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语

尽管博敏枢机（Roberto Bellarmino）的著作是 “现代天主教文学领域中最浩瀚者”[1]之一，而他有关基督信仰的《争论（ Controversie）》这部大作又是他那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然而这位枢机之享有盛名乃与他在1616年和伽利略（Galileo）的短暂会晤以及博敏在一封信中又提及伽利略这位科学家[2]之事有关。在那次会晤中，博敏告知伽利略有关教廷禁书目录圣部对哥白尼（Copernico）的告诫，同时给伽利略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

当时，博敏这位教廷圣部（Sant’Uffizio，即俗称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圣部最具权威的代表业已年届74，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为当今的历史来说，不论博敏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或是特利腾大公会议结束之后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政治神学家[3]，都不重要；再者，博敏不仅对神学和释经学，而且对宇宙论和天文学都有兴趣[4]，耶稣会罗马公学（Collegio Romano）之所以开设数学课程，也全出于他的支持，彼时最杰出的任教者克拉维奥（Cristoforo Clavio）神父，他是额我略十三世（Gregorio XIII）教宗历法的改革者，但这一切也不重要，至少为科学史家来说是如此。博敏枢机在培育司铎上不仅要求研读哲学和神学，也必须修数学。他固然在任何民间和宗教团体中直接或间接支持罗马教宗的主权，但重要的是他乃«真理的超然法»[5]的创始者：寻求真理和真理的权威是他一生事工的历史线路。

2博敏与伽利略的首次会晤

博敏固然著作等身，但二十世纪以来这位枢机最被人提及的写作可能是他1615年写给一位加尔默罗会会士保罗·安东尼奥·佛斯卡里尼（Paolo Antonio Foscarini）神父有关哥白尼太阳中心论的一封信。这封信之所以使博敏成名理由很明显，因为信的真正收件者乃是伽利略[6]。

事实上，在此五年之前，即1610年，在伽利略发布《天体的讯息（SidereusNuncius）》一文激起的惊讶之后，博敏为了知道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究竟发现了什么，于是询问罗马公学的神父们。当时克拉维奥神父肯定地回答说：银河由无数星辰构成，木星有四颗卫星，月球的表面呈山丘起伏状（XI,93）[7]。

博敏枢机所提诸多疑问中的第一点乃有关肉眼见不到的卫星：这为博敏是基本问题，因为令人对感性经验的资料数据产生怀疑，而感性经验的资料数据却是亚里斯多德认识论的基础。从另一方面说，自1599年起博敏已是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诉讼案的裁判者之一，而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认定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球而遭判刑[8]。如今，伽利略的发现让数世纪以来一连串根深蒂固的确定性全垮了。

其实，博敏并不怀疑伽利略的理论，他在写给他曾于1592至1595年间担任院长的罗马公学数学教授们的信中，显示他甚至对伽利略毫无敌意。在那些年代里，克拉维奥曾发表一些有关哥白尼的文章。在此之前，博敏枢机主教于1571年为文评论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69道问题时，也曾谈到地动说，但没有指出此说会与圣经发生什么冲突，他甚至宣称释经学家可以选择天文学家诸理论中看起来比较符合圣经的启示者[9]。故此，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博敏 “缺乏天文学知识”[10]，但他确实了解哥白尼学说。

3“哥白尼的见解”

1615年，保罗·安东尼奥·佛斯卡里尼的著作《Lettera sopra l’opinione dei Pittagorici e del Copernico（超乎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和哥白尼见解的信）》问世，书中指出圣经与哥白尼学说并行不悖[11]，而圣经中的某些章节也与哥白尼的理论一致。佛斯卡里尼把他的这部著作寄给博敏，希望知道博敏的意见。那时，由道明会士卡其尼（Caccini）和洛里尼（Lorini）提交的两宗控诉已在罗马教廷备案，他们认为伽利略的太阳恒定与地球转动的理念在信仰上有可疑之处，而伽利略在“企图”解释圣经以反驳教父们共同的见解一事上尤足可疑[12]。

1615年4月12日博敏给佛斯卡里尼回了一封只有三段的短信。博敏在信的开头以佛斯卡里尼和 “伽利略先生”同时作为信件的对象，但感觉上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书的作者佛斯卡里尼，不如说是写给伽利略。

