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神祭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作为全国重要渔区，在民间有着上千年的祭海开洋传统。1998年起，象山县政府开始举办开渔节，将民间开船仪式、祭海仪式等开洋活动纳入官方话语体系，建立起独特的海洋节庆品牌，成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开渔节兴起的同时，民间积极扩大开洋活动规模、举行妈祖如意信俗活动，使相关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被吸纳到开渔节活动中。随着相关非遗保护工作的落实和开渔节民众参与度的提升，民间不仅获得了仪式和信仰活动的正当性，而且达到了提高社区知名度、增加收益的目的。在礼俗互动机制的作用下，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促使开渔节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象山县对外宣传的名片。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间信仰和祭祀仪式一直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海神崇拜和祭祀恰是其中传承较广、影响较深的一种。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作为全国渔业大县，在民间有着上千年的海神祭祀传统。1998年，象山县政府以民间传统的、自发的开洋活动为基础，首创集仪式、文体、旅游、经贸、论坛为一体的综合性节庆活动——开渔节。经过25年的发展，开渔节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品牌节庆。从开洋活动到开渔节，这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节庆活动被另一个节日完全继承、覆盖，仅发生名称变更的过程。在开渔节的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民俗作为文化资源在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开发利用之下，从“俗”到“礼”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礼”与“俗”之间互相吸收、折中、融合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对开渔节仪式活动从“开洋节”的诞生衍变进行梳理，分析开渔节建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合力作用，借此探讨礼俗互动机制对地方节庆建构的意义。

关于礼俗互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多有论述。其中，张士闪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话语形式，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针对礼俗互动的社会内涵，张士闪认为“礼”“俗”二者既可分开单用，也可合为一词。分开单用时，“礼”是指制度化的国家礼仪，“俗”是指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合为一词，“礼俗”特指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相交、以礼节俗的一种社会状态或文化特质。溯其源流，“礼”本是先秦时期上层社会的建构，“俗”则是各地民众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但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未割断，而一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因此，礼俗互动并非要强调“礼”与“俗”的差异和对立，而是重在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其精髓在于“互动”二字。关于礼俗互动的研究，其目的并不是要去分清彼此，也不是以说明“互动”为结论，而是以“互动”作为当然的前提展开论述，在梳理互动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现在所呈现的状态，以此来认识和理解现今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李向振讨论了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他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礼俗互动”，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分析性概念与解释性概念。简言之，借助礼俗互动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事物的变化过程以及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

基于礼俗互动作为分析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学界除了从学理上对礼俗互动的概念进行探讨外，还以礼俗互动为视角开展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如张士闪、赵世瑜、龙圣等学者都对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展开过讨论。然而，综观目前礼俗互动的个案研究，其研究对象较多集中在华北地区。有鉴于此，本文以上述观点为主要理论参考依据，破除“礼”和“俗”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将在东南沿海地区举行的开渔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梳理开渔节建构过程中“礼”与“俗”的互动融通，对以开渔节为代表的地方节庆的建构问题展开探讨，试图借此扩大礼俗互动个案研究的讨论范围。

一、开渔节的建构基础：民间开洋传统与东海伏季休渔

如前文所述，开渔节是继承象山东门岛原有的开洋活动，对其进行文化资源开发建构而来的仪式再生产。从历史脉络考量，象山的民间开洋活动建立在舟山的渔业生产传统和海神信仰与祭祀活动上。

在象山县，海神祭祀活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其中又以东门岛的祭祀活动为代表。东门岛是象山县重要渔区，地处浙洋中路，南濒猫头洋，东靠鱼山渔场，北临大目洋，为东海渔场之中心，与舟山渔场一棹相通，海域辽阔，故而渔业资源丰富，岛上居民在隋唐时便以渔为业，有着悠久深厚的海神崇拜和祭祀文化传统。据《象山东门岛志略》记载：“宋乾道《四明图经》载，东门山上有东门庙，唐贞观、永徽年间（627～655）有会稽贾贩，‘每经庙下，无不祈祷牲礼’。”由此可知，至晚在唐代，象山东门岛已经有了祭祀海神的习俗，其影响甚至超出了东门岛当地渔民之间。而到清代，东门祭祀海神妈祖的风俗已颇为盛行。清代诗人钱沃臣在《蓬岛樵歌·十三》中写道：“抹额垂红衫著绯，天门荒后崇天妃。文章信亦关司命，南阁星辉映紫微。”民国《象山县志》引清代文人倪象占所作的《蓬山清话》：“天后宫，在石浦城南门外，又一在南田外，大约海裔皆祀之。”可见当时地方百姓祭祀妈祖的活动已成为普遍现象。

