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7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相继完成统一和内部的选举改革，东、南欧民族情绪高涨，新的建国运动在此基础之上风起云涌，传统帝国格局之下的欧洲强国纷纷寻求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米尔纳爵士在评论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时，实际上是在阐释一种张伯伦式的保守党“新帝国”观念和纲领：

“在过去各国相对较弱的时代里，在俄国和美国发展壮大之前，以及德国的经济和贸易由于它的陆海军力量的发展而突飞猛进之前，英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但是在庞大的帝国并立的现代世界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英国凭借自身力量不可能继续保持它以前的重要地位；英国凭借自身力量不可能保持一个一流强国的地位。但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一个更大的英帝国可以永远继续做这样的强国，而且作为这样的强国它将保证它所有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此外，据人类经验来看，没有什么其他事物能够这样保证这些东西。”（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自由党并不反对“帝国”，对帝国了如指掌的罗素爵士以客观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起源和成长追溯为一种“必然性”：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可能是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单独采取行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了加拿大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印度，使它处于国王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后退。”（同上，第18页）

作为自由党的议会领袖，格莱斯顿的帝国情感同样根深蒂固，“对每个英国人来说，帝国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他对迪斯累利1872年“水晶宫演讲”的简短回应，尽管格莱斯顿毕生都在反对迪斯累利-米尔纳扩张性的帝国政策。

迪斯累利在这个作为其政治生涯和政治纲领之核心的演讲中，阐释了一种富有进取性、甚至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新帝国”政策路线，这种路线的根本特征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在自由贸易迅速失去效力的时期，工业力量将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也将超越单纯的商业力量成为帝国力量的基础；迪斯累利在演讲中向未来的选民提出的核心问题是：

“你们是乐于做一个舒适的英国人，受欧洲大陆种种原则的约束，终其一生，还是愿意做一个伟大国家、一个帝国的臣民？”

显然，1870年代，一种进行抉择的“必然性”开始浮现在帝国的地平线上，这种抉择必须经过人为的努力做出，罗素爵士曾经阐释过的那种出于“天意”或者“命定”的“必然性”对此时的英帝国来说，已经成为奢侈品。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帝国：是一个以工业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统治性的统一帝国？还是一个以各殖民地、自治领的平等、独立、自治能力的培育为基础的自由帝国？这是187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争执的核心议题，双方对此均保持高度关注和敏感，1875年土耳其事件爆发的时候，立刻触发了英格兰议会政治的一场重大危机。英格兰议会政治的精华力量领导了这场议会斗争，一个新的“自由帝国”作为斗争的结果从这场危机和斗争中崛起。

1870年代的所谓“东方问题”对欧洲各国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其程度超越了克里米亚战争。1875年，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派起义遭到镇压的消息传到欧洲时，在欧洲各国激起的反应不尽相同，这个事件对欧洲各国的意义显然各有千秋。对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希腊各民族来说，事关独立和自治；对于德国、法国、俄国乃至新生的意大利来说，在主要方面是纯粹的外交事件，因为这些强国都拥有稳定的外交框架、外交政策和相应的执行者来应对“东方问题”，甚至外交的具体模式和心理也都具备高度的可预期性质，外交事件很少有机会在内政方面造成震荡和变化的局面。法国、德国和俄国援引所谓克里米亚战争遗留物的《巴黎条约》和《柏林备忘录》，提请奥斯曼帝国注意欧洲各国所拥有的保护帝国境内基督徒少数派的权利，确切地说，欧洲传统强国有权在这些基督徒少数派遭受不公时进行干涉。

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权利条款一样，1875年，欧洲列强对这一条款的理解和执行也存在重大歧义。德国和法国希望在传统的帝国框架内解决问题，维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使之成为大英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因此这一权利的执行最终落实为敦促奥斯曼帝国推进境内平权改革和宪政改革。俄国表现出激进态势，将这一权利条款理解为“武装的和平”，并开始进行国内动员，准备发动俄-土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国人对任何人类改革事业所特有的那种悲观，这种悲观在1875年是有理由的；追究这次起义和镇压的原因，并非权利问题，也非权利条款和局部的改革所能触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同样不具备占据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这既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和传统欧洲国家的重大差异所在，因此俄罗斯对于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次事件较之欧洲国家有着更为贴切的理解。这次事件深深扎根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形势当中，1870年代，这个帝国实际上处在同古代希腊城邦同样的境况当中，这种境况在一个中产阶级不占多数或者缺乏力量的国家是很普遍的，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刻画的：

“在大多数城邦，中间阶级一般是人数不多的；有产者们和平民群众是两个对立部分，其中任何一方倘若占了优势，他们就压迫中间阶级，把政治制度拖向他们自己所主张的方向，要么树立民主政体，要么建成寡头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9 b23ff）

