妆？的确，在儒家思想中，模范妻子的美德之一，就在于即使在襄助家族生存及兴旺之际，也能将这些金钱交易藏得严严实实。（译者注：见Susan Mann“Dowry Wealth and Wifely Virtue in Mid-Qing Gentry Households”一文，页70。）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女性自己的创作，就有可能绕开这层窗户纸，了解她们在家族财政中的确切角色。

袁镜蓉与其族谱写作

袁镜蓉，江苏华亭（今上海）人，有《月蕖轩诗草》（月蕖为袁镜蓉的字，以下简称《诗草》）和《月蕖轩传述略》（以下简称《传述略》）传世。

袁镜蓉的生平大致可在这两卷书的序和跋里找到，篇篇皆为溢美之词。她的父亲叫袁厚堂，是江苏的一个县官，宠爱她的祖父袁柏田则历任要职，还当过江西巡抚。和同时代许多闺秀一样，袁镜蓉家学底蕴深厚，未出阁前跟着父亲学习诗赋。她的祖父亲自做主，将她嫁给了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神童”吴杰（1782-1836）。后来，吴杰官至礼部侍郎。

从这些描绘袁镜蓉早年婚姻生活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知她一嫁到吴家，就开始勤勤恳恳地履行妻职。吴杰的家境似乎远不如袁镜蓉，但她对锐减的经济条件毫无怨言，为家里操劳，据说日夜不息，从未气馁。袁镜蓉心甘情愿地典当了自己的嫁妆供吴杰读书，甚至祖父“柏田公擢江右方伯，辄遣使顾问，处不足若有余，勿以匮乏告，恐遗母家忧。”

吴杰通过了一系列科举考试后，袁的婚姻也旋即时来运转。吴杰1808年中举人，1814年中进士，1817年授翰林编修。往后20年里，吴杰官运亨通。历任各省要员后，吴1833年擢贵州按察使，并于1834年任礼部侍郎，主管教育和科举。袁镜蓉后来回忆说，从1833年起，吴杰就平步青云，旁人望尘莫及。

袁镜蓉文集中歌功颂德的篇章，都将袁生命中的这一转变，视为其美德的进一步例证，赞扬她在吴杰手掌大权前后，始终恪守妻子的职责，尽心照顾家中长幼，亲自料理所有家务，一丝不苟地打理家庭账目，免却吴杰所有的家事烦忧。这些文章故此把吴杰的飞黄腾达归功于袁镜蓉这位“内助”。

随着1836年吴杰去世，几年后其父亲又仙逝，袁镜蓉的典范形象到达了顶点。据文集所述，她不仅依照礼制操办了丈夫和岳父的葬礼，甚者处理了随之而来的家族乱象。自称吴杰门下士的沈兆霖就说：“夫子殁后，家事孔棘。夫人学书精整，不茹不吐。所历之境，所值之事，类皆须眉所难。而因应悉称，措置廓如。”不过，单纯操办葬礼似乎牵涉不到沈兆霖暗示的种种困难，因此我们可能会好奇，袁镜蓉究竟处理了哪些家事。庄仲方（1780-1857，著名学者、藏书家）作的序则提供了更多细节：

余次子敩为会稽吴梅梁少司空婿，自越中奉其妻母袁夫人所作《吴氏历世家传》并其《祠祀宗约》求正于余。余览之而叹日：“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夫宗谱之修、祀田之设，此学士大夫之责也，编氓则不能矣，况闺阁乎？梅梁尝欲为先德补传、立祭田，未及行而卒。夫人痛其翁及夫之没而子之孤也，不远数千里归葬，且不私所遗之田而立为祀产。自先世敏惠公以下皆状行事生卒，以竞其末竟之志，以垂久传。此皆学士大夫所谦让未遑者，而夫人独毅然为之，廓然成之。使其身为丈夫、有位于朝，其所设施，讵可量与？”

庄敩也为《诗草》题跋说：

敩尝读外姑所撰《传》《述》各一编。其述先德设祀田、治祭葬，敦本睦族，孝慈兼挚。言而可为子姓，则行而可为后人法。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备矣。今之士大夫，其孰能当此而无忝者？

因此，袁镜蓉的主要成就在于管理祭祖事宜，包括为夫家列祖列宗作传，以及分配祭田。《传述略》更加详细地记录了她的四大功劳：

1. 带领吴氏族人重修祠堂，恢复春秋祭祀。

2. 为吴家撰写了两本《祭祀簿》，分别记录了丈夫一支七世祖到十世祖、十一世祖到十二世祖的祭祖仪轨。

3. 给本房撰写了一本《祭祀簿》，又为15位入祀祠堂的先祖分别列传，还撰写了一本田产收租簿，其收入充祭祖之用。

4. 为上述三类祭礼筹措钱财和土地。

不过，读者应该很快就能发现，这些都不是袁镜蓉应当涉足的事务。即便她的称赞者为她在这些领域的成就歌功颂德，甚至说让男子汗颜，他们也在暗示她的成就属于男性的领域。庄仲方把修族谱和分祭田说成是“学士大夫之责”，就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学士大夫“所谦让未遑者”，也有袁镜蓉所为越界的意涵。庄敩评价袁镜蓉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大理想，也暗示她的成就应为儒家士大夫达成，而不应为儒家中典范妻子之所为。

