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祖意识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以晋南关庄关氏后裔的祭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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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3/10/12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牛林溪、杨洋

关键词：根祖意识；集体行动；祖先崇拜；关氏祭祖；

【摘要】关公在历史的变迁中被建构成为道德象征，作为符号化的中介，打通了个体与家国的联系。本研究以根祖文化为切入点，以关庄——现存关氏后裔中最为古老和庞大的嫡系聚居地为田野点，深度诠释关氏后裔寻根祭祖的具体行动、心态结构与组织运作逻辑。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根祖意识”历经时代变迁，仍保留了连续性，沉淀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深刻且普遍的合法性价值信念；以家谱、空间、仪式为祭祖表征形式，形塑家国想象共同体的“社会实在”；人们据此形塑的家族主义性格，构成传统与现代的接榫，兼具集体与个体的调和色彩，呈现出中国本土象征文化的公共性意涵。

道德在关公崇拜中具有核心地位。1关羽作为忠于誓言和既成权威的武士、保护国、家和社区的守护神、健康和财富的保证者，2从朝堂到乡野，令世人心生敬畏与崇敬之情。沉淀于时间之流而形成的关公文化，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以忠、义、仁、勇等伦理观念为核心价值，表现为民俗、信仰、艺术、制度等形式的文化体系，其本质是一种意蕴深刻的英雄主义文化。3关公作为“武圣人”,是中华文明神圣系统的整合结果和个体呈现，体现了中国人历来强调的个人修养，并非宗教性的习得，而是道德上的习“德”。以“圣人”为可支配的象征性资源，能够建构出“总体”文化理想传递给“个体”的中介机制，与此同时，“个体”的理想追求也为“总体”文化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内在驱动。关公将“孝子”“忠臣”“义士”的形象整合为一体，成为关氏后裔乃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广为尊崇与祭拜的道德模范。

关公崇拜凝结着中国人忠勇爱国、孝德仁义的民族精神，以关公文化为核心的寻根祭祖行动是根祖文化的具体呈现。源起于中原地区的根祖文化内涵丰富，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以寻根问祖为主要表现形式，是对中华文化之根、中国精神之魂的追寻。根祖文化以“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下落叶归根、寻根问祖的生命关怀、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为内核，4承载着姓氏文化、祭祀文化、宗族文化、孝德伦理等文化脉络，传承了中华文明中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历经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淘洗形成的根祖意识，体现在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信仰之中，落地于以家族为载体的集体实践之中。20世纪90年代伊始，关公崇拜复兴，关公作为财神、行业神等神灵被人们祭拜，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关公祭拜活动。与此同时，晋南地区各类寻根祭祖活动萌发，其中，以关公文化为核心的祭祖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以行动主体为依主要分为两种祭拜行动：一种是以关庙为载体的社会大众的祭拜行动，另一种是以家族为载体的关氏后裔的祭拜行动。后者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祭拜关公是地方社会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包括忠诚、正直以及孝道等，这些价值观需要地方化表达的落实。5“集体行动不仅是策略性的资源动员，更是一种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6本文以晋南云城关庄7的关公祭拜为研究个案，探究关氏后裔以家族为载体进行祭祖的行动与意义，旨在阐明构建家族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既有研究中论及强化根祖意识的载体主要有地方方言8、文化空间9、节日庆典10等，可见仪式化的祭祀行动是集体情感和认同的有效表达形式。在家族结构中，祭祖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则与逻辑，本文基于对家族结构的剖析，认为关氏后裔寻根祭祖的表征形式包括：家谱、空间和仪式，并从这三个层面尝试展开对关氏后裔祭祖行动内在逻辑的探究。

一、关庄“根祖文化”的沉淀

(一)历史上的关公祭祀

关羽(161-220),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其一生可用十六字概括：追随刘备，复兴汉室，镇守荆州，威震华夏。11关羽生而为侯为将，死而为圣为神。其一生忠义仁勇，波澜壮阔，诚信精神名冠天下；死后更为史家、小说家及民间艺人争相传颂，被尊称为“关公”“武圣”。

