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古希腊人留下的作品中，美女海伦的形象多种多样。荷马史诗里，她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红颜祸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里，她是避祸埃及的贤妻良母。但海伦的形象并不是一种从被谴责到受辩护的线性演变，而是多重形象共时性存在，分散在关于海伦的多个故事版本中，相应地，对她的褒贬也始终共存。分析海伦形象的方法有很多，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每一形象产生的历史语境，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找到由多种条件和情境交织而成的综合网络，不仅可以明了每个被塑造的形象的背后原意，也有助于理解宗教氛围、政治辩论对古风和古典时期神话叙事的影响，减少对海伦形象变化的误读。

关于海伦的文学想象数不胜数，即使是在古代的作品中，她的形象也是备受争议、几经变化的。在荷马史诗里，海伦是被人诱拐的美妻，引发了特洛伊战争，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古风时代的抒情诗人开始为海伦辩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用大量篇幅为海伦正名，最终，在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笔下，海伦成为贞洁的贤妻良母。学者们在研究海伦形象时，有一种倾向，即把海伦的形象变化看作一种线性的演变，从最初的**形象，逐渐在文学作品里发展成正面形象，①从而证明雅典民主社会“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完成了对女性地位的社会认可和重视”，这种形象的塑造“也是古希腊文明进步的表现，文明的进步伴随着很多因素的发展，而男女两性的平等是其标志之一”②。实际上，这种观点与海伦形象被塑造的背后原意极为不符，是对海伦形象的误读，也是对古希腊社会本质的错误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和梳理海伦形象变化的原因。

海伦的故事属于神话范畴。学者们对古希腊神话的研究和解释已有很多方法。剑桥学派的简·哈里森和弗雷泽强调仪式与神话的关系，法国古典学家让·维尔南等人致力于神话故事的结构分析，认为希腊神话本身就是一个由众神关系构建起来的结构体系。德国古典学家沃尔特·布克特将历史重新引入神话研究，把宗教仪式的源头放在了远古人的生物特性中，简·布雷默和弗里茨·格拉夫也都重视仪式，把仪式作为解码希腊神话的钥匙。但是关于海伦的故事多存在于文本之中，相关的仪式很难找到，从仪式中找到关联性不容易，因此此类方法在解释海伦的神话故事上不具备针对性。

在语境中阐释神话的研究方法可能更适合解析海伦的形象。理查德·巴克斯顿在《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一书中认为，真正有用的工作是把神话故事放到讲述它们时的社会中去，分析故事的叙事语境和社会环境。理查德·巴克斯顿：《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欧阳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李剑鸣在《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语境的含义和相关理论。语境（context）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可以指一个文本产生时的具体环境，如当时的知识和思想氛围，作者的社会背景和创作意图，以及作者的社会交往和他感受到的各种外界影响。语境强调综合性，它不是指作用于文本或事件的各个单个因素或众多单个因素的集合体，而是指由多种条件和情境交织而成的综合体，类似某种不易找出头绪和经纬的“网络”。李剑鸣认为，把“语境”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可以为我们认识过去和解读材料带来不少启示。李剑鸣：《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汇总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具体到展示海伦形象的相关文本，它们的历史语境应该是由文本作者所处时代的宗教氛围、文学叙事传统和其他社会因素构成的。只要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文本当时的历史语境，就可以明确古代文献中的海伦多种形象实际上是共时性的存在，每种形象都有其自身被塑造的特殊内涵。

一、看似线性发展的海伦形象

最早的也是最经典的海伦形象是荷马史诗塑造的。在很大程度上，希腊文学传统中海伦叙事的主要情节、主题都源于荷马史诗。在荷马史诗里，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也是使许多人战死沙场的祸根。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第二卷第一次提到海伦的名字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许多阿开奥斯人为了她（海伦）远离亲爱的祖国，战死在特洛伊。”

在古風时代的抒情诗歌里，海伦经常被借用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在保留下来的诗歌残篇里，最著名的是阿尔凯乌斯（Alcaeus）和萨福（Sappho）的诗歌。这些诗歌可能表达的只是诗人个人的情感，却反映出古风时代的某些声音，女诗人萨福在《致安那托利亚》一诗中，这样写道：

