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也从未停止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文学以“自觉”的姿态建构新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层互动；二是文化思辨的赓续与演进，新文学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延续了中国文学对人性、苦难及命运的文化思考；三是文化品格的创造性发展，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深化，也充分体现出立足当下的精神品格。在大力提倡文化复兴的当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发掘五四传统的当代价值，探讨五四精神如何走向未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学传统，已经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之中，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依托。这种传统的渊源是深厚的，是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重新审视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关联，挖掘新文学的传统文化血脉，建构新世纪文学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成为传承中华文明、激发中国文化创造力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有助于将民族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使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与传统文化的对话。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深层关系，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当下的重要资源。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不断对话，激活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激发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演进。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主要体现在“立人”“立国”“立志”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反思，不仅能够厘清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的精神脉络，也能够对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一）“立人”：传统风骨与现代主体精神

“立人”的话题古来有之，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强调提高自身修养和道德水平，在“立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孔子提倡的“君子”，还是老庄所向往的“逍遥隐士”，又或是孟子所追求的“大丈夫”，都强调独立人格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几千年来，文人追求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风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气节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精神。五四时期的“立人”思考，正是根源于这样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

“人”的觉醒是现代文学开启的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思想跨越。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立人”主张，“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透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迷雾，敏锐地发现只有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摆脱封建思想和礼教束缚，从精神、信仰、人格上塑造具有独立思想、追求自由进步的人，才能实现“立人”。鲁迅强调的“立人”，与中国古代的“立人”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第一，要想“立人”，首先要将人从蒙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让人意识到自己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物”，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五四新文学尤其注重个体生命力的张扬，“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鲁迅笔下的人物常常带有阴森森的“鬼气”，他们是活在旧时代的一个个小人物，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一贫如洗，他们被身边人所嘲弄和遗弃，在凉薄的环境中早已麻痹了自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游荡在世界上，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们是人却又缺少人的生机。祥林嫂的出场便如“鬼魅”一般，“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样的人物在鲁迅作品中数不胜数，举手投足间都充斥着呆滞麻木的气息，给人以巨大的窒息感，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种时隐时现不受操控的“鬼气”，正是鲁迅作品令人读来沉重和不适的重要原因，而与“鬼气”斗争正是鲁迅“立人”思考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生而为“人”，还具有精神属性，个体精神的康健和修养的提升是“立人”之关键。鲁迅尤其善于揭露文人或官僚的精神世界，对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批判，构成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一环，也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重要体现。鲁迅自小便受儒家正统文化浸染，作品中反复出现“大雅君子”的论述。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崇尚的君子之道，早已在无形中被统治阶层所改造，成为披着道德外衣的人性枷锁。《二十四孝图》中，诸如戏彩娱亲、埋儿奉母、卧冰求鲤的故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鲁迅再度审视了君子品格的内涵。一方面，鲁迅尖锐地指出所谓“君子”虚伪懦弱的一面，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一味地强调礼让、忠恕往往会助纣为虐，成为“自称是‘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另一方面，鲁迅也同情在封建势力的文化压迫下丧失自我的知识分子，孔乙己认为窃书不算偷、以君子之德充当遮羞布，卑微地维护自身最基本生存权益，他的悲剧，暗示着君子信仰的幻灭。鲁迅对“君子”的批判，真实意图并非否认其文化品格，而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对“人”的内涵进行重新挖掘，从而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转化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不竭力量，体现出鲜明的战斗精神。

第三，“立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的可贵在于不断内省。与以往不同的是，现代文人的内省不仅停留在修身养性上，而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深深联系在一起。鲁迅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最为猛烈、深刻的人，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最饱含深情的作家，鲁迅批判他人的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更是为自己的“吃人”而忏悔：“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的作品，最终的结局几乎都指向死亡，无论是《孤独者》《伤逝》，还是《野草》,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鲁迅的作品之所以给人沉重感，就在于鲁迅是从传统堡垒中走来，深深懂得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他的每一次呐喊都是不仅为了警醒他人，也是为了救赎自己。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思考如何“立人”，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吃人”的封建传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习惯于跪着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立”起来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孔乙己和祥林嫂的悲剧也绝不仅仅是个例。对此，鲁迅痛苦地批判，不停地论战，用思想的穿透力直抵中国文化的深处。