1875年大屠杀事件中，奥斯曼帝国政权本身要负多少责任，结论取决于理解的角度。在奥斯曼帝国，即便存在一个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中间等级，这个等级也绝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职业或者商业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可能依据自身利益来施加政治压力，成为帝国和平的轴心，相反，他们本身作为无足轻重的政治弱者面临要么被吸收进少数派，要么被吸收进多数派的命运。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派同穆斯林多数派相比，只是政治权利方面处在非平权地位，就实际的经济地位而言，这一少数派因为在欧洲帝国殖民体系中的良好境遇而处于帝国境内少数有产者阶层的位置。这意味着欧洲列强所敦促的帝国平权改革实际上只能是一场全面颠覆性质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改革是帝国自身既不可能发动的，也无法承受其后果的。然而，西欧强国无法像俄罗斯那样真切地理解到自己所敦促的改革实际上只能以帝国内部的一场暴烈革命作为逻辑收场。对于这样一个无法自我维持的帝国，德法依据克里米亚战后《巴黎条约》的传统国际框架，要求维护土耳其领土完整，作为西欧和俄罗斯的缓冲地；俄罗斯则尝试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以“武装的和平”促成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脱离帝国的暴政枷锁，重建并推进文明，战争理由并非不切实际，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动荡势必造成俄罗斯的内部动荡。恰恰这一点是德法的克里米亚“欧洲共同安全框架”所无法接受的。1875年的土耳其问题仿佛使欧洲回到了克里米亚战前年代的“东方问题”局面。

这其中的诡异悖论正如勒南所言：

“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对西欧历史的伟大法则有所感触。许多国家未能创建出法兰西国王以兼具暴政和法律的手段而令人羡慕地带至成熟状态的东西。在圣斯蒂芬的王冠之下，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仍然判然有别，和八百年前相比，没什么变化。哈布斯堡王族压根儿就没有设法对帝国境内的多种族元素进行融合，相反，这个王族一直使它们彼此分隔，经常还让它们保持相互敌对。波西米亚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捷克人和日耳曼人认为地安排在一起，如同油和水共处一个玻璃杯一般。土耳其帝国采取了依据宗教进行民族划分的政策，此举造成的后果则要严重得多，这直接造成了东部帝国的解体。不妨随便找一个城市看看，比如萨隆尼卡或者士麦那，你就会发现有五到六个共同体并存了城市当中，它们都有各自的记忆，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通过之处。所谓民族，其本质就是全部个体成员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共通的；这意味着全部个体成员将会忘记许多事情。没有哪个法国公民真正知道自己究竟是勃垠第人还是阿兰人、泰伐尔人或者维斯哥特人，然而，每个法国公民都必须忘记圣巴托罗迈大屠杀，或者忘记发生在十三世纪中部法国的哪些屠杀。在法国，能够提供法兰克血统证据的家族不会超过十个，而且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在本质上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有难以尽数的联姻行为将会摧毁任何这样的谱系体制。因此，现代民族乃是由一系列事实汇流而成的历史结果。有时候，统一是由一个王朝加以铸造，如同法兰西那样；有时候是经由各个省区的直接意志融合而成，比如荷兰、瑞士和比利时；有时候则是一种普遍意识的作品，是这种普遍意识针对封建体制之肆意无常所取得的胜利，如同意大利和德国那样。这些构造形式皆有其深刻的因由所在。在此类情形中，原则总是经由最不可预测的事件而得到呈现。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天所看到，意大利借助一系列失败取得统一，而土耳其则经由一系列胜利而自我摧毁。意大利在每一次失败当中都取得进展；而每一场胜利都越加注定了土耳其的命运；个中因由在于，意大利是一个民族，土耳其则并非一个民族，除了其小亚细亚部分之外。”

在此种歧义和僵持的局面中，英格兰的回应至关重要，它很可能决定着天平的走向。

截至到1875年，英格兰统治阶层一直对卷入他们并非情愿的克里米亚战争懊悔不已，英格兰舆论也持相同看法，认为英格兰是在无意识中以并非负责的态度卷入了巴尔干事务。因此，在克里米亚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皮尔主义的不干预路线成为外交反思的主流，英格兰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敦促，专注于自身帝国的开发建设，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达。对于英格兰而言，基本形势似乎回归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俄国的“武装和平”政策再次威胁到作为大英帝国核心的印度的安全，迫使英格兰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1870年代的英格兰议会政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质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决定了英格兰将给出同以往大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开辟了自宗教战争以来国际关系史的新时代，并为随后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奠定了基本的轮廓。

1867年英格兰议会最终完成了1832年《改革法案》的待续工作，选民人数急剧扩张，由此塑造了英格兰宪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一方面意味着选票可以直接转变成议会席位，尽管不一定意味着选票可以直接转化成议会法令，但这样做的几率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首相握有决定性权重的责任内阁制和以严厉的“党鞭”纪律为基础的大众政党制度的进一步成熟。这些工作都是1832年《改革法案》未能完成的，也是那一年代的议会改革家们尽量加以阻止和否决的。追究这种局面的原因，既可以用英格兰社会的总体需要和空缺来解释，也可以用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体信念、政党组织技巧以及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来解释。无论如何，这种局面本身将英格兰政治变化的深层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导致这些变化的压力多种多样，而且见仁见智，在1870年代并未反映出任何一种清楚的模式，英格兰传统的统治精英阶层不得不在这样的晦暗不明的局面中学习承担新的角色、新的心理和行动方式，要么主动，要么被动。

这一时期英格兰政治领袖人物普遍表现出类似于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阶层中的那种斯多亚式的坚忍品格和悲观精神，也正印证了一句斯多亚派的哲学格言：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情愿的人，命运拖着走。”