如果去读袁镜蓉本人的著述，上述的明显矛盾自会迎刃而解。但与其逐章逐句细究，我想先从中建构起一部家族史。这部历史偏离了文集中溢美之词搭建的框架，由一桩不循常规的婚姻而始。正是袁婚姻的这种性质，提供了理解这出“家庭戏剧”的一把钥匙。

招赘婚姻

给袁镜蓉作传的人，都称赞她使用自己的嫁妆的贤德。在《传述略》中，每每提及自己的新婚岁月，她也都会强调这点。袁镜蓉常说早年和吴杰生活极度清苦：“家居年馀，瓶罄囊空”；“侍舅在家，无米之灶，几濒于殆”。危急时刻，总是她出面解围，一度“质嫁衣以供菽水”。除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之外，袁镜蓉还要“拔钗搜箧以佐（吴）读”。

这些记叙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颂词。袁镜蓉把吴家表现得一贫如洗，还将自己的嫁妆描绘为家族唯一的收入来源。《传述略》与其他颂词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袁镜蓉讨论了自己和娘家的关系。她的祖父袁柏田在她婚后还在接济她，并为吴杰和他的父亲吴永和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援助。此外，袁镜蓉的婚礼仪式后，袁柏田请吴杰住进自己的官邸，以便他读书。吴杰在当地教书时，袁柏田还邀请袁镜蓉和吴永和到他的府上，好照顾他的家人。袁柏田对吴杰的亲戚也非常大方。在邀请袁镜蓉、吴永和一行到江西官邸后不久，袁柏田得知吴杰的叔叔吴永清要来江西任知县，却“苦乏旅赀”，于是主动相助：“柏田公为置馆舍，与先舅同居，米薪月费皆柏田公周给之，无使乏。”而袁镜蓉此时还住在袁柏田的藩署里，“亦时时馈送焉”。

由此可知，与歌颂袁镜蓉如何向祖父隐瞒经济状况的说法相反，她和吴杰一家实际上都由自己的娘家供养。最重要的是，在婚礼后一年多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杰都是赘婿。她婚姻的这一方面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无论是袁镜蓉还是其他献词的人，都采用了贤妻典范的标准修辞，说她“来归后，上事舅姑，内睦娣姒”。唯有读到她行文中“赘”这个词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她的婚姻安排实际恰恰相反：

辛酉（1801年）（吴杰）取拔贡生，时余祖柏田公任浙江杭嘉湖道提调乡闱。夫子美秀而文，人闱时困于稠人之中，力弱不能进，乃大呼。柏田公询知其名，命吏护以人，且询邦族，而问有室否。答以已娶。柏田公顾谓人日：“英年卓荤，此席上珍也。有女可妻之，惜已授室矣。”赞叹久之。是年十二月，原配袁夫人卒。次岁壬戊（1802年）之春，来观察廨谒见。柏田公与之语，视其带束白，因问之，知新丧偶。乃遣媒而以余字焉。即招来署读书，特延明师以课之。明年癸亥（1803年）成赘婚礼。

简而言之，袁镜蓉不是“嫁入”吴家当媳妇的。相反，吴杰才是袁家的上门女婿。虽然颂者一致对此保持沉默，但这一时期入赘实际并不罕见，长江三角洲一带（译者注：即所谓的江南）尤其如此。权贵家庭倾向于为女儿安排赘婚，赘婿，以此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策略”——即招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上门，增加家族中举的机会，从而巩固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关心家族地位，这才热心栽培赘婿。（译者注：详见本专题第四篇“卢苇菁 | 建立婚姻纽带”。）

因此，袁柏田急于为袁镜蓉招赘的动机，不单纯是他对吴杰外表或举止的欣赏。会稽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吴杰字卓士，号梅梁。幼颖悟，以神童称。年十四（1796年），补诸生。时阮芸台（阮元）相国抚浙，见而器之”。县志里还说阮云出题，要求吴杰当场赋诗。吴杰迅捷的答复赢得了阮之称赏。袁镜蓉给吴杰写的传记也记载了这件事，还补充说阮云预言吴杰“必成大器”。

故此，是吴出众的才华吸引了袁柏田的注意。袁柏田甚至有可能在乡试偶遇吴杰之前，就已听说了他神童的名声。由于袁镜蓉还有一个弟弟袁克家，袁柏田招吴杰入赘并非为了传宗接代。更确切地说，袁柏田可能是担心家族地位在斗转星移之间有所下降（他的儿子袁厚堂当时就只当了个县令），因此急于为袁家未来的成功寻找出路。袁柏田甚至在他与自己的孙女结婚之前，就开始积极栽培吴杰就，也能看出他对科举竞争的关心。