海神祭祀活动的形成与象山渔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捕捞设备和技术的限制，象山渔民通常遵循鱼汛汛期来进行捕捞活动。农历三月二十三至六月二十三的黄鱼鱼汛作为一年中捕鱼的黄金季节，最受渔民重视。据《象山渔业志》介绍，南宋宝庆年间编纂而成的《四明志》便对象山渔民在鱼汛期捕捞黄鱼的活动有所记载：“象山多鱼盐之利……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曰洋山鱼。”清雍正年间，象山东门岛渔民开始仿照福建船式样打造大捕船，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或四月初八佛祖诞辰（闰年），北上岱衢洋一带洋面，采用大捕抛椗张网作业，捕“洋山”黄鱼，至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渔船才返洋回乡进行休秋。其时，渔民一年的生计几乎全部仰仗于黄鱼鱼汛期间的所得所获。由于生产工具和通信技术的落后，渔民的海上作业受自然条件限制严重，存在极大风险。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神灵，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前后通过法会、祭祀、演开洋戏等活动请求神灵保佑出洋平安、渔业丰收，而在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左右顺利返乡后，渔民会再次举行祭祀活动，上演谢洋戏，向神灵表达庇佑自己平安归来的感谢，同时祈求下次出洋能够一如既往的有所收获，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祭祀仪式和演庙戏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开洋”“谢洋”习俗。

在经历了清雍正年间到民国时期的鼎盛期后，这一传统在1951年前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以东门岛为例，岛上各大庙宇的菩萨、神像被捣毁，庙宇也变成学校或另作他用，一些村民只能将神像偷偷运出藏好，在需要时再进行秘密祭拜。之后这一情况进一步加剧，“开洋”“谢洋”的传统也被迫转入“地下”。1984年以后，渔区部分渔村的开洋祭祀活动从个体的“地下”祭祀逐渐转为统一、公开的祭祀仪式，活动内容以出海前祭祀神灵为主，有的也会请戏班子演戏。东门岛作为象山县重点渔区之一，较早恢复了公开的开洋活动。1984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当地举办开洋活动，内容有法会、祭祀仪式和做庙戏等。之所以将时间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是因为这一天既是传统黄鱼渔汛开始之日，同时也是岛上保护渔民生产生活安全的海神——“妈祖娘娘”的诞辰。由此，东门岛延续了旧时传统的开洋活动，并成为当代象山县民间开洋活动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渔业领域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大大激发了渔业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海洋捕捞业得到空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毫无节制的捕捞导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传统经济鱼类资源日渐衰竭。1995年，为改变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恶化的局面，农业部正式宣布对黄海和东海海域施行伏季休渔制。该制度规定，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在东、黄海域实行全面休渔制度，禁止拖网和帆式张网渔船进入27°00′N-35°00′N东、黄海域生产；9月1日至10月31日拖网渔船可以在机动渔船拖网禁渔区线向东平推30海里线以东的海域作业，但须实行幼鱼比例检查制度。同一时期，象山渔民发出了“保护海洋”的强烈呼吁，率先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延长东海渔区休渔期的建议，并被采纳。1998年，农业部在总结伏季休渔三年经验的基础上，对1995年的伏季休渔制度进行了适当调整，把东海区休渔范围扩大到26°00′N-35°00′海域，休渔时间调整至每年6月16日至9月15日三个月。此后，东海伏季休渔制度又经历了包括休渔时间、休渔作业类型、休渔海域等方面在内的数次调整，最终形成了如今自5月1日12时开始，最长可达四个半月的休渔期。在东海伏季休渔制度的大背景下，象山渔民仍保持着原有的习俗，在休渔期结束，再次开船出海前，渔民们会举行相应的祭祀、祈祷等开洋仪式来求取平安和丰收。

