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祀灶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到北宋，祀灶时间固定为腊月二十四日。但是，进入明代以后，出现了腊月二十三日、腊月二十四日两个祀灶时间。一般说来，北方地区多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地区多于腊月二十四日，人们称北、南祀灶时间的这种差别为“北三南四”。民间又有“军三民四”与“君三民四”之说。“君三民四”乃“军三民四”之讹传。“军”即卫所的军户。由于卫所的独特地位，民众视“军”为“官”，故此“军三民四”又称“官三民四”。自清代雍正皇帝始，宫廷也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与南方民众相比，北方民众更崇尚“官府文化”，腊月二十三日祀灶者日多。

一、从二十四到二十三

火是人类进化、生产、生活与生存的重要依托，贾兰坡、王建认为：

人类使用了火，是人类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动力，是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继续生存下来的一个强有力的保证，是人类支配一定自然力的权能，是生存竞争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基于对火的崇拜，产生了炎帝、祝融等火神。灶是从火塘演变而来。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陶灶出土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顺山集二期遗址，距今约8000年。随着灶的出现，产生了灶神。灶神有“变身”与“本身”两种。根据北京大学藏汉简《仓颉篇》、《淮南子·氾论训》与《时则训》高诱注，炎帝、祝融死为火神，“托祀”于灶。因此，炎帝、祝融又被视为灶神。“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这是“变身”的灶神。“本身”的灶神最知名的有两人，“灶神姓苏，名吉利，或云姓张，名单，字子郭，其妇姓王，名抟颊，字卿忌”。其中提到的“或云姓张”一说，成为民间最为流行的历史记忆。庞朴说：“从此以后，灶神便确定地姓张了。”迄今流传的灶神大多姓张，或称“张郎”“张三”等。

从《礼记·月令》来看，一年之中，孟夏、季夏、仲夏专祀，孟冬与门、户、井、中霤合祀，称为“五祀”。孟夏、季夏、仲夏之祭皆与炎帝、祝融有关，实际上是祭祀“托祀”于灶的火神。《礼记·月令》记孟冬之祭云：“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这种“五祀”中的祀灶是对“本身”灶神的祭祀，既感谢灶神一年的保佑，又希望来年继续得到灶神的福佑，已经蕴含着流传至今的“辞灶”对灶神的希冀。

至迟到东汉，腊日成为祀灶最重要的日期，应劭《风俗通义》卷八引《东观汉记》曰：

南阳阴子方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见，再拜受神，时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孙识，执金吾，封原鹿侯；兴，卫尉，鲖阳侯。家凡二侯，牧守数十。其后世子孙常以腊日祀灶以黄羊。

阴识是东汉开国功臣，刘秀皇后阴丽华同父异母之兄。《后汉书·阴识传》与《搜神记》卷四等也记此传说，情节更为丰富。腊日并不固定，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大致在腊月上旬或中旬。生活在东吴、西晋时代的周处记其家乡习俗曰：“今吴中以腊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谓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前期祷之。”这是关于腊月二十四祀灶的最早记录。此当非吴中独有之俗，应是当时流行的习俗。此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逐渐成为各地的常态。

北宋祀灶时间固定为腊月二十四日，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九引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节。”但“其事又见《东京梦华录》，他书未见载者”。“旧俗以为七祀及百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咒，以送故迎新，而为禳祈云。”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十中写道：

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

南宋仍用是日。范成大《祭灶词》开篇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梦粱录》卷六“十二月”条曰：“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岁晚节物”条：“二十四日，谓之‘交年’，祀灶用花饧米饵，及烧替代及作糖豆粥，谓之‘口数’。”

依据传世文献记载，腊月二十三祀灶始自明代。明嘉靖《许州志》卷七《典礼志·风俗》“腊月”条：“二十四日祀灶。”此句下注曰：“或先一日。”明嘉靖《雄乘》卷上《风土》云：“廿三或廿四暮，以汤饼茶果祠灶，妇女不得参。乡人秉高烛照麻虫，扫舍宇，亦多嫁娶，以为无忌。”明隆庆《赵州志》卷九《杂考·风俗》云：“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暮，以汤饼茶果祠灶神。”据此，明代出现了腊月二十三日祀灶，且以北方地区为多。只是为什么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腊月二十三日与二十四日祀灶分别是什么人家，这些志书都没有予以说明。但是，在明朝一代，北方绝大多数地区仍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腊月二十三日祀灶者仅是少数。

