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如何通过景观载体引导人们感知抽象的民族精神意涵和国家文化价值，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黄河具有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高度融合统一的特征，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文化认同，应重视黄河水域自然景观体验场景的重要作用。在综合运用传统文化心理、文化记忆、具身体验以及文化基因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个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理论研究范式，包括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文化基因的激活范式以及“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为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目标、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学理参考。

我国首倡的国家文化公园体制，不仅是对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家公园建设的响应，也顺应了ICOMOS和IUCN两大组织重视遗产保护、关注文化与自然融合的价值趋势。国家文化公园体制强调在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具有国家代表价值和民族象征意义的宏观大尺度的文化遗产，发挥它们在塑造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以及促进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借助各种文化表达形式。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空间内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载体，将抽象的国家情感转化为个体能够觉知的具体形象，进而传播文化价值、引导文化感知、构建文化认同。与此同时，黄河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它的内涵变迁始终与其流域的自然景观生态特质紧密相关。具有标志意义的黄河自然景观，不仅展现了“母亲河”的典型生态形象，也承载了黄河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因此，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理应重视具有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在培育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从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两个层面，厘清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标志性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学理基础。

一、景观意象联结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记忆的前提是一个现象的消失，当记忆在逐渐衰退　时，承载记忆的语言、影像、身体、地点等外在媒介形式一定会增加，“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的通道”，帮助我们在类似符号与片段的零散存在中，重新组织或组合记忆。近年来，国家文化公园体制的建立，就是在当下重构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意义的记忆空间。这类记忆空间所特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可以触发并延续那些可能被个体淡忘的集体文化记忆。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公园内的历史遗迹、文化场馆等空间，本身无法诉说其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然而，具有文化旅游融合特性的功能区，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设计开发文旅产品、项目和线路等，为参观者提供文旅体验，让抽象的黄河文化精神与价值获得日常生活具体可观可感的形式与内容，对隐藏在空间中的文化记忆进行直观解读和阐释，进而激活参观者对国家、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认同，最终重构当今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在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内，基于黄河文旅融合体验的文化认同生成方式，经历了从“文本／图像文化”向“体验文化”的转变。具体来说，人们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营造的体验场景中，通过“具身体验”感受黄河文化。“具身性”是欧洲现象学的核心议题。法国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认为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理性互动而实现的。具身性（Embodiment）哲学理念强调心灵和身体并不存在清晰的区分，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概念，梅洛－庞蒂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身体与世界中的其他物体发生互动而产生的。或者说，人们在心智、大脑、身体和环境一体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梅洛－庞蒂在著作《知觉现象学》中指出，身体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心智发生的场所、载体或生理机制，还是在体验过程中“通向物体的第一入口”。身体经验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在个体抽象概念与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一切“体验、联想、想象、回忆等，也都与人的身体要素、身体构造和身体功能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身体及具身性视角进入旅游体验研究。这一研究取向关注旅游者在特定时空中的知觉、情绪、态度等内隐性体验，以及与身体外部所处旅游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的文旅体验中，更需要重视旅游者的“具身性”。由于自然景观本身缺乏对旅游情境中建筑、文字、图像等认知性信息的提供，在体验时，旅游者所产生的意识、情感、思维均以身体的感官知觉为中介，通过环境对个体产生直接感官刺激和间接心理影响，形成身心一体的全息性感知，从而使人与自然景观发生全身心浸入的情景交融互动。在以黄河自然景观为载体的文旅体验中，文化认同的生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旅游者在凝视异文化、猎奇新景观的同时，会产生生理感受、情绪激活、认知评估、行为倾向等多重身心活动。此时，旅游者的具身体验使得他们的个体认同心理与景观的联结性逐渐增强。伴随着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感知以及对其自身所处文化圈的文化记忆的唤起”，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理性文化认知、感性情感归属以及行为选择意向，最终实现对其文化认同的构建。

二、依托自然景观的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

历史文化记忆是延续国家与族群认同感的重要介质。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它是国民集体情感、信仰、价值观以及归属感等精神文化的基础和心理保障。集体文化记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实现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并基于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被不断补充、重构，为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提供了“文化解释、象征体系和意义支撑”。历史文化记忆经过时间的沉淀，具有代际间的共通性，因此具备了塑造集体意识和认同趋向的心理建构功能。对于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挖掘、激活和强化，不仅有助于维系族群代际成员间的亲缘性，强化其身份认同，也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进而促进文化自信的生成。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群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实现的，同时“若非在群体背景之内，个体是不可能以任何持续一致的方式来记忆的”，只有置身于社会群体背景中，人们才能进行个体记忆的“唤回”“认识”和“安置”。扬·阿斯曼（Jan Assmann）也认为，文化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被集体所共享的文化身份认同，而且只有在群体的实践交往中才能得以延续。