那美丽绝伦的海伦就把那毁灭特洛伊名声的人（即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看作天下最好的人，她忘记女儿和自己的双亲，任凭“爱情”拐带，摆布她去恋爱。荷马等：《古希腊抒情诗选》，水建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0—131页。

虽然萨福描绘的也是海伦抛夫舍子的行为，但她的诗歌表达了女性独特的价值观。她没有关注男性诗人所关注的战争和公共生活，只是抒发爱与欲望。萨福对海伦没有做道德上的评价，在她的笔下，海伦不再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强烈的感情，由于深陷在强大的社会责任的网里，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

古典时代是希腊悲剧和喜剧繁荣的时期，在戏剧舞台上，男性诗人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海伦形象。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里，歌队将战争的罪名扣在了海伦身上，视其为“害人的东西”：

啊，疯狂的海伦，你一个人在特洛亚城下害死了许多条，许多条人命，你如今戴上最后一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花，这洗不掉的血。真的，这家里曾住过一位强悍的厄里斯，害人的东西。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罗念生全集》，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455—1461行。

针对这一罪名，克吕泰涅斯特拉为海伦辩解道：“你不必为这事而烦恼，请求早死;也不必对海伦生气，说她是凶手，说她一个人害死了许多达那俄斯人，引起了莫大的悲痛。”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第1462—1467行。虽然埃斯库罗斯并不支持剧中人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观点，却显示出当时的希腊人对海伦的做法有不同的理解。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里，海伦得到的不再是辩解，而是形象的重新塑造，她成为一名贤妻良母且颇具智慧。在这个悲剧里，海伦没有背夫逃走，因为赫拉要破坏阿芙罗狄忒的计谋，用了一个云做的假海伦送给帕里斯，被他带到特洛伊。欧里庇得斯：《海伦》，《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0年，第597—600页。于是，真正的海伦就是一个未被拐走的贞洁女性。欧里庇得斯悲剧《海伦》里，海伦与墨涅拉俄斯相见后，还有过这样一段展现彼此忠贞不渝的对话：

海伦：不，凭了你的头我立下庄严的誓，——

墨涅拉俄斯：你怎么说？你说宁死绝不更换你的丈夫么？

海伦：是呀，也用那把短剑，我将躺在你的身边。

墨涅拉俄斯：照这誓约，那么你握住我的右手吧。

海伦：我握着了，——你如死了，我也离开阳光。

墨涅拉俄斯：我在失了你的时候也结果我的生命。欧里庇得斯：《海伦》，第830—840行。

在这部悲剧里，欧里庇得斯这样评价海伦，“你呢，不曾辱没了你年老的父亲和宙斯的儿郎们，也没有干出人家所说的事情。”欧里庇得斯：《海伦》，第710—733行。并为海伦安排了这样的台词：“但是假如我回到希腊，再站在斯巴达（的土地上），那么他们听到了，又看见了，他们乃是死于神们的谋划里，我也并不是背叛了亲友的人，便会还给我贞节的名声。”欧里庇得斯：《海伦》，第923—940行。用新的故事情节，欧里庇得斯塑造了贞洁的海伦，彻底地颠覆了海伦红颜祸水的形象。

除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外，智者学派的高尔吉亚还写过《海伦颂》，被认为是对海伦的最大辩护和最高赞颂。他认为海伦前往特洛伊的原因，包括机遇、神的意志、命运的法令和言语的力量等，而海伦自己的爱欲起了重要作用，爱欲的力量如此强大，法律和习俗都无法阻挡。但这不能被谴责为罪过，而只能看作不幸。Gorgias， Encomium of Helen，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Translation by D. M. MacDowell， Bristol：Classical Press， 1982， §6.

