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神话本质研究、叙事转向、民俗谱系方法为基础，构建一种适应神话传说内在发展和地域社会需求的神话叙事谱系理论，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有重点地推动地方叙事进程，逐步解决神话叙事中的现实矛盾和发展问题。就山西帝尧神话叙事而言，帝尧神话传说在山西根深而久远，具有历史性、多元性、稳定性、复杂性。借用神话叙事谱系理论，山西帝尧神话传说涵盖五大叙事谱系：历史文本叙事谱系、族群叙事谱系、空间叙事谱系、仪式行为叙事谱系、景观叙事谱系，这些谱系之间具有时空或逻辑因果的联系，在互渗互构中又衍生了次级叙事谱系。山西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研究实践，对于传承帝尧神话传说、建构山西相关地域认同、助力地方产业经济和国家文化发展都是有益的。

从学术史的视野看，研究神话传说的理论很多，诸如结构主义、母题类型、文化模式等，这些传统的理论模式，经由一些神话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发明诠释，仍然是我们分析神话传说十分有用的工具。每一种理论都有适用范围，在达成它的某种效用时，也会存在理论观照上的盲区。如母题、原型、类型结构研究的“去背景化”“去历史化”，人类学传播学派将历史理论误用于现实分析的不足，线性文化研究的局部适用等问题。在山西帝尧神话传说研究过程中，我们以神话本质研究、叙事转向思潮、民俗谱系方法为基础资源，提出一种神话叙事谱系理论。这种理论生成于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不仅弥补了先前神话研究理论的缺憾，而且有效回应和解决了山西神话叙事存在的问题，彰显了理念与实践融合共进的双重向度。

一、神话叙事谱系理论的生成逻辑

神话叙事谱系理论是神话叙事理论与民俗谱系思想的有机融合，既吸纳了原有的神话理论和叙事理论的核心概念，又借鉴了民俗谱系的思想，三者汇融为一种新型的论述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话传说的当代地方叙事。以下将通过神话研究史的梳理、叙事理论的分析以及民俗谱系的勾勒，论证神话叙事谱系理论构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先来看神话中的叙事问题。神话在原初意义上是一种叙事（narrative），神话与叙事二者具有同质性。从词源学上讲，“神话”一词是古希腊语，原意是关于神话与英雄的传说和故事。也就是说，“神话”从其诞生确立时，就是在讲故事。这一个个故事必然包括着某种“事件”，对诸多事件的“安排”便构成“情节”，神话通过对“有情节的”“叙事结构”的模仿，自然而然地进入叙事范畴。

叙事是神话的表现形式，也是神话学者关切的焦点。叙事是指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有着联系的一系列事件符号的再现。作为一种传统叙事，神话必然要传达情节，这样的叙述框架促使神话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发生比照。学者们通过考察神话叙述内容的真实或虚构，形成了对神话本质的不同认识，诞生了早期神话研究史上的“寓意论”与“历史论”学派。这两大学派虽各有侧重，观点迥异，但都是基于叙事之上的神话研究。可以看出，研究神话必须论及叙事问题，神话与叙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那么，如何理解神话叙事的内涵？要理解神话叙事的基本涵义，关键是分析传统叙事所要表达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内容，二为意义。前者是“经验性叙事”，与历史叙事密不可分；后者是“虚构性叙事”，关乎虚构的符号世界。

神话叙事研究很难脱离历史叙事而独立存在。神话纵然与历史科学互异，但二者却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后现代史学和历史哲学已有认识，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一文中谈论：“历史话语所产生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这种阐释可以采取若干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回史实目录直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当历史的认识不仅仅依凭于客体，也要借助于人们的想象和阐释时，历史与神话之间的鸿沟便可能打破。法国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亦认为历史叙事是因不同历史学家而不同，神话也可以进入历史、变成历史：“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意即应当将神话与历史并重，在重视历史的功能时不应忽视神话的存在意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则将神话提升到维护原始社会秩序的高度，认为神话“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上实用的特许证书。”