1996年休渔期，北京世界公园的策划者看到石浦港万艘渔轮泊岸的盛况，便建议举行以渔民为主的开船活动，时任象山县石浦镇政府党政办主任的顾德威随即将此信息传递给镇长杨继光。1997年8月，有“亚洲第一飞人”之称的演员柯受良在飞跃黄河后回到出生地石浦镇探亲，表示愿意为家乡做点事，作陪的杨继光镇长便邀请其为开船活动开枪发令。同年10月，柯受良作为形象大使出席宁波国际服装节，向时任宁波市市长张蔚文提及此事，希望得到其支持。随后，张蔚文召集有关人员商讨相关事宜，明确表态支持，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落实。1998年，恰逢联合国大会命名的首个“国际海洋年”，象山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借此东风，将善待海洋与唱响渔文化理念相互融合，在民间开洋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官方力量进行塑造，于当年休渔期临近结束之际首创中国（象山）开渔节。首届开渔节于1998年9月在石浦镇举行，由县长出任组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陈秀忠任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沈需范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实施各项筹备活动。

二、礼俗互动：从开洋活动到开渔节

（一）以俗入礼：开船仪式的收编与改造

开洋，即意味着开船远洋，因此在旧时，开船仪式乃是民间开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象山东门岛志略》记载，旧时东门渔船北上岱山之日，“街头巷尾，人声鼎沸，船头大红旗招展，船埠头边，送行人群如潮，鼓乐阵阵，鞭炮声声，犹如战舰出征”。由此可见过去象山民间开船场面之盛大。随着生产设备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渔民捕鱼不再受鱼汛的制约，出海时机的选择更加自由，往来所花费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恢复的民间开洋活动已不再举行事实上的集体开船仪式，转而以观光船绕港巡游作为代替，传统开船仪式已经“名存实亡”。但是，1998年创办的开渔节却恢复了开船仪式，并始终将开船仪式作为其主体活动之一。开渔节对开洋活动中开船仪式这一旧传统的恢复，不仅再现了旧时民间的开船盛况，还赋予开船仪式以新的功能。

同传统的开船仪式相比，开渔节开船仪式的最大变化在于由民间自发转变为政府主办，参与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除传统仪式的参与者渔民外，渔区群众、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游客等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群体也加入进来，成为仪式主体的有机构成部分。作为地方政府在东海伏季休渔背景下举办的活动，开渔节的开船仪式在表达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渔民渔业丰收、平安归来的美好祝福外，还重在传达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外，开渔节的开船仪式也成为政府对外宣传地方风貌的重要平台。

以2022年9月16日举行的第25届开渔节开船仪式为例，在仪式开始之初，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象山县委书记等各级领导出席致辞，对象山县在近年取得的发展成果进行总结，并强调象山县未来的发展规划。及至仪式中段，各级政府领导共同启动开船仪式推杆，随后由民间文艺表演队、渔区渔民代表和渔姑渔嫂代表带来渔灯、渔民号子、壮行酒等民俗表演，突显象山的渔文化特色。仪式最后，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发出开船指令，中国渔政执法船作为领航船带领首发船队驶出石浦渔港，港内红旗飘扬、千帆竞发，展现了象山县美丽壮阔的自然风光。可以看到，在整个开船仪式的过程中，政府始终以核心主体的身份贯穿其中。无论是各级领导的发言致辞和推杆发令，还是渔政执法船领衔船队出发的地位，都表明了这是一场以官方话语为导向的仪式活动。此次开船仪式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电视台等多个渠道进行现场直播，不仅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观众一览仪式盛况，了解象山的自然与人文风情，也为地方政府搭建起了有效的宣介平台。