从荷马史诗到古风时代的抒情诗歌，再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如果只看到上述几个海伦形象的变化，很容易得出结论，即海伦的形象是越来越趋于贤妻良母的，对海伦行为的道德谴责也越来越少，辩护则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即在古希腊文学发展史上，海伦的形象是直线变化，向着一种开放和更加理解女性行为的方向发展的。而实际上，分散在古代作品中的海伦形象远不是如此单一或者如此同步地要表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对女性之同情。

二、实则谴责与辩护始终共存的海伦形象

即使是在荷马史诗里，对海伦抛夫弃女的行为也没有做单一的判定，而是多次表达了对海伦的怜悯和同情。普里阿摩斯认为海伦来到特洛伊是被迫的，是神的安排：“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归咎于神，是他们给我引起阿开奥斯人来打这场可泣的战争。”荷马：《伊利亚特》，第164—165页。当海伦登上特洛伊的城楼上时，面对长老们，实际上也没有受到谴责。

特洛亚的领袖们就是这样坐在望楼上，他们望见海伦来到望楼上面，便彼此轻声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特洛亚人和胫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为这样一个妇人长期遭受苦难，无可抱怨;看起来她很像永生的女神;不过尽管她如此美丽，还是让她坐船离开，不要成为我们和后代的祸害。”荷马：《伊利亚特》，第153—160页。

荷马史诗没有直接提到过海伦的容貌，长老们的这一段评价实际上是说，为了她的美貌，10年的战争是值得的。这种不责备凸显了海伦美貌的魔力，美貌成为其免受谴责的豁免权利。因为在男权世界里，像海伦这样的女性被看作可以争夺的财产，史诗里多次将海伦与财产并提，荷马：《伊利亚特》，第90—95页。帕里斯也把她看成可以“带走”或者是“弄到手”的物品。荷马：《伊利亚特》，III，第444頁;XIII，第626-627页。她的美貌是欲望的最终对象，也是英雄事业的体现。帕里斯宣称，即使在10年甚至20年之后，他对她的渴望仍远胜于昔。荷马：《伊利亚特》，III，第442—446页。所以，古希腊的武士将男性荣誉深植于对女性的欲望和掠夺之中，给了海伦事件以真实的文化内涵。而引诱他人的妻子，违反神圣的宾客礼仪，帕里斯的行为才真正威胁了社会网络及其所依赖的家庭组织结构。荷马史诗在此处的潜台词是：海伦仅仅是战争的一个借口。

史诗里，直接的谴责恰恰来自海伦自己。她对她的公公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这样说：

但愿我在跟着你的儿子来到这里，离开房间、亲人、娇女和少年伴侣前，早就乐于遭受不幸的死亡的命运。但没有那回事，因此我哭泣，一天天憔悴。荷马：《伊利亚特》，III，第173—175页。

她不断重复、有力的自我谴责说明，在她自己看来，因为背叛丈夫与帕里斯私奔，她是要受到谴责的，她也不断提及自己受到了特洛伊人的谴责。荷马：《伊利亚特》，III，第410—412页;XXIV，第768—775页。她如此严苛地谴责自己，反倒使别人没有必要严苛地谴责她了。也正是因为她的自责，普里阿摩斯为了挽回她的面子，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神明，而诗人也由此既确定了她的罪，又使她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物品。

海伦的自我贬低是对男性所描绘的好女人特征的自我剥夺，好女人总体上贬低自我性别，同时自贬为比男性差。男性对海伦的谴责，在她的美貌之下很快消失，而她的自我谴责提升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品德，因此间接提升了她作为女英雄的合法性。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海伦与其丈夫墨涅拉俄斯在斯巴达得到尊崇，这是历史事实，与荷马史诗对海伦形象的评价是相符的，尤其是在美貌是一种魔力这一视角下，更是如此。

古希腊人构建的多种海伦形象与他们对女性的复杂情感有着直接关系。沃尔寇特（Walcot）曾以潘多拉、亚马孙女战士、阿芙罗狄忒和雅典娜的传说为例，探讨了神话中体现出的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他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性的恐惧塑造了他们对女性的态度”。P.Walcot， “Greek Attitudes towards Women：The Mythological Evidence，” Greece & Rome， Vol.31. No.1 （Apr. 1984）， pp.37-47.古希腊人认为女性无法隐藏她们的性魅力，而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无论这灾难是她们主动引起的，还是在无知中造成的。P.Walcot， “Greek Attitudes towards Women：The Mythological Evidence，” p.39.海伦的形象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抵制不了美貌的诱惑，另一方面期待女性的贞洁和贤良。