二、北三南四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异远大于东、西之别，“南派”与“北派”相持不下：儒学之“南学”与“北学”，戏曲之“南曲”与“北曲”，文学艺术之“京派”与“海派”，谜语之“南派”与“北派”，道教之“南宗”与“北宗”，佛教之“南宗禅”与“北宗禅”，等等。林语堂有言：

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

祀灶的时间北、南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北方地区多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地区多于腊月二十四日。当然，北方也有腊月二十四日祀灶者，南方也不无腊月二十三日祀灶者。

《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八《风俗》“送灶”条云：

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所称也。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删繁补阙、援古证今而成，上述考证以“臣等谨按”的形式写入，此乃四库馆臣的考证。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在“春场”条下记腊月二十四日祀灶，没有提及祀灶日期的北、南之别，所谓“如刘侗所称”是指《帝京景物略》所记祀灶仪式：

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记称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余，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

从《日下旧闻考》的记载来看，在北京的“南省客户”并没有入乡随俗，仍旧沿用南方旧俗，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海宁（今属浙江）人吴骞在《拜经楼诗话》中也提到了北、南祀灶日期之别：

《抱朴子》谓：灶之神，每月晦日，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今俗以腊月二十四日为灶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

秦岭—淮河是南北的自然分界线。秦岭南北的陕南与陕北祀灶日期也不相同。陕北地区多于腊月二十三祀灶，陕南一带则多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据考，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清代中期陕南秦巴山地一带接纳了大量川楚移民，他们把腊月二十四日祀灶的习俗带到了陕南地区并世代传承。据房正宏调查，淮河流域北岸祀灶多在腊月二十三日，而南岸则多在腊月二十四日。人们称北、南祀灶时间的这种差别为“北三南四”。这种差别始自明代，形成于清代。

三、大户二十三，小户二十四

传说有个叫张三的人，父母死得早，给他留下良田数百亩，娶了一位贤妻。张三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致使家境败落。他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谁知算命的告诉他，家道中衰，是由于他和老婆属相相克。若休妻，即可一了百吉。于是，张三休掉妻子。一天，突如其来的一场火又把张家几辈人攒下的几十间房产一烧而光。张三无家可归，成了乞丐。腊月二十三那天，他要饭来到一座庄圩，当地正在“放饭”。所谓“放饭”，是灾荒之年，大户人家以工代赈，谁帮他做工，他就供谁饭吃。张三一想，何不排最后？说不定不仅免去做工，还能拿个馒头来填肚子，于是就排队等待。发放食物的是这个庄圩的女主人和两个伙计。他们从队头开始一人发放一个馒头，发到最后，还剩一人，一看筐里，馒头却没了。女主人抬头向那人望去，心中一颤：那人居然是前夫张三。女主人决计暂不相认，先让他吃点苦头。

第二天早上“放饭”，张三又去排队。他想：昨天我站那头，是最后一个，今天我站到这一头，肯定能吃到馒头。于是他站了过去。哪知女主人晚上回去，动了恻隐之心，吩咐第二天一早从队尾“放饭”。轮到张三，馒头正好又发放光了。中午“放饭”，张三想：我数数人头，站在最中间，总该能吃到吧。女主人想：甭管张郎站在哪头，我下午从两头“放饭”，他总能吃到吧？于是又从两头发放，结果张三仍然没有拿到馒头。女主人便吩咐伙计把张三带到厨房，亲自下了一碗面条给张三吃。

张三狼吞虎咽吃着，女主人心生怜悯，柔声问他面条好吃否。张三忙说谢谢大娘。女主人心想：到现在还没认出我来？又问他吃饱了吗，谁知张三又是一句“谢谢大娘”。女主怒骂：恨不得拿起面条戳你的眼！

张三抬头一看，面前的女主人竟然是前妻，顿时羞愧难当，低头就跑，谁知，误把灶门当成了房门，一头钻了进去。等到女主人和伙计们反应过来，把他拖出来，已经晚了。

前夫之死，让女主人愧疚不已。自此以后，每到腊月二十三日，她就祭灶，悼念前夫。女主人年年祭拜，带动了不少曾得过她好处的佃户。于是他们也年年举行送灶的仪式。但他们不能和主人在同一天祭拜，而是在主人家祭拜的第二天“送灶”，以示尊卑有别。于是，就形成了“大户二十三，小户二十四”的送灶习俗。