博敏信第一段的语调属一般谨慎的性质：哥白尼的理论可以被视为科学假设的建议，但非事实，因为“断言太阳确实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以极快速度环绕太阳运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不但会激怒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而且更会损及神圣的信仰，让圣经成为虚假的”（XII,171s）。所以，哥白尼学说有可能相反圣经，也与信（译者按：指上述佛斯卡里尼的著作）的某些段落相矛盾[13]。

4圣经与特利腾大公会议

博敏信的第二点触及问题的症结：遵循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指示解释圣经。“大公会议禁止以相反教父们共同见解的思维来解释圣经，而{…}现代的评注{…}都一致根据字义说明太阳在天空环绕着地球运转{…}，地球{…}则固定于宇宙的中心不动”（XII，172）。特利腾大公会议的规则确定圣经文字不可受到怀疑。这一点伽利略也接受，甚至改革派新教徒也承认[14]。

博敏以比他自己在1571年教导时更严谨的态度结束他写给佛斯卡里尼的信，并指出：仅仅是因为科学的内容不是信仰的对象（ex parte obiecti），就认为科学“不是信仰的题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但它仍属于在圣经中讲话的天主（ex parte dicentis）权下（XII，172）。

博敏枢机把问题拉到特利腾大公会议，从某方面说有其不完整性。该大公会议就有关启示源头所颁布的法令确实禁止以相反教会或教父的解经立场来解释圣经，但此仅限于信仰和道德议题[15]；该法令不触及非宗教的俗世议题，遑论天文学；此大公会议文献甚至指出，将圣经的语句用于尘俗议题乃是妄用行为[16]。

博敏的说法可以得到几个事例的支撑鼓舞：“谁说亚巴郎没有两个儿子，该是异端{…}；一如谁说基督不是生于童贞女乃异端一样”（XII,172）。因此亦可加上一句：谁声称太阳不东升不西落，乃异端。一旦确认这个原则，“伽利略事件”自然了结。

5真实的论证

然而，博敏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他提及亚巴郎的两个儿子和圣经有关尘俗事物的言论并非当信的道理，这两件事虽然与佛斯卡里尼的论作风马牛不相及，却答复了伽利略早些时候写给他的门生贝内雷托·卡斯特里神父（don Benedetto Castelli）的信。博敏手中有这封信（参见XII,151）,也非常了解这位数学家的思想，他曾多次把圣经中那些“与得救和信仰的建立有关及无关的议题”分辨出来（V.284s）。在与信仰无关的议题上，学者可享有研究和解释的自由。

博敏信的第三部分似乎可以说是对问题的重新思考：“我说几时能真正指出太阳乃宇宙的中心，而{…}地球环绕太阳而行时，就必须极谨慎地去查看圣经中出现与此相反的地方，与其说所论证的是虚假的，倒该说我们对此不懂”（XII，172）。

学者们讨论何谓“真实的论证”[17]，或什么样的证明才是博敏枢机认为有效的[18]。无论如何，为博敏来说，如果要为哥白尼体系进行论证，那也可以接受，但也因此必须重新检视一下圣经中某些当会与之不一致的章节的意思。

在此需要对博敏枢机追求真理的精神再次表示敬意，追求真理是他毕生的特点。不过博敏也重申罗马公学克拉维奥神父的继承者格林贝尔格神父（p. Grienberger）断言的事，这位神父固然验证了伽利略的发现，却也指出他曾请伽利略给他举出地球运行和太阳中心论的证明，但伽利略并没有给他[19]。“因此，原则上来讲，没有任何依据证明博敏或罗马公学要终结科学论证”[20]。

总之，他结论道：“除非给我指出来，否则我不相信将会有一个如此的论证：{…}如有疑惑，不应将圣经搁置一旁”（XII，172）[21]。

6博敏的反论

特利腾大公会议法令重新重视对圣经寓意文字的字面解说[22]，认定每个字都是信仰的对象，这令博敏担忧。该法令甚至给阅读圣经更严格的限制，即圣经经文的实际意义已成规范，这个规范排除了圣经与时代文化及圣经作者用语有任何关系[23]。