与此同时，神话叙事在虚构的符号世界表达着意义。神话属于一种非理性的故事叙述，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讲述者必然存在认识的差异，由此产生的故事意义及其蕴涵的意识形态变得复杂而不确定。“每一个不同观点的背后都是一部历史，以及一个对未来的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生活的叙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一些神话研究流派便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如神话原型批评、符号哲学学派、心理分析学派，他们将神话看作是寓言故事，视神话为隐喻的思维语言和具有象征意象的符号，并从这一虚构性叙事中发现不同的意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罗普（Propp）及其追随者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先驱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则分别致力于民间故事形态和神话结构研究，通过对语言现象和神话要素的分析，试图揭示叙事活动的话语规则。

以上是传统叙事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领域的神话叙事研究勾勒，可以看出：“叙事性是神话的基本特征。……叙事构造了神话的时间与空间，在时间与空间的叙述中，事物的秩序得到了呈现，神圣性得到了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叙事学”理论讨论蔚然成风，神话叙事研究也呈现了新气象。“叙事”不再是原来的狭义界定，而是转向一种广义的概念，指特定主体进行的“叙述化过程”。这种“叙述转向”扩展到神话叙事方面，神话叙事研究随之也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转向，即从文本中心主义转向重视社会历史语境的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

“新叙事学”也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是针对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学）而言。新叙事学不再固守于经典叙事学的文本结构分析，而是由单一的语法研究转向了复杂的语义研究，“将叙事作品视为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作品与其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的关联。”新叙事学的诞生与政治批评、文化研究直接相关，也受到认知论与多学科发展的影响，它重视作品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重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文本意识形态的阐释，从而成为“任何根据一定原则对文学、史籍、谈话以及电影等叙事形式进行研究的方法。”一旦这种“叙述转向”应用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便形成了新闻叙事、影视叙事、历史叙事、社会学叙事、法律叙事、政治叙事、医学叙事、教育叙事等不同叙事形式。

转向后的神话叙事研究不再仅仅依托传统的文本形态，而且关注多面向的叙事要素，诸如叙述的主体、时间、空间、图像、实物、行为等。这种综合视角在美国学者帕里（Parry）创立的口头程式理论中已初现端倪。上世纪30年代，帕里将传统文本与口头演述情境类比，在活形态的史诗研究中创立了该理论，他的学术工作原则不仅影响了近年的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而且奠定了口承文化传统深入田野重视语境的基础。中国神话学者紧跟西方学界，在上世纪末期也开始关注地域社会中的活形态神话，着重考察神话的地方叙事和民族叙事，如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1983）、孟慧英《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2）、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1997）等著作，集中探讨了活态神话与历史文献、宗教文化、民间信仰等的关系。应该说，这样的神话叙事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上述神话叙事研究转向明确体现了两个研究维度：一是区域，二是现实。区域的研究使神话叙事走出了文本，走出了文学艺术体裁的束缚，走向了广阔丰富的地域空间；现实的研究使神话叙事从过去性历史走向了当下化的时间，走向了伦理意义的多学科构建，走向了事实经验与虚幻理想共存的现实社会。

可以说，神话叙事转向给神话研究带来的生机既成事实，它大大拓展了神话传说的空间范围，绵延了神话传说的历史长度，使神话传说重现活力；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叙述成为人文社科的普遍对象后，文化的和各种体裁都被发现具有叙述性，叙事的边界扩散，叙事包括的情节所传达的时间和意义含义削弱，这就将导致因广义叙事可能产生的“泛叙述论”和日常生活碎片化叙事等后果。因此，神话叙事研究在论及一个区域的族群传统、民俗事项、社会史等问题时，应力避宽泛笼统、孤立单一的研究倾向，而是更多关注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与互动，重视神话叙事的社会功能，并对它进行综合整体研究。

这样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已在进行。神话学家田兆元先生早在2011年发表多篇论文，讨论了神话的神圣叙事与民俗行为叙事的理论问题，提出神话叙事应以社会与文化的认同与建构为核心，神话是一个集叙述与行为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神话研究不仅包括语言的研究、物象的研究，也包括民俗行为（禁忌、仪式、表演）的研究。随着实践和思考的深入，田兆元的神话民俗思想愈加成熟，学理体系构筑也更加完善，刊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的论文《民俗研究的谱系观念与研究实践——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进一步提出以谱系的视角理解民俗，以族群谱系、空间谱系、时间谱系、形式结构谱系来建构民俗，并强调谱系的互动性，首创了民俗谱系的思想方法。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以谱系思想整体性地研究区域民俗问题，将民俗行为与谱系思想对接，以整体互动的思维架构学科，以文化传承的理想关照现实，较好地应对了地方性研究范式转型之后的诸多挑战，无论从学科体系建设还是现实社会功用来说，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借鉴田兆元的民俗谱系思想，结合神话叙事理论，便生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神话叙事谱系理论。何谓谱系？“谱系”一词脱胎于近代生物学，原指若干相关线系进化的综合，既关乎事物共时的逻辑分类，又关乎事物历时的演化。后来，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都曾采用谱系思想来分析学科问题。由于谱系本身具有时间传送的内在要求，强调事物纵向和横向的聚合，这种聚合力和组合效果恰恰为有时间节点和经验细节的“叙述化”过程规定了方向，因此神话叙事谱系理论既兼顾了神话叙事转向的区域和现实要求，又避免了泛叙述化和碎片化叙述问题，可以为当代的神话传说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借鉴。

