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防人，到近世的武士，再到战前的军人，各个时代的军事力量中似乎有一种类似“意识”的东西贯穿其中。笔者虽然专攻近代史，但对于军·军队的兴趣离不开对这一“意识”的关心。如果从这一关心出发来看日本历史上军队与天皇的关系，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笔者希望针对这一问题描绘一张大致的结构图，以此作为本书的结语。

笔者在总论中曾将1932年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进行探讨。古代史学者笹山晴生也出生于这一年。在此，笔者想从笹山日后回顾他少年时代的太平洋战争感想谈起。战前的少年杂志常会收录《万叶集》中的防人歌。熟读这些杂志的笹山在少年时便对大伴家持编纂的《万叶集》中的防人歌，特别是常陆国防人歌“自今而往，言登于路，为君干盾，义无反顾”(今日よりは顧みなくて大君の醜の御盾と出で立つ吾は)等有着深刻的印象。日后笹山以学者的视角略为深入地评论道：“许多防人歌中正是因为蕴含了鼓舞奋斗精神和无私奉公精神的内容，才会对人们形成如此强大的感染力。那是一种类似‘言灵’的力量。防人歌深深刻入了日本人的意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会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与继承同样血统的人发生共鸣。”

回顾日本历史我们会发现，国家在军事上依靠公武力(天皇麾下的军团、兵士制等公民兵)只有两段时期，一是至奈良时代8世纪为止的律令国家时期，二是自明治维新至昭和战前期为止的时期(征兵制军队)，其余则都是私武力(建立在私的武家主从关系下)的时代。而笹山从采录防人歌的大伴家持的意识深处，读出了作为天皇麾下公民兵的一种皇军意识，以及背负武门之名的大伴氏所特有的自负感。幕末维新时期，天皇在国家制度上的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近世史学者尾藤正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知道尾藤生于1923年，是中日战争至太平洋战争中战死人数最多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尾藤指出：“武士身份的废除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此巨大的变革却最终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实施，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这无疑是明治维新的一大特色。(中略)为什么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出身封建特权阶层的政府官员会亲手废除特权身份制度呢？这一变革能够较为顺利推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尾藤分析道，对于上述问题，前人往往从武士阶层中尊王思想觉醒的角度，或是与豪农阶层缔结同盟关系的下级武士特质，以及以该特质为核心的武士阶层整体的革新性质形成的角度出发来解释。针对这些解释，尾藤从武士这一社会阶层产生的具体状况出发，提出了新的见解。

15—16世纪，属于被支配阶层的上层农民在经过武装后，形成了武士这一新兴社会阶层。从这一形成过程来看，武士阶层主要拥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在意识层面，由共同体性质发展而来的合议制传统与平等观念是支撑武士阶层的重要特质。而在使命感层面，武士阶层一直抱有独立维持地域社会的和平稳定的意识。武士在经历兵农分离，转变成为负担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责任的阶层之后，这一使命感也随之演变成了“对外维持国家独立，对内维持和平稳定的责任意识”。

从上述使命感出发思考，我们可以认为，当幕末日本面临列强的军事力威胁时，一旦幕府即公仪的武威没有起到排除威胁的作用，便意味着作为共同责任代表者的幕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如此一来，对于承担着维持日本国内和平与对外独立的武士阶层来说，幕府便会成为理应被排斥与打倒的对象。换言之，这样的幕府便会被认为是怀有“私心”。而对于武士阶层而言，“私心”的对立概念便是“公论”。因此在幕末时期，天皇开始作为提倡“公论”的象征走上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公议舆论”逐渐成为联结武士与天皇的理论逻辑。预定对江户发动总攻击当天，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御誓文》便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近代，武士阶层在形成过程中带有的合议制传统与平等意识又是如何被定位的呢？对此笔者用两个例子加以解释。“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在“二二六”事变后的1936年3月12日，针对陆军的重建方针问题说道：“ 当下的军队组织完全陷入了合议制软弱主义的陷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军部应秉持强力主义，在此主义引导下，以强大的行动力对军组织进行大幅改革。”从这一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石原认为“合议制”乃是陆军作为组织体的特性，并且在他眼中，这一特性是应当加以否定的。

关于平等意识的定位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一辉针对乃木希典的评论。当时，社会舆论中存在不少针对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战术的批评声音。在这一背景下，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国家权利”一章中，将“维持征兵制”定位为国家的权利之一。他主张，在兵营和军舰内，除“军衔的表现”以外的各种物质层面，应尽可能维持平等。在议论过程中，他对乃木在军旅生活中所贯彻的平等理念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从军事角度来看，乃木将军或许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招致了重大的牺牲。然而即便如此，旅顺包围军的将士们之所以仍然选择原谅乃木将军，正是因为乃木将军一直与普通士兵吃着同样的盒饭，严格履行着作为军人的平等义务。”

为了保证军队相对于政治的中立性，日本近代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置于天皇亲率的理念之下。而在此之后，近代军队又在什么样的逻辑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此笔者希望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的总结。第七章介绍了在昭和天皇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际，陆海军统帅部及陆相曾表示反对。当时前首相东条英机不仅将军队、军事力量与天皇、皇位之间的关系比作海螺壳与海螺本体，甚至还在1944年7月内阁总辞职之际，提出了所谓的狭义国体论与广义国体论的概念。同时主张在广义国体论之下，军人应以国家为重，在天皇之命令不利于国家时断然予以违抗。