在《伊利亚特》第三卷里，不仅海伦的美貌被提及，海伦的其他形象也展现出来。比如她在房间里织布的家居女人形象，她不满阿芙罗狄忒的安排又不得不服从的凡间女人形象，她看到帕里斯的懦弱而鄙夷他，同时对墨涅拉俄斯又有留恋和思念等等细节说明，荷马史诗对海伦的形象描写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种多样化特征为后人对海伦形象的塑造拓展了合理性空间，也就是说，荷马史诗对海伦谴责与辩护兼具，为后来出现的海伦形象奠定了基础，无论哪种形象只要表现合理，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因此，萨福在抒情诗里塑造的海伦追求爱情自由的形象能够被古风时期的希腊人所接受，并且能够流传至今。但是从社会传统来看，在古风时期，对海伦的谴责仍然是主流。另一个抒情诗人阿尔凯乌斯以贬损的词语描述海伦，直言海伦是因为女性的弱点、自私的热情和错误的行为，引发了战争，导致了特洛伊的毁灭。在一首诗里，他这样写道：

阿尔戈的海伦兴奋地心跳，为这个特洛伊男子而疯狂，他是欺骗者，她伴随着他漂洋过海，离开了家，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舍弃了（铺着）华丽床单，因为她的心让她陷入爱情……因为这个女人的原因，很多兄弟倒在了特洛伊的平原上，很多战车倒在尘土里，很多武士陷落了，阿基里斯享受了屠杀的快乐……Lin Foxhall， “Gender，” Kurt A. 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s， ed.， 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p.492.

古典時代留下的作品种类繁多，所以展现的海伦形象更是多样的。悲剧经常提及海伦，有褒有贬，即使一部剧也可能会出现对海伦的争论。前文列举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就出现了对海伦的谴责与辩护。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里，他塑造了一个避祸埃及、忠贞不贰的海伦形象，但他也在如《俄瑞斯忒斯》《特洛亚妇女》《圆目巨人》《赫卡柏》《安德洛玛刻》《厄勒克特拉》和《在奥利斯的伊非革涅亚》等剧中，把海伦描绘成不忠的妻子、战争的祸端、剧中各角色苦难的根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红颜祸水”。

《俄瑞斯忒斯》里的海伦不仅自己羞愧到不敢到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坟前祭奠，而且被自己的父亲廷达瑞俄斯称为“坏女人”，不想对她说话，之后，俄瑞斯忒斯又与朋友一起策划杀死她。因为她乃是为了整个希腊的缘故而去受惩罚，她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她毁灭了他们的儿子，新娘们失掉了丈夫。我们应该欢呼，为神们点起祭火来，给你和我许多祝福，因为我们洒了那恶女人的血。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0年，第1140—1150行。接下来，欧里庇得斯还让歌队合唱道：“廷达瑞俄斯的女儿（指海伦）使她的同类蒙羞，正是该为女人们所痛恨的。”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斯》，第1150—1155行。

在《特洛亚妇女》里，海伦被特洛伊的妇女谴责和诅咒。欧里庇得斯在剧中安排了一场海伦与赫卡柏的争论，主题也是海伦是否有罪。在辩论中，海伦因为怕死而将责任推给了众神，但是赫卡柏讲述了海伦贪恋财富、不守妇道的很多细节，把海伦驳斥得“全然没有道理”，并斩钉截铁地要求墨涅拉俄斯：

快把这女人杀了，杀得好，这样你就给希腊戴上了一顶荣冠;你还得为其余的女人制定这一条法令“凡背弃丈夫者概处死刑。”欧里庇得斯：《特洛亚妇女》，《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8—1032行。

因此，即使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形象，实际上也是遭谴责和受辩护共存的。这种谴责与辩护始终共存的海伦形象说明，在神话故事的叙事形式发展中，海伦是海伦，女性是女性，某种意义上她并不是女性的代表，但是“海伦”这个名字却成为另一种历史真相，即海伦的形象没有维持原初的“红颜祸水”，而是成为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表达。而之所以在不同的古代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海伦形象，完全是海伦形象塑造者在时代背景下的表达需求。在历史语境下分析每一种海伦形象，才会找到其形象背后的原意。