如此一来，哥白尼的问题或能帮助博敏枢机释怀，因为哥白尼问题毕竟也触及对圣经的解说，即圣经文字表面的意义并不单纯地与其实际具体的意义一致，因此对圣经做限制性地解释是行不通的。

博敏的真正困难，也是罗马公学耶稣会士的困难，在于似乎不可能论证哥白尼的论点，理由仅在于博敏只从反面来看问题，但问题乃在于根据个人的立场来看天体移动的相对性。博敏枢机在给佛斯卡里尼的回信中再次举出船只驶离港口的比喻。这个观察是没错的。如果航海者的依据点是船，则当船驶离港口航向大海时，可能产生海滨逐渐远离船只的幻觉。此时理性就出面告诉人这是一种幻觉，并指出正确的依据体系为何（参见XII,172）。为此，应该无法证实哥白尼理论的绝对肯定性。

7《致洛蕾娜的克里斯蒂娜（Cristina di Lorena）函》

博敏写给佛斯卡里尼的信固然纯属私人性质，然因写者的权威使得这封信备具重要性，并广为流传，甚至抵达伽利略手中。伽利略看了信之后，认为有必要写一封信给博敏作为即刻的回应。这封回信写于1615年，以《致洛蕾娜的克里斯蒂娜函》的形式发出，这位女士乃是托斯卡纳公爵的母亲。这封信其实是一篇论述，作者把他写给卡斯特里（Castelli）的信加以发挥，阐述问题的核心所在：把圣经带到自然科学的争论里是危险的，因为虽然圣经不能错，但诠注圣经的人是可错的（参见V,317）[24]。为此，分辨科学与圣经的区别乃基本要务。

指控伽利略的人为了谴责哥白尼学说，援引旧约《若苏厄书》第十章十二节“太阳，停住！”这句话。但伽利略强调必须了解圣经章句的真实意义。圣经文字表面的意义需要正确地了解，因为当圣经提到天主的“脚、手和眼睛”或“天主的愤怒与懊悔”（V. 315）时，圣经在顾及人类的理解能力。圣经在谈及自然界的真理时也是一样，它使用凡人大众的表达方式。这是古老的问题，在此圣奥斯定也被引证出来。

然而，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天主的启示教导人得救不在于人与物理自然界的关系。在这方面天主赐给人智力和理性，其方法原则即是：“在自然界问题上的争论不该以圣经的权威入手{…}，而应该从有见识的经验和必要的论证开始”（V.316）。

另一个原则有关自然律，那是绝对且不讲情面的，科学发现它们并使之成文。几时大自然的发现或一个论证显示其与圣经所说的相反，神学家们就有义务寻找合理的解释，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圣经与大自然之间不能有冲突，两者都来自天主。伽利略在信的结尾建议，根据哥白尼理论来解释旧约若苏厄书那句话[25]。

总之，伽利略这位科学家并没有兴趣在解释说明方面“指出哥白尼理论为真，而托勒密理论属假。相反地，他否认可以把圣经用在科学性质的辩论中，因为圣经所肯定的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不属于科学领域，而是宗教性质的”[26]。伽利略指出，圣经不是科学书籍，它教导的是“人如何升天堂，而非天体如何运行”[27]。为此，伽利略致洛蕾娜的克里斯蒂娜的信函乃是“促成西方思想发生如此重要转折的了不起文件”[28]，因为文件确认科学的独立自主。所以，伽利略的重大发现不仅在于验证哥白尼学说提出的看法，更在于肯定科学方法的客观价值。

8哥白尼学说遭谴责

关于博敏写给佛斯卡里尼的信，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博敏不认为哥白尼的理论系统是“异端”，理由就在于“异端”定义的基础，举凡相反教会信仰的学说都被视为异端：异端所论定的绝无法显其真实。那么，如果博敏认为哥白尼理论为异端，那么，他就不会向伽利略发出挑战，要求他举出“真实的论证”。

这些纷纷议论的结果就是把哥白尼学说又遣回到1616年2月24日所宣布的惩戒。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评议员们宣称太阳中心和不动说“从哲学看乃是荒谬，因为它明显相反圣经，所以本质上是异端”（XIX，320s）；至于地动说，除了荒谬之外，“至少也是信仰上的错误”[29]。奇怪的是，在评议员发表意见后并没有任何法令随之而来。倒是1616年3月5日禁书目录法令说：由于哥白尼学说是错误的理论，违反圣经，因此“只要不改正”，佛斯卡里尼的著作和哥白尼的书籍均在禁止之列。然而，法令中没有出现“异端”这个字，也没有提到伽利略[30]。