这些新的政治角色只要出现，就立刻显现出决定性的力量和自身的政治重要性，给人们提出了相似的解释性问题。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在于选票的力量超越了君主的力量，这一点在1870年代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确认；君主已经不可能通过议会少数派和独立议员之间的联合政府来贯彻王室的意志，选择自己偏爱的内阁；但君主依然可以通过诉求民众意志和议会多数派以及内阁内部的分裂前景来部分地满足自己的偏好；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也有同样机会诉求激发并诉求民意，利用多数派和内阁中的分裂赢得自身的政治前途和政策前景。换言之，在1870年代议会政治的变革阵痛期，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其政治领袖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占据多数，从而奠定稳固的权力基础。自由党和保守党精英中的边缘集团处于随时分裂的随机位置，这些集团在关键时刻足以决定能否赢得内阁。更重要的是，民意在1867年之后成为议会选票的终极基础，然而正如古老的格言“民意即神意”所表达的那样，民意实在是如同诸神意志那样超出了人类理智的把握范围；在这种局面中，一个像雅典的伯里克利那样既能领导民意，又能顺应民意的政治家就势必能够显示出非凡之处。同时，英格兰宪政也从未让“君权即神权”这一格言完全失去政治能量，确切地说，1688年以来的历次宪政改革只是将斯图亚特王朝和汉诺威王朝历代的糟糕君主视为必须进行宪法性排斥的假想敌，如果这样的假想敌并不存在，而以一个睿智而强有力的君主取而代之，宪政权力的大门则依然敞开，维多利亚女王在内阁和议会中日甚一日的影响力达到了即便查理一世也势必羡慕不已的高度。然而，女王心思的变化也因其过于充沛的感受性和情感特征而远远凌驾在整部宪政机器之上，令人难以揣测，从而将王权推向“神权”之境；女王的愤怒是这一时期议会政党领袖们必须尊重的重大宪政要素。这一时期最敏锐的观察家沃拉斯洞察到了这种变化，并向双方政党的领袖人物提出了善意的警告：

“政党领袖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是一个存在于选民的记忆和情感之中、不受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行为支配的实体。这并不是说政党领袖不能真诚。作为个人，他们的确只能在随时准备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生命。有时候，他们甚至必须去冒他们的党自身垮台的危险。当罗伯特·庇尔爵士于1845年改宗自由贸易时，他必须决定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应该通过脱离托利党而将它一举摧毁呢，还是应该彻底改变托利党的政策，使它变得即使在习惯和联想的下意识推理中也难以认出它就是人们四年前曾对之投票赞成并为之工作的那个实体。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庇尔所做的事都不同于就当时的一个问题表达个人意见，而是要严重得多。然而，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保全他的党而继续鼓吹谷物税的话，就会失去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全部力量，甚至他的党的价值也将丧失无遗。”（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版，第58-9页。）

英格兰政治家在1870年代的外交事务中，如同在内政问题上一样，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便是倾尽心力地确立牢固程度最大化的权力基础，就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权力基础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变幻不定而且变化速度异常迅速，这个任务非常艰难，和当今成熟形态的大众政党政治不一样，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安全的，沃拉斯的观察是正确的，“政治家必须学会在随时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生命”。1875年土耳其事件即将揭开英格兰议会政治重大斗争的前夜，自由党的实际领袖格莱斯顿和时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所面临的政治状况就是这样。

时任首相的迪斯累利以19世纪最杰出的“战略家”身份寄托自己的声望，由保守党完成英格兰普选权的改革，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英格兰自身的宪政想象，却是由迪斯累利一手促成，保守党正是借助迪斯累利此举以及迪斯累利本人的杰出政党组织天赋，击败如日中天的格莱斯顿，重掌内阁，并迫使他的终身之敌格莱斯顿选择退隐。1875年事件为迪斯累利的“新帝国”政策提供了极好的进展机会，和麦考莱、张伯伦的“新帝国”政策不同的是，迪斯累利关注的真正重点并非英帝国殖民地、自治领的资源开发和整合，迪斯累利此举是要迎合这一时期英格兰庞大选民群体中盛行的民主主义情感。在迪斯累利看来，英格兰在帝国中的优越性、帝国在整个世界的优越性，此种情感就是选票的基础。

“种族就是一切。”

这种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迪斯累利保守党的选举口号。1875年土耳其事件提供的国际关系格局在表面上非常清晰，但在英格兰，顽强的贵族政治传统使得荣誉和声望的竞争变得甚至比权力角逐更为惨烈，因此也使得政党权力角逐本身也更为模糊复杂。政党领袖、议会、选民、君主，这种四角关系存在相对的变化和多样的随机组合；就外交事务而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党领袖如何获得并尽可能地保持主动性，迪斯累利的办法是提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机会主义、但也一个更比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取胜；迪斯累利的难题在于，如何把他过于发达的战略技巧、过于强烈的荣誉要求融合成为一种能够得到选民热情回应的态度和理想。

在迪斯累利看来，土耳其事件为英格兰及其所代表的新教世界提供了征服东方的理由，这也许和英格兰传统帝国政策中的担忧和抱负不合拍，但却能够重新唤醒帝国的统一意识和力量，大陆列强受制于小心翼翼的《柏林备忘录》框架，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利用这样的理由去承担基督教使命，因此他们也只能局限在传统的国家利益或者王朝利益的现实斗争上，由此而给大英帝国影响力留下了重大的扩展空间。正是在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中，迪斯累利的政党团结诉求、个人野心和不免显露出来的机会主义手腕得到了融合，融合成为一种深得女王赞许的理想和政治方向感。