关公崇拜是一种历史跨度大、影响范围广、历时久的文化现象，从现实中的蜀汉武将到文学作品的渲染，关羽的英雄事迹不断被神化。起初对关羽的祭祀是“祀厉”的民间形式，在荆州部分地域兴起，仍属于地方的祭祀仪式，并形成了形式丰富的民间祭祀。直至宋元时期，封建帝王敕封关公，标志着关公崇拜从民间信仰提升为国家祭拜。12唐德宗时期，关羽作为历史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但三年之后，包括关羽在内的六十三位名将被撤出武庙。直到宋徽宗时期，关羽才重新配享武庙。此后，祭祀关公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力推崇。明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敕建北京正阳门关庙祭祀关公。天启年间，关羽享受帝王祭祀礼仪，关公为武帝，关庙称武庙，地位与孔子等同。到了清代，对关公的崇拜程度达到顶峰，正式确定了祭祀关帝的礼制，享有与孔子同样的礼遇。11“关公”作为传统社会道义和秩序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凭借其忠义精神教化百姓、巩固政权。与此同时，积淀的关公文化亦形塑了根在民间的信仰与精神力量。

(二)关庄后裔的根祖意识

山西根祖文化浓郁，素以“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而著称，它既有华夏文明之根，又有炎黄子孙之祖。位于晋南的云城不但有关帝故里、关帝陵墓，还有关帝庙、关王庙等历史遗迹。早些年间，云城辖域内的大小村庄，几乎村村有关庙。关公文化作为云城的标志性文化，反映了云城特有的文化历史进程以及云城人的集体性格和生活方式。

关庄是云城市区下辖的一个镇。根据地方史志及碑刻记录，关庄在历史上曾被命名为“圣裔庄”,是关公故里现存最为古老和庞大的关姓嫡系聚居村。村里关姓村民达80%,对于关氏后裔是“关公后裔”,还是“关姓后裔”,说法不一。当年关公杀了恶霸逃走之后，关公的儿子关平才一岁，据说关平没有自己的后代。可确证的是，关庄的关氏后代是关朗的后人。关朗是关羽的玄孙，精通《易经》,才华出众，《关氏族谱》中记载：“先祖关朗，仕后魏为散骑常侍，后因用不果，遁迹于故射之阳。”关氏后裔基本上都是一大家，彼此之间是亲属关系。村中的关姓大致形成了五大分支，即大门福盛堂、二门平忠堂、三门忠义堂、四门四合堂、五门博士门。

关公留存下来的“四好家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已经超越关氏家族，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追求。关氏后裔承袭优良的家训家风，对家族成员施以道德教育。

关公留下的四句家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只是一个武将，文化程度没有那么高，这是他教育他儿子留下来的家训，就跟咱们平常人说话一样，不像那么高深，说的好懂，咱老百姓都能接受。这就是我们关氏家族的家训和家风传承。我们每年的祭祖活动，在清明和关公生日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家训重新再学习，这样教育后人，把关公当作人生的榜样。(MG5713,2020-10-04)

我们村老人教育孩子，就拿这十二字教训，这个比较好理解。(MG57,2020-10-06)

圣祖遗训在家风传承方面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上，还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关公家训与村容村貌、乡村振兴建设相结合，客观上推动各个普惠的项目在关庄落地实施。

每年都有外地的关氏后人来寻根问祖，关庄关氏宗亲会为其颁发“续谱证明”,追溯其从关庄迁出的具体世代。寻根的一行人不仅在关帝阁祭拜关公，还在关朗墓祭拜关朗，探访关庄便是“回家”。根祖意识是中国人的情结，在漫长的历史中沉淀为“根祖文化”,本质上是以“家”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根祖地、移居史、宗族观念等。

在“根祖文化”的浸润下，祭祖无疑是一种集体性的信仰和实践，构筑着关氏后裔以“家族”为核心的集体记忆和伦理道德，形成中国人特有的社会框架。“传统”通常表征为一种权威式的、反复的由社会所驱使的实践，以此建构和社会的关联。传统文化，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形态，在文化的延续传承中，要把握传统和当地、当代的关联。考察关庄村民的根祖意识及其文化系统，不仅要涉及到关氏后裔的观念世界，还要着眼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实际行为。

二、寻根祭祖的表征形式：家谱、空间、仪式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群体，它既是经济组织，也是包含权力关系、法律规约的政治单元，更是一个宗教组织，14是以祖先为核心的祭祀结构。家族的三个重要特征是祖先崇拜、宗法制度和家长制，其最核心的意义是“在祖先崇拜信仰和传宗接代观念的基础上，确保死后有人祭拜”15。这成为人们的精神内核。如果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一种宗教，那么强调的正是家族的祖先崇拜。瞿同祖在对中国社会的剖析中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着重祖先崇拜的，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家族的存在亦无非为了祖先的崇拜。”16从某种程度上说，家族是以祭祀祖宗为核心的组织系统。