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这样的惩戒忠实反映博敏的思想[31]。然而，是年2月25日保禄五世教宗曾委托博敏召见伽利略，为规劝他放弃他的思想。于是有了1616年博敏与科学家伽利略的会晤。事后博敏枢机禀报教宗伽利略听从规劝。一个星期后，保禄五世非常慈祥、和蔼可亲地接见了这位科学家，向他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尊重：相信伽利略的真诚善意和对教会的爱戴[32]。

两三个月后，由于流传着一些毁谤伽利略的闲言，所以博敏于5月26日为他写了一份声誉证明说：“伽利略既没有在我们面前或在罗马他人面前背弃信仰，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此做，{…}只有我们的教宗给他做了一个声明，并由禁书目录圣部公布，声明中指出哥白尼学说{…}违反圣经，但伽利略既无法为此辩护，也不能保留”[33]。

那么到底谁想要谴责哥白尼学说？罗马教廷许多要员都为因伽利略的发现所造成的混乱感到不安，他们甚至指出“支持哥白尼的神学家们”乃是新异端教派的始作俑者，也因此必须予以强有力的反对。而意大利学术界和文化界同样为了新天文学这股“摧毁性”的力量而苦恼[34]。说到这里也应该一提保禄五世教宗的决心，这位教宗在某些方面的确别具一格，因为面对教会的问题他一向要求权威性的解决，却不进入问题的复杂面。这从1607年的 “De Auxiliis”[35] 争论一事便可见一斑，而对哥白尼学说的处置也如出一辙。保禄五世教宗要的是即刻解决问题：根据某些道明会士的意见，哥白尼学说应该被宣布为异端邪说[36]。然而，如前所述，在禁书目录法令中并没有出现“异端”这个名词。

9伽利略的反应与1633年的诉讼案

“阅读了博敏枢机写给佛斯卡里尼的信之后{…}伽利略不再断言太阳中心论曾获得实际观察的证实，却想到进行一个以潮汐理论为形式的‘真实论证’”[37]。可惜这并不是一个论证，即使伽利略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他曾相信自己业已根据天文学的观察写下了科学上未曾发表过的新篇章，与亚里斯多德、托勒密或提科[38]的传统理论完全不同，较之过去绝对新颖，是现代科学崭新的一页。

为能更妥善地把握博敏与伽利略关系的视角，需要一提1633年的诉讼案，该案以出版《有关两个最大体系的对话（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一书[39]而定谳。伽利略小心翼翼地遵循当时的规则：他请求并获得了罗马及弗洛伦萨宗教裁判所法官出版此书的许可。可是当时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o VIII）认为这项许可是强索来的，因此委派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伽利略的著作。

在《对话》这部著作中有三位人物彼此对质：第一位是萨尔维雅提（Salviati），他是维护哥白尼系统的科学家；第二位是亚里斯多德派的辛普利乔（Simpliccio）；第三位是撒格雷多（Sagredo），一个饱学、对新学说感兴趣的人。重点在于乌尔班八世教宗的神学论据被放在辛普利乔（一位第六世纪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可以讽刺地被转译为头脑简单的人“semplicione”）口中：宇宙如何运行只有“无所不能的天主”（XIX,330）[40]知道。这句出自辛普利乔口中的话让教宗觉得伽利略得罪了他，即使似乎是教宗自己要求把这句话放在伽利略的《对话》一书中[41]。

这个由最陈旧落后的哲学代表举出的论据令人惊慌不安。此外，有人暗示书本扉页印的三条海豚，是为讽刺这位乌尔班八世教宗唯亲人是用，从而激怒了教宗。其实，三条海豚乃是出版社的商标。

这桩诉讼案以1616年的一份会议纪要展开，该纪要指出：几时伽利略没出庭或不服从勒令，警长塞基吉（Seghizzi）当以书面警告通知他文件载明诉讼无效的字句：哥白尼的主张“绝不可以任何形式保留、教导和维护”[42]。