至于现实的外交政策同帝国理想之间势必会存在的断裂地带，正是迪斯累利施展才干之处，他以“英国利益”作为拷问土耳其问题的最高标准，并以此搭建起跨越这个断裂地带的政策桥梁。1870年代，被视为英格兰外交传统的不干涉政策，也就是皮尔-帕默斯顿框架，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斗争中发生了解释方面的歧义。保守党将大英帝国视为通过君主和英格兰议会的统治为基础的统一性帝国；自由党在格莱斯顿的带领下，遵循“自由帝国”的观念，将英国和各个殖民地、自治领的关系视为平等、自治基础上的伙伴合作关系，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帝国是多元的，维系的纽带在于自由贸易、自由独立的共同情感。1874年保守党借助迪斯累利的非凡选举策略回归内阁和议会多数，迪斯累利及其保守党的“新帝国”政策意味着不干预政策的结束或者中断，1875年土耳其事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政党利益上都需要迪斯累利执行进取性的东方政策，机谋甚重的迪斯累利公开宣称对皮尔-帕默斯顿外交框架的尊重，就土耳其问题而言，这意味着“维护土耳其领土完整”。然而，在1870年代，这很可能暗示了置巴尔干诸国民族情感及其长期的痛苦于不顾，为维持一个完全丧失生命力和改革可能的形式帝国而介入同俄国的战争。老练的迪斯累利对此早有准备，他通过他的土耳其问题代理人莱雅德详细阐述了“英国利益”，才干一流的莱雅德不辱使命，成功说服了女王和公众情感。莱雅德在一封见诸报刊的通信中坦率批评了传统的消极外交政策框架所造成的英国衰弱症：

“我们完全缺乏有能力的政治家，这是帝国衰弱的最严重症状之一。”（Layard Papers, 25 July 1877, to Beaconsfield）

接着他对迪斯累利的种族观念进行了延伸性的阐释，这是否得到了迪斯累利本人的同意则并无证据。他指出，即便像格莱斯顿这样一个迪斯累利亲土耳其政策的最伟大诋毁者，“也曾蔑视过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视他们为怯懦和退化的种族”，并将土耳其人描述成“较之希腊人，在任何品质方面都优秀得多的种族。”（Layard Papers, 20 July 1877, to Childers）借助这种办法赢得了针对格莱斯顿的论辩优势之后，他具体阐述了“英国利益”，这是迪斯累利本人一直回避进行明确定义的：

“我们最重大的利益所在就是随时准备介入，挽救土耳其帝国免于瓦解……毫无疑问，我们一直以来就是采取这种维护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和安全考虑，而不是出于任何对土耳其及其信仰的抽象的爱，一直以来，英格兰所造就的最伟大政治家们都赞同并采纳了这一政策；过去几个月来所发生的糟糕事件……还不足以改变这一政策。政策本身部分地建基于如下信念：土耳其制约着俄国野心勃勃的东方企图，苏丹作为穆斯林信仰的公认领袖，即便不是英格兰的天然盟友，也会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他的臣民当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教众。……如果一个广阔的斯拉夫军事帝国在东欧崛起，这无疑将致命地威胁到欧洲的均衡框架，也威胁到自由和文明。”（Layard Papers, 13 June, to Derby）

莱雅德最后强调，如果女王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对土耳其提供“直接帮助”，也要保留随时干涉的空间，将“俄国图谋”引入“节制”的轨道；不过，莱雅德为自己保留了进行绝地反击的可能，他紧接着强调了巴尔干各个民族在国家统一和建设方面必然会遭遇巨大苦难，并提出警告：“这不可避免地会播下分歧、战争甚至大屠杀的种子。”（同上）

在给迪斯累利的一封秘密信件中，莱雅德直接提出了土耳其问题的具体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四项：1.“通过资金、人员和军队方式积极援助土耳其”；2. “说服匈牙利和加里西亚波兰人投入对抗俄国的战争。”；3. “促动中亚的穆斯林各国反击俄国，为此目的可动用苏丹的影响力。”4. 明确告诉希腊人，“我们不会允许他们采取针对土耳其的行动，也不允许希腊人煽动叛乱。……为此，我们要派出舰队进驻希腊港口。”（Layard Papers, 20 June, to Beaconsfield）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中的任何一项如果得到执行，实际上都将意味着英国向俄国宣战或者直接性的反俄政策。

维多利亚女王自听从迪斯累利的建议加冕印度女皇之后，便对帝国安全充满了家长式的道德热情，此时她成为了迪斯累利-莱雅德东方政策的热忱支持者，并对内阁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一直以来，迪斯累利便对女王的道德影响力及个人能力向政治力量的转变有着清晰的意识和敬畏，他采取了严格意义上的超议会方式，绕开囿于传统思维而冷漠不动的那些有独立倾向的内阁成员，直接诉求女王的权威。这种针对内阁的霸权诉求而非平等条件下的尊重诉求，激发了内阁成员的不满和警惕，但这些内阁成员的斯多亚式的贵族修养并不鼓励他们采取积极行动约束迪斯累利，他们纷纷选择了充满了悲观和厌世精神的坚忍。

此刻的英格兰议会政治无疑需要一位较之迪斯累利更具热力的人物方能形成政策制衡。格莱斯顿恰在此时从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中重归政治舞台，和那些希腊英雄一样，可谓“越老越好斗”。在一封信件中，他作为自由党和议会反对派的实际领袖，表达了对当前局面的看法：

“我从来都认为，自由党的生命原则，和希腊艺术一样，那就是行动，没有任何东西能较之行动更能配得上一个政党的声望和生命。……我们党的贵族派总是温文尔雅，这种态度要比我们党内激进派的无序躁动更为有害，更无法原谅。……我最感遗憾的是，我们党作为一个整体的议会行动，根本未能配得上英格兰民众的行动和情感。”（Granville Papers, 17 May 1877, to Granville; 19 May 1877, to Granville）