就目前的讨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不在入赘本身，而在其结果。我们可能不禁好奇，在吴杰掌权之后，其赘婚会对家族的权力平衡产生怎样的影响。

家族财运之变

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虑到清代士大夫入赘婚姻的灵活性。与下层社会群体的普遍情况相反，在清朝文人中，入赘婚姻鲜为丑事。首先是因为士大夫阶层不要求上门女婿为子女改姓。这就意味着哪怕是倒插门的女婿，也能给自己传宗接代，还能够决定或者至少影响自己这一支的事务。其次，入赘的时间通常很短，顶多持续几年，夫妻俩就会自立门户，仍由男家主事。

从元朝开始，法律即规定入赘婚姻的双方家庭都要签署婚约。上门女婿居住满一定时间后，就可以任意回到本家，婚姻关系也被认为与一般与男方家族为中心的婚姻完全相同。婚约应当明确父系和财产归属问题，例如，上门女婿及其所生子女从哪一方的父系，本人有权享有本家抑或妻子家族的财产，以及哪方家庭有权获得其收入。然而，在实践中，清代文人的入赘婚姻高度灵活，甚至往往不需要签婚约。

在吴杰与袁镜蓉的婚姻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双方签过什么婚约。不过这对夫妻不断迁居，所以吴杰严格来说不算上门女婿，但也不是一家之主。婚后一年出头，夫妻二人就搬出了袁柏田的官邸，住进了会稽吴家。但由于吴杰经常在外任职，有时还会回袁柏田的府邸居住，袁镜蓉就不断在会稽吴家、祖父在江西的官邸，和吴杰的治所之间来回奔波。吴杰的父亲吴永和也多次搬家，先是住在袁柏田的府上，后来去了袁柏田为吴永清购置的住宅，在吴杰供职翰林院后又到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吴杰先后在湖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担任职务，袁镜蓉搬家就更加频繁了。她有时住在吴杰各地的官邸里，有时在会稽，有时又远行去见公公，然后接公公到吴杰和她身边一起住。这就意味着吴永和也要在会稽和吴杰任职的地方之间来回奔波。直到成婚十九年，袁镜蓉才终于与吴杰在北京安定下来——吴杰在此先是任京兆尹，不久又任礼部侍郎。不过，袁镜蓉和吴永和仍不时往来于北京和会稽之间。袁镜蓉的迁居记录如下：

1803年：和吴杰成婚。

1803年-1804年：与吴杰在浙江袁柏田官邸居住。

1804年：去会稽吴家住了三个月后返回浙江省城，后又回吴家。

1807年：吴杰进京教书；袁镜蓉留在会稽。

1809年：袁镜蓉、吴永和在袁柏田的江西官邸与其同住；袁柏田安排吴永和与吴永清同住新居，袁镜蓉则与袁柏田同住。

1811年：吴杰从北京回到江西，在袁柏田官邸住了四个月；袁柏田进京任职后，吴杰为江西某官员做幕僚，袁镜蓉搬进吴永和、吴永清在江西的新居；袁柏田调回江西后，吴杰和袁镜蓉又住进了他的官邸。

1814年：吴杰中进士，进京任职；秋天吴杰休假，赴江西探视袁镜蓉、吴永和。

1817年：吴杰任翰林编修；冬季，袁镜蓉、吴永和到北京与吴杰会合。

1817年-1833年：吴杰在湖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任职，袁镜蓉在吴杰的治所和会稽之间频繁往来。

1833年：吴杰任京兆尹，袁镜蓉、吴永和随任。

1834年：吴永和回会稽。

1835年：袁镜蓉带着两个儿子到会稽看望吴永和。

1836年：吴杰去世，袁镜蓉、吴永和回京。

1837年：吴永和回会稽，袁镜蓉和两个儿子留在北京。

夫妻二人的婚姻关系高度灵活，导致他们的家族关系相当模糊。最重要的是，若袁镜蓉的所有赞文都将其描绘为尽心管理家事，那么结合上述讨论，我们可能就会纳闷，她管理的到底是哪个家？袁镜蓉本人对家事管理权的描述，与其他颂词直接矛盾：

家中本无长物，先舅管理家政，有事请命而行，不敢详询。先舅亦不我告也……虽家道渐康，田产稍置，皆先舅独自主裁，族姓仗势把持。余虽欲顾问，而不敢也。即在夫子任所，会计出入，悉归先舅经理。余惟尽妇职以侍奉而已。