然而，这份书面警告通知真的交给伽利略了吗？在博敏写给伽利略的声誉证明书上并没有上述那句话，这“或许是因为{…}不合时宜，甚至违反保禄五世教宗的命令”[43]。再说，在诉讼案卷宗里面该文件并没有博敏或公证人或伽利略的署名。曾有不同的假设解释这不正常现象，甚至认为伽利略诉讼案是虚构的。但新近出版的有关该诉讼案的文件排除了虚构的可能[44]。

无论如何，起诉案是从那里开端的[45]。当伽利略接到被告的正式通知时，他出示了博敏为他写的那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声誉证明书。于是乎诉讼案就从这份文件重新展开，而且罪名最为严重：伽利略维护一个被宣布为违反圣经的论题。他终于被迫放弃自己的信念。“上面所提到的你，伽利略，{…}令本裁判所深深怀疑为异端，亦即你信守虚假和相反圣经的学说，认为太阳是地球的中心（原文如此），不从东方移向西方；而地球移动，不是宇宙的中心；并在被宣判为相反圣经之后，仍以为可以保留并维护此主张的可能性»（XIX,405）[46]。

审判在1633年6月16日举行，6月22日判决。当宗教裁判所审讯结束时，伽利略受到最后的羞辱：“他们当着伽利略的面，烧毁了他有关地动说的书籍”[47]。

在梵蒂冈有关伽利略诉讼案的文件中有一份“有关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念的匿名消息”说：“需注意到此异端恶名在保禄五世和乌尔班八世两位教宗的法令中都没有出现，因此普拉匝（Plazza）神父在他的圣经物理论述第133、138和139页中指出，上述惩治仅由宗教裁判所枢机们在获得教宗的同意后执行”[48]。宗教法庭一位咨询员（consultore）因此指出，哥白尼的理论从未被宣判为“异端”，可见此项判决的理由来自乌尔班八世教宗的意愿，但不存在任何法令宣判哥白尼理论为异端学说。法庭评审员曾如此建议，但如所见并没有下文。只有1616年3月5日的禁书目录法令将佛斯卡里尼、哥白尼和德·朱尼戛（de Zuñiga）所写有关约伯事迹等书籍列为禁书，直到更正内容为止[49]。

10历史上悲剧性的一页

历史上这一页的结束是悲哀的。伽利略遭自己的朋友和爱慕者判罪并关进牢狱，其中第一位是乌尔班八世。但必须指出博敏并不在这些人之中，因为此时他已经去世12年了，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状况。

伽利略遭判罪并非偶然，而是教会拒绝分辨清楚这位学者的提议的必然后果，他明白指出：一个是科学领域，另一个则是启示和信仰领域[50]。这为教会历史带来了悲哀的后果[51]。1616年的禁令导致了一项原则的制定，即由于圣经乃天主圣神启示写的，所以其中任何断言都是真确无误的。此亦即拒绝那启发博敏的最现代化论点。从那时起，在注解圣经方面形成了“一致”的原则，也就是“即使从科学观点看，也倾向于肯定圣经是必然真实的”[52]。

然而，这为科学也带来极严重的损害：此乃教会对天文学的发现和对正在根本改变宇宙和人文知识的新兴科学所设的第一个阻碍。

虽然如此，也有其积极正面之处。从博敏和伽利略的关系可以清楚看出后者这位科学家如何关心让教会与时代并进，正因为这个理由伽利略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教会当局的科学顾问[53]。他相信自己能够用论断成功说服反对者，然而这些反对者只知道指出他论点的漏洞，却不知道重视他的发现具有非凡的价值。

伽利略的诉讼案就此落幕，但历史上的“伽利略事件”，亦即科学自主与圣经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却从此展开[54]。

2021年11月8日

公教文明

[1]参见C. SOMMERVOGEI, 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 I, Paris, A. Picard. 1890, 1151-1254; F. MOTTA, Bellarmino. Una teologia politica della Controriforma. Brescia, Morcelliana, 2005,67-72. ↑

[2]参见F. MOTTA, Bellarmino…,cit., 7s; ID., Roberto Bellarmino. Teologia e potere nella Controriforma, Milano, ll Sole 24 Ore, 2014, 226-233. ↑