家族具有特定的组织结构，传统社会的家族结构完整，包含族产族田、家谱、家族祠堂、墓地坟茔等，从经济生产到祖先供奉，都是不可缺少的家族事务。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家族结构松散化，族田分割使其在经济上的关联被割断，家族失去了经济联合的基础，逐渐成为留存在文化和情感意义层面的亲属群体，定格在家谱的世系关系之中。由此，结合田野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以关氏后裔为主体的寻根祭祖的表征形式包含三个层面，即家谱、空间和仪式。

(一)家谱：家族身份的锚定

“谱乃一家之史……家谱之类，人自为书，家自为说。”17家谱是体现家族组织构成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血缘群体留存下来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文本。家谱的保存与维系，象征着家族的神圣，具有凝聚家族人心的作用。关于关庄的关氏家谱，后裔们有着丰富的解读。

首先，家谱年代之久，象征着关氏宗族的兴旺绵长。

其次，家谱是家族的地位与实力的反映。家谱的修订要由家族后世精英牵头才能完成，能够做到出版一套完整的族谱。祭祖、寻根能够唤起行动者内心的“宗族感”,这种宗族感体现为一种祖籍归属感，通过“对谱”与宗族找到了某种历史关联。

当时修家谱的时候，关氏宗亲会向全国发了一份倡议书，通过倡议书来联系关氏后裔，也号召他们把关氏家族的资料寄过来。我们每年都开几次关公文化研讨会，或者是恳亲会，也希望他们把族谱带过来。最近我们关氏宗亲会也打算，把家谱进行一个系统的补充，把后面出生的和漏掉的人都加上。(MG57,2020-10-06)

“家谱”作为家族的“圣物”,在关氏一族中并没有供奉之意，因为关公本身的神圣性已远在关氏家族的神圣性之上，供奉关公像，亦能够表达对家族的情感。

家谱不供，没有仪式。就放在家里保管着。只是有关公像的，逢年过节供关公像。(FW30,2020-09-29)

新修订的家谱有着比较特别的新规定，允许将关姓女子写入家谱。这是关氏家族在修订族谱时的“创举”,出嫁女子的后代不再入谱，招出或入赘的也可申请再入谱。

再者，家谱是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关氏族人寻根问祖的“联络员”。家谱不仅包括家族世系源流，“还包括了有助于说明该宗族发展历史的各种文献和资料，成为一部宗族的历史档案。”18新修订的关氏家谱承担了重要的联络功能。

外面的人都是通过家谱找到我们的，上面都有各个宗亲会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洛阳那边有一支姓关的，前两年到这儿认的根。(MG51,2020-10-02)

这样一种由云城关氏宗亲会发起的家谱修编活动，能够激活全国乃至海外的关姓后裔以根祖意识为核心行动起来，同时将“关庄”的知名度推向更广泛的群体和区域，并在国际华人社会中产生积极影响。关姓后代以祭祖活动为契机，一方面来关庄体验当地的关公文化，另一方面在活动中与宗亲会联系人建立关系，进一步寻根。

(二)空间：根祖文化的物质载体

关庄现存的两大神圣空间——关帝阁和关朗墓，前者是后建的，后者是历史遗迹，保留至今，经考古发掘。神圣化的空间同时兼备日常性，它嵌入并超越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一定意义上，神圣空间是文化和社会过程的承接载体。19

关帝阁作为关庄的标志性建筑，是关氏后人的祭拜场所。1997年，村民自发筹款21767元、筹粮9350斤，建设关帝阁，并新造关公像，村里的婚嫁、过年、关老爷生日等节庆，都要在这里开门拜过。关帝阁前的场地，也是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和中心，经常举行农副产品交易活动。

关帝阁与村民的日常互动过程，也是一种在地化的文化展演。以关帝阁为中心，囊括了村民与外界的各类话语和实践，一切组织和人似乎都围绕“关公”,又不局限于“关公”。无论是祭祖情感的寄托，抑或传承关公精神，都需要实体场所和仪式作为载体，以此拓展乡村文化的空间，盘活关公文化所蕴含的资源。尊敬祖先为“孝”,祭祀祖先为“礼”,以关帝阁为载体，将血缘关系中的规范伦理扩散到社会道德层面，维护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