袁镜蓉在这里传递了几个信息。首先，尽管如其详尽记录，她频繁往来于婆家与娘家之间，但她笔下的家庭结构反而更加传统——公公吴永和在顶层，享受着家长的权威，而她则扮演孝顺儿媳的角色。不过，她也巧妙地质疑这种家庭结构以及公公的权威，特别是公公对家庭财产的管理。她两次强调自己想要询问家里的财务状况却“不敢”。她也暗示吴家的财富完全来自吴杰的收入，并再次强调吴家出身贫困。最后，她公开批评吴家人“仗势把持”家产，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权处置这些财产。这段话也捎带批评了公公吴永和，因为按照袁镜蓉的说法，正是由于他对家中田产“独自主裁”，家中才失去了对钱财的控制。总的来说，袁镜蓉这一段说的主要是谁该管理家族财政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的典型家庭中，权力结构非常清楚。级别最高的父系后裔即家长，雄踞等级制度的顶端。虽有多个儿子，各为自己家庭的家长，不过在分家之前，大家都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大户，以父亲为大家长。大家庭生活的指导原则是“同居共财”，即大家一起使用世代相传的祖产与家财。家长对家财则拥有最高权力。根据清朝法律，任何成员未经家长同意占有家产，都要受到惩罚。（译者注：这一时期实际中的分家做法，见David Wakefield的Fenjia: 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一书，页64-67；“同居共财”者，见沈之奇《大清律辑注》页216-17，亦见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力：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页222；父系家长对家产与家庭成员的权力，见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页213-16；成员未经家长同意占有家产的惩罚，见沈之奇《大清律辑注》页216-17。）

这些规则虽然清晰了当，但并不适用于袁镜蓉和吴杰的情况。主要问题出在吴杰的身份上：他算是哪家的人？由于当时没有订婚约，所以存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从未正式回过吴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吴永和还是其他吴姓族人，都无权索取吴杰为官的收入。例如，在元朝一个案件中，一个上门女婿的兄弟分家时主张分配该女婿的财产，最后败诉了。第二种可能是，从某一刻起，虽然没有婚约规定，但吴杰还是回了自己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同居共财的原则就产生了歧义。即使扣除袁镜蓉在娘家居住的时间，她仍然在不同的地点与不同家庭生活在一起，而非住在一个家庭人数相对固定的单一“吴家”。换句话说，由于吴永和（有时也包括他的妾室）、吴杰和袁镜蓉（有时还要带上子女）这些主要家庭成员都在不断迁徙，所以同居原则并不适用。共财原则也不适用，因为正如袁镜蓉所言，吴永和一开始就没继承什么家产。因此，家产悉归吴永和经理的安排才出了问题。

袁用“迎养”一词来形容吴永和的经济状况也值得玩味。迎养指的是分家后的情况。清朝法律规定，分家析产时应同时安排父母赡养问题。因此，分家的法律后果在于父亲不再享有对所有家产的最高权力，但应该给父母分一部分家产用以维持生活，或者由儿子赡养。虽然在吴杰和袁镜蓉的婚姻中不涉及析产的问题，但袁镜蓉坚称吴杰及其本家分居异处，所控财产数目各有不同。说吴永和是受迎养的，等于说他是受邀居于吴杰家中，即若家长分家后受儿赡养的情景，因此家产如何支配，最终话语权并不在他手上。

仅观袁对吴杰薪俸花费的笔墨，我们便能感到，她为新增财富应掌谁手而心生焦虑。随着吴杰一路高升，一家人的收入来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袁镜蓉写作的重心也相应转移，不再强调自己如何变卖嫁妆或娘家人的资助，而更多讨论吴杰的“廉俸”。“廉”字强调了吴杰为官两袖清风。值得注意的是，该字也可能与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有关。学者已注意到，虽然清朝官员的俸禄相较前朝低得多，不过清廷创立了养廉银制度，以免官员因为工资过低而腐败。高级官员的养廉银每年可高达两万两白银。

虽然袁镜蓉没有明说吴杰的廉俸数目，不过字里行间都足见其优渥。比如，她说吴杰在湖南为官时，就自费拿出两千两，周济湖南的粮商。除了在老家置办田产，吴杰也承担了全家的生活费用，还给父亲买了一套新居。袁镜蓉还屡次提到吴杰周济叔叔吴永清，例如“礼斋公（吴永清）性仁慈，乐善好施，家中食指浩繁，所得廉俸，入不敷出，遂积逋数千金……当（吴永清）转颜料之京，所积逋悉先夫子代偿”。她还在别处透露，吴杰所做的不止解决了吴永清的经济问题，还挽救了他的声誉。原来，当吴永清押送颜料到京城时，官府发现他掌管的一笔公款不翼而飞。吴杰出面干预，使吴永清免于遭受弹劾，随后又自掏腰包，垫上了那笔公款。吴永清是否盗用了公款还债，这些丢失的公款是否实际就是袁提及的“积逋”这些都不得而知。无论如何，照袁的说法，吴杰都使其叔乃至整个家族免陷身败名裂。

再者，吴永清死后，吴杰支付了所有的丧葬开支，甚至连坟地也是他买下的。袁镜蓉以此称赞吴杰“敦本恤亲”。不过在别处的记述中，她的口吻却带责难：“先伯舅所生子孙众多，慎终之事，似无藉于他人。乃身后一切，反维先夫子一人是赖”，显然是在批评吴永清的满堂子孙连他的后事都没打理好。她还煞费苦心地强调，为了照顾自己的亲族，没有什么事是吴杰不会做的，而且靠的全是自己的俸禄。因此，既然吴杰为家人尽心尽力，吴永和和吴家别的亲戚也就无权要求分配吴杰的财产。