 四、军三民四

祀灶之时间，民间还有“军三民四”之说。孔尚任仿《荆楚岁时记》作《节序同风录》十二卷，详述一年十二个月之节序习俗。在“十二月”条下记载二十四日祀灶仪式：

晚设灯烛、果饵、饧糖，捏麦面为鸡鱼牲只，或粳面为团，或以黍面为金饼，粳粉为银饼，蒸熟，盛以盆釜，祀灶神，盖祭始为饮食之神也，俗呼为“司命灶君”。又以刍豆秣其马，糖饧犒其从，皆掷灶下，祝云：“朝天去，好事多说，恶事少说；下界来，多带田苗，少带菑殃。”又云：“酸甜苦辣，灶君莫说。”祭时，勿令妇女见，忌妇女秽浊及骂詈哭泣声，俗云恐触神不能入天门。或祀灶于廿三日，云“军祭三，民祭四”，祭三者乃廿三夜之三更，即廿四日之早也。又云：“官祭早，民祭晚。”祭毕，以香楮火爆送之门外，曰“送灶”。

马斯定在《点校说明》中写道：“《阙里文献考》称孔氏‘采曲阜民俗撰《节序同风录》十二卷’，所纪大抵以北地风俗为主，或采旧籍陈说，亦及吴楚南中之俗。”

在祀灶时间上，孔尚任的记载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祀灶时间存在“军祭三，民祭四”的差别；第二，二十三日祀灶乃于是夜之三更，也即二十四日之早；第三，“官”即“军”，“官三民四”来源于“军三民四”。仪征（今属江苏）人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云：

二十三、四日送灶。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

厉秀芳是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曾任武城（今属山东）知县，咸丰六七年间避乱东亭时作《真州竹枝词》，篇首为万言《真州竹枝词引》，记录真州岁时节日风情。清同治《远安县志》卷四《风俗》记曰：

二十四日为小年，朝拂屋尘，夜祀灶，田父燎火畦间，曰“照田桑”，营署营兵均以二十三夜祀灶。

以上记载都出自清朝人的手笔，他们所说的“军”是清朝的八旗与绿营，还是明朝的卫所？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将“军三民四”之“军”明确为“卫籍”，也就是明朝的卫所。

明朝户籍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军户户籍叫作“军黄籍册”，亦称“军籍文册”“军黄”“军册”，用来管理各地卫所军户和军士。明初军户的数量约占全国总人户数量的五分之一，数量极为庞大。军户分“正军”与“余丁”。军户派一名“正军”赴卫所服役，并供办“正军”的军装，其他人都在原籍，除了享受优免一丁差役及个别杂役外，其余负担与民户无异。人们把这种军户叫作“原籍军户”。为了让“正军”在卫所安心服役，从永乐年间起，朝廷鼓励“正军”携妻子赴卫所，到正统元年（1436年）成为一项基本制度，这些在卫所安家的军户被称为“卫所军户”。卫所的军丁，分为京操军、城守军、屯田军等。军屯分布在卫所附近或远离卫所的地方，一个军屯有屯112､100或70､80名不等。这样，卫所与军屯成为军户人家的聚居地，卫所军户的日常生活与民户没有太大的差别，卫公署所在地与州县一样有学校、坛庙等。自顺治元年（1644年）起，清政府开始裁撤卫所，改置或并入州县。最后一批卫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撤并。军户成了民户，军屯成了乡里村落。

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所说的“卫籍”也就是军籍。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设真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真州为仪真县，清雍正元年（1723年 ）再改为仪征县。仪真地处水陆要冲，洪武六年（1373年）设置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三年（1380年）升格为卫，卫公署在县治东南，隶属直隶都司，辖左、右、中、前四个千户所。

清同治《远安县志》说腊月二十三祀灶的是“营署营兵”，也就是在卫所驻防的军士。远安县今属湖北宜昌市，明朝成化年间设置远安守御千户所，隶属湖广行都司，千户所公署在县城西南隅，官兵编制名额1160名。据清顺治《远安县志》卷二《赋役志》记载，当时，民户仅326户、2102口，远安守御千户所的官兵占远安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营兵”外，远安守御千户所也有军屯，屯田为67顷41亩2分9厘9毫。清同治《远安县志》说腊月二十三祀灶的是“营署营兵”，没有提及军屯的屯兵。