综上可知，象山县政府作为国家在地方的官方代表，在东海伏季休渔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对当地民间原有的开洋传统进行甄别、遴选和调整，通过拓展活动参与主体、改造活动形式和调整活动内容，将民间传统开洋活动中的开船仪式纳入地方社会公共文化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以俗入礼”的过程中，象山县政府并没有将开船仪式仅仅视作一种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从而漠视文化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价值。相反，象山县政府力求扎根于民间自身的土壤，避免文化发生脱离常态的转变。乡土社会的组织系统原本是传统社会运作的机制和保障，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传承的一种集体性智慧。旧时民间之所以组织举办开船仪式，除了适逢鱼汛期渔民集体出海外，最重要的是为出海者送行并求取平安丰收。这种民众传统心理的惯性驱动并未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迅速消失，也正因如此，当代的民间开洋活动才会通过观光船绕港巡游的方式来填补传统开船仪式的空白，反映的是民众集体性智慧的灵活应用和对民间传统的延续。而象山县政府把开船仪式纳入开渔节活动，既保留了传统开船仪式所具有的祈福祝愿的内涵，符合民众的心理期望，又拓宽了仪式的功能边界，将其塑造为政府政策的“传声筒”和地方形象的“放大镜”，借此向外界传递政府的施政理念、树立地方形象。在充分尊重民间传统的基础上，以象山县政府为代表的官方话语，也就是“礼”，成功实现了对民间开洋活动，也就是“俗”的收编与改造。

（二）以礼化俗：两种祭海仪式

何斯琴认为，民俗礼制化与礼制民俗化是礼俗互动的两条基本路径。唯有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地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两条路径并不会简单地以平行状态存在，而是错综交织，变化出上行、下行、顺行、逆行、错行、平行乃至颠覆、反转、越界、无序等等不同的运动轨迹。将这一思路带入对开渔节发展过程的观察，可以看到开船仪式所呈现的上行的“以俗入礼”现象同样也见于祭海仪式。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作为主办方对开船仪式所做的是单向利用，而开渔节对传统祭海仪式的收编和改造又反过来下行至民间，表现出“以礼化俗”的特点。

与开船仪式在民间开洋活动中呈现“名存实亡”的态势不同，祭海仪式在成为开渔节的活动项目之前仍盛行于象山民间，是当地开洋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象山县，民间祭海仪式通常于农历三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三日举行，可以分为个体祭拜和集体祭拜两种形式，前者由渔户在渔船中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后者则集中在东门岛天后宫举行。1999年9月，象山县政府以集体祭拜为基础，在第二届开渔节中首次举行祭海仪式。从此，祭海仪式和开船仪式一同构成开渔节的两大主体活动。2008年，象山县政府基于“还节于民”的考虑，将开渔节祭海仪式交由渔区民众主办，由此使得开渔节祭海仪式分化出公祭和民祭两种形式。其中，公祭由象山县政府主办，举办地点位于石浦镇皇城沙滩；民祭则在东门岛妈祖神像广场举行，由渔区民众负责筹办。每年，政府会根据当年开渔节的整体规划，结合活动主题、活动经费、群众参与度等因素决定以何种方式举办祭海仪式。某些年份，如2017年第二十届开渔节，不仅举办了公祭仪式，还以“东门岛渔民祈福仪式”为名进行了民祭。