三、塑造海伦形象的历史语境

海伦的故事被代代传诵，而多重形象的海伦是通过神话的流传以及戏剧情节的展开而表现的。古希腊的神话“并不构成一个自成一体、与其他史料密封隔绝的范畴”，却影响了希腊精神生活的广阔领域。“希腊的神话传统曾经是动态变化的：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一个新编的故事就会流传开来，而当人们发现其他版本更有说服力时，这个故事也就不再流行了。”理查德·巴克斯顿：《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第18—19页。而什么样的神话版本能够被编造出来、什么样的神话版本能够流传、什么样的神话版本停止流传，说到底，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是有影响力的因素。海伦的多重形象之所以能在各个历史阶段共时性存在，是因为古希腊社会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为其编织了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历史语境。

（一）海伦崇拜是海伦受辩护的现实支撑

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在提拉普涅（Therapne）为海伦及其丈夫墨涅拉俄斯建立了神庙，这是已被证实的、最古老的英雄崇拜，一直到公元2世纪鲍萨尼阿斯生活的时代，这座神庙还在。鲍萨尼阿斯在《希腊志》里称这座神庙为墨涅拉俄斯神庙，“据说墨涅拉俄斯和海伦就埋葬在这里”，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trans. by W. H. S.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9.9.而歷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里则称这个神庙为海伦神庙。希罗多德：《历史》，6.61。雅典的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也见过这个神庙，并说斯巴达人对这对夫妻的祭祀与“对神的祭祀”一样。Isocrates， Isocrates， trans. by George Norli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1928， 10.63

但是，斯巴达人所崇拜的海伦与荷马史诗里的海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的海伦仍然是墨涅拉俄斯的妻子，仍然是斯巴达的王后，也仍然是最美的女人。但是没有了去特洛伊的经历。实际上，这个海伦是几个女性形象的合体，综合了自然女神和生殖女神的特征与超能力，是母权制社会里女神崇拜的残留和体现。卡特利奇认为，“这个时期正是斯巴达人努力去重寻他们民族之根的时候，他们声称斯巴达是墨涅拉俄斯王国的合法继承者，就像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所说的那样，以此来为他们不久前在伯罗奔尼撒东西部的领土扩张寻找合理化的依据。”保罗·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9页。对海伦的崇拜就是斯巴达城邦寻找合法化起源的结果。海伦是宙斯和勒达所生，是个半神。在希腊，半神是作为英雄被人们崇拜的，海伦的美貌及其与宙斯的血缘关系是城邦以她为傲的保证。阿里斯托芬在喜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里有一段对对海伦（勒达的女儿）的赞美，反映了海伦在斯巴达诸神中的重要位置：

离开美丽的泰格特斯山，

拉科尼亚人的缪斯到这来了，快来吧！

让我们赞美阿密克利的神，

赞美那黄铜屋中的雅典娜，

赞美在优罗塔河之畔游玩的廷达瑞俄斯的高贵的儿子吧！

勒达的女儿引导着我们，

她是这场纯洁而优美的合唱的领唱。

Aristophanes， “Lysistrata，” Whitney J. Oates and Eugene O’ Neill，  eds.， The Complete Greek Drama， Vol.2， New York：Random House， 1938， pp.1296-1315.

这段简单的合唱歌颂了斯巴达最主要的几个神：阿波罗（阿密克利的神）、雅典娜、宙斯、狄俄斯库里（廷达瑞俄斯的两个儿子）和海伦。从中可以看出海伦是其中所有人物关系的核心，她与宙斯和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她为支点，斯巴达的神话传说得以逐渐延伸，构建了一个关系网络。

由于海伦以美貌著称，所以对她的崇拜祈求的也是美貌。希罗多德讲述说，斯巴达国王阿里司通娶的第三个妻子幼年时很丑陋，后来她的乳母经常带她去海伦的神殿去，并把她放在海伦神像的旁边，祈求改变她的容貌，结果她获得了海伦的恩宠，长成了斯巴达妇女中最美丽的女人。希罗多德：《历史》，6.61。所以，被作为英雄崇拜的海伦表达了斯巴达女性对美貌的追求。