[3]L’opera di F. MOTTA, Bellarmino…, 援引：妥善认识枢机主教的形象：他不是一位抽象神学学者，也不是一个只醉心于教会和宗教敬礼的宗教人士，而是 “以持续、有系统、尊权威的呼吁为基础，宣讲可信服的信仰理念。这个理念在推动普世天主教化的工作中支撑教会的理论结构”的创始人（ivi，10）。↑

[4]参见U. BALDINI, «L’astronomia del cardinale», in ID., Legem impone subactis. Studi su filosofia e scienza dei gesuiti in Italia 1540-1632. Roma,Bulzoni, 1992, 285-303. ↑

[5]参见F. MOTTA, Bellarmino…,cit., 10; ID., «Epistemologie cardinalizie. Ipotesi, verità, apologia», in G. M. BRAVO – V. FERRONE, Il processo a Galileo Galilei e la questione galileiana,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2010, 100: il Bellarmino«è il massimo “esperto di verità” a disposizione della Chiesa romana» (ivi). ↑

[6]这封信一直不为人知，直至1876年史学家和哲学家贝尔蒂（D. Berti）出版Copernico e le vicende del sistema copernicano in Itali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16 e nella prima del 17. Con documenti indediti intorno a Giordano Bruno e Galileo Galilei（Roma. Paravia, 1876）一书后才被披露。↑

[7]参见la risposta del Clavio in GALILEO GALILEI, le Opere, Edizione nazionale a cura di A. FAVARO – I. DEL LUNGO, voll. I-XX, Firenze, 1890-1909, 1964-1968, XI, 92s （伽利略著作的册数和章页均被引注）。伽利略发现克拉维奥给博敏的答复在罗马圈子里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

[8]博敏加入乔尔达诺·布鲁诺的诉讼案件时，该案件的进程已接近尾声；至于博敏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参见F. FIRPO, Il processo a Giordano Bruno, Roma, ed. Salerno, 1993, 92s。↑

[9]M. D’ADDIO, Il caso Galilei. Processo, Scienza, Verità, Roma, Studium, 1997, 73-75. ↑

[10]参见L. FIRPO, «Il processo di Galileo», in Nel quarto centenario della nascita di Galileo Galilei,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66, 94; G. MORPURGO-TAGIABUE, I processi di Galileo e l’epistemoòogia, Vicenza, Edizioni di Comunità, 1963, 55; G. DE SANTILLANA, Processo a Galileo. Studio storico-critico, Milano, Mondadori, 1960, 195-197. ↑

[11]P. A. FOSCARINI, Lettera sopra l’opinione de’Pitagorici, e del Copernico, della mobilità della Terra e stabilità del Sole, Napoli, Scoriggio, 1615. ↑

[12]洛里尼连哥白尼的名字都搞不清，他在写给伽利略的一封信上曾为自己的理由辩护说«那个伊白尼（Ipernico，译者按：系对Copernico这个名字缺乏认识）或叫什么名字»的见解与圣经相悖：参见A. FANTOLI, Galileo. Per il Copernicanesimo e per la Chiesa, Città del Vaticano, Specola Vaticana – Libr. Vaticana, 2010, 167, 203-206. ↑

[13]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 vaticani del processo di Galileo Galilei（1611-1741）, Città del Vaticano, 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2009, XXXs. ↑

[14]宗教改革运动甚至在圣经的字义基础上严厉攻击天主教：批评教会的圣统体制和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参见R. FABRIS, Galileo Galilei e gli orientamenti esegetici del suo tempo. Città del Vaticano, 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1986, 35）。↑

[15]参见H. DENZINGER, Enchiridionsymbolorum, a cura di P. HÜNERMANN, Bologna, EDB, 1966, n. 1507,604s. 该法令援引弟后3：16，指出旧约圣经来自天主的默感，但强调圣经教诲的宗旨乃在教导人履行正义，也因此与伦理和宗教层面有关。↑

[16]参见H. JEDIN, Storia del Concilio di Trento, II, Il primo periodo 1545-1547, Brescia, Morcelliana, 1974,112. Jedin指出：大公会议法令明显谴责为尘俗目的妄用圣经（同前）。↑