除去举办地点和仪式主体的变化，公祭和民祭还在两个方面存在异同。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的民间祭海仪式，开渔节两种祭海仪式的参与者除了渔民和渔姑渔嫂外，通常还包括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媒体记者、文艺工作者和游客等多元主体。有所不同的是，公祭以政府为核心仪式主体，由专业团队负责场景布置、流程设计、服饰音乐等，仪式规模庞大，加之举办地皇城沙滩为象山县著名旅游景点，因此公祭仪式的形式更类似于一场面向外来者的渔区民俗文化展演。而民祭仪式除个别年份邀请了福建、台湾等地区的渔民作为陪祭团参与外，主要还是以象山县渔区群众，尤其是东门岛渔民为主体，相关流程全部由当地渔村代表及民间文艺表演队负责，仪式规模相对较小，形式上也更贴近民间传统的祭海仪式。民祭举办地东门岛妈祖神像广场虽然是当地的观光点，却承载了民众的民俗信仰，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故而与公祭相比，民祭更好地平衡了对内与对外的需求，不仅较好地保留了社区传统，还能够达到宣传展示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活动程序方面，公祭和民祭的流程编排虽然略有差异，但基本延续了民间集体祭拜的传统，都有奏乐、打铳、读祭文、施祭礼、进五果、献三牲、敬祭酒等内容。由于政府的在场，两种祭海仪式都摒弃了传统的念经、烧经行为，转而增加放海生和渔家文艺表演等环节。如果说公祭仪式做出这种改变是政府有意为之，是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的改造，那么由民众筹办的民祭仪式则是自觉接受政府的影响，随之做出了相同的变化。逐渐地，即便是开渔节期之外的民间祭海仪式，也将放海生视作必要的仪式环节，借此表达对大海的感谢，同时传递保护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由此，传统祭海仪式在经历开渔节的收编和改造后，又再次回到民间，以一种“礼化之俗”的面貌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民间集体祭海仪式通常由渔村村长等社区内成员担任主祭人，而在开渔节的祭海仪式中，无论是公祭还是民祭，都由政府官员作为主祭人宣读祭文。这一差异看似微不足道，却恰是地方政府“以礼化俗”的体现。由于举办主体的不同，开渔节公祭可以看作象山县政府“以俗入礼”的产物，而民祭则是在“礼”影响下发生了新变化的“俗”。一方面，象山县政府希望提高开渔节的群众参与度，故而选择将祭海仪式分为公祭和民祭，动员渔区群众充分参与到开渔节活动中，以展现当地的渔俗风貌。另一方面，祭海仪式作为开渔节的核心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即便是举行民祭，象山县政府同样需要委派代表参加活动，以显示政府对此仪式的重视。而由政府领导出面担任主祭人，除了表达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渔民出海的美好祝愿外，还体现了政府在民祭活动中所具备的强大影响力，表明了政府仍在这场仪式中占据一定的话语权。相应地，民祭中仪式地点的转移、放海生环节的增加以及文艺表演的举行，皆是在官方话语影响下民众之“俗”发生的新变化，反映的是民间对政府在海洋可持续发展、民间文艺等领域所做工作的呼应。在政府的介入和引导下，祭海仪式以公祭和民祭两种方式存在于开渔节中，呈现出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的特点。

（三）礼俗共建：妈祖巡安仪式与妈祖如意省亲迎亲仪式

开渔节的举办很快为象山县在经济和旅游方面带来一系列成果。以2001年第四届开渔节为例，在节日期间，象山县签订各类经贸项目39个，其中外商投资项目20个，总投资6286万美元，协议利用外资3.5亿元，利用县外资金3.2亿元，技术合作项目5个。同时，象山县人民政府与宋城集团总投资5亿元的“中国渔村”项目在开渔节期间奠基。仅在第四届开渔节期间，象山县游客就达8万多人次，旅游收入2500万元。反观此时的东门岛，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后，面临着捕捞无鱼、种地无土的危机，岛上渔民开始转产转业，部分迁居石浦、丹城等城镇。但是，如张士闪所指出的，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并非水火不容，而是进退容与，民间社会依然有一定的自治空间来显示民间之“俗”对国家之礼”的应变活力。当象山县政府借开渔节发展地方旅游和经济的举措大获成功后，东门岛的有识之士便意识到了当地开洋传统的潜力和可塑性。于是，在岛上退休教师丁爵连和天后宫当手人韩素莲的建议下，东门岛人随即有计划地扩大民间开洋活动规模，试图借此发展当地旅游业，顺应当时象山县的旅游经济浪潮。2003年，适逢岛上妈祖塑像到来，东门岛人决定借沿海信众熟悉的妈祖娘娘进行宣传，举行妈祖诞辰、开洋巡游仪式，但由于当年的“非典”疫情，活动被迫推迟至农历六月二十三的谢洋日，举行了大型的“谢洋妈祖赛会”。活动内容除传统的法会、祭祀仪式和庙戏外，还增加了踩街、妈祖金身上船绕石浦港、东门岛巡游一周等内容。“谢洋妈祖赛会”的举办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的关注，在展现丰富渔俗文化资源的同时，极大提升了东门岛的知名度。