区别于以人工修建或人为活动为核心的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本位就是流域文明。黄河文化属性的生成基础是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水文特质。与此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视观念和使用需求有所变化，因而黄河的自然属性也不断经历着生活化、意义化和文化化的过程，使得黄河的文化属性不断丰富。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方式。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起源并稳固发展，由此奠定了“母亲河”的意象基础。自古以来，面对黄河中下游泥沙淤堵而多次造成的洪水灾害，“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至抗日战争时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下，黄河又充当了民族的物恋对象，成为表达抗战救国信念的媒介。1939年，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通过对黄河悠久、曲折、奔腾等生态特征的隐喻和比附，塑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与民众价值观，表达着文艺工作者呼唤民众团结、激发民族斗志、共寻国家出路的家国情怀。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倡导在现代观念和思维中探寻民族深层的精神和文化根系，由这些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黄土地》《老井》等，赞颂了人与自然顽强抗争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气节。总之，黄河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事件，以及历史延续的重要节点紧密关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民族的本质是“想象的共同体”，在此概念下，黄河作为家国共同体的流域想象，承载了世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可以被外化、对象化并以稳定的、超越情境的符号形式存储和展示。与此同时，他指出：“地点可以超越集体遗忘的时段证明和保存一个记忆。”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的稳定物理特征，不仅保障了文化记忆在同一时代的横向传播，也完成了集体记忆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代际纵向传承。最终，黄河的自然景观被建构为可以保存和展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在人与黄河的互动发展中，黄河的标志性自然景观承载了不同时期的特定事件，成为具有人文意义和家国情怀的历史场景（historical eventscape）。吴必虎提出要重视建筑文化遗产的原址原真性，认为特定原址才能真正表现特定的地方感、地标意义、文脉传承和精神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重视对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的关注，因为这些地标性的自然景观不仅体现了黄河的生态特质，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母亲河”形象的“原真性”，在世代延续集体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具有“原址性”功能。标志性自然景观是黄河生态流域和中华民族文化圈的联结点，当人们置身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体验场景内，不仅是与自然景观物质性客体发生互动，更是在承载着集体记忆“原址原真性”的地点中，与历史和未来进行对话，由此形成新的黄河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三、依托自然景观的文化基因激活范式

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仿照生物学“基因（gene）”的概念提出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认为文化进化中也存在像生物基因那样可以被复制和遗传并控制、影响文化性质的基本单位。在此概念基础上，我国学者倾向于把文化基因看作“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强调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指那些能够支撑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且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逻辑、文明血脉深处的文化成素。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人们的主要交往互动走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融合、嬗变与传播的核心区。大跨度的时空演变造就了庞大繁杂的黄河文化体系，若单从史料、文献、文化遗产名录等方面梳理黄河的文化内涵，则很难把握黄河文化的本质。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背景下，需要将大尺度的黄河文化遗产置于具体的体验场景中，例如黄河自然风景区体验场景、沿线乡村文旅建设场景、现代文艺作品观演场景等，对其组合后的意义和价值予以深层解读，进一步激活黄河的“文化基因”，发挥其在当代的精神滋养、文明启迪与价值引领等作用。

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的产生依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即精神的“表演的场地”和“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如安德森所言，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国家机制来增强和传达共同的情感，其中风景成为形塑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景观也是构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基础。早期的西方风景民族主义思想就已阐明自然风景在建构国家和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自然风景出现在各种文学叙事作品中，并且成为形塑“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在塑造文化共同体意识和培育国民身份认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在英国文学家司各特笔下，苏格兰高地不再是空旷荒芜的沉寂之地，那些飞石、悬崖、溪流、荒原、瀑布，在经过艺术化的审美想象后，成为富含迷人、奇幻、崇高等浪漫主义精神和理想价值的“心灵风景”（landscape of the mind）。与欧洲浪漫主义的自然之爱相似，美国的现代自然思想将人类的文明化过程视作有瑕疵且令人沮丧的，反而将那些尚未被人类活动侵扰的荒野视作文明之病的避难所，并且认为“应当将其保存下来以作为人类精神的休憩之所”。在“荒野观”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公园运动推崇对未经人类染指的原生态的追忆，倡导对那些不受人类改造和发展影响的自然景观的游览，其本质也是通过对美国国家代表性风景的确认，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文化心理。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文化与自然相互对立，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我国对环境的认知，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文化观念基础上形成，始终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强调人与自然在情感上、审美上、身心上的交融与互动，以促进身心健康为基本诉求，注重内心的体验和审美的需求，由此产生了人与自然、情与景主客统一的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模式。在这种人与自然交融统一的审美观下，自然景观不仅是天生客观之物，还成为文化社会意象的载体，凝聚着人们的家园情感、艺术审美、历史情愫与伦理道德等多种人文意识。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往往建立在追求逼真的认知模式基础之上，与此不同，中国的自然审美观则是以想象为根基的心理模式，通过感性直观和体验联想的方式，对自然景观的客体形态产生一种心理解读的“意象”，并且生发成人与景观心物交融的“意境”。人们通过对“意境”的感知，激发象征性的心理感受、情思和体味，最终达到重构深层次情感和精神的目的。