[17]«可以肯定的是：（博敏）所谓的“真实的论证”并非指实验上的证明。博敏对假设所下的定义不是新柏拉图学说所指的，而是多玛斯思想所说的»（G. MORPURCO-TAGLIABUE, I processi di Galileo…cit., 52s）。事实上，博敏清楚区分假设与论证之别。此外，更可以讨论«论证»所说明的«真实»意指为何。↑

[18]参见TH. S. KUHN, La rivoluzione copernicana. L’astronomia planetaria nello sviluppo del pensiero occidentale, Torino, Einaudi, 1972（or. 1957）, 254; 290. 为Kuhn来说，博敏知悉伽利略的发现，但否认那些发现证明了哥白尼的体系：«虽然望远镜使人得以建立许多论据，但无法证明什么»（同前, 290）。（以星球的视差）进行太阳中心论科学论证于1728年才由天文学家James Bradly提出；伽利略支持一个«在整个技术内容上乃属虚假»的体系（U. BALDINI, «Bellarmino tra vecchia e nuova scienza», in ID., Legem impone subactis…, cit.,312s; 333, note 17 e 24）。↑

[19]1516年3月17日，蒂尼蒙席（mons. Dini）把格林贝尔格神父的意见告知博敏说：他宁愿伽利略«先举出他的论证，然后才谈圣经»（XII，151s）。↑

[20]这个结论是巴尔迪尼（Baldini）在他的文章«L’astronomia del cardinale»所做的，cit., 300。↑

[21]1572年博敏在鲁汶评论圣多玛斯的神学大全时曾写说：«圣经的真正意义当然不会与任何哲学或天文学的真理有所冲突»（F. MOTTA, «Epistemologia cardinalizie…, cit.,100.»） ↑

[22]参见Decretum de vulgata edizione Bibliorum et de modo interpretandiSacramScipturam: Concilio di Trento, IV sessione, 8 aprile 1546. ↑

[23]«这位耶稣会士反对誓反教对默示录寓意的注解，他强调最重要的乃是圣经字面的意义»（F. MOTTA, Bellarmino…, cit., 193）。↑

[24]参见CALILEO GALILEI, Lettera a Cristina di Lorena sull’uso della Bibbia nelle argomentazioni scientifiche, a cura di F. MOTTA, Genova, Marietti 1820, 2000, 96-98. ↑

[25]参见同前，142-144：是信的结束语。↑

[26]M. PESCE, «Introduzione» a GALILEO GALILEI, Lettera a Cristina di Lorena…, cit., 59. ↑

[27]同前，101. 众知此处所提出的解经准则被十三世教宗所用，甚至援引在他1893年11月18日颁布的Providentissimus Deus通谕中。↑

[28]A. FANTOLI, Galileo…, cit., 231. ↑

[29]Censura del 24 febbraio. 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 vaticani…, cit.,42s; A. FANTOLI, Galileo…, cit., 205. «本质上乃异端»这样的表达方式乃神学上最严重的谴责，因为相反信理。↑

[30]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 vaticani…, cit., 47. ↑

[31]参见L. FIRPO, Il processo di Galileo…, cit., 92-98. 1616年的法令被定义为«博敏见解的忠实镜子»（同前98）。根据科学史家Giorgio de Santillana的看法，1616年谴责伽利略的历史性责任«落在博敏身上，只有他一人该负责»（Il processo a Galileo, cit., 292）。见A. FANTOLI, Galileo…, cit., 215s对de Santillana的评论。↑

[32]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 vatican…, cit., LVII-LX. ↑

[33]同上LXI。↑

[34]比萨教育界监管人Giovanni da Sommaia对此评断说«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意见摧毁了整个哲学和许多神学{…}并因把地球比作卫星和诸天体而造成稀奇古怪的后果»（参见M. BUCCIANTINI, Contro Galileo. Alle origini dell’«affaire», Firenze, Olschki, 1995, 27）。↑

[35]这是道明会士与耶稣会士有关恩宠与自由意志的命定论和两者如何协和的激烈争论。当时保禄五世教宗在博敏的建议下，决定叫道明会士和耶稣会士双方终止争论，却没有深入一步探讨问题的核心所在。↑