同一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逐渐兴起，各地政府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地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中。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福建省莆田市申报的“妈祖祭典”赫然在列，表明了国家对民间祭祀活动和民间俗信的尊重与保护，使身处妈祖信仰圈的沿海各地掀起一股“妈祖文化热”。同年，第九届开渔节顺势吸收东门岛妈祖赛会的相关内容，于石浦渔港举行妈祖巡安仪式，将其纳入开渔节活动中。每年开渔节的妈祖巡游队伍由“回避肃静”“妈祖巡安”“安澜赐福”“一帆风顺”“年年有余”等数条不同主题的巡安船组成，从东门渔村出发，按照指定的路线绕石浦港巡安，每艘船上有船员、信众以及各式各样的文艺表演队相随。

除了东门岛的妈祖信仰活动，象山民众与台东民众的妈祖—如意俗信交流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规模。2003年9月，柯受良率台东县富岗新村村民代表10余人，赴渔山岛祭祖、祭庙。此后，两岸民众的俗信往来日渐频繁，并得到了象山县台办的支持。2007年7月27日，在象山县台办与台东县富岗新村的共同努力下，离别五十多年的“如意娘娘”第一次踏上回家认亲的道路。柯受良之父柯位林率富岗新村祭祖团一行54人，奉持“如意娘娘”小塑身从台湾转香港飞至宁波，来到石浦渔山岛认亲省亲，与渔山岛村民一起举行盛大的祈福祭典活动，开创了两岸如意娘娘省亲迎亲习俗。同年9月，第十届开渔节期间，40余位台东富岗新村代表护送着如意娘娘真身来到石浦，与东门岛天后宫的妈祖娘娘举行了盛大的省亲迎亲仪式，并参与了开渔祭典、两岸娘娘巡安暨焰火大会等有关活动。相传妈祖娘娘和如意娘娘在神界以姐妹相称，于是如意娘娘以妹妹的身份进驻东门岛天后宫做客、省亲，并参加历时3天的开渔节渔港巡游。由此开始，妈祖如意省亲迎亲仪式成为开渔节的主要活动。

2006年底，象山县以东门岛开洋活动为基础，与同省的岱山县以及山东省的荣成市、日照市和即墨市以“渔民开洋、谢洋节”为名联合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象山县还在两岸民众俗信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对“石浦—富岗如意信俗”进行了申报。最终，这两个项目一同入选了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下简称“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石浦—富岗如意信俗”是目前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唯一由海峡两岸共同传承的遗产项目。对于象山县政府而言，东门岛的开洋活动以及象山—台东的民间交流有其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既符合当时的“非遗热”和“妈祖文化热”，又有利于对台交流工作的开展。因此，象山县政府一方面在开渔节中增加两大仪式活动，进一步丰富开渔节的活动内容，赋予其更多的民俗文化内涵，以吸引更广大的受众，从而提高开渔节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通过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将相关内容纳入国家文化保护体系。而对东门岛民众而言，他们自发扩大开洋活动规模的举动以及同台东信众的交流活动成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渔民开洋、谢洋节”和“石浦—富岗如意信俗”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东门岛民众不仅获得了开展祭祀仪式、信仰活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凭借非遗之名，进一步扩大了东门岛知名度，助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开渔节中妈祖巡安仪式与妈祖如意省亲迎亲仪式的举行，也让当地民众有更多机会投身到开渔节活动中，东门岛随之成为开渔节活动的主要举办地之一。

由此可知，开渔节的建构基础乃是地方民俗文化，而象山县政府对民俗文化的转化应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为地方民众带去启迪，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借礼行俗”，在达到提高地方知名度的目的外，最终推动其“俗”为政府认可，成为“礼化之俗”。政府又从发展地方经济、保护传统文化等角度出发，在意识到民间之“俗”的价值后，便立刻“以俗入礼”，从国家层面将相关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进行保护，在地方层面则对民俗文化进行转化发展，将其吸纳到开渔节活动中。如李松所言，这是“利益诉求方的多元存在”所进行的“关于文化权力的博弈过程”。政府和民间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展开活动，适当地让渡仪式的主办权与参与权，使双方得以在同一空间中共享资源，在“礼俗共建”中促成妈祖巡安仪式和妈祖如意省亲迎亲仪式的诞生，共同推动开渔节的不断壮大。