关庄内另一处神圣空间——关朗墓，被本村人称为“九亩三分田”(面积)。此前，村民们一直想把关朗墓修建成庙，也考虑过在村子里发展旅游，终因资金问题未能办成。今天生活在关庄的关氏家族是关朗的后代，关朗墓是关氏后人居住地的历史见证，也是“圣裔庄”正当性的证明。关朗是关公的后裔孙，在南北朝时期也是名人，精通天文地理、周易八卦。2007年，关朗墓被评为“盐湖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坐落于关庄流传至今的各类神圣空间和建筑，将关公信仰生动地呈现出来，以空间载体的方式不断收集村民与关公的日常故事，塑造了基于地方记忆的在地化的独特传承方式。

(三)仪式：根祖意识的情感表达

祭祖是子孙后代所必须要承担的伦理义务，该仪式实现了意义和文化在群体中的共享。关庄的神圣仪式主要在关帝阁举行，两大仪式活动分别是清明节祭祀关公、农历六月二十四关公诞辰。除此之外，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会在关帝阁烧香，除夕会进行迎神祭祖的活动，早年的元宵祭祀已经取消。村里迎媳嫁女会开关帝阁，在路过途中新人上香，再回家中或出村。

每年清明节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氏宗亲和关氏后裔汇聚在云城家庙20,举办清明祭祖盛典，祭祀活动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关氏宗亲会共同举办。清明节前一天，后裔代表首先前往关龙逄墓21祭拜始祖。于个体而言，清明节关公祭祀活动是对关公文化的传承，更是增进家族情感的实践。

我常年在外，但是作为宗亲会的副会长，每年清明节都会专门回来祭祖，也是趁这个机会，回来看望家人和朋友。(MG83,2021-04-04)

农历六月二十四关公诞辰纪念活动热闹非凡。活动当天，鞭炮齐鸣，村里邀请专业团队进行蒲剧表演，还有村民组织的民俗表演，马路两旁摆满了商摊，人员熙攘，好似大型庙会。关氏后裔、本地的关公信众从前一天开始在关帝阁自发上香祭拜。晚上有本村村民编排的节目演出，妇女们服装艳丽，表演扇子舞、民间舞等，配以歌颂祖国的曲目，在纪念关公的同时抒发了对国泰民安、祖国欣欣向荣的期盼。

关公诞辰祭祀活动由关庄宗亲会会长主持，仪式隆重且有序。第一项是锣鼓队热场，关氏宗族五门的门牌高高举起。第二项由宗亲会代表上供祭祖，将供品放置在关公像案台，后行祭拜礼。第三项关氏后裔代表有组织性地依次上香。第四项进行关公铜像的属相交接，上一年属相的关氏代表将所保管的关公铜像传递给当年属相的关氏后裔，承接铜像的代表身着一身红袍，头裹红巾，铜像用红布包着，交接时露出铜像。第五项由村长讲话，就与关公文化相关的工作进行宣讲。第六项抬关公像巡村，锣鼓队带队在前，关公像放置在三轮车上的轿内巡游。

关氏后裔每年在特定的时间举办大型的祭仪活动，欢聚一堂。在仪式传承的过程中，后代报恩关公与关羽的知恩图报品质是相呼应的。对于个体而言，祭祖仪式也是一场盛大的家族聚会：

六月二十四就是一个大家庭聚会，以关公信仰为精神聚合力，吸引外来游子归乡祭祖，最后形成家庭聚会这样固定的形式。(MG50,2020-10-03)

以关公信仰为精神聚合力，吸引海外游子，以家庭聚会、家族聚会的集体欢腾形式表达，打破了除夕聚会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边界。海内外关姓族人在周期性地祭祀仪式中巩固共同体的情感，培养文化认同。与此同时，个体从仪式中获得舒适感和娱乐性，其个人的社会体验感也在增强。

“仪式”是象征符号作用下的文化行动方式，22周期性的仪式发挥了一种焦点的作用，23关公的忠义文化因与祭祖仪式的结合得以反复强化与持久传承。在祭仪行动中，以关氏后裔及其关氏家族为中介，形成个人崇拜关公——家族根祖意识——民族意识的建构。通过祭仪活动传承和弘扬“忠义仁勇”的民族精神，将关公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增进家族情感和根祖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可见关氏后裔的祭祖活动兼具家族意义和社会意义。

