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九河下梢”的天津地区，在古代一直是河流、湖泊纵横密布的地区。水，既孕育了文化与文明，也经常给人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自古以来，我国各地都有种种关于水神的信仰，天津也不例外。自京杭大运河疏浚贯通、天津设卫以来，天津的漕运、海运日渐兴盛，人们的生活多围绕水而开展，因而逐渐成为多种水神信仰植根的土壤。天津的水神信仰，是古代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笔者根据有关史志资料，试对明清时期在天津存在过的水神信仰进行阐述。

一、“三官”、“水官”与《重修三官庙碑记》

1961年，在天津市南门外大街东出土了一块刻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重修三官庙碑》，该碑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其《碑记》曰：“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成为“天津”得名的一个侧证。而这块碑的主体——所谓“三官庙”，供奉的正是“天官”、“地官”和“水官”这“三官”。

据清康熙《天津卫志》记载，“三官庙，在城南门外，明弘治年（1488-1505）建。”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三官庙”在天津共有十五处，分布在西门外、南门外、东门外河东岸、河北、北仓赵家庄、西沽、东乡欢坨庄、东沽、杨柳青、南羊码头、泥沽、葛沽、邓善沽、大沽、东乡郑家庄等地。

“三官”分掌天、地、人三界，是道教中地位极高的神仙，所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信仰源自人们对天、地、水的原始崇拜，在三官庙，人们进行祭天、祭地、祭水的礼仪。“水官”，正是以道教神仙面目出现并在天津地区较早活跃的水神信仰。

二、 “金龙四大王”与“大王庙”

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大王庙”两处，“一在小稍直口，名福寿宫，一在院署西，乾隆年知县侯珏建，同治十二年重建。”据陈克先生《天津的大王庙》一文反映，20世纪20、30年代在三条石附近、南运河畔还有大王庙，规模不小。

这里的“大王”，就是所谓“金龙四大王”，他是明代官方正祀的河神。据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及《杭州府志》《绍兴志》史籍所载，金龙大王真名为谢绪。谢绪，南宋钱塘县人，南宋末年广应侯谢达之孙，其先祖是东晋宰相谢安。谢姓有兄弟四人纪、纲、统、绪，谢绪最少，他生性聪慧，好读书但不求为官，隐居钱塘之金龙山。宋亡之际，谢绪四方奔走、联络抗元，但因大势已去，终成绝望，后投水自尽。史载因“忠愤不舒，壮志未酬，尸体竟逆流向上”。人们崇敬其气节和情操，为其塑像立庙。元朝末年，朱元璋与元军在黄河吕梁段大战，战况不利，突然间，天地间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风挟卷着黄河波涛向上游扑去，形成黄河倒流，乌云中似乎有一披甲大将跃马挥戈，促赶风神。朱元璋所部士气大盛，奋勇杀敌，元兵一败涂地。当夜，朱元璋即梦见一儒生上前拜见：“臣谢绪也，宋祚移，沉渊死。上帝怜我忠，命为河伯。今助真人破敌，吾愿毕矣!” 次日，朱元璋即诏告天下，封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取这个封号，是因为谢绪曾隐居金龙山，并葬于金龙山，在兄弟中排行老四。金龙四大王主事河神，兼管黄河运河，并在行营处的河边为他建了祠庙。据说该祠有求必应， “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祷无不应”。

大王庙是漕帮活动的场所，“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兴衰，与漕帮在天津的兴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海运漕粮逐步代替了河运，北方运河逐渐断流，漕帮日渐衰落，“金龙四大王”信仰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龙王、晏公、小圣等诸河神信仰

1、龙王

清乾隆《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龙王庙两处，一在东门外闸口，有“敕建□仁寺”匾额（笔者注：应为弘仁寺）；一在西门。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龙神庙六处，一在东门外闸口，又名弘仁庙；一在西门前；一在西沽，又名龙泉寺，康熙三十八年重建；一在大伙巷；一在杨柳青；一在大直沽。

龙，或曰龙王、龙神，是中国古老的灵物崇拜，也是最知名、最广泛的水神信仰之一。龙具有治水、祈雨、防洪护堤等诸功能，是水旱灾害频发地区极为盛行的信仰，直至近代，龙与水旱灾害的传说，仍然在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畿辅地区发生大水灾，有灾民怨怒李鸿章，“言彼至处非大雨即洪水”，李鸿章也不敢怠慢，连忙在天津行馆附近建龙王庙，“亲祭奠，请治水”。

2、晏公

据清康熙《天津卫志》、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晏公庙一处，在城外西北隅。

晏公，原是流行于江西等地的水神信仰。大约宋代时，南方一些地区就有了晏公庙，后来道教又把晏公拉进道教系统，并补充完善了有关传说。道教中晏公的原型，姓晏名戌仔，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元朝初年，入选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棺木尚未归家时，乡人却见其在旷野间骑马，衣冠如故。后棺木归家，众人启棺而视，一无所有。父老认为晏公已化身为神，立庙祀之。