三、余论：礼俗互动与地方节庆建构

本文所讨论的开渔节，是典型的由政府主导，按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所打造的现代节庆。在此模式下建构起来的现代节庆，往往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将文化视作实现目标的平台和工具。这种现象虽然从动机上看有明显的功利化成分，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文化资源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在事实上推动了地方文化挖掘与保护工作的开展。正如周星所说：“现代社会的民俗文化未必就一定是和商业文明及消费主义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民俗文化要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存活，反倒是借助商业消费的路径才较有生机与活力。”就本个案而言，象山县政府以开渔节的举办为契机，在实现以文促旅、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为地方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和传承保护的平台。在开渔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象山县政府认识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所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有意地强调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通过将祭海仪式分为公祭和民祭等举措，提高了开渔节的群众参与度。而“社会参与”和“还节于民”等口号的提出，反映的恰是地方政府对近年来各地节庆建构过程中忽视民众主体性问题的反思。

一方面，节庆作为一种活态的民俗活动，产生根源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其创造者和享有者是广大民众。而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办的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节庆，尽管注重对地方民间文化的汲取和创新，却往往削弱了民众在节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民众由原本兼具组织者和参与者身份的主位视角转变为旁观者的客位视角。于是，现代节庆的建构便出现了一个悖论：节庆本为民众之“俗”，而当政府成为现代节庆的主办者后，虽然仍旧试图保持“俗”的基本内容，但与主体之“民”的关系却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节庆的建构仅仅呈现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话语，即“礼”对“俗”的收编、借用，民间对政府行为的态度却被忽略甚至遮蔽了。而一旦节庆活动失去了“民心”，当政府出于种种原因退出时，其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就难以维系。从这个角度回看开渔节的发展过程，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礼俗互动机制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在于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　“微政治”贯通起来，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综观开渔节二十五年的成功之路，除了归功于象山县政府基于民间开洋传统所做的种种创造性举措外，还得益于民间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贴近。其中，地方精英又在民间展现自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东门岛退休教师丁爵连，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精英，曾在20世纪末组织编写了宁波市首部海岛志书《象山东门岛志略》，此书至今仍是东门岛地方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以丁爵连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除了熟稔民间文化外，还有着相对宏大的视野，对于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地方发展情况都有所关注。他很快意识到了开渔节背后所隐含的建构逻辑以及开渔节为象山发展带来的契机，便建议通过扩大民间开洋活动规模来提升东门岛知名度，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而当丁爵连、韩素莲等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精英达成共识并展开号召后，后续工作在民间的落实便水到渠成。于是，以地方精英为纽带，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渠道得以贯通，二者就开渔节的发展以及地方节庆的建构形成良性对话，建立起以礼俗共建、礼俗共处、礼俗融合为主要内容的礼俗互动机制。在这一机制的背后，体现的是“礼”与“俗”在实际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相互认可和彼此需要，以及地方精英作为“礼”与“俗”的中间结构所具有的能动性和灵活性。

借由开渔节的个案反思当下地方节庆的建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在节庆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非限制现代节庆发展的原罪。相反，政府作为节庆主导者，在资源整合、组织协调等方面有着民众难以比拟的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政府主导的“度”，以及明确民众在节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恰如乌丙安所提倡的“政府在节日文化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应当在保护民众享有节日文化权益上充分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节庆的建构应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众的主体性，激发民众的创造性，通过建立礼俗互动机制，让各主体发挥各自的长处，共同参与到节庆文化的建构过程中。而礼俗互动机制的建立，重在找到“礼”与“俗”相互契合之处，找到政府与民间彼此需要且相互认可之处。如韩若冰所言，“礼俗互动是以人们在物质生产及其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文化差异性为基础的”。为了建立良好的礼俗互动机制，就需要将主体间的文化差异性转化为彼此沟通、合作的基础共识。正如开渔节的建构与发展，唯有形成“礼”与“俗”的合力，节庆文化才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产生持续的影响力，而不再只是昙花一现。

《节日研究》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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