总而言之，神话叙事谱系理论是将神话叙事视为一个联系互动的整体文化系统，在探讨神话传说的诸种叙事谱系和现代传承等问题中，借用民俗学、民间文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理论，运用主题学、叙事学、访谈法、结构分析法、比较法、功能法等方法，通过揭示神话叙事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联系，研究神话传说地方叙事的内容构成、本质特征、价值意蕴等问题，表现神话传说对区域社会的文化功能和建构意义。

二、山西帝尧神话叙事的主要特征

帝尧位列上古帝王世系，典籍所载，圣贤有为，德配天地，是中华民族创始时期的光辉人物。从最初的文字材料出发，后世不断阐释发明，帝尧不可避免地被圣化、神化，形象因而变得更加丰满、立体可感。在此过程中，围绕帝尧其人其事所产生的种种叙述，我们统称之为“帝尧神话叙事”。

山西是帝尧神话传说的渊薮。山西古居华夏九州之中心要地，地理区位优越，又有“尧都平阳”之称，客观上造成帝尧神话传说在山西地域的广泛传播。从《史记》《汉书》到方志、文人札记，类似“唐人都河东”“本唐尧所居”“河东郡平阳县”“尧都此”“陶唐旧都”等记述不可枚举，皆将尧帝所建的都城指向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这些记载不仅坐实了尧为古帝之说，更是为临汾赢得一代古都的美誉。临汾城南的尧庙、尧陵，襄汾的陶寺文化遗存，亦有力佐证了临汾尧都的地位。世事更迭、时代变迁，以临汾为源头和中心的帝尧神话叙事渐次铺开，最终形成辐射山西一省乃至周边省份的帝尧神话叙事。

与山西流传的女娲、炎帝、舜、禹等其他同类神话比较，我们发现，帝尧的神话叙事更加根深蒂固、错综复杂。历史性、多元性、稳定性、复杂性是山西帝尧神话叙事的主要特征。

帝尧神话是与上古历史杂糅不可分的。长久以来，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问题，即对上古史的信实性产生质疑，包括帝尧在内的五帝时代也备受争议。然而，无论是立足于帝尧史实分析，抑或是从帝尧神话传说角度展开，这些研究均是宝贵的探索实践，为我们全面展现了帝尧品格及所处时代，挖掘了帝尧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内涵，揭示了帝尧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存在意义。

就山西的帝尧神话叙事而言，总体上是以帝尧的历史真实性为中心展开。信奉历史、崇尚帝尧是地方社会叙事的普遍原则。具体来看，这种叙事首先表现为追溯钩稽典籍，以发帝尧之贤德。通过搜寻引述古代文人著录，将帝尧置于中国文明社会第一圣君的地位，为帝尧神话叙事寻找合法的依据。其二是借助文物考古，对接古史记载。山西的地上文物数量可观，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部分历史遗存如尧陵、陶寺成为重要的叙事资源，实证了帝尧神话传说的历史性。其三是民间风物考释，还原帝尧史事。风物本身自带文化印记，一簇酸枣树、一口水井、一道道沟梁、一串串石上足迹，都在不断激活地方民众的历史记忆，在复现地方古老历史时，强化了帝尧神话叙事的真实。同时，一些地方学者创作的文学小说，如张建合等《尧舜禹演义》（2009）、乔忠延《苍黄尧天》（2013），其文学性也是以帝尧神话传说的历史性为基础的。

