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詹姆斯·C·斯科特又一部新锐作品。对于人类早期国家历史的分析研究，作者希望基于这一研究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些刻板偏见，比如：

1. 定居农耕文明优于游牧文明，两者只不过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两个阶段。2. 在思考人类历史的时候，使用国家作为单位。3. 人类普遍存在的黑暗时代。4. 国家是一种人性自然的产物。5. 文明就是好的。

作者用前几章勾勒了早期人类的生存境况，以及为什么人们一开始并不需要国家。以新月沃地为例，在早期人类生活的时代，这里是一片物产丰富的湿地，因此人们并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在这样的环境下，强制性的权力难以产生，因为即使人们遭受压迫，也很容易逃到另一片地方讨生活，迁徙的成本很低。不过在这个时代，强制性权力也没必要产生，因为物资的原始丰饶，人们并不需要强制也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

但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似乎是人的天性，即使是早期人类也不例外。虽然生活在物产丰富的湿地，人们并不需要多努力便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但是人类并不在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容易些，因此早期人类就开始了动植物的驯化和景观的改造。

人们开始寻找能够产生更多果实的作物，更为温顺的动物。对于植物来说，完全驯化意味着失去人类的照料就无法继续生长。从自然界的意义上来讲，一种完全驯化的植物是一种残次品，因为它的功能单一，没有办法自我保存。对于动物来说，经过一代代的驯化，动物的天性和生理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作者提到了考古学家所做的实验，比如经过20代的培育，极度温顺的银狐可以在总的银狐数量中增加一倍。与此同时，更为温顺动物的脑容量也比它们的野生版本低了很多，肾上腺素的分泌也少了很多。这种改变生理机构上的，生理结构和激素水平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使通过后天的“再野性化”培育，也并不把一个完全驯化的家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想想同样的驯化完全可能、也确实出现在人类自己身上。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十分可怕，但又能解释许多我一直存在的困惑，比如为什么罗马人在建立了帝国之后就不能打了，比如为什么文明核心区从人类文明诞生的新月沃地一路向蛮族地区转移）。

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早期人类也形成了简单的共同体。他们砍伐树木，改变周围的景观环境，再加上驯化的动植物。人们就逐步建成了完全“人为”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比较单一，并不具备真实自然界的复杂性，比如流动的水源，及时处理的粪便等等。这样的人工生态系统就变成了疾病的天然温床。小共同体也就比原来的渔猎阶段更容易遭受打击和毁灭（用一种诗意的表达我们或许可以说，文明具有致死性，人的味道过重也就有了死亡的气息过重的意味。早期基督教对于罗马公共浴场的批判表面上是一种道德败坏的批判，但同时也是一种对文明晚期的批判。公共浴场作为一种文明晚期的产物，比这里的小共同体更适应于瘟疫的传播。因此，指责异教徒不洁净，很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不洁净。）

与此同时，这种依赖于驯化动植物的定居式生活也造成了早期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的放弃或者遗忘。在渔猎阶段，人类需要掌握各种野生作物的成熟时间，不同动物的迁徙时间、路线和生活习性。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更多的蛋白质资源。但到了定居阶段，人们并不需要去掌握野生动物的习性，也不需要精通狩猎技巧，他们只需要按时饲养动物就可以获得不差的食物资源。这样人们的野外生存能力也逐步退化。

人类演化到这一步，就离早期国家的出现不远了。因为人们对于自然景观的改造，原有的湿地系统遭到破坏，树木逐步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湿地原有的资源不再充足；与此同时，人们的野外生活能力又已经退化，因此获得原来不需要太多功夫便能获得的资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人们必须要组织起来才能获得食物，这个时候早期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作者看来，早期国家的出现必须有几个条件，首先是原始丰饶的消失，生活环境恶化；其次是对于单一谷物的依赖（只有这样才能有便于统计的征税单位）。这两点齐聚之后，第三点便不难想象了，即战争权力的出现。不同的早期国家会对物质资源进行争夺，这就产生了战争权力和征服者阶级。战争的产生不仅仅会产生一个政治统治阶级，从而促使早期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它还像是一个被引入没有掠食者生态系统的掠食者，促进了整个政治生态体系的演化。没有战争和动员能力的共同体在具有这些能力的共同体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因为战争权力的出现，整个早期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加速演化，淘汰、筛选出只适合在这个时代才能存在的国家共同体。

