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了将历史事件至于当时的社会形态中予以考察。社会不仅仅是生活的静态画面，也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积极合作者。历史因此也就不再仅仅是由故事融构而成的脉络，相反，在思索历史之时，往往还要考量那潜在的支配结构，传统叙事当中那高翔云天的道德化、哲学化的宏大历史命运，则相应地羽翼尽折，坠入深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罗马革命”的故事到了罗纳德·塞姆手中，一旦触及政府和议会实际上做过的那些事情，就都立刻保持了沉默，或者说，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忽视态度。对于政策和重大决定之缘起也没有兴趣；对于具体举措和人物方面的公众态度，对于当时政治论战的实际内容以及议会辩论当中的唇枪舌剑，更是没有兴趣。一切的观念、激情和行动都可以化解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解释框架当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党派的话，一个政治家就一无是处。他有时会忘记这个危险的事实。如果一个派系的领导人或者主要代理人违背了同盟者的意志并我行我素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被抛弃或者被镇压下去。提比略·格拉古是一小撮影响力巨大的前执政官扶植起来的。当这个鲁莽、自负的保民官走上违法道路之时，这些谨慎的人马上便拒绝给予格拉古进一步的支持。政治巨头克拉苏以喀提林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但喀提林无法（或不愿）认识到，自己主子的计划中是不包含任何改革或者革命内容的。于是克拉苏便放弃了喀提林，听凭喀提林走上不归路。”（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李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85页。）

这样一个解释框架引领了一段平淡无奇的“罗马革命”进程：“罗马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由一个寡头集团引导着，它的编年史也在以一种支持寡头政体的精神书写着。……在革命期间，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摧毁了，其结构发生了转型，意大利以及社会当中从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层压倒了罗马和罗马贵族，但旧有的框架和类别还是被保留下来：王权通过寡头制来进行统治。……在格拉古兄弟政治活动的影响下，对外扩张催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在罗马国家内部爆发了，由此引发了百年之久的动乱。……由显贵集团组成的政府在有产阶级神圣同盟的支持下，通过其被保护人在平民中的影响力以及金钱的诱惑力，原本是有可能将它对罗马和意大利残酷但毫无前途的统治长期维持下去的。但帝国最终还是摧毁了它。”（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13-30页）

但事实上，借助责任意识或者对原则的持守，“罗马革命”时代的罗马人是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党派决裂，或者有时候也会采取有悖于自身眼前利益的行动。无论如何，在元老院以及经过格拉古之火淬炼过的骑士阶层，都存在众多的独立派，这类人当然会对政府保持常态的支持，不过他们时刻也都准备依从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因此，论辩、民众激情的影响力甚或是一场民族危机，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此类情形就其性质而言都完全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此类境况之下，就不能将“罗马革命”时期的政治纯粹视为对潜在支配性结构或者网络的反应，或者仅仅依托结构或者网络来进行解释。我们听闻了太多的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方面的事情，更高层面的政治考量则少之又少，但是恰恰就是这类更高层面的政治考量在这些重大环节上很显然都是介入到历史情境当中的，而且这类考量也都有助于将历史研究转化为一种政治教育。事实上，恰恰就是在这里，理性目标得以发挥效能，所谓理性目标也就是善于推理且赋有理智之人所做的有意识计算，而且，这样的理性目标也恰恰就是在这里超拔于这个世界的种种非理性之上，也超拔于种种的社会压力和赤裸裸的无力展示之上。“尽管庞培犹豫不决，危机却通过事物本身所具的分量，以不可阻挡之势缓缓前来。即将到来的不是一场共和和帝国的战斗，这场战斗实际上多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了，而是庞培和凯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战斗。……凯撒没有选择。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民主主义者，他所理解的帝国和格拉古的民众统治的区别更多地在于外表，而不是本质。他是一个太高尚、太深沉的政治家，因此难以掩饰自己的本色，在另一个徽章之下作战。……此时，格拉古的理想因克劳迪乌斯而变得可耻且可笑了，民主旗帜几乎难以带来积极的赢利。——如果大自然真的做出过安排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把庞培安排成贵族派的一员；尽管就庞培自己来说，完全是极为偶然的因素和极为自私的动机令他从贵族派改投民主派。现在，同样是在情势和私利的双重驱迫之下，庞培回归苏拉统绪，回归显贵阵营；而显贵阵营也更需要跟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结盟，给自己获得一个领袖的同时，也图谋胁迫并控制这个领袖。”（特奥多·蒙森：《罗马风云》，漓江出版社，1994年，第305-6页。）