晏公之所以流行起来，从江西一带的地方水神，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水神，也得益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朱元璋在江南乘船与张士诚打仗时遇险，是晏公显灵救了他。明朝洪武初年，住院超诏封晏公为“神霄王府晏公都督大元帅”、“管理河道显灵平浪侯”。当时，在往来繁忙的水运枢纽，在船工、渔户密集的地方，都有晏公庙。

除了单独奉祀之外，后来晏公也曾作为妈祖的配祀神。有传说记载，晏公面如黑漆，浓眉横髯，曾经纵容手下为害江河，毁船沉舟。海神妈祖为民除害，驾轻舟与晏公大战了一场。晏公虽然战败，但仍不服，继续幻化为神龙兴风作浪。妈祖再战，投下神绳将其牢牢绑住，晏公才惧而伏罪。妈祖降伏晏公后，令他统领水族救民解危。

3、小圣

据清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有小圣庙两处，一在城外东南隅，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敕建，一在河东盐坨，有石牌坊。清乾隆《天津府志》记载，小圣庙，一在河东盐坨，一在闸口。

民国二十年（1931年）高凌雯纂《天津县新志》记载了小圣的来历：“小圣庙，在盐坨。相传小圣神姓滕，名经，年二十三落水成神，故称小圣，盖海神也。旧有庙在河西，始封平浪侯，继封护国济运显应平浪元侯，商舶往来屡荷显应。顺治六年复建庙河东，栋宇宏敞，陈廷敬、余泰来皆有碑记，载碑刻志。今庙址划入租界。”

据赵耀双先生《关于盐坨小圣庙》一文考证，滕经是河北省清河县滕蒿林村人，《清河县志》载，“滕经，性聪敏，双手写字，目观八行。年十二补弟子员，当时号为神童。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乡试不第，归，至天津坠河死，时年二十三。数月驸马显圣，嘉靖敕封北河平浪小圣。清康熙敕封护国镇海显佑济运平浪元侯灵应尊神，至今沿河多有庙宇，香火不绝。”清代天津的盐业非常发达，作为盐业的保护神，水神小圣也是荣极一时，时人多有诗作歌咏小圣庙庙会盛况。

四、妈祖等诸海神信仰

1、妈祖

据清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天妃宫一处，在东门外，元朝建，明永乐元年重建，明正统十年参将杨节重修。该处天妃宫（天后宫、娘娘庙）后多次重修，至今留存，现已成为天津民俗博物馆的一部分。

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除原东门外一处，另又有“天后宫”十二处，在陈家沟、丁字沽、咸水沽、贺家口、葛沽、泥沽、东沽、前辛庄、后尖山、秦家庄、城西如意庵南、大直沽等地。大直沽一处，始建于元代，清代为奉敕重建，规模较大，今有“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保留了元明清时的大殿基址等。

妈祖，又称天后娘娘、天妃娘娘，是中国沿海一带广为崇拜的神，掌管海上航运，也主宰妇女的生育。她的原型人物，本名林默，福建莆田人，出生时有异香环绕，十余岁时习法术。一天林默家里人出海，正遇风浪大作，在家中焦急等待的林默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不久，风暴停息后，林家兄弟回家，表示是一个姑娘踏浪而来，救了他们。大家明白，原来是林默魂魄出窍，去海上救援亲人。林姑娘一生未嫁，她经常乘船渡海，来往于岛屿之间，凭着一副好心肠、一身好水性，多次在海上救护遇难的渔民和商人。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妈祖升天为神。当地居民立庙奉祀，称其为“通贤灵女”。元、明、清对妈祖都加以尊奉，特别是清代，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妈祖获得褒封16次，封号字数也积至64字，爵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天后”，列入国家祀典。

2、特殊的巨型“鱼骨”崇拜

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有“鱼骨庙”一处，“在海口邓家岑，庙只一间，鱼骨为屋脊，塑小神像，以鱼圆骨为神座，座旁有泉，不堪饮。” 《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记载：“邓家岑有鱼骨庙，鱼骨为梁，龟骨为神像底座。”

邓家岑今名邓岑子，位于葛沽镇。据葛沽镇的张金樵先生表示，曾在一本名为《葛沽杂史》的书中，发现康熙皇帝赐名“鱼骨庙”，并题写楹联“百年鱼骨为梁架，千年龟髓附至尊”。有关文章推测，鱼骨庙的房梁应是由鲸鱼的下颌骨构成。

此外，在今滨海新区大神堂村，亦有过“鱼骨庙”的记载。据清光绪《宁河县志》记载，“鱼骨庙，在神塘，县治正南六十里，地近海。当年有巨鱼浮岸上，其骨大且多。土人因取之，修一庙，其操檀椽钉，俱用鱼骨为之。”从这段记载来看，葛沽的“鱼骨庙”应该与这座类似，都是使用“巨鱼”（鲸鱼）的骨架作为梁架建造的庙宇。

明清时期的天津，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除了传统的龙神，还有河神、海神等信仰。水神信仰与所在区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运河、河流、海洋等等交错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天津复杂的水神信仰体系。这些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对天津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促进和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相当作用，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们也成为我们今天考察天津社会历史、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和线索。

编辑 张宁

运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