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是土耳其政府实施宗教管理的关键机制。它成立于1924年，至今已经走过百年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宗教事务局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长的部分功能，是对土耳其伊斯兰传统的肯定和延续。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宗教事务局则体现了土耳其共和国作为现代世俗国家的新发明，伊斯兰传统和世俗主义原则形成了土耳其政教关系的一对主要矛盾。特别是，宗教事务局大部分时期都坚持了政府的世俗主义和爱国主义原则，很好地承担了国家的宗教管理功能。这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既有对土耳其宗教事务局的整体介绍，也有对其外交活动的专门研究。

2002年，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并在埃尔多安充满克里斯马魅力的领导下迎来了20多年的持续执政。这给宗教事务局的发展带来了特殊的机遇，但也引起了土耳其政教关系的重大转折。土耳其先是被称为公民伊斯兰/温和穆斯林的代表，是伊斯兰和世俗主义结合的典范。继而，随着埃尔多安的权力日益稳固，伊斯兰符号也不断增强，有人甚至将埃尔多安称为新的苏丹。宗教事务局作为政府系统曾经的边缘部门，在人员和经费方面都出现了大幅增长，甚至成为推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喉舌。这就促使我们对其功能演变和政教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一、从社会事务推进宗教议题（2002-2010年）

2002年，伊斯兰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土耳其的议会选举，从而开启了之后20多年的持续执政。在土耳其，这反映为政治伊斯兰的双重转型——以纳吉迈廷·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为代表的“民族观念”运动和以法图拉·居伦为代表的“服务”（Hizmet）网络。在后“9•11”时期，土耳其成为了公民伊斯兰/温和穆斯林的代表。著名学者哈坎·雅乌兹评论说，“正义与发展党的身份决定于它所想忘记的（伊斯兰主义）和所想公开成为的（保守民主制）”。这二者有结合也有冲突。他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解释土耳其的保守民主制：家庭观念（父权式的）、以奥斯曼历史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热爱穆斯林-土耳其国家）和虔敬（道德的来源）。“保守民主制基于一种关于土耳其民族作为理想模型的特殊理解，也即逊尼派/汉纳菲/种族-土耳其统一体，没有文化和阶级的分别，同国家相一致”。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并没有带来宗教事务局角色和功能的迅速变化。相反，由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地位并不稳固，时刻面临世俗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受到1997年政变的影响，宗教事务局有时甚至会故意讲一些世俗主义的话语，表明该机构遵循世俗主义的立场。比如，时任局长阿里·巴尔达科奥卢在200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中一方面强调，“宗教事务局在土耳其国家组织中的地位与世俗主义并不矛盾，并遵循以下四个原则：（1）宗教不应在国家事务中占主导地位或发挥有效作用。（2）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不受限制、宗教自由受到宪法保护。（3）防止滥用和利用宗教对保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4）国家作为公共秩序和权利的保护者，有权确保提供宗教权利和自由。” 另一方面又声称，“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世俗民族国家。世俗主义意味着政教分离。但它并不意味着将宗教和道德价值观排除在生活之外。因此，除了信仰和仪式之外，道德在土耳其宗教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这一时期，同正义与发展党本身一样，宗教事务局采取了相对低调的角色，对公共事务的接入也相对谨慎。其主要手段是将土耳其政府针对家庭和妇女的措施整合到宗教服务指导活动中，并积极维护土耳其传统家庭结构与宗教活动的密切联系。从2002年起，该机构开始在省和区的穆夫提设立家庭咨询和指导办公室，配备神学院毕业的专职人员，并与卫生、法律等多个部门展开沟通合作。2006年，《关于预防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荣誉谋杀的措施》总理通知发布后，宗教事务局将此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并认为需要通过呼图白（即宣教词）、礼拜以及在清真寺内举办针对男性的思想转变教育项目来唤起社会的意识。2007年，为实现“宗教官员在预防对妇女的暴力中的作用和实施程序培训”的目标，宗教事务局的上级部门内政部与妇女事务局签署合作协议。2008年，宗教事务局被纳入到欧盟委员会支持的《2008-2013年两性平等国家行动计划》，与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家庭和社会服务部等部门展开合作，就“确定家庭指导和咨询培训的标准”、“通过男性的参与提高社会意识，以减少限制妇女经济和社会参与的态度、传统结构和其他障碍”，以及“提高社会对早婚和近亲结婚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不利影响的认识”等目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2010年，宗教事务局发生了重要的机制性变革。一是它在政府机构中升级为副部级单位；二是政府用更亲伊斯兰的穆罕默德·戈尔麦兹（Mehmet Görmez）替代原来世俗主义背景的阿里·巴尔达科奥卢。宗教事务局明确了“三级”（中央、省级和海外）组织结构，机构人员和经费都出现大幅度增长。在功能方面，特别规定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在“提供宗教服务、组织和监督服务、确保战略目标的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开展更多的合作”的职权，并明确提出要在监狱、拘留所、少年感化院、养老院、医疗机构等场所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就宗教问题向家庭、妇女、青年和社会其他阶层提供启蒙和指导，以及与相关单位、机构和组织合作，制定、规划和实施教育培训计划，开设教育中心并负责相关的工作和服务等职责。这意味着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二、宗教教育和宗教学校的强化（2011-2015年）