五四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不仅蕴含着现代作家对传统之“人”的深度反思，也表达了树立新人的理想。鲁迅等人对“人”的思考与批判，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也奠定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基调。

（二）“立国”：天下之责与家国意识

中国人的国族观念几乎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古代的文人墨客，还是现代作家，始终都将“立国”看成与“立身”同等重要的大事。中国古代的文人皆以拥有浩然正气为个人追求，这种浩然正气，不仅是指为人正直，更多地包含了一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天下之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自觉承传的文化品格，也在无形中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底色。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更是中国人为国为民、舍生取义、奋不顾身精神的集中爆发期。面对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和“国破山河在”的社会现实，大批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挽救民族危亡首先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涉及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不论哪个流派或阵营的作家，都有着统一的认识，这样的“默契”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学始终都对自身使命有着清醒认识，体现出对历史和时代的自觉担当。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多次文人论争，其中，1938年围绕“与抗战无关”的论争是一个著名的公案，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左翼文人包括“文协”的中间人士,对主张“与抗战无关”的支持者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施蛰存等人进行“围攻”，双方对峙长达五年。这场论战的焦点是“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是否应当被接纳，表面上是因抗战文艺的题材引起的文学观念的纷争，但实际上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对国家文化建设的忧思。事实上，梁实秋等人并非反对抗战文艺，而是主张抗战文艺的题材不必局限于狭义的“抗战”二字，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做法会使得文学越来越走向狭隘和机械，并不利于文艺的发展。而那些真实、流畅的作品，即便与抗战无关，也应当被接纳，这种观点实际上也包含了繁荣抗战文艺园地的意图。据统计，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期间，所发的稿件绝大多数仍然是宣传抗战、控诉日寇暴行的作品。梁实秋以实际行动坚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自觉地践行着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在抗战的语境下，探讨文艺究竟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对中国文化走向何方的一次集体反思，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次集体探索。

当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一代又一代文人用他们的文字和情感串联起了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命脉。在新文学诞生初期，所受到的阻碍是全方位的，但新文学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各类社团蜂起、各类文学刊物接连出现，短短几年内就取代旧文学，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共同的家国情怀。1915年《新青年》创办时，每期印数大概只有1 000左右,非但不能盈利,甚至无法保本，当时“鸳鸳蝴蝶派”的小说有着更好的销量，读者群体更加庞大，通俗小说《玉梨魂》的总销量据说达数十万册。“《小说公报》十六期刊‘枕亚启事’，称《玉梨魂》‘出版两年以还，行销达两万以上’”。因销路不畅，《新青年》还被迫停刊了4个月，后来在陈独秀的坚持下，经由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开展和五四运动的声援，才逐渐有了起色，一跃成为引领潮流的名刊。新文学的初衷不以销量为目标，而重在启蒙，要在社会上制造一点响动，发出一些新鲜的声音。《新青年》之所以能够重获新生，原因就在于如何“立国”已经成为当时青年人迫切想要寻找的答案。发表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从创刊伊始，《新青年》就自觉以“立国”为导向，通过一系列演讲和文章，积极培养爱国青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稚晖、刘半农、钱玄同、瞿秋白、陈望道、苏曼殊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都曾担任撰稿人，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以《新青年》为根据地传播新思想，为危难中的国家开出治病的药方。五四新文学中表现国家衰败、国民愚昧的作品远远多于表现个人忧思的作品，传统文人骨子里的家国情坏，更是深深地烙印在了新文学里。弃医从文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而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选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本专业，选择投身文学与文化建设，承担起对民族命运的责任。相比古代的爱国诗人，五四时期的爱国行为更为激进，规模也更加宏大，五四知识分子的慷慨激昂，实质上正脱胎于儒家所崇尚的载道精神。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五四那代人未必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和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五四新文学也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新生。天降大任，走向世界，是五四一代人的普遍行为，也是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子家国情怀的深情回响。