继承之争

1836年，吴杰去世，享年54岁。他生了四个儿子，只有与小妾曹氏所生的一对双胞胎活了下来。因此，这两个小男孩是家族财产仅存的继承人。作为他们的嫡母，袁镜蓉理应享有家族财产的监护权。然而她很快发现，自己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

讣至越，余在病中，闻之一痛而绝……至（京）则總帏空题，灵榇独存。伤哉！所天竟成永诀：抚棺痛哭，恨不相从于地下。转思翁年八十，儿仅四龄，仰事俯育，惟余一人是责。乃与先舅检查先夫子所存，笥箧中则皆案牍、书籍、衣服，而无遗赀。载阅簿记，则先夫子自蜀至京作宦二十余年，所积廉俸若干，皆已陆续寄奉先舅。其年月日处所均详细载注，而于己身则一无私蓄也。吗呼，可谓孝于其亲而能养志者矣！

余乃谋所以奉舅抚孤之计，爰集诸门人而告以故，且筹善后。佥曰：“……不如南北各从其便，以顾目前。待世兄长成，再作久安之策；太夫子老矣，北方水土不习莫若旋越，而以南中置产自奉。且家有庶氏，幼子亦足承欢。师母则留京抚孤为上策。凡我同人，自当馈米分薪，以供养赡，亦所以报师恩也……”余闻而然之。时潘芝轩相国、阮芸台相国、姚伯昂，总先皆先夫子之师也，亦以前议为是，而为余言，余意遂决。

明年丁西，先舅返越，余留京邸，延师课儿读。凡日用饮食度支，皆赖诸门人饮助之力也。

在这里，袁镜蓉对吴杰的遗产只字不提，流露出的情绪与态度皆合时宜。不过，袁镜蓉直接谈及吴杰去世后一家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是出于她对公公的孝道和对儿女的关怀。之前歌颂袁镜蓉的记载中，赞美她一丝不苟管理家财，但她自己的说法截然相反。直到吴杰去世后，袁镜蓉才找到家里的账目。据她所说，她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不知该如何“奉舅抚孤”。而且，她对公公尽孝的表态，和自己对家产的要求，也是有矛盾的。事实上，所有的家产都归了她的公公。读了她的记述，我们才意识到，吴永和不仅独占了会稽的房产，还一直掌管吴杰的全部积蓄。袁镜蓉甚至提供了具体证据，证明吴杰将自己的积蓄上交给了吴永和。她说吴杰“所积廉俸若干，皆已陆续寄奉先舅，其年月日处所均详细载注”。在别处记述中，她也反复说吴杰“偶积廉俸，辄寄堂上，从无私及妻孥者”。她还要坚持问说，既然吴杰没有给她留下一丁点财产，她如今又该如何孝敬公公？

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这些矛盾的陈述所暴露的紧张关系，还在于它们解释了吴家分家的临时安排。虽然这些安排从未正式公布，但第二年的分家结果如下：吴永和带着他的妻妾和小儿子回到会稽的祖宅，而袁镜蓉则带着儿子们留在北京的家中，同住的还有吴杰的小妾曹氏（袁此处并未提及）。为了证明如此分家完全是为公公好，袁镜蓉还详细罗列了吴杰门人周济的款项，说自己就是依靠这些借款来支付全部的生活费用：

直隶、四川两省共集腋成裘，得银六千余两。或置房产，或权子母。其契券均在现任天津道彭门人玉雯处。丙申科传胪张门人锡庚首先倡举，集是科门人共得银六百两，置诸钱肆，月得利以供薪水。嗣又为余取归而置产。每遇年节，京中门人均皆馈赠，外省门人亦都有寄将。余始得安留京邸，延此残生以抚孤子。

这份清单为清朝士人阶层处理家族危机的支援系统，留下了绝佳的记录。与当前讨论更相关的一点，在于袁镜蓉毫不含糊地声明，吴杰所有的遗产都归了她的公公所有，所以她个人的财产，包括用吴杰门人周济款项购置的房产，均与吴家无关。她还暗示，目前的分家只是暂时的，吴杰的儿子长大后自会主张他们的继承权。

1838年，吴杰的一个双胞胎儿子去世，吴家只剩了一个继承人。1841年初夏，袁镜蓉写了一系列诗词，抒发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压力。她目睹一对燕子在她的房子里找到了栖身之所，便写了四首诗，表达自己看到如此吉兆的喜悦。这种喜悦又很快变成了“怜他辛苦还怜我，一样经营寄此身”的自怜。自怜自艾之中，袁镜蓉又写诗哀悼亡夫和15年前去世的儿子（即吴恩熙 ，袁称之为“恩儿”）。她自比“孤飞燕”，梦见儿子临终的时候，“那堪回首最伤神”。秋天到了，燕子南飞时，她又赋诗一首，这次是哀叹自己缺乏自由，“秋风不许随归燕，为抚孤雏绊此身”——所谓的孤雏，正是他丈夫唯一还活着的儿子。