2011年，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第三次赢得选举，且获得了近50%的支持。这大大增强了其执政的信心，甚至形成了一种选举霸权——“正义与发展党控制了议会、政府和总统，从而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于政党领袖手中。” 2014年，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并公开提出了“新土耳其”的愿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即超越凯末尔主义，包括世俗主义的原则。2015年，正义与发展党首次在赢得议会选举后不能单独组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潜在的政治危机。

2013年10月，四名戴头巾的女议员象征性地走进了议会。这打破了自1980年政变以来土耳其在头巾问题上的争议，也意味着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新变化。从2006年到2015年，宗教事务局的财政经费增长了4倍；人员翻番，接近15万人。在2015财政年度，宗教事务局的财政经费占到了内政部的40%，跟外交部、能源部、文化旅游部等相当。

此一阶段最突出的变化则反映在宗教教育的问题上。2012年，埃尔多安宣布“要培养虔诚的青年”，并希望通过教育系统塑造出具有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年轻一代。3月新颁的教育改革法将学制从5+3+4模式改为4+4+4模式。义务教育系统被划分为四年制的小学、中学及高中教育。伊玛目-哈提甫学校（培养教长和传经导师）的中学部分重新开放，且在毕业后可以考大学。2014年，在伊玛目-哈提甫学校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埃尔多安发表讲话说，一直以来自己都以是伊玛目-哈提甫学校的毕业生为荣，且将带着这份荣誉和骄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时期在伊玛目-哈提甫中学就读学生的人数经历了大幅增长，由2012-2013学年的94467名增至2015-2016学年的524295名。此外，2011-2015年间，高等教育系统新增设了55所神学院，仅2012年就新增了33所。整体而言，伊玛目-哈提甫学校在土耳其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影响着毕业生的政治社会化。有宗教教育背景的毕业生进入政治舞台，成为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成员，并获得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

宗教事务局负责的《古兰经》和哈菲兹教育项目（意为“熟背《古兰经》的人”或“善诵者”）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明显的扩张。2012年宗教事务局推出了“基于需求的《古兰经》课程”，并启动了4-6岁儿童的《古兰经》教育项目。2014-2015学年共有15265名学生参与该项目，2015-2016学年的学生人数增至55321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土耳其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认为早期接受《古兰经》教育对于孩子的道德价值观和教育基础至关重要。2010年后，培训哈菲兹成为宗教事务局的专权。2015年，土耳其教育部在新增的教育条款中规定，中学或伊玛目-哈提甫中学5、6、7年级学生可在家长提出书面申请的情况下暂缓入学，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宗教事务局开设的课程中继续接受哈菲兹教育。这是普及哈菲兹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展示了政府对宗教教育的支持。