（三）“立志”：个人理想与民族信念

中国文学在几千年的岁月流转中，从未放弃过对国民精神的追求。国民精神不仅是个人之志，更是国家之志、民族之志，三者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立志”这一目标，包含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富足的期盼。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造船造炮，并不能够抵挡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维新变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清萧条之局势，而文学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却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五四新文学先驱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唯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激发人的志气，才能够实现思想的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沉重、忧郁、激奋、慷慨的气质，并且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山海经》里的女娲、夸父、刑天、共工、大禹、后羿、精卫等神话人物，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他们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百折不挠，绝决又孤往。他们的悲壮故事，正像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浓缩。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这样的悲情人物，奔赴坟墓的过客、“比一切鬼魂更美”的女吊、敢爱敢恨的后羿，为了复仇献出宝剑和头颅的眉间尺、快意恩仇的宴之敖者，身上都有一种壮志未酬的苍凉感，他们爱恨分明，慷慨激昂，却往往得不到众人的理解。他们的这种执着、幽愤和嫉恶如仇，有着古老的文化原型，无论周遭世界如何冷漠、虚伪、吞噬一切，他们都愿意做黑暗中的执微火者。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杜大心，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立志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他拖着病体废寝忘食地工作，办刊物，闹工会，以解救劳苦大众为己任，时刻准备献身革命事业。当追随者张为群被军阀杀害之后,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单枪匹马的复仇道路，最终失败被砍头示众。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开头便将自己比拟为一只鸟，即便喉咙嘶哑也要为民族的苦难现实歌唱，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歌唱“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歌唱“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也歌唱“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份对民族、对同胞至死不渝的深情，使诗歌获得了穿越时空的艺术震撼力。艾青的诗既有白话新诗的崭新面貌，又保持了古典的传统韵味，在自由体新诗的形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的诗在抒情的真挚与热烈方面也感染着无数的读者，这离不开诗人对人生志向的坚守、对祖国深沉的爱，而这正是历代知识分子传承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精神所在。

二、文学思辨的赓续与演进

五四前后，在民族危难时刻，从根本上推进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不是一次制度改革，也不是一场科技革命，而是一场文化运动。创新是五四的重要品格，但继承传统同样是五四的精神内涵。五四新文学肩负着启蒙思想、关怀人性的永恒使命，延续着直面苦难、超越苦难的不屈意志，传承着追问命运的精神传统。正是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联系，造就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品格。一个多世纪以来，五四的文化品格始终回响在中华民族广袤的精神大地上，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符号。

（一）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剖析

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实观照是以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为核心特征的，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五四新文学，对人性的追问始终未曾停止。中国古代便有许多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先秦时期，孔子已经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天性相似，但后天养成的习性千差万别。孟子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他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因此要注重道德培养。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性本恶，需要礼法来进行教化。墨子又进一步提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他认为人生来无善无恶，如同白布，呈现出什么颜色取决于染缸里染料的颜色。到了汉代，董仲舒融合阴阳思想，认为人性是善恶统一的，善好比是阳，恶好比是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此基础上，他把人性区分为圣人、中民和斗筲三等，“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扬雄同样认为人性是善恶皆有的，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学行》）。文学作品中，更不乏对人性的书写。从《诗经》中对人性之美的展示、屈原《离骚》中对欲望与理智的探索，到司马迁《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杜甫“三吏三别”中对世态炎凉的书写，再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海上花列传》《孽海花》等小说中对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塑造，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人性的探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以纷繁复杂的形态参与着人们的精神书写。这些作品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情世故，蕴藏着民族成长的精神脉络。人生、人情、人性是中国文学一直以来的关键词。

尤其是近代以来，五四新文学以狂飙突进的姿态，撕开了中国人麻木精神的遮羞布，对人性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乙己》中的看客们，相比穷困潦倒的孔乙己，更加令人痛心。孔乙己受封建科举制的毒害，一生凄惨，尽管也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甚至做出了有辱斯文的偷盗行为，但他终究没有害过人。而孔乙己身边的人，却一个个显示出了人性的凉薄。酒店里发笑的众人、绝不责备发笑众人的酒店掌柜、附和掌柜的小伙计，哪一个不是将孔乙己推上绝路的刽子手？唯利是图的掌柜之所以没有驱赶孔乙己，是因为每当人们嘲弄孔乙己时，喝酒的时间都变长了；当小伙计的“我”，经常被掌柜呵斥，只有当孔乙己来了，整个酒店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我”便可以站在柜台后附和掌柜而不被责备，都不感觉工作无聊了，孔乙己好心教“我”识字，“我”却很是不屑；最不可思议的是“短衣帮”，他们和孔乙己一样是被酒店轻视的对象，从来舍不得多花几文钱去买下酒菜，也没有资格在酒店里边坐着喝酒，但对穿长衫的人，他们是嫉恨的。而孔乙己恰恰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和“短衣帮”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他那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在不识字的“短衣帮”看来分外刺眼。嘲笑孔乙己成了“短衣帮”发泄怨恨、缓解自卑的渠道。“看客”之恶，恶在人性，看客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鲁迅塑造孔乙己这样一个悲情的角色，其批判力度是入木三分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这句话蕴含了鲁迅内心多少凄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看客系列在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正说明对人性的思考始终贯穿了鲁迅的创作。看客们没有姓名，但又仿佛刻上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