因为统治阶级的出现，就出现了一个原来需要劳作，但是现在并不需要劳作的阶级。因此他们的口粮就要由别人负担。先民的劳动时间很少，除了因为资源丰富的原因之外，还以为他们只需要填饱自己的肚子，但是国家出现之后，他们不仅需要填饱自己的肚子，还要填饱别人的肚子。所以，非统治阶级就要加倍劳作，去填饱统治阶级的肚子。不仅如此，如果早期国家发展出复杂的文明，那么他们非但要填饱别人的肚子，他们还要服徭役来完成庞大的公共建筑。为了让这些本来不需要干这些活的人去干这些活，国家就需要强制权力，这进一步增强了战争权力；因为需要捕捉奴隶来完成普通人难以完成的苦役，国家就会主动的去发动战争，抢夺人口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早期国家的出现造成了周围的更多同一类型政治体的出现。

人们已经驯化了动物和植物，但是在这一阶段，更为值钱的资源已经变成了人口，因此早期国家也开始驯养人类。因为只有谷物出现，早期国家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早期国家的人口必定以谷物为主食。与游牧部落相比，这样低蛋白高碳水的饮食会延长女性的生理周期，因此早期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会高于游牧部落，这进一步放大了定居国家的优势。

驯化人类的另一个标志是文字的发明和人口统计。文字诞生于对于谷物的统计，所以文字直接与税收以及背后的权力结构相连。这也是奴隶起义时为什么人们首先要焚烧账册，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记载着文字的账册就是他们奴役的源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文字只不过是一个驯化人类的表象，真正起支配作用是背后的国家结构。人口统计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类就像是牲畜一样成为了一种资源，因此也就需要像数羊一样把人头数起来，这就是最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了吧。当然并不是只有作者发现了人口统计背后隐藏的政治理性对于人类的驯养和剥削。我们同样能发现一些文明早期的文献记载了这种对于人口统计学的批判。在中国这一面，我们看到对于周宣王的批判“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希伯来传统中，先知谴责大卫王的人口统计学（《历代志上》21）。

国家权力的产生为人们使用资源提供了一次手段上的大升级，人们现在能够用原来所不能想象的手段和强度来榨取资源。这一点在文明繁荣的核心地带尤为明显。文明核心区需要供养最多的统治阶级，兴建最多的公共建筑，政治权力的渗透最为成功，因此核心地区的资源需求也就最高，抽取能力也最强，被抽取的程度也就越厉害。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核心地区最为先进，最有力量；但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文明核心区最为脆弱，因为它的资源更为稀少，组织更为脆弱，因为人为组织不如自然的组织具有抗击打能力。这就像是完全驯化的绵羊，它虽然有更多的肉和毛，但是大脑萎缩，看到掠食者既不会躲避，也没有能力躲避，所以在自然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失败的产物。

这种资源抽取的论述并不仅仅适用于人口资源，对于自然资源的抽取同样适用。作者以伐木为例，文明核心区的树木一定是最先被砍伐完毕的，因此核心区的水土条件就最为恶劣。使用相同的方法播种相同的粮食，却难以收获相同的谷物。为了补足资源的缺口，国家就需要由中心向边区拓展寻找资源，但因为政治权力对于边区的渗透能力并不强，国家并不能从边区抽取出相同的资源来弥补核心区的不足。所以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就是加大对于核心区的资源抽取力度，这样核心区的脆弱程度又会进一步增加。核心区越脆弱，国家越要加大抽取力度，这又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

这就导致了作者说的早期国家的脆弱性。早期国家的建立就像是在修建一座通天塔，先进的文明成果是塔的高度。在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只有削弱底部建筑的用料才能有多余的材料去搭建更高的建筑结构，但这通天塔越高，地基就越不牢固，这个塔就越容易崩塌。吊诡的地方就来了，文明程度越高，共同体越容易崩坏。

紧接着作者又谈到了驯养人类的另一个必要手段——圈养。作者认为，城墙的修建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外敌，也是为了防止自己的人口资源流失。那些脑海中仍然存有先民渔猎生活记忆的人很自然地会想到，既然这里生活担子这么重，为什么我们不逃出去，换一个地方生活。国家当然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就修建了围墙来防止人们逃出去。作者引用了拉铁摩尔的一段话来评价这种自我游牧化：游牧部落，较之于大型农业国家的居民来说，一般而言，营养状况要好得多，生活更容易，寿命也更长。在古代中国，总是持续不断有农业人口逃离中国本部，跑到周边草原部族的地盘，到了那里，他们从来不吝于宣扬游牧生活方式的优越。同样，也有很多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加入了匈奴部落或者其他欧亚大陆中部的部落，在那里，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且比起此前在故土时，所得到的待遇也更高。作者认为就像是早期国家的城墙，长城也是具有着双重作用，防备外敌来夺取自己的资源，防止自己的资源跑出去。