斯巴达的海伦崇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斯忒西科洛斯（Stesichoros）曾经写过一首题名为《海伦》的诗，他依照荷马史诗的传说，说了海伦叛夫弃子之事。后来他眼睛瞎了，自认为这是他得罪了海伦，才遭此惩罚。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改正了自己的说法，也因此复明了。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597—600页。这个传说佐证了海伦崇拜在希腊具有的广泛影响，也正是这种崇拜，支撑了与红颜祸水相反的文学形象的建立。

（二）动态变化的神话传统提供了多个故事版本

希腊的神话传统是动态变化的。荷马史诗是基础性的故事版本，其他还有很多故事传说，这是口传文化的特点决定的。一个故事可能有多种版本，甚至一个神话传说中就有互相矛盾的说法。但每一种变化了的叙事背后可能都有具体的历史语境。讲故事的人会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更改故事情节，制造新的版本。

可能在诗人斯忒西科洛斯生活的时代之前，就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海伦故事。周作人在翻译悲剧《海伦》时，对几个故事版本做了总结。除了荷马史诗中的海伦故事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埃及祭司的说法：海伦随帕里斯回特洛伊的途中，遇到风暴，被风吹到埃及，埃及法老扣下海伦和她的财宝，保管在埃及，日后让希腊人自来认领。希罗多德：《历史》，2.115—116。这个故事版本与荷马史诗里的海伦有冲突，因为海伦的确出现在了特洛伊，所以后来有人又增加了情节，说是埃及法老普洛透斯用了法术，变出一个海伦的幻象，让帕里斯带到特洛伊。因此，斯忒西科洛斯在诗歌里才会这样写道，“那故事并不是真的，你（指海伦）没有走上装好桨位的船，也没有到特洛伊的城堡。”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599页。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实际上是对斯忒西科洛斯说法的一种沿用。欧里庇得斯的确塑造了一个贤良的海伦，但是他也完全重写了海伦的故事，也就是说，荷马史诗里所讲的被诱拐情节没有发生过。实际上，这种改写已经不是海伦的故事了。

神话传统动态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有关“情愿/不情愿”和“说服/胁迫”的套路在古希腊的神话叙事中极为常见。海伦的“情愿/不情愿”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波吕尼刻斯是主动离开王国还是被迫出走？提修斯是真的想抛弃阿里阿德涅还是被迫抛弃她？这些被理查德·巴克斯顿称之为“叙事变体”的因素看似矛盾，实际上发挥着等同的功能，理查德·巴克斯顿：《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第72—73页。即虽然有“情愿/不情愿”的争议情节，但故事的结局最终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这些版本的神话故事在某种程度显示了神话叙事的开放性。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戏剧作者们可以调动自己个人的天赋来加以判断，写出不同的故事情节。这是希腊神话叙事的开放性构建起来的历史语境。

（三）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斗争和修辞辩论

公元前5世纪，希腊经历了希波战争，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了公民平等参与城邦管理的机会。修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获取政治成功的必要手段，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工具。在希腊城邦中的许多活动场所中，讲述故事都是一种带有竞赛色彩的事业。在政治辩论中，发言者可以通过讲述历史往事来劝导听众。对讲述者来说，合乎情理的叙述極为重要，有时甚至关乎生死，而要让故事能够自圆其说，一种手法就是从所谓的历史或传说这类特定故事中引用类似的情节。理查德·巴克斯顿：《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第13—14页。这一时期出现的几种关于海伦的文本都是言说者“引用特定故事中类似情节”的产物。

其一是高尔吉亚的《海伦颂》。高尔吉亚是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智者学派（Sophists，或称诡辩派）以教授政治学、辩论术和修辞学为主业，对希腊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创作《海伦颂》的真正目的是向他的学生或者是向公众展示他自己作为修辞学家的超凡能力，并且提出有前途的辩论者在为坏事进行辩论时能用到的技巧。在文本中，他把海伦作为修辞术的人格化身，借助于“海伦-修辞术类比”为修辞术辩护。