孔乙己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个例，在封建社会，寒门子弟跨越阶层几乎难于登天，而科举考试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中举前，读书人处处授人以柄，穷愁潦倒，忍气吞声，一旦中举，便能扬眉吐气，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因此不少读书人都将中举当作毕生追求。但能中举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不那么“幸运”的读书人变得敏感偏执、乖戾迂腐、人性扭曲。《儒林外史》中，屡试不第的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险些当场丧命，金榜题名的范进则喜极而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前后态度的转变更是令人惊叹。周进当童生时已经年近花甲，受尽欺辱。几十年寒窗苦读，几乎耗尽了一生精力。终于在一次乡试中，他高中举人。就在那一天，身边所有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前来攀附的人络绎不绝，曾经辞退他的薛家集村，甚至在观音庵里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相似遭遇的还有范进，穷困潦倒、连米都借不到的他，中举后同样感受到了人们的“温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了两只鸡来的”。岳父胡屠夫破天荒地夸起了贤婿，说他才高八斗，文曲星下凡，还准备了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道贺。“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而在这之前，范进赶考时没有盘缠向他求助，他还辱骂女婿是“尖嘴猴腮”的“现世报穷鬼”。从《儒林外史》到《孔乙己》，不难发现，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思考有着深厚的精神关联。

（二）对苦难人生的不断超越

中国文学从来不避讳苦难的书写，苦难主题几乎贯穿了中国文学书写的历史。作家通过对苦难的描写，追问民族、国家、个人的命运，不断形塑着自我的心灵世界，直面苦难、承受苦难，最终超越苦难。

萧红一生的创作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完成的，既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火，也感受过香港沦陷的滚滚硝烟，她把国民性批判置于战争环境中，用女性特有的敏感走进战争，走近民众。她从不用廉价的呼号或情感发泄来书写苦难，而是关注她所熟悉的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她形容作品中的人和动物“忙着生，忙着死”，一语道尽了世间的无奈和苍凉，也揭示了一切生命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苦难真相。萧红常常用近乎戏谑的态度来书写饥饿、病痛等创伤体验，体现出面对苦难时的镇定和从容。萧红从来不停留于自怜自哀，而是用刚毅、乐观的心态咀嚼苦难，超越苦难。

余华的小说《活着》更是苦难书写的经典之作，主人公福贵身上体现着生命超乎寻常的韧性，身边的亲人接连死去，最后相伴的只有一头老黄牛。这头牛还有很多名字：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都是福贵曾经的家人，在老牛耕田之时，福贵总会调侃“它”干活偷懒，“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看似是玩笑话，实则寄托着福贵对家人的深深思念，也折射出福贵超然的人生态度——生活还要继续，看似毫无意义的活着，正是活着的意义。无论身处何种困境，福贵总能坦然处之。“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在巨大的苦难面前，福贵始终表现出一种平静、乐观的状态，“家里的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作品悲情意蕴的背后，是对苦难的超越，是对人生的豁达。正如余华所说，福贵身上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能的尊重，“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活着》书写死亡，却是以死亡来传达生存的意志，赞美超然的人生态度，思考活着的本质意义，在悲凉中给人温暖，彰显出作品深厚的人文关怀。

（三）对多舛命运的深刻思考

对人类命运的永恒追问与探索，是文学固有的使命。从《易经》《诗经》《逍遥游》《天问》到《赵氏孤儿》《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无不饱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蕴含于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命运观，往往是个人命运、国家命运的辩证统一体。作品中的冥冥天命，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力量始终萦绕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三国演义》的结尾中，“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揭示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中皆有天命，为整个小说奠定了叙述基调；《红楼梦》开头的《好了歌》，更是流露出浮生若梦、世事无常的幻灭感。五四新文学经典中，对命运无常的沉重忧思同样是一个相当醒目的主题，无论是鲁迅的《祝福》《明天》，曹禺的《雷雨》、许地山的《命命鸟》，还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都体现出作家在命运探索方面的深入开掘。古往今来好的小说，几乎都是在表现命运方面做出了深入的思考。

