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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万千•跳出三界•眼光向下——思想史研究三题
发布时间: 2023/12/29日    【字体:
作者:葛兆光
关键词:  思想史研究 跨界  
 


2007年之前,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思想史领域,2007年之后,我把关注重心逐渐转向“从周边看中国”,于是,有关东亚和中国,疆域、族群、信仰、国家与认同等问题,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最近这两年,我想重新回到思想史研究领域,因此,对思想史应当如何研究、如何拓展,有一些新思考。

 

这里以“思想史研究”为题,讲我的三点想法。

 

一、思想史能否“化身万千”?

 

思想史在中国很重要,这一点无需多说。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常常习惯于讨论究竟什么是末,什么是本?什么是器,什么是道?什么是用,什么是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里面,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搞清楚本、道、体,只抓住末、器、用就不成。即使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如晚清,中国知识人也不太愿意采取实用方式,把舶来的知识技术简单抄来抄去,把时装穿上一件脱去一件,好像总要追问个“什么道理” ?“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就成了思想世界的热门话题,这是新话题,但更是老传统。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一句名言就是“道理最大”,它开启了宋代的道学或者叫理学;而现代学者林毓生先生也说,中国习惯于“通过思想文化来最终解决问题”。

 

所以,思想史很重要。思想史就是研究“道理”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它为什么会变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晚年就引用冯友兰的话说,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里面是“画龙点睛”,只有点了眼睛,历史这条龙才活了起来。所以,连毕生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的何先生,晚年也要在思想史上插一脚。

 

不过,思想史研究在西方曾经很没落。我的老朋友黄进兴就引用美国老帅麦克阿瑟(Arthur MacArthur, 18801964)的名言说,思想史研究就像“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可是很多人也注意到,思想史在 21世纪的中国,却很兴盛。很多学者都说过这个现象。并不是我研究思想史,就说思想史繁荣和重要,其实大家数数,在中国这几十年影响最大的人文学者,国内的李泽厚先生,国外的余英时先生,都可以说是思想史学者,而在座的好些学者,也都是思想史研究者。所以,我 2010年担任普林斯顿全球学人(Princeton Global Scholar),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中国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前面讲的,中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习惯于“从思想文化解决问题”,说实在话,我从来没看到过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像中国知识界那么喜欢讨论体用、道器、本末这些大道理。

 

但是,近来思想史研究遇到一些曲折——我不用“困境”“挫折”或者“衰落”这样丧气的词眼——而只用“曲折”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思想史似乎被“五马分尸”,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什么领域都在说,自己是在讨论思想史,研究边疆的人说有“边疆思想史”,研究地理的人说有“地理思想史”,研究制度的人说有“制度思想史”。这就好像以前谜语里面讲大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来,衣服就扯破”,思想史好像被五马分尸了,用“五马分尸”这个词大概不太吉利,我觉得还是“化身万千”这个词好一点儿。其实,我赞成化身万千,毕竟各个领域都讨论思想史是好事,所以我说,思想史应当是“开放的思想史”。问题是,开放了的思想史,它还能守住自己的领地,写出明确的脉络,划出清晰的边界吗?

 

国内如此,国外也有冲击。现在,国际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又有一点儿“复苏”,但这个复苏,好像特别表现在所谓“国际思想史”领域,就像入江昭(Akira Iriye)提倡的国际史一样,重点是研究超越国境的、跨区域的思想观念,所以,传播、接受与变形,日语里面说的“受容”和“变容”,就成了相当引人瞩目的话题。可是中国思想史呢?我曾经回应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mitage)教授——就是那个写了轰动一时的《历史学宣言》的教授——所提出的“国际思想史”说法,希望他们也考虑历史上的“王朝” “帝国”和“国家”对思想史的深刻影响,不要忽略那些不那么跨越国家和区域的思想观念,毕竟在古代中国传统里,国家对思想、王朝对文化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思想史研究里面,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关注重心?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特别脉络?就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过去,大家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史是依傍哲学史来建立自己的主轴和脉络的,那么,在化身万千之后,开放的思想史怎样提出问题、站稳脚跟、呈现立场和划清边界?这是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二、“跳出三界”,思想史还可以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思想史的“跨界”。

 