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与同治《远安县志》的记载产生了以下问题：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的仅是卫所的营兵，还是包括营兵与屯兵在内的所有军籍人员？营兵与屯兵只是分工不同，待遇等方面没有差别。绝大多数关于“军三民四”的材料也都笼统地称为“军”，没有区分兵种。腊月二十三祀灶应是军籍的所有人户。                        

 五、 君三民四

仪征市十二圩街道办事处，曾是漕运，特别是盐运要冲，这一带传说，“君三民四”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皇家及官人腊月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一律在腊月二十四祭灶。在仪征十二圩，姓赵的人家腊月二十三祭灶，其他人家都是在腊月二十四祭灶。在安徽阜阳一带，凡是历史上出过皇帝的姓氏都在腊月二十三祭灶：

农历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为祭灶日，流行说法是“君祭三，民祭四”，如刘、赵、李、钱等姓氏的人家，不管现在是官是民，是贫是富，都在二十三祭灶，因为这些姓氏的人家在历史上都有人做过皇帝；其他姓氏的人家则在二十四祭灶。由于时代变迁，或传承不一，也偶有特例，不遵守“君三民四”的惯例，甚至今年祭三，明年祭四，随着左邻右舍凑热闹。

“君三民四”之“君”，除了指帝王外，还有其他说法，如秭归人说当地土著居民为“君”，外地来的人为“民”。更多的地方的“君三民四”之“君”，是指官宦人家。“君三民四”当为“军三民四”之讹传。

 六、军三民四

“官三民四”之说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清康熙《寻甸州志》卷三《民风》在“二十四日以糖豆祀灶神”之句下注曰：“凡官署多先，俗谓官三民四也。”此后屡见不鲜，如清光绪《四会县志》卷一《风俗》云：

二十四为小除夕，俗称“年小”，晚以牲醴祀灶，谓送灶君上西天也，然今多于廿三日祀灶者。谚又云“官三民四”，绅衿家不欲与齐民伍也。

清光绪《丹徒县志》卷四《风俗》记曰：

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祀灶，谚云：“官三民四。”

民国《建阳县志》卷八《礼俗志》记载：

十二月二十四夜送灶神，俗有“官三民四”之谣。

民国《连县志》卷五《风俗》记云：

二十三或二十四送灶神，名曰“小年夜”，俗有“官三民四”之语，实则无拘也。

民国《涡阳县志》卷十一《礼俗志》称为“官祭三民祭四”。

这种习俗在当今民间社会仍有传承。安徽省阜阳市油坊村存在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个祭灶日子，当地民谚云：“官祭三，民祭四，王八祭五贼祭六，老和尚祭到年后头。”据马梅、李冷月调查：

凡是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村民，其祖上多是士绅或出过秀才、读书人的人家。该村现在仍以“先生”称呼“有些身份”的人，如医生、教师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带有官职的，皆可以“先生”称呼，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腊月二十四祭灶的村民，便是传统的“民”了……有些村民三代以上曾是同宗的，但因为出了有身份的人，也有了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个祭日的不同。

江苏兴化任氏为簪缨世家，任祖镛是兴化任氏第二十代孙。兴化一带百姓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但任氏却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

明代时送灶讲究“官三民四”，就是说做官人家廿三夜送灶，民间百姓廿四夜送灶，后来官民也就不大分了，但任家因为祖上出了两位公爵，所以仍坚持“官三民四”的古礼。

“两位公爵”是指王宣、王信父子。据说，王宣的父亲是苏州人，本姓任，入赘王家，儿子遂以“王”姓。元朝末年，王宣官至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封沂国公；他的儿子王信官至山东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司徒。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25万大军北伐。十月二十四日，徐达麾兵进抵淮安，驻防沂州（今山东临沂）的王宣、王信父子上表请降，不久复叛，旋被歼灭。明代及清代，任氏家族仍为书香门第、科举世家。

广东兴宁一带传说祖上获得过官爵的人腊月二十三日祭灶，市民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乡民腊月二十五日祭灶。上海俚语：“官廿三，民廿四，乌龟廿五，贼廿六。”福建永安一带有“官三民四，闲杂人等五”之说。而从前香港的公职人员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普通人家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妓女则于腊月二十五日祀灶。