这些诗歌不过寥寥几首，却极富情感，在袁镜蓉的诗集中脱颖而出（不过袁镜蓉诗集收录的诗较少，说明她不常通过这种形式自我表达。）虽说袁那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主要是服务于社交用途，这三首咏燕诗却难得地让我们听见了她的悲伤、自怜和对自己处境的哀叹。最重要的是，这些诗反映了她对确保吴杰继承人合法权利，进而其财产监护权的焦虑。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哀悼的是十五年前去世的恩熙，而不是哀悼最近去世的小儿子。袁镜蓉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吴文熙生于1819年春，小儿子吴恩熙生于1820年农历十一月。文熙出生没几个月就夭折了，因而恩熙的诞生为夫妻俩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在家里最受疼爱，小小年纪就异常聪慧，因此吴杰和袁镜蓉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慧生“。不幸的是，1827年农历六月，吴恩熙便死于严重的腿部臁疮，死时还未满八岁。袁镜蓉悲痛欲绝，终身未曾走出这场悲剧。她在《传述略》中留下了《文熙童子传》，不过讽刺的是，长子文熙一笔带过，余下都是用凄美的笔调回忆恩熙的一生，深情地描述了让恩熙成为神童的众多优点。袁镜蓉在文末写道，“每对童子小影，仿佛生平，辄酸鼻而流涕”，甚至不由得向苍天发问，“胡福慧之相妨至于斯极耶？”她又在传记末尾附上了恩熙的悼词，和吴杰曾经的同僚钱仪吉（1783-1850）为恩熙写的悼亡诗，其中说恩熙“童子仁心似老成”，小小年纪便聪慧、孝顺、仁义”。

如果吴恩熙还活着，袁镜蓉肯定不用再担心分家的问题。到1841年，他已经21岁了，因此可以合法主张继承吴杰的遗产。加之吴恩熙少年老成、孝顺长辈，甚至可以担纲家长，随吴杰去世而来的家产纠纷（吴恩熙1836年应已届十六），也就烟消云散了。因此，袁镜蓉这首1841年为恩熙写就的哀悼诗，揭示了她对遗产问题的焦虑，而双胞胎之一的死加剧了这种焦虑。

1844年，吴永和在会稽逝世；一个月后，小儿子吴俅也去世了。袁镜蓉带着自己11岁的小儿子，也是吴杰唯一的儿子回到会稽。一到家里，袁镜蓉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家中无主，所有遗存衣服什物，均为庶陈氏毁卖，荡焉泯焉。先舅寿圹亦为陈氏所启而废。佘始而忿，继而悲，乃喟然自叹曰：“幸夫子殁矣，孤儿年且稚。葬亲之事，非余其谁任之？是不可稍缓者也”。遂沽钗质衣，摒挡一切，含辛茹苦，竭力经营。

在袁镜蓉母子到来之前，一场遗产争夺战无疑已经打响了。在别处文中，她甚至披露了更多这场争夺战的细节：

询及家务，族人皆诿为不知。问所存衣服什物，并祖遗珍玩，则已均为先舅侧室陈氏毁卖，荡焉无存。又问先舅在时管理家务之人，索其出入簿记，则答云“无有”。再四稽查，仅存田山契券租簿亦皆紊乱遗失。余力为清理，剧费周章，始得麋目。

要了解所谓的田山、契券、租簿价值几何，我们只消查阅袁对族中余财的收租簿：

查只存湖田叁拾柒亩陆分肆厘肆亳，山田拾伍亩壹分贰厘捌毫，坟山贰百贰拾肆面叁分叁厘陆亳。遂各立清册，藏诸笥箧，以示后人。其坟山亩数，检阅历年收租原簿，仅壹百余亩，余则匿而未登。余复查出补入，共计有贰百馀亩……然已所存者鲜矣。兹将现在查出应收湖田租、山田租、山租，皆余亲自检查，重立此簿，逐细注记，了如指掌……山中尚有斯、温等字号山亩，田中尚有位、首等字号田亩，或有契纸而无户管，或有户管而无契纸，是又当续查者耳。

由此可见，袁镜蓉千里迢迢赶回会稽，不仅是为了埋葬公公，也是为了接管家产的账目。然而，她处处受到吴家族人和家仆的阻挠，更不用说陈氏了——但凡她拿到什么，陈氏都要迅速抢走。据袁镜蓉说，陈氏是吴永和的一个小妾，也是吴俅的母亲。

行文至此，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小妾的继承权。清朝法律大体承袭旧制，认为妾包括继承权在内，方方面面都低于妻。这也是为什么袁镜蓉在考虑家产问题时，将吴杰的妾室曹氏彻底排除在外，好像曹氏除了是吴杰之子的生母，什么都不是。不过，陈氏的地位问题则相当含混。清朝法律关于妾权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规定如果没有守寡的正室，那麽妾只要不再事他人，就可以对家财享有完全的监护权。此外，如果家中无法定继承人，该妾还有权指定继承人。如果正房已经去世，那守寡的小妾可按守寡的正妻对待。清朝时期的案例告诉我们，“正妻死后，小妾往往承担了家族女主人的角色，并在丈夫死后承担事实上的一家之主的角色。”那么陈氏也有这些权利吗？（译者注：妾权在清朝法律中的创新，见Kathryn Bernhardt的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一书，页161-78；所录清朝案例见同书页163。）