关庄关氏后裔以家族为主体展开的寻根祭祖的文化活动，从家谱、空间、仪式三个层面，共同促成“根祖意识”的形成。家谱的修编将散落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关氏后裔凝聚在以关公崇拜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中，赋予其关氏后裔身份的合法性，增进宗族归属感和使命感。神圣空间是祭祖仪式的载体，置身于关帝阁和关朗墓等神圣空间之中，从直观感受中将关公的神圣性内化于心。祭祀仪式的开展则是建构关公神圣身份的最直观的表达，通过仪式达成对关公崇拜的神圣信仰与文化认同。

三、关氏后裔的恋家情结：根祖意识的心态呈现

“忠孝二德，人格之最要件也。”24关公人格中的至善、崇高与道德近乎神性。唯有儒家的推崇，关羽才能从私人祭拜进入国家祭祀的殿堂，才能成为一位全民都尊崇的圣人，并将儒家精神投射在关公崇拜模式上。由忠孝价值伦理而深化的“根祖意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存续在特定群体成员构成的共同体之中，并从其信仰和文化基础中汲取力量，以一种集体式的情感表征出来。

祖先崇拜是关公人神演化的重要基础，这也符合中国文化信仰中由人变成神的基本范式，为地方性神灵、国家性神灵的确定，寻找一个“人”的基础。以关圣崇拜为核心的家族纽带，具有血缘“始发”性，表达个体认祖归宗的心理与情感需要。村民的关公信仰大部分是家庭习得性信仰，通过代际传承。

家里面父母长辈信奉，你自然而然就会信奉。(ML16,2020-09-25)

关公就是一家的爷爷辈分，自己家人那种感觉。(MG01,2020-09-22)

很多关氏后裔都持有同样的想法。在当地，有的人一谈起关公文化，便如传统社会中提到自己的父亲般，在情感上流露出对关公的无限爱慕与向往。此外，也有人刻意区分拜神、崇圣和祭祖之间的差别，体现了关氏后裔在祭拜关公时的多重情感。

关氏后裔长居于此，深受环境的影响，对关公的浓厚情感早已镌刻入骨。哲学家赫德曾留下一句箴言：“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家”是中国人难以走出的“乡愁”和神圣象征，25以及最为重要的情感依附载体。

关氏后裔作为具有伦理情感的行动主体，在流动的社会情境下展开行动，关公忠义人格的内涵便会在其行动中不断演绎。关庄村民以关公的人格“继承者”自居，体现了地方治理中积极的制度化过程。《关庄村规民约(新版)》中有一条明确规定：要诚实守信，不给先祖——关公形象抹黑。

村里的人把关公当作祖先供奉到家里，也是近二十来年的事情。小时候我家里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后来才是供奉关公，是在村子里把关公文化的活动搞起来之后才有的。因为有些东西是身在其中而不觉的。(MG50,2020-10-03)

这种“身在其中而不觉”的体验是传统文化的日常生活化，体现了文化传承内化到村民的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中。同时，文化的转型发展又能够适应生活节奏的变迁，在相对统一的文化氛围中演绎出不同个体的诠释方式，如“忠义仁勇”精神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

每个人和每个人说出来的“关公”都不同。关公的忠、义、仁、勇，中国最讲究的就是人的“孝顺”,要把这个发扬下去。“忠”是对上级忠诚、服从，没有别的偏心。最近几年慢慢感悟到的，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成家、送走老人，也是盼着下一代成龙、成凤。(MG46,2020-10-02)

家族，作为一个“私”领域的组织，之所以在乡村社会具有生命力与感召力，就在于它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并且降低个体获得各类资源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环境，满足了个人的情感需要，26即“生”——传宗接代，“死”——落叶归根，对家、族的依恋，形塑共同的家国想象与特定的家族性格。