1939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京华烟云》讲述了从1900年秋八国联军进京至1938年初春抗战爆发前后近40年的历史。作品通过京城姚、曾两大家的兴衰变迁，展示出作者对世事沧桑与命运沉浮的体悟。林语堂在国外生活多年，但他始终保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始终以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情结构建他文学创作的基点，在作品中实现古典与现代的精神对话。《京华烟云》不仅仅是书写京城两大家族变迁，也不仅仅是介绍北京城的风俗民情，更关键之处在于向西方阐述和传播中国本土的道教及道家思想。除了直接引用《庄子》的篇章来阐释道家思想之外，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设定以及家族兴衰的对比等，都浸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主人公姚木兰被称为“道家的女儿”，她命运坎坷，但可贵的是能始终心如赤子，乐天知命，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怡然自得，不强人所难，也不自怨自艾。年幼时在逃难中因为选择了一个长相英俊的骡夫，阴差阳错与家人失散，导致了她一生命运的改变。被养父收留并抚养长大的她，在日后逃难的途中，也相继收养了四个孤儿。相似的情结在小说的开篇和结尾分别上演，显然有着隐喻的意味。命运尽管不可捉摸，却又仿佛冥冥之中有迹可循。代妹出嫁的她，在自己还没下定决心之前，就踏上了命运安排好的轨迹，接受了并无感情基础的丈夫荪亚。她对婚姻的选择，充分体现出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个人命运的沉浮、家族兴衰的无常，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林语堂多次表示，《京华烟云》的写作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红楼梦》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被命运之网网罗的悲情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等，都是社会悲剧的牺牲品，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是不可捉摸的命运。对宇宙间神秘莫测的事物的巨大憧憬，对生命本身的终极追问，对悲剧命运的无能无力，共同构成了作品苍凉的意蕴。黛玉之死，是《红楼梦》中的经典悲剧情节。才华出众、孤高率性的黛玉，是大观园里最富个性的那一束光亮，作为自尊、叛逆的代表，黛玉之死彻底终结了大观园里的浪漫与理想气息。她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与其说是封建制度吞噬了她，不如说是命运没有给她幸福的机会；《京华烟云》里的曼娘，是衣食无忧的少奶奶，但命运留给她的同样是最悲情的剧本。她娴静温婉，是古典美的化身，仅仅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亚平无意中抱了一下，便认定非亚平不嫁。但成婚后不久便守了寡，婆家为了拴住她，给她抱养了一个小男孩，还限制她出门的自由。这样一个将一生都献祭给了丈夫的人，却没有得到命运的垂青，面对残暴的日军，不愿失贞的她最终自尽。曼娘的死是沉重的，也是最令人惋惜的。黛玉和曼娘有着不同的性格，一个叛逆，一个守旧，但她们都没有得到善终，她们的死是美的衰落，同时也是命运最沉痛的叹息。

三、文化品格的融合与创新

五四既是一个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冷却的概念，更是一个穿越时空，可以随时被激活、被挖掘的丰富话题。五四是20世纪乃至当今中国最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不但在历史上激励着中国的有识之士奋发向上，而且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持续推动着民族前进的步伐。

新世纪文学自觉延续五四的精神脉络，扎根时代社会发展，越来越朝着“大文学”的方向迈进。新世纪文学从传统文化中获得艺术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双重启示，这种内在的滋养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更高的层面达成融合与升华，并且以更为鲜活的话语形式和表现技巧承续、重构着自身的精神意蕴和历史品格。

（一）动态建构的“新传统”

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逐渐成为历史，然而，走向历史并不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走向经典化，还是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归于沉寂，都是文学自身发展所要经历的考验。文学传统也是在这样不断筛选、沉淀的过程中形成的。进入新世纪，尽管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文学的面貌大不同于往日，然而在很多方面，传统的痕迹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新世纪文学的内核中，甚至可以说，新世纪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明显。新世纪文学在建构自身“新传统”的过程中，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挑战性。