复出两天后，格莱斯顿便作为反对派领袖，向议会提出了针对保守党的四项反提案，毫无疑问，这些提案的时机和措辞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把握和斟酌：1. 土耳其政府1876年9月对德比爵士的糟糕态度是招致议会不满的理由，这些理由是正确的，这种态度本身暗示了土耳其政府改革无望。2. “除非土耳其政府进行本质性的改革”，“除非苏丹政府代表其臣民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而不仅仅是口头的承诺或者苏丹政权不关痛痒的面子举措”，否则“土耳其将失去所有的可能从英王政府获得物质支持或者道义支持。”3. 英国影响力应当“及早并有效地用于促成起义诸省的地方自由和实际自治的培育发展”，“免除任何的外来霸权。”4. 第四项建议将坎宁在1827年协议和1827年条约中的政策视为“最明智和最诚实的政策”，格莱斯顿据此提出由一个欧洲协作框架，“通过协同的欧洲权威，迫使土耳其政府进行改革”。在后来的日记中，格莱斯顿很清楚地表达出他对此举的意识，他明白这次充斥着荷马式“火与力”的议会动议“事实上将议会和内阁各派从沉睡中惊醒了。”（以上参见，Morley: Life of Gladstone (1904版), ii, pp. 545-554。）

这些提案中的第三和第四条无疑对保守党倾向于战争和干预的心理路线造成了冲淡的效果，遭到议会多数派领袖的反对，议会多数派领袖们随即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演说，使得第三和第四条决议在实质上打了很大的折扣，甚至自由党内部的一些有独立倾向的议员和议会领袖也对这些提案持抵制态度，格莱斯顿最为关注的道德影响很可能也会因此消散。战争倾向此刻似乎控制了议会，女王此前同内阁成员的私下谈话，也对此刻的议会产生了强大的控制力。格莱斯顿在此刻突然发表了他议会政治生涯中为时最长、也最为辉煌的演说，不仅阐述了政策，也阐述了纲领。他首先指出，暴政制度之下的土耳其政府“应该为发生在保加利亚的大屠杀担负全部责任”，即便事情只是在土耳其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因此，在俄-土战争的背景下，英国派遣海军进驻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提供支持，“既是实质上的，更是道德上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是要震慑土耳其的沿岸省份和希腊，意味着对帝国境内长期遭受压迫的斯拉夫省份持非同情的态度，格莱斯顿以一种违背议会辩论传统的不妥协态度评论说，这是英国外交路线上的“明确倒退”。接着，格莱斯顿直击保守党战争政策的要害依据“英国利益”。他指出，

“英国利益”这个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于弹性的用词”，“我们赋有性格上的卓越，那是一种高贵的无私精神，一种刚直的态度，对此，其他民族都因为进展过于迟缓而无法认知；有些民族认为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臣服于共行于所有亚当子孙的那些庸俗原则，这种想法十足愚蠢。我们迄今容忍着将东方问题交付一个强权之手，进行独裁，这种做法是非常难堪的。”

格莱斯顿进一步指出，保守党内阁和部分自由党的分裂派领袖依据帕默斯顿的古旧传统，认为土耳其能够在内政上获得足够的改进，无须借助战争的外力就要么能够进行足够的改革，使事态的解决达到完善之境，这是保守党亲土耳其战争政策的核心设定。但根本性的事实在于，“人们若拥有更深的见解，超越平常俗见，就不会不觉察到，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对“英国利益”的这种剖析和阐释既富有事实分析，又富有19世纪中期为英格兰绅士阶层所特有的充沛道德情感和自信，可谓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理由”阐释史上富有突破性的华章；精熟荷马诗篇的格莱斯顿此时已经达到了演说激情的顶点，仿佛史诗中的英雄，以一种赋灵先知的激昂语气宣称：

“伦敦西郊的人们并不能表达英格兰的真正情感。”

如今对这句话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一方认为是处于激情演说状态当中的格莱斯顿的无心之语；另一方则基于格莱斯顿一贯深思熟虑且善于洞察并把握机会的非凡才能，认为这是格莱斯顿的精心设计。但无论如何，格莱斯顿此语言严重违反了牢固的议会惯例，向非统治精英阶层的英格兰中下层社会提出了直接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从出身和教养来讲，格莱斯顿都同他所诉求的阶层有着天然的距离。此种做法立刻激起了整个议会的警觉和反对，置格莱斯顿于众叛亲离之地。在后来的日记中，格莱斯顿承认：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遭受着来自议会各个角落的攻击和敌视，反对派的议席则保持沉默。这种孤独的战斗感，我毕生难忘。”（Morley: Life of Gladstone（1904版）, ii,p. 565。）

保守党历史学家们往往据此将格莱斯顿解释为议会策略的19世纪大师，真相如何并非本文所关注。可以确定的是，自斯威夫特以来的数个世纪当中，从来没有人能够将英格兰议会辩论中的道德激情升华到如此高度，那种超议会的民众诉求则更是堪与雅典的那位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家相提并论。