这一时期宗教事务局还加强了对宗教教育服务网络的建设，并提高宗教教育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从2012年起，宗教事务局相继建立了电视台和广播站，开通了宗教咨询热线。其脸书和推特账号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宗教事务局基金会下的妇女家庭和青年中心扩大了其服务范围，为各个年龄段、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学术、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培训和研讨会。《儿童专刊》、《家庭专刊》相继发行。由基金会下属的伊斯兰研究中心负责编写的《伊斯兰百科全书》于2013年底完成第44卷的出版工作。此外，针对培养高素质宗教官员的教育中心数量也在增加。“国际神学项目”也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三、宗教作为维护国家团结的工具（2016-2024年）

2016年的“未遂政变”意味着土耳其政治的又一个分水岭。在政变发生的当夜，宗教事务局指示全国的清真诵读被称为“索俩”（sela）的紧急唤词，以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之后，时任局长穆罕默德·戈尔麦兹亲自签发文件，要求穆夫提的办公室以及所有下属单位和海外单位表达对政府立场的支持。这充分反映了宗教事务局的功能变化：（1）通过宗教机制支持并合法化正义与发展党的话语和行动，特别是埃尔多安的言行；（2）转移民众讨论的政治维度，从而减轻主导政治机构的压力；（3）压制反对派的声音；（4）将主导机构的政策转化为基于宗教信仰的事实，从而以伊斯兰的名义限制争论。

2018年7月16日凌晨，作为“未遂政变”纪念日的特别活动，宗教事务局再次命令土耳其全国9万座清真寺诵读“索俩”。这种以象征、重复和仪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纪念活动，在土耳其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在纪念大会上，现任局长阿里·埃尔巴斯和埃尔多安一起为逝去的烈士祈祷，表达了对国家、社会团结和安全的支持。2022年7月15日，宗教事务局发布了《七一五：团结一致的胜利》的呼图白，重申了6年前的未遂政变及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提醒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并呼吁穆斯林在面对想要将土耳其卷入纷争和混乱的人时要团结一致。

“民族团结”成为了2016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政府的一个重要口号。宗教事务局则是推动这一宣传的重要部门。自2017年起，“民主与民族团结日”成为土耳其的法定节日。2019年，为纪念征服伊斯坦布尔566周年，宗教事务局举行了具有奥斯曼帝国时期传统宫廷风格的夜间宗教仪式。埃尔多安在讲话中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呼吁民众在充满争议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支持执政党。在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局长埃尔巴斯在《宗教事务月刊》的专刊上发表了从历史意识的角度强调土耳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论。2023年6月3日，在埃尔多安的就职典礼中，埃尔巴斯将“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融入到他的祈祷词中。

清真寺是此一时期土耳其伊斯兰政治最突出的外在象征。自1998年起，修建和管理清真寺就成为了宗教事务局的专权。21世纪以来，土耳其先是支持修建了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白俄罗斯、德国、荷兰等地的清真寺。埃尔多安和宗教事务局的局长经常都会亲自出席开幕仪式。这也成为了其民间外交的一项重要活动。2017年，宗教事务局提出了清真寺标准计划，致力于建立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一体化便捷生活圈。2019年，查姆勒扎清真大寺（Büyük Çamlıca Camii）成为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标志性建筑，其高度和地位甚至超过了曾经作为欧洲区地标的苏莱曼清真寺。2020年，埃尔多安将著名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曾经的大教堂）再次改为清真寺，这引起了极大的国际争议。2021年，在土耳其西化和世俗化象征的塔克西姆广场也兴起了一座清真寺。

结语

如前所述，伊斯兰与世俗主义构成了土耳其政教关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必须重视民族国家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土耳其宗教事务局的设立，正是为了调和土耳其政教关系中的这一基本矛盾。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宗教事务局坚持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原则，协助政府很好地处理宗教事务问题，且在外交领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持续20多年的执政，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也带来了宗教事务局发展的新阶段。本文的研究发现，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的伊斯兰化经过了渐进式的步骤，即从社会事务到宗教教育，最终成为维护国家团结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宗教事务局在政府体系中的升级，经费和人员的大幅增长，都促使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宗教事务局过度卷入政治事务，也有损于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并带来政治伊斯兰化的隐忧。宗教事务局的功能演变，反映了土耳其政教关系的最新趋势。

《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2期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