一位离经叛道的历史学家说，匈奴人从血统上来讲不一定是胡人，他们更可能是受不了秦制帝国统治而跑出去的周人。因为他们接受了蛮族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变成了胡人，尽管他们的血统和长城内的秦人并无两样。我没有找到能够支持这位历史学家说法的证据，但我们确实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其他文明自我游牧化的证据。

自我游牧化这个主题导向了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认为传统的历史叙述认为先有部落后有国家，历史中现有游牧部落，然后随着文明的发展，才有定居的农耕国家。但是真实历史可能是完全反过来的，是国家发明了“部落”与“蛮族”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国家建构用来区分敌我，也可以用来打认知战——贬低游牧部落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抬高文明的地位。

国家天然看蛮族不顺眼，因为蛮族就是一帮不属于他们掌控的人口资源，他们不纳税，甚至还会抢夺国家所拥有的资源。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区分生番和熟番的不是他们的血统，而是他们是否接受文明核心区的文明，以及是否为文明核心区纳税。另一个事例就是文明人对于蛮族人的嫌弃体现于双方对于食物的不同选择，罗马人嘲笑日耳曼人茹毛饮血，认为他们不开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吃谷物。而谷物恰巧就是古代国家的税收标志之一，因此这种嘲笑的背后是对于蛮族人不纳税的愤怒。（还有一种类似的嘲笑就是农耕民族嘲笑游牧民族游手好闲。因为游牧民族只要在特定的季节放牧打猎就能够获得一年的营养成分，但是农耕民族却需要一年到头的劳作。这是一种双重嫉妒，既是嫉妒游牧部族只需要养活自己，也嫉妒他们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早期国家的最后结局就是通天塔的倒塌，政治组织的崩坏像一场洪水一样形成了人口的大流散。在我们后来人的眼中，这就是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黑暗时代。但作者想指出的是，对于我们文明人来说的黑暗时代，对于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人来说却并不一定黑暗。作者说：

“离开国家空间，投向边缘地带，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与其说是委身于无穷尽的黑暗，不如说是一种处境的缓和，甚至不妨称之为一种解脱。当国力衰落且国家存在受到威胁时，统治者就会经不起诱惑，为了弥补损失，要更严苛地压榨核心地带，这样一来，就会形皮一种恶性循环，很可能导致更进一步的叛逃……官僚不断施压，追求产量的增加，农民陷入绝境，只有逃离才能找到活路，于是在王权主导的领地上，人口大量减少，这些大都有考古证据为证，崩溃也将很快跟随而来。”

以上就是本书的大致内容，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是对于文明和国家祛魅。现在的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文明越繁荣越好，国家权力越强大越好。但历史证明这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就好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政治权力和文明似乎以自然资源（这里包含人类资源）为代价在发展自身。政治力量是一种赋予形式的力量，它可以给予原来只具有资源的纯质料一个秩序架构。有了文明的形式，原来的资源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原初的小共同体在人力物力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组织能力的提升，一下发挥出原来所不能想象的力量。

但是赋形本身是一个理性化的举动，一旦开始就会按照最优路径来进行理性化改革。而人类由往往是短视的，人类所认为的理性最优解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竭泽而渔。这样文明的、赋形的力量就会削弱原始盲目地资源积累。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治组织赋予质料形式，那么文明就不会诞生，但是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文明就开始了在时间中的存在，必死的基因已经植入了文明的躯体。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

由政治力量所孕育的文明是一种生成的产物，它的生成同时也赐予了它的死亡。诞生是美好的，但是有了诞生就有了死亡，生成的奥秘是吊诡的。这让我想起了迈蒙尼德对于伊甸园故事的解读。在伊甸园中蛇对夏娃说：只要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And ye shall be as Elohim, knowing good and evil,）”。迈蒙尼德认为，这里的Elohim指的并不是神，而是世俗的统治者或掌权者（ruler），在我看来就是立法者。因此善恶之树的果实代表的是政治知识，而政治体是必死的，因此进入了政治领域的亚当和夏娃也就进入了必死的领域。

这个解读的精彩之处一方面在于指出了政治体的必死性，但同时，又赋予了这种必死的知识，“善恶之树果实”的名字。当人们吃下了这种果实，人们就有了必死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眼睛也亮了，因为人们现在明白了善恶， 因为人们这个时候像是神一样。我认为这非常巧妙地表达了政治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带给了我们文明，使人类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建造出虽然不能永恒，但却不朽的功绩；但另一方面，这个文明的果实却是一个善恶混杂的不纯净的果实，一旦吞下去，人们就陷入了必死的境地。立法者是一位神明，他为我们带来了奇迹；但是神明却不是立法者，因为神明不会死亡。

李奥尼索斯

阿提卡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