[36]«保禄五世的看法是将之宣布为相反信仰；但由于波尼法爵·戛耶塔诺（Bonifatio Gaetano）和马菲奥·巴尔贝里诺（Maffeo Barberino, 即日后的乌尔班八世教宗）两位枢机的反对，保禄五世终因他们引据的良好理由以及伽利略就这问题写给托斯卡纳（公爵的母亲）的克里斯蒂娜贵妇人的信而作罢»（引自G. Buonamici 1633年5月2日的日记{XV, 111}; A. FANTOLI, Galileo…, cit., 261, nota 80）。↑

[37]U. BALDINI, L’astronomia del cardinale…, cit., 292s. 然而作者结论谓：潮汐的理论不太成功，因此“致使他（伽利略）最后在讲演（discorsi）中从基本来面对问题”（同前）。↑

[38]丹麦天文学家提科·布拉赫（Tycho Brahe）固然承认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却也肯定太阳绕地球而转。从数学上看，这位天文学家的测量完全准确，以致成为克卜勒（Johannes Kepler）发现行星轨道定律的基础。↑

[39]Galileo Gailei, Dialogo {…}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tico e Copernico. Proponendo indeterminatamente le ragioni Filosofiche, e Naturali, tanto per l’una, quanto per l’altra parte. Firenze, G. B. Landini. 1532. Cfr A. FANTOLI, «Il processo del 1633», in M. BUCCIANTINI – M. CAMEROTA – F. GIUDICE, Il «caso Galileo». Una rilettura storica, filosofica, teologica.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Firenze， 20-26 Maggio）, Firenze, Olschki, 2011, 187-212. ↑

[40]参见A. FANTOLI, Galileo…, cit., 350. ↑

[41]参见同前332页。也许乌尔班八世教宗曾经建议将书名改为«Sul flusso e riflusso del mare era divenuto Dialogo dei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从海水涨潮和退潮变为宇宙两个最大体系的对话）»（S. PAGANO, i documenti…, cit., CXIII）. ↑

[42]S. PAGANO, I documenti…, cit., 46. ↑

[43]同前LVIII; 参见A. FANTOLI, Galileo…, cit., 218. ↑

[44]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 cit., LVI. ↑

[45]参见A. Fantoli, Galileo…, cit., 408-410. ↑

[46]S. PAGANO, I documenti…, cit., 222s. 此处所谓的“地球的中心”乃指宇宙的中心。↑

[47]同前，CCII; M. CAMEROTA，Galileo Galilei e la cultura scienifica nell’età della Controriforma, Roma, Salerno, 2004, 522. ↑

[48]S. PAGANO, I documenti…, cit., 223. ↑

[49]参见V. FRAJESE, «Il decreto anticopernicano del 5 marzo 1616», in M. BUCCIANTINI – M. CAMEROTA – F. GIUDICE, Il caso Galileo…, cit., 82-89. 在法令中“谈及哥白尼理论为‘相反圣经的学说’，而非‘异端’或‘错误’的邪说”（同前85）。亦可参见V. FRAJESE, Il processo a Galileo Galilei. Il falso e la sua prova, Brescia, Morcelliana,2010. ↑

[50]在此没有必要提醒在几个世纪之前圣多玛斯业已分辨哲学和神学乃两门«科学»。↑

[51]参见M. PESCE, «La recezione dell’emeneuticagelileiana. Storia di una difficoltà nel distinguere cio che è religioso da cio che non lo è», in ID., L’emeneutica biblica di Galileo e le due strade della teologia cristiana,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di Letteratura, 2005, 117-173. ↑

[52]ID., «Introduzione a Galileo Galilei», La«Lettera a Cristina»…, cit., 60. ↑

[53]从这方面看，A. Fantoli著作的见解有其意义，Galileo. Per il Copernicanesimo e per la Chiesa. 在该书的扉页提及伽利略1615年3月23日写给蒂尼（Dini）的信：伽利略专心致力于哥白尼学说的研究，“除了圣教会的尊严，没有别的目的，我微弱的著作也没有其他的目标”。参见S. PAGANO, I documenti…,cit., L. ↑

[54]参见 M. ARTIGAS – M. SANCHEZ DE TOCHA, Galileo e il Vaticano, Venezia, Marcianum, 2009; A. FANTOLI, Il caso Galileo. Dalla condanna alla «riabilitazione». Una questione chiusa?, Milano, Rizzoli, 2003, 222-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