对于“官三民四”的起源，一种观点认为：腊月二十三日祀灶本是雍正皇帝为了节财省时，将腊月二十四日祀灶合并到腊月二十三日祀众神之中。于是王公贵族纷纷效仿之。北方民众有追随者，也有坚守传统者，南方人多循其旧俗。之所以北、南有如此之别，张昊说：

北方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政治中心，受官僚气影响较重，因此祭灶多在腊月二十三。与之相对应的是，南方地区长久以来远离政治中心，祭灶日期多为腊月二十四。

“官三民四”源头应是“军三民四”。王毓铨认为，在“军民匠灶”四民中，军户的地位最低：

军户在营应役军丁，不管是操守旗军或屯种旗军，或后来的顶种军余，他们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简直有如“罪下死囚一等”。

但是，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明代军户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湖北蕲春一带祀灶时间也是“军三民四”。此外，还有一些标识军户独特地位的规定：

街上走路，军中民边。街道石面中间直向排列，两边横向排列，军家走中间，民家两边。

内房门，军二民一。军家两扇门，民家一扇。

潘宗鼎《金陵岁时记》“祀灶有军三民四龟五之别”条云：

明时，军家皆功臣之裔，声势赫然，与庶民异，故有“只许军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谣。其祀灶以二十三夜，而庶民则以二十四夜。至龟五之说，明代有教坊司，著为令甲，岂祀灶亦有禁令欤？至今龟五之说传为笑柄。

由于卫所的独特地位，民众视“军”为“官”，故此“军三民四”又称“官三民四”。自雍正皇帝始起，宫廷也于腊月二十三日祀灶，达官贵人纷纷效仿，进一步推动了腊月二十三祀灶。

七、二十三与二十四两日两祀

傅崇矩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于宣统元年（1909年）写成《说成都》30余万言，本拟在《通俗报》分日刊出，后得到资助付梓，改名《成都通览》。他在“腊月祀灶”条下写道：

俗谓十二月二十四日为迎新灶神之期。二十三日，旧神交卸，无论贫富，无不膜拜，祀以白饧糖果子，净茶锅之中央，燃灶灯一盏，四周围绕以净水，传为灶神茹素也。前十日，即有各庙僧人印刷黄纸，名灶诉，皆忏悔之文，按户索钱。又谓灶神二十四日上天，至三十日回来，故俗谓天距地只六日程耳，尤可喷饭。

如此，成都人祀灶分为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两祀。腊月二十三日是送灶之祭，二十四日为迎灶之祭。

福州的祀灶也是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两祀：腊月二十三日“祭荤灶”，二十四日“祭素灶”，供水果、蔬菜和灶糖、灶饼。福州市仓山区得名之“仓山”，也称“藤山”，蔡人奇《藤山志》卷九《礼俗志》云：

俗谓十二月二十三日祭荤菜，二十四日祭素菜。

为什么两日两祀？

前一天当然是向“灶神”进行贿赂，不这样怕灶神会在“玉皇”面前播弄是非；而后一天不敢用荤，则是怕灶神爷贪馋，喝得太醉，在玉皇面前信口开河，胡扯一通。

福州的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两日两祀，似乎是合并“官祭”与“民祭”：

廿三及廿四两日，为祀灶之日。俗谓廿三日为官家祭灶之期，廿四日则为民家祀灶之期，亦有连祭两日者，则廿三日所祭者为荤品，廿四日所祭为素品，至仅祭一日者，则为荤素合璧。

 八、何以二十三

为何祀灶时间改为腊月二十三？在青海河湟流域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当地藏族十分贫穷，在腊月二十三打发“灶家娘娘”的那一天买不起三炷香，只好往后推迟一天，到腊月二十四那天，还是没有三炷香，就用三根草棍代替，打发了“灶家娘娘”，“灶家娘娘”到达天宫迟到了一天。从此以后，就于腊月二十四日祀灶。这个故事说明，祀灶时间本为腊月二十三日，从腊月二十三祀灶到腊月二十四，不是官民之分或军民之别造成的，而是民间因故改变。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河湟流域有“南京珠玑巷”移民的传说，据赵承福考证，河湟一带的“南京珠玑巷”传说是从“南雄珠玑巷”移植过来的，“南雄”与“南京”读音相近，容易误读，移花接木，形成了“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