考虑到吴杰在家族中的身份模糊，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如果把吴杰视为一个入赘他族的女婿，永远不会回到自己的本家，那么他和他的儿子，都无权继承吴家的财产。即使如袁坚称，这些财富完全来自吴杰的俸禄，它也在事实上完全归于吴永和及吴氏族人的掌控。袁镜蓉在吴杰死后分家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这种掌控。由此观之，陈氏作为吴永和的唯一遗孀，依法有权担任一家之主，并指定祭祖继承人。她还享有对吴家家产的完全监护权。

不过，袁镜蓉显然偏向这种情景的另一种解释。在她的笔下陈氏不仅是个家贼，甚至还是个盗墓贼。袁镜蓉整顿家宅，清查账目，种种行为，皆表明她打算掌握大权。她断言吴杰一直活跃于自己的父系，并尽一切努力照顾吴氏亲族，意图以此消除吴杰身份的所有模糊空间。因此，吴杰的儿子自然是吴杰自有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图3.02和3.03是吴氏后人的清单和可能的继承序列。）

袁镜蓉整理家产账目锱铢必较，这尤其能表明她维护家族财富控制权的决心。她说自己对家产“逐细注记、了如指掌”，这样就消除了吴氏族人“隐匿家产”的风险。同时，袁镜蓉也要通过谴责吴氏族人非法隐匿家产，来宣示自己管账的正当性。她还宣布了自己“续查”家产的决心：通过声称自己只发现了原有家产的一小部分，她暗示自己仍在为余下相当大部分的继承权奋斗。

这些公开的批评，使袁镜蓉的文字不同于同时期许多男性作者的家谱写作。近来的研究揭示了家谱写作在清代的巨大变迁，展现了家谱如何有助于凝聚家族，并在族人中灌输亲族的价值和家族纪律。这类家谱往往带着一种明显的道德基调，钩联起家族和世系的是仁孝，而非袁镜蓉揭露的家族纠纷。

祭祖仪式的至高地位

现在回到祭祖的问题。祭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学者们早就认识到，仪礼在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里占中心地位，而祭祖尤是。举例而言，祭祖不仅塑造了生者与死者间关系的观念，还起到了在生者之间建立等级组织的作用（译者注：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一书，页23及222）。这种等级组织对全社会的尊卑和性别区分至关重要，也会影响个人在亲密群体中如何看待彼此关系，世系就是一例。祭祖仪式的顺序，使每个家族成员在为祖先服务时，都分配到了适当的角色，从而定义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某人能否参与祭祖，直接认定其是否家族成员身分，这正是吴杰及其子嗣的基础。

当然，如果我们说袁镜蓉可圈可点的种种努力，都纯粹是为了让吴杰的儿子继承家产，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家族孝道，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过，如果我们过分低估她如何借强调祭祖仪式助其争夺继承权，也会同样误导读者。通过将自己，以及（包括吴杰自己及其子嗣）纳入吴氏血脉中的恰切位置，她得以消解吴杰族中身份的任何模糊之处。回到《传述略》第一句：“吾吴氏自前明洪武时中和公由江右迁越以来，将五百年矣。世德相承，子孙繁衍”。这里袁镜蓉说的是“吾吴氏”，表明她是嫁到吴家来的，与传统婚姻别无不同。她声称自己乃吴氏一员，暗示了她欲澄清吴杰作为吴氏后人的身份。事实上，她正是通过辨别吴杰在支系中的身份，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十四世孙杰继室袁氏镜蓉谨序”。

图3.03 吴家继承序列。第三种可能是袁主张的情况：留作供养吴永和的份额，在他死后，应该归还给吴杰的继承人。

此外，袁镜蓉还陈言，吴家先祖之所以受了朝廷的封赏，都是拜吴杰所赐：“按笃斋公（吴杰的曾祖父）……以夫子（吴杰）官诰赠荣禄大夫……配汤太夫人（吴杰的曾祖母）……以先夫子官诰赠一品夫人”。袁镜蓉接着还列出了授予吴杰祖父母和父母的头衔。封赠官员先祖可以追溯到唐朝，世代延续下来。这个制度中，官员先世获封爵位名号，以此光宗耀祖。如果像袁镜蓉说的那样，吴氏一支全因吴杰光耀门楣，那他本人当然是无可辩驳的吴氏一员。

而且，考虑到入赘女婿子女的家庭归属也常常出现歧义，袁镜蓉同样小心地澄清了吴杰子嗣的身份：

甲辰（1844年）秋八月，十五世孙口口奉其母旋里，安葬其祖。事毕，冬十一月，以母命复集诸族人而共议曰：“宗祠之设，所以奉祭祀而联族姓也。”