前面我们说了思想史“化身万千”,不同专业的学者,都能在思想史这个领域发言。关于这一点,原本我想用“本无畛域”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本来是我给王振忠教授发现的徽商詹鸣铎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写序时用的,意思是可以用文学作品来研究历史变迁,也可以用无名的小人物来呈现巨变的大时代,更可以用地方人物的心情来体会整个国家的情绪。所以,研究历史不必画地为牢,说这是文学、那是历史,这是小说、那是史料,这是无名之辈、那是重要人物。但这里我更想用“跳出三界”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思想史研究的跨界,其实,就是跨出过去思想史的三个自我设限的“界”:一个是学科之界,另一个是国别之界,再一个是古今之界。下面我想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跳出三界”。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思想史要跳出“学科之界”。

 

这些年“跨学科”的说法喊得很响,不过,学科之界不是想跨就跨的,究竟怎么一个“跨”法?还要仔细琢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出思想史要重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其实,这不止是一个针对精英哲学史的口号,也有沟通不同学术领域的意思。当时为此想了很多,这里不妨再讲三点:第一,思想史不仅仅要关注精英和经典,也要看看他们背后的普遍思想世界,就是丸山真男讲的主旋律背后的“执拗低音”,上层观念下面的“顽固古层”,或者是安丸良夫讲的“民众思想”。如果发掘这些东西,那么,思想史也许就能够与社会史、生活史互相沟通。第二,思想总是有知识背景的,过去讲思想,常常很抽象很高级,但是,思想背后的知识很重要,我总觉得,天文知识提供宇宙观念和政治合法性,地理知识提供世界认识和国族认识,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讲的“天理”是否“天经地义”有影响,而医学知识是对“小宇宙”也就是身体的认识和理解,思想史如果注意“知识”,那么,就可以和知识史或科学史,甚至语言学史互相沟通。第三,思想史里面研究的精英思想和经典知识,不是躲在少数人的玄想里的,它要影响社会,就要成为制度、成为常识、成为风俗。比如儒家,它为什么能成为两千年主流形态,除了上有皇帝支持,下还有儒家“学随术变”的原因。如果讨论这个问题,又得讨论秦汉以来法律的儒家化、科举制度和官僚养成、公私教育和教科书,这样,思想史就得和法律史、教育史、制度史发生关系。但是,这显然还不够,跨得还不远、不大。那么,怎样才能把思想史的视野变得更宽更广,让更多的史料、更多的历史进入思想史?

 

第二个就是思想史要跨出“国别之界”。

 

大家都知道,现在“跨国史”“国际思想史” 很火,这是很有意义的趋向。前面提到,我曾对哈佛大学大卫 ·阿米蒂奇教授提倡的“国际思想史”提出一点儿质疑。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特别小心,东亚和中国的政治权力太强大,族群与帝国很早就成型,所以,很担心传统帝国政治对思想的影响和限制被轻轻忽略。但我并不是反对研究“跨国”的思想,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种超越帝国、王朝和国家的思想史现象。特别是历史上比较明显的东亚各国之间的宗教和思想交流。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怎样遥远地影响到日本,甚至和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神代史以及天皇的神圣性发生关联,以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道教的影响有多大,讨论了一百多年还没完;又比如,佛教从印度到中亚西域,再到中国、朝鲜,再到日本,这一路发生了什么变化?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就不一样了,这一方面有鉴真、最澄、空海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有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一个“神佛习合”、一个“檀家制度”,对日本影响很大,可别的地方就没有。同样,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 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留下的两三千页文献,我们可以追问,进入近代门槛时间早晚不同的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 他们对于一个“宗教”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不“跨”国,就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的世界性的思想史现象。可是,在中国学界,这种“跨国”研究还不够,世界史和中国史好像还是井水与河水 ——泾渭分明。

 

第三个就是思想史是否可以超越“古今之界”。

 

如果换句话说,超越“古今之界”,就是能不能把现在思想世界出现的问题,与历史上的思想观念连起来讨论?不必把一些问题算成“古代思想史”,一些问题划归“现代思想史”。我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领域,有一个“历史学转向”。2013年就有人提到这一点,有人说,要理解现代国际关系,要回看传统,挖掘历史,还要从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其实,从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分析,到福山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西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历史。中国现在面临的周边与国际环境,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天下观念、华夷之辩,究竟有什么联系?思想史固然是讲过去的历史的,但也不妨研究研究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从过去的历史那儿来的。

 

我总是讲,历史学家虽然不会开药方动手术,但它能够诊断病源,思想史能不能给今天的问题找出历史的来源?比如“皇权”“专制”“等级” 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古代和现代有没有关系?像古代中国的“乡里制度”,过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是“皇权不下县”,但现在新资料证明,皇权是下县的,就是说,中国的皇权像毛细管渗透到社会基层。这造成了中国与日本、欧洲的政治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难道思想史研究者就不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吗?2020年我在日本 8个月,一直在看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现实责任感的,像丸山真男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里面讲的很多历史问题,都是为了诊断日本的“国体”如何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走上极端道路;他写的《忠诚与叛逆》,实际上也是在谈日本有关忠诚和反叛的政治伦理标准,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再到昭和时代,怎样发生变化,以至于最终刺激出“一亿玉碎”这样的极端主义情感,甚至成为极端国家主义的民意基础。我不是说思想史要走“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道路,但是思想史也不能逃避责任,把自己锁闭在“古代”这个象牙塔里面。

 

三、可以做“眼光向下”的思想史吗?