“新传统”之“新”，首先体现在新的现实环境和文化语境。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世纪难题”，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抗击新冠疫情等，都是史无前例的考验。时代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也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作家不仅要敏锐地触摸当下社会发展的脉搏，还要善于从现象中发现问题，描绘新时代人民的奋斗画卷，展现民族之魂与人性之美。新世纪以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界提倡挖掘传统文化之美、回到民族传统最不遗余力的，竟然是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20世纪80年代激烈地反传统、追逐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锋作家。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五四时期最激烈地反传统、主张“拿来”的新文学作家们，几乎人人都是底蕴深厚的国学大师。历史仿佛重演，但不同的是，百年前，我们提倡学习西方，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归传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沃土中汲取营养。这也恰恰说明，我们的文学传统，始终都有一种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品格，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新世纪文学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并且在全球化的时代洪流中努力塑造着自己独立的新姿态。

“新传统”之“新”，也体现在新的发展态势和挑战。新世纪文学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困境。文艺观念的更新、文学表现形式的不断丰富、新的作家群体的诞生、文学市场化特征的出现，都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文学如何面对时代，如何走向未来，越来越成为新世纪文学关注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沿着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新文学方向，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增强文学的当下活力，实现“自觉转型”。网络文学的发展是新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文学的“自媒体属性”愈发显现。不少优秀的作品最开始都是以网文的形式连载，金宇澄的《繁花》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最早是在上海“弄堂网”上连载；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最初也只是一篇贴在“水木社区”论坛的文章；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家李娟，是通过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在新疆生活的散文而被发掘。一大批“草根”作家的崛起，深刻影响了新世纪文学的格局。这些作品用相对“狂野”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另类观照，让人看到文学的另类面孔。也再次提醒我们，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学的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建构的过程。

从五四新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从“新启蒙文学”到后现代文学，再到今天的新世纪文学，新文学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面临着不同的历史考验，在叙述方式、语言技巧、美学风格等方面，积累了独一无二的经验，形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逻辑。五四新文学尽管看似是学习西方的产物，但实际上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在无形中承袭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精神资源，同时又吸纳了世界文学之长，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的跨越式发展。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梳理这些精神财富的时候，更应当怀着一种开放的眼光，不能厚古薄今，更不能忘却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新世纪文学一脉相承这一重要事实。文学传统的建构，既不是就传统论传统，也不是一味放大新文学的价值，而是以一种对话的意识，“盘活”文化传统中仍然能够为当下提供精神养分的部分，并赋予其新的生命。

（二）不断延续的文学精神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始终承续着“文以载道”的文脉。五四先驱所提出的“人的文学”，反对的是“文以载道”的“道”，同时接续着文的“载道”功能。五四所开启的“为人生”的文学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五四时期作家所关注的话题，在今天依然被人们不断提起，现实主义传统还远远没有过时。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开始积极突破西方文学的写作范式，融合现代审美观念与写作风格，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东方美学。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中，让作品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同时，凝聚着国人丰富而独特的情感记忆。

五四思想启蒙的核心是“人”的启蒙，如何认识自我，关注个体精神的独立和心灵思想的发展，是五四先驱们关注的核心话题。然而，“人的文学”不仅仅关注自我，也关注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个人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宇宙时空成为一个宏大的背景，促使读者跳出现有的思维局限，站在更高更广的视阈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必须超越自身的局限，自觉将自身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这样的文学想象,包含着关于人类命运发展的根本性思考，也体现着文学深厚的人文关怀。

众多新题材的出现，为文学开辟了新的想象领域和叙述空间，不变的是，现实主义精神仍然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之所在。新世纪文学始终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人物命运及情感道德，与时代不断对话几乎是作家们的普遍共识。这种鲜明的对话意识和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传统文学载道精神的自觉传承，也体现了新文学的批判精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

五四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一个用“自觉”的思想革命改造社会的时代，一个以“自觉”的文化论战激活民族精神的时代，一个以“自觉”的姿态建构新传统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觉”接续传统、开拓创新的时代。这种“自觉”的文化品格，直到今天仍在传承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不了解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了解古代中国。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化，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们民族的信心和底气所在。只有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只有用整体的眼光看待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与精髓，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五四以来新文学既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精神神韵，又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品格，这种动态建构的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对话，仍然处于“进行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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