如果吴杰的儿子能够以吴家“十五世孙”的身份与族人见面并讨论恢复吴氏宗祠的问题，那么他毫无疑问是吴杰唯一的继承人。

最后，袁镜蓉把吴杰这一系说成是“梅房”，从而确定了吴杰一家参加祭祀的资格和顺序，继而确认了吴杰在家族中的地位：

余已（为吴杰族系的两类祭祖仪轨）各立一册，详细载注矣。惟先舅渼陂公、先夫子梅梁公一支，岁时祭祀未议，亦无祭田……是以不敢为身计，将家中仅有存田五十二亩有奇，悉数捐入，无少遗留，更其户管之名曰“吴梅祭户”（强调为我后加），以为渼陂公、梅梁公一支岁时祭扫时用……先夫子号梅梁，是册也，即以《梅房祭祀簿》名。

袁镜蓉为吴永和及吴杰一支规划祭祀仪式时，特意管他们这一支叫“吴梅祭户”，并以此名义登记了祭田，起草了《梅房祭祀簿》。简而言之，她将吴杰写成了这个祭户的户主。结合这场旷日持久的继承权之争，我们可以还原袁镜蓉意指若何。首先，作为户主，吴杰对家产拥有最高权力；其次，在他死后，他的财产理当归他唯一活着的儿子所有。虽然吴永和是吴杰的父亲，位列十五篇传记之首，但他只是儿子迎养的父亲，而不是一家之主。袁镜蓉在吴杰死后分家析产的安排，完全是为了确保吴永和能继续老有所养的同时，吴杰的儿子将来能合法继承家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袁镜蓉声称陈氏之所以能够掠夺家财，只是因为吴家人群龙无首，这就排除了在吴永和死后，陈氏变成合法家长的可能性。

袁镜蓉所绘《女仙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画中描绘了一位坐在鹿车上的女仙。车以老藤制成，车顶满覆繁花，女仙形态娇弱，与当时世俗化的仕女画并无二致。

这个故事当然是袁镜蓉的版本。如果陈氏通文墨，能写下自己的故事，或者任何一个吴氏族人能够书写自述，这部“家族戏剧”都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袁镜蓉的故事讲述的与其说是伸冤，不如说是谋求一己私利。尽管如此，笔者无意猜测这场遗产之争的真相，哪怕和袁镜蓉的故事南辕北辙。相反地，我的兴趣在于袁镜蓉在如何选择呈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角色，尤其是如何在家谱写作中，找到了使自己对家庭纠纷看法合法化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个案例研究关注的与其说是身涉家庭纠纷之人的对错，不如说是一位女性作者的自我呈现，以及为自己谋利的修辞策略。

1848年夏天，袁镜蓉把她的诗集寄给了女婿庄敩，并请他题跋。当她在会稽的时候，她请知府杨钜源阅览了吴氏家谱。1844年，她同样给庄敩送了一本家谱，庄敩又转送给了庄仲芳。1848年的那个夏天，这两卷书在袁镜蓉的家族人脉圈中小范围传阅——包括沈兆霖等有权势的吴杰昔日门人——随后在当年刊印。袁镜蓉借此向她的士人社交网络传达了她对家族纠纷的看法，并赢得了他们的认可。

结语

与前几章讨论的体裁不同，家谱写作在女性作家当中相对罕见。家谱也不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仪式，与构筑起家族史的族人生命历程。尽管家谱显然不关心个人的生活史，它却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女性在家族或世系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自我赋权的策略。

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策略，士人家族的年轻女性通常会被嫁给才华横溢、前程远大的年轻学子。如果这位年轻学子像吴杰一样足够幸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我们也期望他的妻子会过上典型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期望妻子为丈夫一家风雨无阻的牺牲和不懈劳作终会得到回报。然而，一如袁镜蓉的叙事显示，即使在这样的幸福结局里，女性仍然面临着家族地位迅速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模糊和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通过编撰家史和整理祭祖仪轨，袁镜蓉成功解决了家中最大的模糊因素，即其丈夫作为赘婿的身份。只要她在家谱里将吴杰归于吴氏血脉，就能继续以有利于她丈夫唯一继承人的方式，处理围绕家族财富急剧增长而产生的纠纷。至少对落入吴氏族人之手的家财，她也能证明自己有权取回。

毫无疑问，袁镜蓉通过传送和出版自己的文章，已把自己版本的家族纷争灌输给了她的士人圈子。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她成功树起了自己的清誉——不是锱铢必较的世俗女子，而是为丈夫的家庭和氏族鞠躬尽瘁的模范妻子。《诗草》和《传述略》中字字都强调她的无私、守礼和对吴氏先祖的孝敬。通过谦卑恭敬的修辞，她不仅能免却任何对她逾矩的指责，也赢得了士人们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家庭戏剧”证明了一位女性作者对自我赋权策略的非凡运用，尤其是她如何诉诸于传统礼仪和女性典范观念——以及其中发挥约束力的所有道德权威。

本文节选自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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