多元性是山西帝尧神话叙事的又一主要特征，这是由帝尧的多重身份决定的。古史文献中，帝尧是三皇五帝之一，儒家孔孟将其推为圣人：“仲尼祖述尧舜”（《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孔孟的尊崇践行也为尊孔孟之道的后世文人树立了模则。秦汉时期，受谶纬思潮的影响，帝尧从出生、相貌到行事都加点了玄秘灵异，表现出神异化色彩。经过魏晋唐道学家的发明追封，明代《历代神仙通鉴》已详细记载了帝尧的神职，此时，帝尧已明确成为民间信奉的三官神之一。

在山西地方叙事中，帝尧的身份体系远比上述要复杂多样，且特色明显。在这里，尧是上古帝王，安内怀远，功勋卓著；尧是俗世英雄，除暴安良，智勇多谋；尧是圣人先贤，明德重教，威重四方；尧是祖先族长，亲近邻里，善待乡民；尧是仙界神灵，全知全能，护佑众生。显然，相比于原有的传统文化认知，山西社会为帝尧增添了英雄形象和祖先形象内涵，帝王、英雄、圣人、祖先、神灵五者，构成该地域对帝尧身份的当代表述。但是，这五重身份在地方的表现并非平行对等，而是以帝尧的祖先叙事和神灵叙事为主，突出的是帝尧根祖和民间守护神的形象。这显然已将帝尧化圣为俗、化神为人了：帝尧不仅是古帝先君，更是一位先辈家长；不仅是天官神，更是一位民间全能神；不仅是圣人贤人，更是生活中的普通寻常人。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族群对帝尧身份认同并不均质：政府视尧为帝为圣，从管理上加以规范引导；民俗精英视尧为圣为祖，从文化上予以阐扬申述；民众视尧为祖为神，从生活中进行关照和发现。

山西的帝尧神话叙事同时具有稳定性和复杂性。这两种特征主要基于地方叙事的空间系统而言。长久以来，帝尧的活动区域和叙事传承范围相对固定，以现有的行政区划而论，山西省共有11个地级市，存在帝尧神话叙事的就占6个。以文化的相似性而论，晋南晋中晋东南三个叙事文化圈各成体系，相互倚重。其中，晋南作为帝尧都城的叙事已获得较大范围的认同，毗邻的晋中和晋东南产生的迁都叙事，均指向晋南大地，显示出晋南文化曾经拥有的核心地位。

然而，随着国家非遗保护导向、地方文化旅游开发，更多的文人学者介入地域文化研究，并借势生发阐述，原有的帝尧神话叙事发生改变，三个文化圈的壁垒体系被打破。比如帝尧都城是临汾的神话叙事虽少有质疑，但以其为中心而讲述的其他神话却悬置而不确，甚至冲突牴牾。其中，尧的出生地争论较激烈，涉及的地域有临汾市尧庙镇伊村、运城市绛县尧寓村、长治市黎城县黄须村东骆驼村、长治市长子县陶唐村西尧村城阳村交里村，等等。从这跨三市四县的近10个村落的叙事情况看，这些地方依据古碑、山川风物、庙宇等构筑了帝尧的故乡空间，各自传讲着尧王出生成长的神话传说，体现着帝尧神话叙事的分散、孤立和无序。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村落叙事中，帝尧神话已被自由而无度地阐释重构，不同的族群借此表达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当一个村落的帝尧神话叙事生成之时，族群间的权力冲突与村落间的矛盾对立已经显现，并在不断地博弈较量中努力建立新的地方叙事认同。

总体而论，山西帝尧神话传说从叙事时间上讲，发生历史久远绵长，其发展演变过程与典籍文本记载趋同；叙事主体的脉络清晰自然，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影响力；叙事形态丰富多元，且活态传承形式不拘一体；叙事内容已形成一定的认知系统，表现出某种结构的稳定性。同时也应该看到，山西帝尧神话叙事正经历着流变、解构、重组，这给相关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三、神话叙事谱系视野下的山西帝尧神话构成