孤立氛围的营造使格莱斯顿有机会进行一场华丽的战斗。他的语气突然冷却下来，指出了他的政策同保守党政策的关键差异所在：

“摆在我们面前的争执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其一是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争执，其二是土耳其和它的反叛臣民之间的争执；政府只关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争执，此乃严重错误。……你们总是大谈土耳其问题的一贯传统和政策，但我所诉求的传统和政策更为古老、宽大和高贵，这个传统并非不顾及‘英国利益’，相反，这个传统是在教诲我们依据荣誉和正义的命令来推进这些利益。……巴尔干地区的人民无论如何都是自己国家的最终主人。”这些民族“所寻求的并非同俄国或者任何其他强国的联盟……而是在寻求从长期以来难堪重负的痛苦和羞辱中解脱出来……我相信，在这些省份当中，土耳其暴政的丧钟正要敲响。世间之事就是如此，摧毁这一暴政的方式并非我们所能选择，解放乃是一种礼物，来自有能力之手；这是一个高贵的礼物，作为高贵的礼物，将会得到整个基督教王国和整个世界的欢迎。”

格莱斯顿的演讲不仅重新赢回了议会反对派，巨大的情感潮流和论证力量也席卷了独立派议员和大批的保守党议会领袖，这些人迅速同格莱斯顿个人取得谅解和协同，尽管这并一定意味着自由党的胜利。中产阶级所代表的公众情感也呈现澎湃之势，一边倒地支持格莱斯顿。在来自宪政各方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女王选择沉默，并严厉地批评了仍在坚持的迪斯累利，英格兰东方政策的倾向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尽管不甘失败的保守党内阁核心成员提醒民众警惕格莱斯顿的“公众煽动”策略，并将格莱斯顿刻画成俄国利益的代理人。（以上参见，Morley: Life of Gladstone (1904版), ii, pp. 551-565。）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事件所引发的议会斗争中，有独立倾向的议会领袖人物和内阁成员，在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的强力斗争中，一直对处于激昂战斗状态的两位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巨人起着至关重要的约束和缓冲作用。如果缺乏这种作用，那么两位巨人各自所诉求的超议会手段（格莱斯顿诉求民众；迪斯累利诉求君主）势必会让英格兰东方政策落入脱缰之势，东方问题必定要么以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要么以大英帝国的严重自损为收场，两种都将从根本上威胁并撼动欧洲和平的平衡结构。除了德比爵士之外，作为重要内阁成员和议会领袖的索尔兹伯里爵士就是这种独立议员的代表。1875年，土耳其事件爆发之时，索尔兹伯里爵士和迪斯累利怀有同感：

“最常见的政治错误就是固守一具陈腐的死尸。……我们的外交政策缺乏果敢的创议和断然的计划。”

但是，理智在他身上不可能失去主导地位，他很快便指出，英国的政策应当是“通过确保埃及和克里特岛，从而确保通过印度的航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抵制对土耳其的肢解。”因此，他严格反对对土耳其的军事支持，在议会演说中他以辉煌的语词指出，

“我认为你们过度倾听了军队和党派人士的话语……你们绝不可相信专家。如果你们相信了医生，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健康的；如果你们相信了神学家，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清白的；如果你们相信了军队和党派人士，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烈酒中掺入大量腐朽偏见。”（以上参见，Cecil: Life of Salisbury (1921版), ii. pp. 146-153。）

尽管这些都发生在议会辩论的场景当中，但事后证明这的确是索尔兹伯里个人的信念，他正是奉着这样的信念，坚定地履行了他在君士坦丁堡的职责。双方的政党人物一度讽刺索尔兹伯里在严厉批评迪斯累利的政策之后仍然选择在迪斯累利内阁任职，这并不构成对索尔兹伯里的羞辱，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他的坚定和理智。像他这样的独立议员，在议会中没有政党支持，除非选择接受内阁职位，否则便会因为失去力量而无法为国尽责。在政党利益日渐超越现实政策当中的理智分量的1870年代，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独立议员也开始作为英格兰议会政治的优秀遗产而趋于灭绝；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

“作一个大党的政党领袖，或者做任何一种党派联盟的领袖，所要求的天赋是逢迎和乐观，不幸的是，我在这些方面的禀赋都非常糟糕。”

格莱斯顿也从来不曾失去自己的深思熟虑，他评价索尔兹伯里说：“我从来都知道个人野心无法统治这个人；政治生活不能满足这个人，在这一点上我强烈赞同勋爵。……勋爵此人是那种能够为了信念而作出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在英格兰总是能够得到尊重。”（以上参见，G.W.E.Russell: Malcolm MacColl: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s (New York, 1914), pp. 90-99。）严格来说，在这次危机的成功化解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索尔兹伯里和德比勋爵隶属于一个悠久但趋于绝迹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寄托于“政党”和“派系”之间的区分；18世纪80年代，伯克在议会演说中区分了“政党”和“派系”，将英格兰宪政内部的力量角逐升华到一个崭新层面：

“政党是一群秉持共同原则行事的人，他们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国家利益……高扬政府自身的目的，这自然是沉思型哲学家的事情。政治家是行动中的哲学家，他的工作就是找到有效的手段达成目标。……政党当然要角逐权力，但是角逐的原则充满男子汉气概并且令人尊重，这和那种利益和权位方面低级的派系斗争是判然有别的。”（E. Evans: Political Parties in Britain:1783-1867(London & New York, 1985), p. 9。）