“家族性格”是根祖意识链接个体和家族集体的具象化表达，解析这一概念，不仅有基于血缘关系的狭义理解，还能够扩展至人格“类家族化”“泛家族化”的群体之中，如“差序格局”一般，“家族”的概念也和“自我”一样具有伸缩性。家族性格同时具有个性与共性并存的双重性。从外部看，家族性格是一个家族独特的内在气质；从内部看，家族性格是超越个体之上的“集体人格”,是家族成员包括祖先在内人格特质的最大公约数，当祖先地位显赫时，家族性格便转化为对后世子孙人格的期待与约束。

其中，恋家情结是家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心态呈现，家族的实体化、实在化与根祖意识紧密相连的就是落叶归根的恋家情结。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田野点的受访者们普遍呈现出较其他地方的人更为浓郁的恋家情感，“关公”、关庄的关帝阁，甚至外地的关帝庙，也都成为“家乡”的象征符号。

对于传承关公文化，每一个关氏后裔都会有一种使命感，不管他在外面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许他对很多世俗的东西已经没有热情了，但是当他聊起家乡、关公，还是很有热情，眼神里会突然发光。很多人说父母就是家乡，父母不在了，家乡不再是家乡。关庄不一样，关帝阁就会成为故乡的精神家园。在外面遇到关帝庙，肯定会去拜拜，也会上香，不然心里过不去。(MG50,2020-10-03)

通过教育流动出村的村民与村庄、宗族的联结会变得松散，走向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家族”“故乡”的实体性不断被削弱，但它始终存在，转化为心灵世界的慰藉符号，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会激发个体的情感表达，但不是维持其生存的意义支撑和唯一纽带。

我从小就生活在关庄，后面上学出去了。1994年上的大学，只有过年回家。每次回去，会发现和我记忆里想象的村庄已经不一样了，村里很多人也都不认识了，回去待几天也待不住。但是是记忆里的一种乡愁吧，还是留在小时候那种很美好、很温馨、很安全的一个东西。(MG67,2020-10-05)

个体恋家情结的形成，基于一种普遍的家庭观念的驱使，家族成员以集体自我的面目，维系着代际间的关系纽带，延续着同根共祖的情感归属。这种恋家心态通过祭祖的行动得以表征，同时又构成祭祖行动的情感动力。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恋家情结”与个体的行动选择之间仍存在普遍张力：无论是在村务农的老年人，还是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大部分在社会上仍属于弱势人群，其生活方式的选择并非出于主观意愿，而是迫于家庭压力。在农村，老一辈人仍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子女留在本村是“没本事”的表现，另一方面又要求子女“衣锦”必须“还乡”。故而，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会选择外出，“能把钱带回来”不再是对个人能力的评价，而是被纳入到了孝道的实践中。

四、宗亲组织与祖先崇拜中的等级神圣逻辑

前文从家谱、空间、仪式和心态层面具体剖析了关氏后裔家族中的集体行动，更多呈现出的是根祖文化在行动层面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即在家族内部，随着时代变迁，家族形态也在悄然改变，宗亲组织成为家族的变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等级身份特征，左右着家族神圣资源，并在祖先崇拜的集体行动中形成特定的等级神圣规则，同时也影响着家族成员在祭祖之外的社会行动。

(一)宗亲组织内部的等级身份

宗亲会在关庄的祭祖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地的宗亲会尚未成立之时，在血缘家族中，老一辈关氏后代自发建造关帝阁。家族精英和普通村民能够“各司其位”,分工合作，并在互动中，逐渐形成与经济贡献挂钩的话语机制，即捐款的多少决定说话分量的轻重。这表明在正式的宗亲组织成立之前，家族中已然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身份。

建关帝阁的时候，都是村民自发捐款、捐粮食，也有外村人参与，但是少数……我年轻时也帮村里写对联。我家里没钱，所以对关公祭祀活动参与比较少，在村里捐款的多少，能够决定一定说话的分量。(MG78,2020-10-11)

中国关氏宗亲联谊总会于2004年成立，次年，在家族精英的推动下，云城市及关庄相应成立了民间的关氏宗亲会27。成立之初的云城市各宗亲会属于民间组织，尚不具备完善的制度。直至2020年，关公文化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关公文化有了官方的宣传平台，它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政府成立的关公文化研究机构。关氏宗亲会是家族成员以祭祖寻根为核心的血缘联系纽带，尽管在后续的发展中，宗亲会为了方便管理制定了一定的规则规范，但始终仍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只有在特定的祭祖、寻根续谱活动中才发挥有限的组织功能。本地宗亲会的负责人之一介绍：