通过编织虚假的语言，有多少人在多少事情上劝服了或正在劝服着多少其他人！如果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记住过去、理解现在、预知未来，语言就不会有这样的威力;但实际上，记住过去、调查现在或者预知未来，做起来并不容易，因此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都让信念成为他们的导师。但是信念并不可靠，只会给利用这种信念的人带向同样不可靠的成功。那么反对海伦的理由是什么呢？她也受到了言语的影响，就像她被暴力抓住一样，完全违背了她的意志。因为劝服驱走了心智，正是这种劝服，尽管不以强迫为其表象，却有着相同的威力。Gorgias， Encomium of Helen， p.25.

这段话表明，高尔吉亚的《海伦颂》与其说是对海伦的赞美或辩护，不如说是“人生的生存论分析”宋继杰：《海伦是祸水吗？——高尔吉亚〈海伦颂〉中的修辞术与伦理学》，《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1期。，是要通过类比来反映其伦理价值的辩论。在传统观念中，海伦是红颜祸水，但高尔吉亚通过修辞辩论，能够把海伦辩护为无罪就显示出，有技巧的辩论能够把最坏的事变成好事。Gorgias， Encomium of Helen， p.10.

其二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欧里庇得斯与高尔吉亚大致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普罗泰哥拉斯、苏格拉底等哲学家都是他的朋友，当时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公元前415年，他写了《特洛亚妇女》，接着在公元前412年写了《海伦》，因为无法确定高尔吉亚的《海伦颂》是何时写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欧里庇得斯以这两部悲剧回应高尔吉亚，还是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在回应欧里庇得斯，Gorgias， Encomium of Helen， p.10.也有可能，这三个文本之间并没有关系。但是在智者学派活动的历史语境下看，《特洛亚妇女》中的海伦与《海伦》中的海伦截然对立的形象，已然具有论争的特色。无论海伦是以何种形象出现，欧里庇得斯要表达的都是对女性保持美德的要求，即《特洛亚妇女》中的海伦因有违妇德应被立刻处死，而《海伦》中的海伦因为守贞而得到幸福。

其三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希罗多德听说了很多不同的故事版本，从这里摘取一点，在那里又删去一些，拼凑出他自己认为合理的故事。他说，“我的职责是记下人们说了什么。但我绝没有义务相信他们说的话。”希罗多德：《历史》，7.152。所以，他记下了几个版本的海伦故事，但是他想表达的是，神对“不义之举”的报复才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原因：

这是我的意见，神明安排了这一切，目的是通过特洛伊的毁灭向世人清楚地表明这个道理，神严厉地报复严重的不义之举。希罗多德：《历史》，2.120。

希罗多德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叙事方式写了海伦的故事，特洛伊人拐走海伦，导致希腊人攻打特洛伊，这是当时的希腊人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判断。但他否定了这种流行的判断，认为善恶报应也受着命运的摆布。他不是要回答海伦有罪还是无罪、情愿还是不情愿这个古老的话题，而是要把战争的归因于神，归因于神对“不义之举”的报复，进而指出希波战争中波斯人的不义——这是希罗多德政治立场的体现。

所以，如果在公元前5世纪政治文化的图景下审视海伦形象的变化，就会发现海伦不再是一个有罪或无罪的女人，她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一个被分析的对象，表达的是言说者的观点和立场。

（四）海伦形象变化的历史语境里没有古希腊女性地位的上升

尽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对海伦的形象有着多重想象，并且出现了高尔吉亚和欧里庇得斯对海伦的辩护，但这不意味着女性地位在这一历史阶段有了提升，恰恰相反，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下降趋势。荷马史诗里的女性地位比较高，女神中赫拉受到众神的尊重，宙斯与她商讨事务。王室妇女还没有被完全禁锢在闺房中，甚至还可以加入男性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安德洛玛克给过赫克托尔建议，而海伦在特洛伊的长老们开会时，可以出现在会议中，并被国王普里阿摩斯叫到身边就座。到了古风时代，虽然有女诗人萨福为女性发声，但仅仅是个别的声音。以赫西俄德为代表的希腊小农普遍认为女人是男人的负担和祸害。阿尔凯乌斯和塞墨尼得斯等人的诗歌和作品中，无一例外地贬低女性，荷马时代女性较为宽松的环境在这一阶段荡然无存。

