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角度考察，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体系。这个体系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被时间化，从而结构成一个时空一体化的时空观体系。在这里，五行与时空存在着对应关系，东方同时代表春天；南方同时代表夏天；西方同时代表秋天；北方同时代表冬天；中央同时代表季夏。在这个体系中，时间和空间互相咬合，构成一个融天地于一体的时空一体化世界图式。这是一个由东与春、南与夏、西与秋、北与冬、中与季夏组成的基本时空图式。这个图式与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配合，就是古代中国世界最基本的时空体系。

时空一体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

这一时空体系很早就出现了。传世文献中，《礼记·月令》是有关时空一体化观念最典型的文本之一。《月令》以月系事，依循自然时序变化编写而成。它融自然、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于一身，囊括农事、礼乐、政教、兵刑等多方面内容为一体，是研究中国古代时空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有关《月令》的叙事的逻辑线索，蔡邕《月令章句》有非常好的阐释：“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然后人君承天时行庶政，故言帝者居处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节，所明钦若昊天，然后奉天时也。”

这里蔡邕所讲的“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引自《周易·系辞下》，“奉天”以“建春”者，就是依天地、日月运行而确定四时起始。《礼记·月令》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层面组合的天、地、人、神的世界结构。这是一个独特的、由内在的逻辑线索编排起来的时空世界。这个线索的核心就是时空一体化的内在秩序。“天地有上下之形，阴阳有生成之理，日月有运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礼记·月令》所言日之所在，天干所系、帝与佐、虫、音、律、味、祀与祭之用脏，均为这一秩序的具体化。即便是人间的君王，也要为这一秩序所支配。按规定，王要按月份居住于明堂的不同居室。这里说的明堂，是按照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建造的特殊建筑空间。按照《周书》的记载，其建制是“明堂方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左为左介，右为右介”。按照《礼记·月令》的规定，王不仅要按照月份变化移动住所，而且王的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也都要依照时序而变化。时间与空间的一体化已经从季节与空间的对应，发展到人王与月份与空间的对应。在这里，天、地、人已经完全一体化。

内含于《礼记·月令》中的这套时空一体化的思想观念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它是汉以后古代中国的基本世界图式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古代人的祭祀、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举例说，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套时空观依旧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可以说，时空一体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最有符号化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化是时空一体化观念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

事物产生必有其契机，事物发展变化必有其动力。那么，时空一体化观念产生的契机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古代人有关“八风”（即东北风、东风、东南风、南风、西南风、西风、西北风和北风）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中的风认真观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这一观察和把握的原动力，是中国古代农业努力掌握季节变化规律而利用之的美好愿望。从时空观念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八风知识框架的季风与季节之间的对应关系，起到联通天地之间的作用，为中国时空一体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

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发轫于农耕生产过程。考古学告诉我们，在文字出现前，南北中国已经有漫长的农业发展的历史。南方以水稻为中心、北方以黍为中心的农耕生活都有非常漫长的发展历史，最长甚至需要以万年为单位计量。如此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对这个世界一定会产生复杂而体系的认识。从时空观念的发展而言，农业生产的根本点是合理掌握农作物生长周期，按照季节的变化安排农作物的播种、照顾农作物生长和收获、储存农作物。农业生产让人们对时间的周期性变化认识越来越深刻。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间在空间中每一天都处在周期性轮转之中；这又是一个规律性变化的过程，空间随着时间的轮转而不断发生周期性变化。这里谈到的周期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具体的物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认识到天地之间的联动性。东风起处，春雷一响，万物惊蛰，土地慢慢变得松软，春天播种的季节到了。秋风起处，万物一天天变得枯黄，纷纷结实打籽，劳作者进入收获季节。这样以年为单位循环的生产生活周期中，人们与大自然密切接触，发现了很多具有时间标志性的自然变化。这不仅仅是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也是疾风的轮动，是动物的繁殖期，角、羽、毛的生长，禽鸟的迁徙，植物发芽、开花、结籽、凋落，雷、雨、霜、露、冰、雪出现的时期，等等。每一个自然年的变化，农作物每一年的生长变化，都不是抽象的四季变迁，而是一个天地联动、万物在同一时间节奏中周而复始变化的过程。从事农耕生产的劳动者每天劳作在自然之中，他们对自然一天又一天随季节迁化而出现的各种变化有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感受。这也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物候所占比例非常大的原因。

构成这个过程发生空间的天与地，在中国古代被看成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最典型地表现为天圆地方的观念。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产生得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挖掘到了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可见远古的人们就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方地为舆，圆天为盖”，天地日月升降于此舆盖之间，四季轮转于此舆盖之间。流转于天地之间的季节，和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关联，构成一种将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整体性动态视角，用古代的话语，就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六合”。六合就是“宇内”，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圆地方、二绳四维、斗为帝车、八风从律，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的正是一个“六合”的宇宙想象。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化观念则是这一宇宙想象核心的组成部分。

依据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原则，天地万物的运行都在同一秩序中，都在按照同一节奏不断变化。惟其如此，“春王正月”这个简单的历法叙述，才会与“大一统”思想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背后，正是时空一体化思想观念。天地万物都在同一秩序中以同一节奏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思想的核心。

《公羊传》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公羊解诂》于“大一统也”下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也就是说，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的边界，不止于人自身，而是囊括了“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沿着这一线索发展出来的古代时间，乃是政治化的时间。史学家杨向奎指出：“何休诂‘一统’虽然与今人诂‘一统’之义有别，但其大一统实真正之大一统，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昆虫草木，莫不系于‘正月’，也就是系于‘王纲’之政令，正月为政教之始，统一于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颁布之正朔法令。”

年始和月始，就这样被赋予“更为初始”的特殊含义。明乎于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政权更替之后要改“正朔”。因为推动周边国家使用中国的“正朔”，不仅仅是推动一本历法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里，时间就是秩序，就是一个政权进行支配的重要象征。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