 

第三个问题,是思想史能不能“眼光向下”。过去,思想史总是眼光向上,关注的是精英和经典,但我试图把方向掉转过来,所以用了“眼光向下”这个说法。

 

我记得,1999年赵世瑜就用“眼光向下的革命”来描述现代民俗学的兴起,他用“革命”这个很重的词,来形容学术转变的重大意义。我不知道如果思想史也“眼光向下”,会不会引发一些革命性的变化,但我一直觉得,过去的思想史对“思想的提出”太重视了,对“思想的实现”太忽略了,所以,我才一直强调,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在思想史上更重要。

 

让我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几乎所有汉族地区都流行的两句话:“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两句说起来很普通,可它对民众的观念、价值、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力量。但是,这两句话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儒家的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决定的,往前追溯,它成为大众的伦理准则,曾经经由秦代的“行同伦”, 汉代的“独尊儒术” “王霸道杂之”, 循吏、酷吏的教化规训,一直到西晋泰始律把五服纳入法律,形成陈寅恪和瞿同祖先后所说的“法律儒家化”,这些难道不是思想的历史过程?然而,这两句话背后保证伦理得以遵循的力量,除了法律和礼俗之外,也有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诸多鬼神,以及他们的“天堂”“地狱”等文化。在这里不是有三教合一、皇权至上、家国秩序等内容?思想史讨论三教合一、皇权至上、家国秩序,这好像很高大上,但高大上的思想如何真正落地,让社会民众都相信“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不是值得思想史研究的东西吗?

 

另一个是传统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所谓“生”与“熟”的观感。我在西南苗族地区生活过 18年,体会很深的是,在普通汉人心目中,大凡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有祠堂与墓地的、用筷子吃熟食的、在朝廷版籍上并纳税的,就是“熟”,相反则是“生” ,但是,你从“生” “熟”两个来自感觉的字里面,不是可以分析出汉族民众普遍的“何为文明”“何为中国”以及“华夷“文野”的思想观念吗?你分析“何为文明”“何为中国”, 以及“华夷” “文野”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思想史应该涉及的高大上的内容,可是,有关其他少数民族的“生” “熟”之说,它已经成为普遍的、流行的常识,深深地影响了汉族民众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判断,难道它不应当是思想史要关注的内容吗?

 

又比如,十八、十九世纪我国北方流行的“九流”谚语里,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正当的职业,说“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堪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这里面包含了华夏主流文明,对下层读书人身份角色的价值倾向性,它成了民众判断职业、人品、贵贱的标准,可是,这种价值观的背后,是不是有过很长的历史积淀?它和“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念,农耕社会的传统习惯,以及传统乡绅阶层“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是不是有很深的关系?它是不是思想史的内容呢?

 

这三个例子,其实分别涉及生活伦理、族群认同、阶层意识,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可是,它们的历史渊源在哪里?最近,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三部曲》重译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寄给我一册,引起我再读此书的兴趣。在第一卷序言中有一句话说,“士大夫的思潮与中国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向下,与那些目不识丁,留下最少历史资料的社会最底层相联系”。“一直向下”这句话说得很对,可是,我们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却总是眼光向上,不怎么考虑士大夫的思潮其实是怎样“一直向下”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些下层社会民众的所欲所求,不正刺激了上层士大夫精英的所思所想,让他们思考应当提倡“克己复礼”,还是“存天理灭人欲”,是“灭心中贼”“致良知”,还是“以礼代理” 吗?他们即使作为“嗡嗡的背景音乐”(泰纳《艺术哲学》),或者是“执拗的持续低音”(丸山真男《历史意识的古层》),似乎也不应当被忽视呀。

 

为什么思想史能无视这一块呢?所以,我一直希望,思想史既要讨论“思想的提出”,也要讨论“思想的实现”。这就是我提出“眼光向下”这个话题,希望思想史学者能够重新讨论思想史的研究途径。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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