进入本世纪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变化，极大冲击了山西帝尧神话的原有叙事，各种问题弊病也随之爆发出来。比如各地争夺帝尧故里，争夺帝尧访贤之历山、箕山、洗耳河；又比如举行祭祀流于形式，建庙立碑过度，旅游开发模式化等。这说明：在帝尧神话传说与山西社会互动共生的叙事系统内部，出现了矛盾纷争，帝尧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已受到限制。山西地域神话叙事的分散无序、功能泛化、认同不足已成为制约当地神话传承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些瓶颈制约，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就应该使各地域、各主体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争取互相认同，从而推动帝尧神话传说在山西有重点地、整体性地发展。如此，山西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实际上，讨论山西地域的帝尧神话传说，已出现不少代表性成果。石青柏《临汾帝尧》（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乔忠延《漫话帝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等著述在地方社会影响颇大，它们以钩沉稽古之功联结典籍帝尧与临汾尧都区，证明了临汾当地不凡的历史，遗憾的是缺少学理的论述。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５）以民俗理论深入剖析了地方传说的演变动力，可惜只关注洪洞地区的帝尧之二女传说信仰，且着力点为该地民众的观念和行为。这些研究虽未能全面认识山西的帝尧神话传说，但其中的某些探索和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仍是构建帝尧神话叙事谱系时需要考虑的。

在神话叙事谱系的视野下，将帝尧神话叙事置于山西全境进行考察，意在探讨帝尧神话传说之于山西地方社会的各种意义关系和建构能力。按照各叙事谱系在地域建构中的地位和承载的功能，结合山西帝尧神话叙事的特征，我们将依次分析帝尧神话传说的五大叙事谱系：历史文本叙事谱系、族群叙事谱系、空间叙事谱系、仪式行为叙事谱系、景观叙事谱系。这些谱系之间具有时空或逻辑因果的联系，在互渗互构中又衍生了次级叙事谱系，如现代文本叙事谱系、口头语言叙事谱系、神团叙事谱系、地方权力叙事谱系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帝尧神话传说的综合叙事谱系。

神话历史文本的叙事是研究神话叙事谱系的第一要务。如前所述，神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叙事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讲，都离不开“文本”这一基本载体。而文本的研究又是传统叙事学的核心问题，讨论叙事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是进入叙事情境研究的重要前提。那么帝尧神话传说的历史文本叙事形态如何？谱系是如何建制的呢？

帝尧神话叙事首先是讲述帝尧人物的神话传说故事，从帝尧神话的历史发生、文本的演变切入，发掘该神话在历史上的种种叙述内容，就构成了神话的历史文本叙事，即帝尧神话的历史文本叙事谱系。典籍、地方志是历史文本叙事的主要载体。依据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帝尧神话文本叙事的主题，我们将这一文本叙事划分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至唐、宋明清时期、民国至建国前，按照主题学、原型母题方法展示帝尧神话的层层演进，从时代源流和文化意义上阐明帝尧神话传说的演变，概括出帝尧神话传说的神团叙事谱系（家族系列、臣僚系列、高士系列），勾勒各时期神话传说的精神内蕴。此外，需要对历代的经典叙事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和深层解读，将帝尧神话的不同话语要素，按照行为、后果的相似事件进行组合译解，从而表现支配叙述话语的深层社会文化关系，揭示帝尧复杂多义的人物性格。

族群叙事谱系是地方族群对帝尧神话历史文本的继承、借用、改造、重建。以不同群体掌控历史文本的能力为标准，可将族群大体分为文化学者、实践精英、普通民众三类，他们分别进行着现代文本叙事、资源化叙事、口头语言和信仰行为叙事。文化学者出于地域发展的责任和使命，通过爬梳历史文本，将散落的隐晦的帝尧历史文化信息重新整理，再结合本地的社会传统、地理空间，挖掘二者相近的文化符号，最后建立起帝尧神话与本地域的联系沟通。近二十年来各地现代文本叙事的兴头不减，即是文化学者将全民共有的历史资源地方化，再借助文本叙述公之于众，意在对地方社会逐步施加影响。实践精英受到本地社会风习的感召鼓舞，从历史文本尤其是现代文本叙事中获取信息，并付诸实践，必要时改造重塑，使本地的资源实现优势转化，为当地社会发展所用，是为资源化叙事。普通民众则以自身历史来传承帝尧神话传说，他们不掌握历史文本知识，也不长于神话资源的应用，但作为最大基数人群，却以不经意的口头传讲和常态化的民俗行为使帝尧神话传说得以生存和延续。民众以尧民或香客自居，知晓帝尧、拥立帝尧甚至信仰帝尧，一代一代地守护着当地帝尧神话谱系的底线。这三类族群在各自的叙事中，也完成了我是谁、从哪里来的共同身份建构，即圣人子孙认同。