青岛崂山一带有个民间传说。相传，玉皇大帝为了知道人间的喜怒哀乐，每家派了一个灶王爷。做官人家的派了戴乌纱帽的，老百姓派了穿白衣的，道士和尚派了穿袈裟道袍的。临行时，玉皇吩咐各路灶王爷年终回天宫，如实报告各家积德与缺德之事。快过年了，官家的乌纱灶王想抢先一步回天宫，替管辖下的官家多说些好话，他们官运亨通，也就会更加孝敬。于是，乌纱灶王腊月二十三日就动身了，二十四日傍晚到了天宫。百姓家的白衣灶王这天才启程，二十五日傍晚才到天宫。袈裟道袍灶王这天上路，二十六日傍晚到达天宫。早到的乌纱灶王受了玉皇表扬，晚到的白衣灶王、袈裟道袍灶王都挨了三棍。被打的灶王诉苦，说不是对玉皇不敬，十官九奸，十官九贪，所以不愿与乌纱灶王同行。玉皇这才知道乌纱灶王投机取巧，把他们打了三十棍子。乌纱灶王的帽子被打掉了，衣服也被打破了，光着身子怎么回人间？玉皇吩咐给他们每人一根大木杆，让他们扛回去立在大门旁，告诉那些做官的，就是用这根杆子揍他们灶王的，那杆子又长又粗，把乌纱灶王压得弯下腰，也就遮丑了。官宦人家门口竖着的大旗杆就是这么来的。为了不让后人忘记这件事，老人就编了一句顺口溜：“官三民四，道士和尚二十五，那旗杆是捎带的。”这个民间传说只是解释祀灶的时间为什么不同。

在苏北沭阳县一带，传说在古时候，有个姓张的生意人，这一年时来运转，生意兴隆，置办的年货堆积成山，惹人眼红。一天夜里，几个小贼来张家偷盗。他们轻轻地撬开门闩，抱走了鸡，拎走了鱼，提走了肉，捧走了蛋，搬走了糕、果、糖。张家人还在鼾睡，住在张家的一个要饭花子听到了动静，便一跃而起，冲出屋子，一面大声呼喊，一面穷追不放。这几个小贼吓破了胆，丢下了年货，没命逃跑。张家只是受了一场虚惊，一点财气未破。第二天，为了酬谢这个要饭花子，张家煮酒、炒菜、蒸馒头。可是当美酒佳肴摆满一大桌子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赶走小贼的要饭花子。张家人东寻西觅，只在屋墙上发现了他用树枝刻画一副对联：“在天行好事，下界保平安。”原来，这个要饭花子并非凡夫俗子，而是天上的神仙，到了民间，装扮成要饭花子，替百姓造福除害。为了感谢这位神仙的大恩大德，张家的人便根据记忆中的那位要饭花子的相貌特点，请画师画了幅像，挂在他住过的屋墙上，两侧贴上他留下来的对联。不过，把对联中的“在天”改为了“上天”。每逢这一天，张家人还供奉香火、糖饼之类，敬他为“灶老爷”。一传十，十传百，张家的做法传播开来，最终形成祭灶节的习俗。但是，神仙抓小偷的时间，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发生在上半夜，属于腊月二十三日；也有的人说发生在下半夜，属于腊月二十四日。因而有的人家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有的人家在腊月二十四祭灶。这个传说仅解释了腊月二十三祭灶与腊月二十四祭灶的时间之别，没有涉及祭灶者的身份地位。

“军三民四”是引发“官三民四”“北三南四”的起源，分析祭灶时间的差别，核心是厘清为何会出现“军三民四”。根据前引孔尚仁的考证：“祭三者乃廿三夜之三更，即廿四日之早也。”军户提前祀灶，可能与数字“四”有关。在民间禁忌中，四与“死”谐音。当兵征战，生死难定。军户忌讳“四”字，遂提前至腊月二十三日三更祀灶。关于“军三民四”产生的原因，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在地域分布上的“北三南四”，则是因为北方地区是古代中国统治中心，“官本位”意识较南方为重。故此，祀灶日期的“军三”“官三”为北方民众所追慕，并逐渐流行开来。        

《节日研究》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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