古典时代悲剧作品中出现了更多的女性形象，但反映的却是女性地位更低、女性处境更加恶化的社会现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元前451年，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出台了公民法，要求公民必须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合法婚姻带来的孩子，即一个公民的父母必须都是公民。对一个雅典人来说，与一个外邦人结婚或者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下生出的孩子不可能得到公民的合法身份。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9. 此项严格的法律赋予了女性在城邦中的新地位，刺激了男性公民娶公民女性为妻的愿望，却在客观上加强了对女性的控制。对女性公民来说，她们的活动范围更加局限在家庭中，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对那些女性奴隶或者是生活在雅典的外邦女性来说，断绝了地位上升的空间，她们只能沦为男性公民的奴隶或妾。

另一个方面是，古典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仍然是贬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具备的理性很少：“奴隶完全不具备思虑机能;妇女确实具有这一部分但并不充分”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5页。。在古希臘的戏剧中，对女人的刻画往往更生动、更有特色，悲剧所描绘的女人具有强大的破坏力量。而究其原因却是：女人没有思考能力，容易受情绪支配，更易于产生极端的情绪进而带来暴力的行为。悲剧《美狄亚》里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的美狄亚、悲剧《阿伽门农》里复仇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悲剧《酒神的伴侣》里将自己的儿子国王彭透斯撕碎的阿高夫，都是在极端的情绪下犯了暴力的罪行。这些暴力故事表达了悲剧诗人对女性处境的同情，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贬低女性的态度，使人们产生了女人需要保护，否则就会伤害她们自己及其周围的人。

因此，欧里庇得斯以悲剧塑造海伦形象的历史语境恰恰是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冲突的加剧，其意在于提醒男性公民，女性对城邦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海伦的形象是红颜祸水还是贤妻良母，无论她是被谴责还是被辩护，表达的男性意志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女性贞洁，忠诚于丈夫。这种态度符合父权制时代男性要在思想上树立自身权威的需要，亦构建了海伦形象塑造的文化心理语境。

结 语

海伦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也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但即使是在古代文本叙事中，对海伦的态度有两种，要么是谴责她，要么是为她辩护。相应地，对海伦故事的讲述也有两种：其一，海伦是通奸者，是必须谴责的罪人;其二，海伦无罪，是需要被辩护的无辜者。这两种叙事方式的背后，隐藏的是古希腊男性对女性的同一种社会角色定位，表露的是男性对女性的社会价值既重视又试图否定的矛盾心理，而无论哪种叙事方式，都没能提升古希腊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

所以，古希腊文本中的海伦形象塑造与女性地位的升降没有关系，在动态变化的神话叙事传统、对海伦的崇拜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局势和思想论争构成的历史语境里，海伦的形象变成了一种表达符号或表达媒介。通过分析海伦形象变化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看到海伦的形象是多面的，也是多层的。在海伦多重形象演变的背后，是古风和古典时期风起云涌的古希腊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政治辩论、思想意识相互竞争和交流，修辞学辩论的影响等等，形成了一种既保留了思想传统又有新的利益诉求不断加入的政治文化图景。希罗多德的《历史》对海伦多种传说的记载，高尔吉亚对海伦的辩护都反映了这一文化图景。在这些人留下的作品里，对海伦的褒贬共存，新旧概念交错并存，他们对海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同时也借用海伦这个符号来描述自己的主张，即虽然谈论的是海伦，表达的却与海伦无关。

历史与秩序

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02期

① Laurie Maguire， Helen of Troy：From Homer to Hollywoo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该书专注于海伦形象的探析，却仅限于为特洛伊的海伦做一个文学性的传记。国内学者中有此倾向的代表性论文包括：张莹：《备受争议的海伦形象》，《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韩霞：《传统与颠覆：论欧里庇得斯的〈海伦〉中海伦形象的塑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杨慧：《历史与阐释：海伦形象再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第5期。

① 韩霞：《传统与颠覆：论欧里庇得斯的〈海伦〉中海伦形象的塑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