空间叙事谱系是探讨帝尧神话传说的地理空间分布问题。它不依从于简单的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与文本叙事谱系、族群叙事谱系关联互动。从山西帝尧神话传说的历史传承流布及各地叙事中心来看，围绕帝尧定都、迁都、理政、访贤、教子、出生、亡葬等主题，大致可划分为：晋南地域文化圈（主要传承区域，临汾、运城两市）、晋东南地域文化圈（次生文化圈，长子、黎城、陵川等县）、晋中地域文化圈（亚型文化圈，太原、晋中两市）。庙宇是后人祭祀先贤的场所，基于尧都是临汾的共识，以临汾尧庙为主庙正宫、诸地尧庙为封地游宫的空间层级叙事已经定型。但历史文本叙事中的山水、封号、姓氏、风物均成为空间叙事中异常活跃的元素，经由族群的分化、组合、译解、命名，与现实地理空间互相对应，形成一个个故里空间叙事、封地空间叙事、教子空间叙事、访贤空间叙事。因故里空间具有唯一性，是可以产生更多叙事的优势资源，因此各地域争夺打造帝尧故里的叙事从未停歇。

仪式行为叙事谱系表现为帝尧神话传说在地方实践信仰层面的诸多事件，包括祭祀仪式规程、节庆表演活动、民俗信仰禁忌等。从历史文本记载和当下社会现状来看，帝尧神话的信仰实践核心是祭祀，祭祀分为官祭与民祭两种。经由地方文化学者对帝尧文献事迹的搜寻、帝尧文化精神的阐发，以及帝尧本地活动空间的强化，临汾市政府1999年首次开启当代祭尧仪式，并确立了以寻根祭祖带动商贸活跃的商业模式。祭祖和引资是地方政府祭尧高擎的两大旗帜。通过祭尧，临汾政府建立了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海内外各族群的联系，确立了祖先故里的圣地空间，形成了开放合作的经济理念，树立了国家认同民众认可的政府形象。相比之下，民间的祭尧处于潜默、分散状态，在官祭的影响与规范下，普通民众视尧王爷为佑护神灵的信仰实践，在尧帝祖先的招幌下顽强地进行着。同时，庙会、社火、文化旅游节均是帝尧神话信仰实践的衍生，是神话传说的创造性传承、精华式展演、综合性阐扬。突显其中的商业价值是这一行为叙事的内在追求。民俗信仰禁忌是地方各族群认可并践行的，是帝尧神话传说得以绵延生息的华彩生活形态，也可以视为帝尧时代的遗风流俗。

景观叙事谱系是当今图像时代必然彰显的叙事体系。它是在特定区域空间内以图像的方式表现的，通常包含帝尧神话传说情节要素的系列物象组合，具有重构性、象征性和一定的艺术观赏性，构成景观的物象不仅暗含着与过去历史的某种联系，而且体现了本区域主导的帝尧文化认知和价值取向。事实上，景观叙事经由族群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和完成，它使景观由证明神话的附属物成为讲述神话的主体，由一个个固化的“纪念物”蜕变为华丽动人的文化风景，由不可动的一元物象升华为可再造重构的立体资源。依据景观的类型，景观叙事可分为人文景观叙事、自然景观叙事、考古景观叙事三大类。帝尧神话传说的人文景观叙事以临汾尧庙、尧陵和帝尧古居为典型景观，形象地展示了帝尧国祖先祖的风采。自然景观叙事以临汾仙洞沟和绛县山川为代表，地方族群巧妙地将帝尧事迹融于自然地质奇观，打造洞房婚俗和故里文化。这些自然景观叙事与历史文本叙事参互成文，奇幻灵动又颇富想象，成为最具艺术感染力的景观叙事。考古景观叙事以考古发掘为基础，通过发掘成果携带的历史信息来印证帝尧时代及尧都城，努力强化帝尧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如陶寺文化遗址中的古观象台和龙盘陶器，经过还原与复制再现于特定的时空中，地下文物变成地上景观，在不同族群的阐释中实现景观叙事的价值功能。

四、从神话叙事谱系构建到民俗实践

借助神话叙事谱系理论，厘清山西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构成，不仅是一次学术研究的探索，更是参与一场场实践活动的成果。在理论探求与现实践行的互构中，推进山西帝尧神话叙事的整体发展，寻求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弘扬帝尧神话的精神价值，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提升植根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信，正是构建神话叙事谱系的意义所在。