我是市宗亲会的副会长，分管关庄的宗亲会，我参加第四年了。每个县都有分会，但是根儿还在这儿，其他县的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村出去的。关氏宗亲会是2005年成立的，一直是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完善的制度，咱们这个村的还算差不多。政府做的是关公文化，不会单独给关氏宗亲拨钱做事情。“关公文化”和“关氏宗亲联谊会”完全是两个概念，云城市关注的是关公文化，对外发扬的是关公文化，借着文化的名片去吸引外界的游客，来拉动云城市的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后裔关注的是关羽这个人，清明节扫墓的时候，要去关氏祖先、关公的爷爷墓前扫墓，市政府是不可能一起做这个事情的。(MG64,2020-10-05)

宗亲会里大部分由非精英组成，是关氏后裔身份的体现，亲属之间很难讲规则。(MG86,2021-04-07)

从影响力上，在整个云城市，关氏宗亲会似乎扮演的是官方宣传关公文化的一个载体，但不具备主导性。而在关庄，宗亲组织近乎于本村的地方组织，在祭祖中实现宗族与村落的重叠，其地方影响力不言自明。由于宗亲组织是非营利性的，且鲜有外界资助，因此需要有经济实力的人来带动组织的运行，同时又需要真正了解和热爱关公文化的人来推动。

MG35和MG36两人属于上一辈为关公文化发展助力的关氏后裔，也是宗亲组织的重要“元老”。MG35是当地关公文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十几年来形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对家族最为突出的贡献是编修《关氏族谱》。于他而言，钻研关公文化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和文化传承，更是他作为关氏子孙应尽的义务。

MG36现担任世界关氏宗亲总会会长、中国关氏宗亲联谊总会创会会长、云城市关氏后裔联谊会会长，同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心想着为关氏宗族做点事情，其个人企业的发展与宗族事业的兴旺并行不悖。

MG36是有钱人，见过很多大场面，在弘扬关公文化中是属于往外掏钱的，他赞助大型活动，还会想办法再挣回来一些。他毕竟是商人，最终的想法是“我要挣钱”,他对关公文化了解得不深。(MG26,2020-10-08)

MG36身为宗亲会会长“理所应当”地成为关公祭祀仪式中的主祭人，这种“理所应当”源自于身份等级赋予的正当性，他的经济实力以及为祭祀活动做出的经济贡献决定了其在家族和宗亲会中的身份地位。在家族和宗亲组织中，经济条件成为决定身份地位的首要因素，这是当代宗族文化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结果。

总体上看，关氏宗亲会实际上是一个身份等级性的权力结构，关氏宗亲会中的领袖人物成为家族的担纲者，围绕个体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形成族人对家族集体及其内部等级神圣的自觉意识。家族的内聚力、权威属性，维系着家族的连续性。家族成员们一旦离开家族影响力所及的地域范围，流动到城镇里，其家族凝聚力就会被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冲散。

(二)宗亲组织的集体身份神圣演变

在关庄与外部的连接方面，关氏宗亲会的的确确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中介功能，较之其他姓氏的本村人，关氏后裔的家族性格也更为凸显，即在特定的场合下，“关氏后裔”既能够作为个体身份标签，又能够代表整个家族的集体式人格。

只要是姓关，孩子到了外地生活了，这边的宗亲会也会联系上的。会有人打电话问，再加到家谱里面。续家谱是民间组织的，村长也会协助，国家也支持这么做的。(MG34,2020-09-29)

与外姓人来关帝阁祭拜相比，关氏后裔坚信关公作为先祖，会优先保佑自家人。这说明，在祖先崇拜与神格崇拜的神圣等级中，祖先崇拜在血缘谱系中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征在行动者的观念和心态中。

一般姓关的家里都拜关公像，这就是老祖宗，自己家的一个老人。关老爷不保佑咱保佑谁，我从不去拜其他什么财神，我家老祖宗肯定是先保佑我的。谁都怕关老爷，财神也怕关老爷。(MG34,2020-09-29)

较之血缘神圣的优越性，地域神圣的优越性次之，这种神圣等级的划分基本上遵循的还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分类逻辑。

我之前一直在新疆打饼子，这回回来想去北京。我今年36,在外面打饼子就打了22年了。干到不知道哪一年，总归是要回来的……我也拜关公，求财、保个平安嘛。也会觉得关帝阁在我村，我们拜关公会更灵。(MD56,2020-10-04)