黄河作为承载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对其意象的建构过程充分印证了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黄河自然景观激发了人们对于宇宙、人类、家国的情愫与思考，无论是“黄河入海流”“黄河之水天上来”“九曲黄河万里沙”等诗词咏赋，还是《黄河大合唱》中“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的情感抒发，都将黄河激流奔腾、九曲连环等形态特征，比拟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精神气度。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变迁与发展，以及载有黄河意象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黄河已经从客观的自然流域景观转化为凝聚着历史记忆、时代烙印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现阶段，黄河流经我国９个省区，流域内水系景观多样，其中包括黄河源头、黄河第一弯、壶口瀑布、乾坤湾、几字湾、黄河小浪底、黄河入海口等标志性自然景观，它们具有突出的形态代表性和较高的公众认可度，同时也与不同省域区段节点的历史沿革、人文故事、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这些标志性的自然景观是人们感知、体验与理解“母亲河”文化意象的主要载体，也是黄河“文化基因”的重要表征。在国家文化公园体制下，要加强对黄河文化价值的重视，要以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不断满足人民对于旅游消费和文化休闲的新需求，进而激发黄河文化基因的内在自愈机制，维系和传承集体文化认同。

四、自然景观激发“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

由伯克莱学派提出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概念，定义了一种超越个人存在的，并于社会群体间稳态发展和广泛共享的文化形态。文化地理学家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对美国文化的“超有机体”特征作出解释，即美国各区域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文化。历史上被称为“百川之首”和“四渎之宗”的黄河，因其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而具有“超有机体”特征。该理论认为，超有机体的尺度转换是文化地理学“升尺度”转换的一种方式，其关键在于找到各个小区域社会中共同或共通的思想信仰、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等，然后将小区域的文化融入上一级区域之中。黄河文化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不仅是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类型的总和，还包含着国家历史起源、共同道德认识、群体心理认知和民族情感共识等中国文化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例如“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并存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观念，以及“家国同构”维系世代的爱国情怀等。在当前国家文化公园体制下对黄河文化的阐释，正如许纪霖所说，需要将传统的某个思想“去语境化”，“将其精神内核抽象出来，放在当今这个时代重新解释”。因此，在超有机体主义“升尺度”转换理论视角下，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培育文化认同的关键环节，在于从其点位景观的文化旅游体验，“升尺度”到对不同省区段文化生态的认知，最终“升尺度”到对黄河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具体来说，首先要确立黄河不同区段的标志性自然景观，加强对黄河形象体系的构建，强化公众对黄河完整的形象认知。需要注意的是，不论黄河单体的自然景观如何突出，都无法涵盖和代表整体的黄河形象。澎湃雄壮的壶口瀑布、黄蓝交汇的入海口、波光凛然的星宿海、碧波荡漾的龙羊峡，以及山水相依的黄河石林等，不同区段的标志性自然景观共同组成了黄河的整体形象。旅游者亲身参与不同的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通过具身体验增强对黄河的熟悉度和归属感，从而使分散的黄河景观印象不断联结，形成对黄河的整体形象认知。其次，省域区段应在黄河文化核心价值的主题下，深入挖掘本区段的黄河文化生态特色，进而呈现出黄河线性文化遗产体系各个节点的文化底色。总之，通过梳理、评估、规划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自然景观和文化旅游线路，引导旅游者了解不同省区段黄河文化形象的节点差异，同时发挥文化旅游线路的整合性影响力，形成9省区黄河文化的“形象叠加”，最终使人们形成对黄河整体文化意象的认同。旅游者在不同黄河区段节点的游览中，既能亲身体验各区域黄河文化的生态魅力，也能感受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山水环境与文化遗产、民族想象与地方特色的有机结合，在体验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五、结语

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要重视以标志性自然景观为主的体验场景，及其在讲述黄河故事、激发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在此理念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四个理论研究范式。景观意象联结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从具身体验视角阐述个体如何在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产生景观意象并形成记忆。依托自然景观的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从历史演进视角阐释黄河自然景观被构建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母亲河”的文化意象过程，以此奠定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承载集体认同的心理基础。依托自然景观的文化基因激活范式，从文旅体验的视角探索具有潜在黄河文化认同的群体，在游览黄河标志性自然景观时触发文化心理、激活文化基因的理论路径。最后，从自然景观激发“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论述了在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要基于黄河的“文化基因”，梳理不同省域区段标志性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态的结构关系，在“升尺度”的转换中形成对黄河核心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从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探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可以为其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也为当下通过文旅融合培育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理论路径做出有价值的案例阐释。

《民俗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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