首先，五大叙事谱系的提出和确立，将进一步促成山西帝尧神话传说的体系化，以叙事谱系为纲，展示帝尧神话传说的精华叙事形态，有助于山西各地域开展交流互动，推动帝尧神话传说在更大范围的传承与传播。

“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韩非子·外储说》）毋庸置疑，山西的帝尧神话传说并不是单一的偶然性存在，而是在整体上具备了系统多样化的叙事体系。这一叙事恰如碎玉缀于网格，琳琅满目，表面上分散着众多无序的神话元素，实际上却是一个个神圣叙事空间的集合体，每一个叙事空间都存在主要的“中心点”，不同族群借此展开了以仪式行为和景观物象为主的多维神话叙事。而且，这些叙事并不是孤立僵化的，它们相互佐证，联系共生，在一定的空间内遵从着共同的信仰，确证着一种身份认同。

谱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空间的区隔，为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各地域的帝尧神话叙事本无关联，或承继历史前后接续，或受外力激发自成一家，以叙事谱系为纲，标举帝尧神话的精华叙事，便于各地进一步发掘本土的神话叙事，促进帝尧神话公共资源的地方性转化，在转化应用的过程中，帝尧神话传说得以更深层次的传播。

其次，在反思山西帝尧神话叙事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考论文化基因混生中的地方叙事冲突缘起，通过理解互读和策略表达来凸显各地的资源优势，确立相关地域的文化认同，进而推动不同地域最大化的经济发展。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木瓜》）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帝尧神话传说作为一道人文大餐，得到地方文化学者、实践精英的钟爱。他们结合本地历史地理传统，不遗余力地开展帝尧神话叙事，而在寻求地域与国家认同的“超常”叙述中，也筑垒起区域之间的阋墙。这种现象虽由各地传统文化基因混生而起，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相互理解沟通、实现特色区域式发展，仍不失为化解冲突之路径。

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研究实践，不仅让我们看到各地域神话叙事发展的矛盾和不平衡，更重要的是暴露出地方叙事存在的问题：如空间叙事的去历史化，祭祀民众的集体缺失，景观叙事主题的单一化，甚至出现对帝尧神话叙事的选择性规避。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地方权力主体如临汾市政府，已然意识到帝尧神话传说的价值，并积极进行地方叙事，力求“讲好帝尧故事”。以此为契机，笔者认为，帝尧文化是山西树立华夏文明起源圣地的优势资源，山西帝尧神话叙事作为整体性的文化谱系，应当达成区域间资源共享和文化共建，打造区域文化的特色品牌，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

再次，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构建，不啻于帝尧文化的一次巡礼，更是在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脉，彰显帝尧神话传说的精神意义，助力于国家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定庵续集·古史钩沉》）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受到民族历史的深刻影响。以帝尧神话传说为载体的尧文化，是上古理想社会生活的投影，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实绩，试图还原典籍记载的帝尧时代，有学者据此提出“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中华文明形成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神话核心人物帝尧是远古圣王，因其卓越的历史贡献被后世尊为祖先英雄大神，帝尧神话遂跻身于创世神话的圣人神话之列。“创世神话具有文明奠基的意义，是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的文化符号。”可见，无论将帝尧神话还原为历史史实，抑或叙述为精神信仰，关于帝尧的叙事都是华夏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是民族宝贵的历史资源。

帝尧神话叙事谱系的科学构建，全方位多层面地再现了帝尧神话传说的精神价值，表现了传统优质资源在新时代展演的多重可能路径。在山西大地铺展开来的帝尧神话叙事谱系，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传统资源进行地方性转化的个案，又与历史上帝尧神话传说精神内核并行不悖，是基于山西各地域尽可能达成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必然结果。在叙事谱系构建的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帝尧神话传说获得重新讲述，文物古迹得到较好保护，文化旅游产业得以壮大，寻根祭祖活动公开进行，台海两岸的流动变得频繁。更为重要的是，帝尧神话叙事激发了人的活力，越来越多文化学者的智力注入，使更多民众的精神生活走向健康富足，地方逐渐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文化主体，在这里，先进的文化既已唤醒，对于国家来说，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将指日可待。

神话与民俗叙事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