伯克在此严格地区分了“政党”和“派系”，政党以共同利益为目标、以令人敬重的训诫为原则，从而升华在各个派系之上，派系的惯例则不可避免地是“狭隘的观点、自私的利益和腐败的举措”。这是对博林布鲁克“爱国者国王”观念的严厉反击。在伯克的时代，君主已经很难摆脱成为派系工具的命运，在沃尔波尔长期内阁所建立的商业和土地寡头网络中，君主受困于严密网络的核心，甚至在历次重大的商业、土地和海外投机中扮演了积极投机者的角色，有时收益颇丰，有时也接近倾家荡产，超拔于派系利益之上的“爱国者国王”形象即便曾经以专制者的形象存在过，在随后的时代也日益远去了；在1870年代的英格兰宪政框架中，即便理想的君主也不得不现实一点，在组阁问题上，他必须遵从议会多数派。

19世纪中叶之后，现代政党及其严厉的政党纪律以及严密的选票机器的出现，彻底改变双方斗争的态势。沃拉斯对议会民主的前景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他问道：

“产生了当今极大多数文明国家在其下生活的体制的民主运动，乃是一个由纯粹理智的人性概念所激发的，这个概念正在年复一年地变得不真实。因此，我们可以问，如果代议制民主是在对其作用的条件的错误认识下进行的，那么它的实行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错误呢？”（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版，第130页。）

1902年，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发表了《民主及其政党组织》。该书的主旨在于揭示出传统的政治价值诉求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斗争中所遭遇的瓦解。在各个政党水银泻地般的选票和权力分配体系以及巨大的宣传攻势之下，传统的洛克式的人性概念以及政治上的自然法则已经显得过于天真，只有权力和选票斗争中的失败者才会想起运用这些原则，将其作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华丽的雄辩为自身的失败寻求政治野心的避难之所。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仔细观察并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民主政治，他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观察到的事实完全与“自由”、“理性”、“鼓舞人们的1789观念或者1848观念和感情”是不相容的和对立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已经在与政治世界进行接触并获取民主知识方面，已经遭遇根本性的限制。政治现实早已成为一场丧失社会目标、或者说是丧失任何集体目标的权宜斗争，在斗争中作为民主意志的载体和惟一可行的体现者的不再是议会——无论这种议会形态是皮姆和克伦威尔的，还是基佐和约翰·穆勒的，而是高度组织化和金钱化的现代政党。

19世纪中叶之后，代表性的宪政民主分析者们很少意识到此种局面所造成的转折性结果，只有戴雪对此有所直觉，然而直觉不足以促成精细的分析和现实的应对之策，他只是以较之传统更为激烈的个人自由主义发起抨击，为此他甚至不惜求助激进的平民民主主义，试图借此挽救洛克价值的瓦解和丧失。这并不能改变宪政民主的分析过程必须以政党开始、以政党结束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在所有存在议会的制度形态中，议会都是一个不再进行立法的立法机构。芒特给出了颇为精到的评论：

“我们必须承认议会职能固有的局限性，也许所有的议会都这样。”（F.Mount: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Now (London, 1992)，p. 179。）

对布赖斯来说，现实总是以痛苦的方面为主，而《美国政体》所能做的就是深深地刺入这些痛苦当中，讲述一个真实而现实的故事。前言中的一段话表明了布赖斯宿命论的政治失败主义的来源：

“在理想的民主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聪明的、爱国的、大公无私的。他惟一的愿望，是在每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现正确的一方，并在许多个相互竞争的候选人当中选择出最好的一个。他的常识，加上他对国家政体的知识，使他能够从向他提供的许多说法中作出明智的判断，而他自己的热情则足够促使他到投票站区投票。……然而，每个选民的智力独立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与任何国家的现状相去甚远。”（James Bryce: American Constitution(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5), Introd. By Gary L. McDowell, appendix ii。）

J.S.穆勒曾在《逻辑学》结尾处的“道德科学的逻辑”中论断说：

“除了对个别人的自然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源起的物质环境的程度还有点不能肯定外，我认为，能干的判断者多半会同意，人性的种种构成要素的总规律即便现在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认识，一个能干的思考者差不多可以肯定地从那些规律中推导出任何一组假定的环境在人们身上将要形成的特殊性格。”

但穆勒身后的时代，人们便迅速地不再相信这一论说了；相反，人们开始深信人的政治-历史推理能力、也即人类在政治-历史生活中的知识状态以及获取知识的能力，同人自身的行动和工作能力乃是完全不相称的事情，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面对此一根本性的困局，即便一度极端推崇理智的柏拉图也以其一贯的激情和冒失，建议政体精英们以一种永恒性的宗教获得公民的永恒效忠，而这种宗教是统治精英们自己无需信仰的，为此就必须对民众撒下高贵的谎言，以此来取代一度由智者们以非凡的胆识加以推进的公民大会中的民主政治辩论。

与此相应，赫胥黎在1870年出版了《非宗教家的宗教谈话录》，以一种宗教式的生与死的观念来取代政治上的民主选举，以便为政治-历史生活寻求一个恒久的根基；在赫胥黎看来，政治-历史当中的生与死、起与落乃是出于某种神圣的意志，在这一意志面前，人类的世俗行动就如同在跟一个从来不会出错的、全知全能、不可测度的无形对手下棋。赫胥黎呼吁人类将自身的命运投回到变化无穷的世界中去，只不过要怀着某种无法测度的宗教信念。吉尔伯特.默里用于形容古典文明晚期向基督教信仰转变的思想状态为“神经衰弱症”，他的代表性描述同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思想状态的转折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写道：这样的转折时期是——