这种血缘神圣的等级优越性根源于中国信仰体系中神灵等级的划分。由人而成鬼、神、圣，是三种不同的神圣等第，正如武雅士论述的“自己的祖先是别人的鬼”,28祖先是亲人，鬼是陌生人。信祖先是一种义务，信神则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在中国本土情境中，较祖先、神而言，“圣人”有更高的地位，凝聚了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精神气质。关氏后裔是否为关公的后代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与圣人“攀亲戚”心态的普遍存在，人们倾向于在血缘家族的框架下展开“圣人崇拜”,将关公视作家族的荣耀。表面上祭拜“祖宗”,实际上是以圣人之名阐释政治—社会共同体的伦理内涵。这就建构了以关公祭祀、信奉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其微妙之处在于以“等级神圣”作为个体行动选择的依据以及整合集体根祖意识的内在动力。

在关系型社会中，个体处在相对静态的社会秩序中，由社会角色和相应的义务编织成一个个封闭而稳定的关系网络，形成总体上以家族为核心机理的社会结构。29在祖先崇拜的神圣关系中，关庄人拜关公强调的是关公的祖先身份，关庄人祭祖有着绵长的历史传承性，其重要的动力基础是报本反始的家族情感。祭祖仪式的重复，强化了个体的共享价值和情感归属，促使祖先成为维持家族发展的符号性资源，培育了个体的家国伦理观，从而更加认同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血缘关系和祖宗祭祀关系是构成中国社会“等级神圣”的最大基础。

五、根祖意识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及其当代转向

关羽既是关氏祖先，又是国家英雄，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30,作为政治和百姓以至国家价值的象征而存在。31通过日常生活方式呈现的价值共享，打通了个体、家国的联系。家族的共同精神气质，结合“关公”所被赋予的国家象征意涵，打造了同根同祖的家国认同。

在关氏后裔祭祖行动带动下，促进了政商合作和跨区域的文化传播，32形成了关氏后裔与政商两界联动的文化旅游业态，并在跨区域的文化联动中，实现了以关公为代表的忠义文化与以舜帝为象征的德孝文化的强势联合，共同构成了沟通云城内部与外部文化交流的纽带。通过各类活动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应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教化资源，打造华夏文明根祖文化，实现了血缘、地域的界限突破，以信仰的方式打通关庄与外界的联系。这关乎关公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国民健全人格的塑造与文明社会心态的建设等重要现实问题。中国人崇祖尚贤的精神取向，建构了一套共有的观念、身份逻辑和以根祖意识为核心的文明形态。

在传统社会中，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祖先崇拜具有团结家族成员的仪式功能。在传统的生活秩序中，个人通常局限在私人圈子，依赖家族势力获取社会和经济帮助，以及证明个人能力，从而形成家族式人格。为了维持这一集体式人格，共同的祭祖仪式不断强化后代的血缘纽带，成员之间将亲情间的义务一代代地传递下去。随着家族制度的衰落、家族权威的式微、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个体与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于是，祭祖仪式的团结功能不再突出，更多地转化为个别有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的族人彰显能力的方式，其他的成员要么选择依附于家族精英，要么不参与或是以“看客”的心态参与这些活动。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家本位”的文化依然充盈着整个关庄，但关氏后裔中正突出涌现着代际维度的文化断代危机。

现代社会以关公文化为基础的寻根祭祖行动繁多，关氏后裔祭拜祖先关公的行动仅是“冰山一角”,本文仅仅借此窥探了根祖文化下集体行动之一隅，家族之外的根祖文化与关公崇拜依然值得进一步探究。“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是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33以根祖意识为共享价值，构建中国人集体层面的社会框架和公共性取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下关公文化的传承，就是要切实用好关公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服务时代建设和社会文明秩序的构建。

宗教社会学吧

《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8期，第106-115页

注释

1[荷]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王健等译,王健校,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312页。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3王志远等:《关公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4刘晓潇:《山西根祖文化视阈下统一战线文化认同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第2期。

5[荷]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第308页。

6冯建华、周林刚:《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7依循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伦理要求,文中出现的地名均进行匿名化处理。

8伍丽梅等:《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为例》,《心理学报》2021年第9期。

9李波:《基于国家认同的根祖文化空间感知研究——以黄帝陵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