坎托洛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提出，国王拥有自然之体和政治之体两个身体。熟知日本历史之人想必都知道，历史上日本的为政者违背“国王自然之体”的命令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例如1865年第二次长州征伐之际，大久保利通就针对孝明天皇的敕命批判说：“非义敕命并非敕命。”即便只看近代史，政治当局者也会经常将天皇本人(自然之体)与基于“万世一系”理念的皇位(政治之体)进行明确的区分。然而到了1907年，明治立宪制的创设者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以及有贺长雄等国法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将皇室(天皇、皇族)与国家分割开来的制度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公式令》，着手对各类制度进行了修订。此外，井上毅一直以来强烈反对的皇族臣籍降下的相关法案，同年也以“增补”的形式添加进了《皇室典范》中。到了日俄战后时期，由于上述制度变革的推行，将皇室与议会隔绝开来的制度设计被打破。至此，皇室也无法再以“此乃皇室之私事”为借口，阻止政治势力对皇室问题的干涉了。

正当日本的为政者认识到有必要对国家与天皇的区分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之时，积极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北一辉也敏锐地觉察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局势的变化，并认识到有必要对天皇的存在形式和日本的国体论进行更新。北一辉在日俄战争结束的次年，即1906年出版的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认为：“日本国民与日本天皇并不是在权利义务契约之下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同时主张在国家面前，天皇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对等的。

作为社会运动家，北一辉在1906年发表如此激进的言论是有其理由的。在获得甲午、日俄两场战争胜利之后，日本虽然成了一个拥有殖民地的“20世纪帝国”，但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制定一套与殖民地帝国相匹配的国体理论。对此深感不满的北一辉对宪法学者穗积八束和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主张的“君臣一家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理论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即便日本已经通过条约获取了不少新的领土，但穗积等人仍然在坚持所谓“天祖乃是国民之始祖”“天皇家乃是国民之宗家”等陈词滥调。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又租借了关东州，吞并了韩国和南桦太。如何从理论上定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与日本天皇的关系，便是北一辉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筒井清忠的研究很早便指出，北一辉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看法，特别是其强调国家面前天皇与国民对等性的理论，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宪法理解。

北一辉进一步制定了具体的国家改造法案，主张把代表国民的议会与天皇直接联结起来，借此将天皇打造成为国民的天皇。北一辉的这套理论在当时确实有着划时代的创新意义。

综上所述，在成为“20世纪帝国”之后，日本的为政者和社会运动家都针对国家、天皇、国民三者关系的理想形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就哪一边的理论更适应新的时代问题展开了竞争。然而在同一时期，被称为天皇“股肱之臣”，同时在历史上肩负“维持国家内部和平与对外独立责任”的军队，又是如何应对20世纪这一新时代的呢？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时军人们到底是凭借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去突破明治时代以《军人敕谕》为核心树立的军人不干政原则的呢？就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参与“五一五”事件的士官候补生的例子。当时菅波三郎深受北一辉影响，熟读了北一辉提出的改造法案与国体论。而参与“五一五”事件的士官候补生们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菅波的影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五一五”事件公判过程中各位士官候补生的陈述。1933年7月29日，岛田朋三郎法务官在公判法庭上，就青年军官们的思想主张进行了充满诱导性的询问。“关于军人保护国家的使命问题，菅波三郎是不是和你们说过什么？菅波是不是和你们说，军人的使命不仅要保护国家免受外敌侵略，还要防止内敌从内部对国家造成破坏。”

对于这一问题，士官候补生中的一员——八木春雄给出了岛田想要的答案。“军队的任务在于保护国家。”“镇压内乱并非军人的真正目的。军人的真正任务在于防内乱于未然。”身负保护国家之责任的军人，不仅要防御外敌，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内敌，防内乱于未然。这是当时很多青年军官脑海中的逻辑。与审判“二二六”事件时不同，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的公开审判成了受审军人、国家主义者和民间人士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主张的舞台。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公开审判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当时公开审判所发挥的社会机能与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社会运动。笔者在总论当中也曾就菅原裕律师灵活的法庭战术以及所谓“国家防卫权论”的相关问题进行过介绍。当时辩护方在法庭上也主张，在国家面对重大且紧迫的危机时，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有采取防卫手段的义务。

在本书最后，笔者介绍一下罕见的运动家藤井齐关于上述问题的探讨。在1928年的《王师会宣言》中，藤井曾针对军队的现状批判道：“眼下军人对国家使命缺乏自觉。一方面曲解《军人敕谕》之内容，墨守不干涉政治之旧规，另一方面对于国家之形势变化视若无睹，对于社会之混乱状况充耳不闻，妄图以此来逃避责任。”1930年4月3日，藤井在《忧国慨言》一文中又论述道：“我等在防卫外敌侮辱的同时，还应提防内敌，即玷污天皇大权，窃取民众生命财产之贵族、政党与财阀之流。(中略)在现代，所谓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其内涵是要求我等超越眼前的腐败政治，同时不为舆论所惑，亦不要染指民主共产主义等亡国思想。”再联想到“五一五”事件公开审判过程中士官候补生们的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社会当中存在一种有组织地歪曲篡改《军人敕谕》的风气。长篇的结语就到此为止了。

《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