“一个意识到多种失败为基础的时期，结果这个时期既带着病态，又带着那种往往伴随病态而来的亢奋。这个时期不但有过奥林匹亚神学的失败，有过目前被半野蛮军人君主国粉碎的自由城邦的失败，它更经历着另两个逐渐实现的失败：人类政府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失败；最后就是大事宣传古希腊文化的失败，希腊为了教育一个邪恶和野蛮的世界所作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它企图传播的那些理想变得邪恶和野蛮了。”（Gilbert Murray: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London, 1946), p. 123。）

1870年代给欧洲、尤其是英格兰提出严重挑战的土耳其事件，即是这方面的一个清晰例证。迪斯累利也许并不是张伯伦和米尔纳那种真心且热忱的“新帝国”观念的支持者，但是“种族就是一切”的口号的确唤起了英格兰选民情感上的支持，在1867年之后的选举环境中，此举对保守党重掌议会和内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种族口号在此时还只是脱胎于达尔文的一系列科学考察论文以及法国社会学关于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论说，并不具有日后的那种侵略性的特征，但是也必须承认，种族并非一个可用于清晰的政治论辩的语词，意义模糊，很难界定；就迪斯累利来说，与其说这个词所体现的是同日耳曼、斯拉夫以及罗马-拉丁民族国际竞争中所遭遇的危机感，倒不如说是一个通行于帝国内部事务的语词，语词含义的模糊性格恰恰迎合了民众情感所必需的模糊性格。帝国内部的众多利益和众多事实此时都无法得到清楚说明和界定，未来的走向也并不明朗，种族一词起到了统摄的作用，似乎能够为一切模糊的利益诉求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扩张性帝国政策可能引起巨大花费，要说服或者压制那些顽固的帝国纳税阶层也非此口号不可。

不过，归根结底地说，种族主义终究是违背世道人情之事，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轻蔑和不公正的压制。正如格莱斯顿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帝国内部事务，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种族意味着压迫和分裂，民族则意味着团结；种族意味着等级之分，民族则意味着自治、平等的未来国际空间。

在这次事件中，迪斯累利将“英国利益”同一个因过度腐朽而垂死帝国的维系栓在一棵树上，格莱斯顿则将希望和未来寄托于民族和独立情感日益涌动的巴尔干诸民族。在这场议会斗争中，格莱斯顿以“文明、荣誉和正义”的标准重新阐释了“国家利益”，这一方面塑造并迎合了英格兰中下层民众当中的“自由帝国”情感，另一方面也将马基雅维利以来、尤其是欧洲宗教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准则重新拉回到宗教战争之前的年代，其根本特征便是以普遍性的理想来调整现实的利益算计和利益冲突。历史日后的发展证明了格莱斯顿所阐释的“巴尔干人民的巴尔干”这一基本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小国才有可能培育自身的自治能力和获取自由的能力。

在欧洲的旧制度中，民族的权利既不为政府所承认，也不为人民所要求。王室而非民族的利益调整着边界，政府的行为一般不考虑民众的愿望。只要一切自由权利受到压制，民族独立的要求也必遭忽视。贵族阶层保有其特权，教会保有其财产；王室利益压倒了了民族的自然倾向，消解了它们的独立性，然而又维持着它们的完整。民族情绪最敏感的部分并没有受到伤害。统治者之间的彬彬有礼与他们对于下层的傲慢和蔑视是相一致的。然而，也正如阿克顿勋爵追溯的那样，欧洲旧专制列强瓜分波兰的革命性行径，最早唤醒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令沉睡的权利转化为迫切的愿望，模糊的情绪上升为明确的政治要求。埃德蒙·柏克写道：

“任何一个明智或正直的人都不会赞同那次瓜分，或在思考此事时不会预见到它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此后，便有一个民族要求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人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呐喊：各国的这种安排是不公正的，一个完整的民族被剥夺了组成一个独立共同体的权利。古老的欧洲体系逐渐崩溃，一个新的世界兴起了。

但也正如查吉特所论：“世界上存在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因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历史，而且一般人使用这个词语的通常的意义，是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主张，除了最强大的民族主义之外，要连根拔掉全部的民族主义。有些信心十足和稳定的民族几百年来受益于稳定的财富积累，他们的民族主义在目的和方法上不同于处在主权受到争夺的地理区域的未生存而挣扎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上层阶层的集体特征和目不识丁的群众的特征是不同的，后者只享有作为民族主义理想之一部分的繁复神话的某些因素。实施操纵和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都竭力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当然有别于微弱的、防御性的和激发冲动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其对手的军事的和话语上的占有的牺牲品，因此巩固了上文提及的形式，亦即把民族主义的罪责强加给在政治上弱小的民族，同时开释强者开启的权力游戏。”

莱雅德的预见并非没有得到印证，这其中的确包含了“不和、战争甚至大屠杀的种子”；但在国际事务当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作为无可解决的问题也是历来得到承认的；可让历史学家们感到慰藉的是，在1870年代土耳其事件所引发的英格兰议会危机当中，格莱斯顿、迪斯累利、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德比勋爵既提供了非凡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也提供了坚定的见解和不辞劳苦的坚忍品格，这一切都是建基于他们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无可化解的紧张关系的清晰意识之上。最重要的是，尽管行动方式和见解各异，但这些人都体现出一种共同的品质，为了理智和信念，不惜作出任何牺牲，甚至包括政党的统一和团结在内，正是这种品质最终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英格兰议会政治以其独有的灵活性容许了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的超议会手段，这也足以证明1870年代英格兰议会政治在应对危机时的非凡品质。（finis）

阿提卡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