不过很显然，在塞姆看来，这样一种将具体和普遍、低贱和高贵以递进形态结合起来的历史叙事，不过是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化的叙事模式，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当然意味着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取向；塞姆对此展开抵抗和结构，其理据是充分且迫切的。可惜的是，塞姆针对这种部分地融合了人类有意识目标和目的元素在内的史学类型的反抗，也完全有可能会走过了头。塞姆的叙史模式很可能因此失去任何的框架和除了时间元素之外的历史连续性。关于这场“罗马革命”，蒙森的强烈意识形态取向自然会容许蒙森如果自己所说的那样，史家有选择史料的自由，并据此建立起恢弘的历史哲学解释：“……凯撒的历史以及罗马的凯撒主义，实际上是对现代独裁的难以言述的尖刻批评。按照最小的机体也要比最完美的机器强无数倍这一自然法则，每一个再有缺陷但能给大多数公民留有自由自决权余地的制度，都要比最天才、最人道的专制主义强出无数倍。……凯撒的建树是必要的、有益的，这并非是因为它带来了、或者仅仅是可能会带来幸福，而是因为——就建基于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完全背离了共和结构代表制的古代人民组织而言，就经历了五百年的合法发展，逐步向寡头政治专制的成熟阶段迈进的城市制度而言，绝对军事君主制是逻辑的和必然性的最后一站，是最小的灾难。倘若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奴隶主贵族会像他们在苏拉时代的罗马同行那样，走得那么远，那么在历史面前，凯撒连同凯撒主义都将是合法的。……历史也是一部圣经，如果说新君主制像圣经一样，不能阻止蠢人的误解，也不能阻止魔鬼的利用，那它也有能力来忍受这两者并为其做出补偿。”（特奥多·蒙森：《罗马风云》，同前，第414页。）

但是塞姆针锋相对地认为，眼前的这些材料，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为故事提供形态和凝聚性的东西，更否认这些材料当中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凯撒或者及其追随者是禀有深刻目的的，因此也就否认了他们的目的和行为当中是存在深刻连续性的。“我们当然可以肆意猜测凯撒的最终计划，但根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在担任独裁官期间进行的活动和规划并没有揭示这方面有用的信息。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要么是党派偏见，要么就是后见之明。对某些未曾付诸实践的动机的描述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可靠向导，因为这类描述无法得到验证，因此是极具迷惑性的误导方式。……若必须评价凯撒，依据只能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莫须有的意图。从他的行动和著作来看，他只能是个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当政的短暂时期，凯撒很难制定长远规划，或为一个稳定政府奠定基础。”（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77、79页。）蒙森的模式固不足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倘若真的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这段历史，那么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以同样的对待一切的历史，并最终将一切的历史都转变成“傻瓜讲的故事”。历史研究总是要挖掘出纷繁的境况、交错纠结的细节丛林以及大量的限制性的事实和因素；不过，置身其中，却也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必须凭借一颗主导性的心灵而对这一切实施总揽。历史研究不应当将人类引领到一片完全没有形态和轮廓可言的荒芜之地，任人们在那里绝望和困惑，任人们去承受那种没有任何宏大历史过程可言的感觉，以及那种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可以诉求的感觉。倘若坚持对历史论题实施此等离散化处理，那无疑就是夸大了无常偶然性在人类命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仿佛理性和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可言。

帝制革命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以元老院为权力枢纽的寡头集团。古罗马的家族式寡头集团以元老院为决策之基石，将强悍且稳定的政治意志贯注整个的大政府时代，这期间，这个集团表现出了类似于英格兰寡头集团的那种灵活和宽忍，这是罗马大政府时期政治神经的中枢；但是到了苏拉时代，罗马的这种寡头政治骤然蜕变，沦落到比波利比乌斯时代希腊财阀政治更为自私、狠毒和不堪的境地。究其原因当然不在于德性的堕落，而在于赋有无限权能的统治资本彻底毁灭了意大利、拉丁同盟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正在艰难求存的中产阶级，同时也令帝国致命毒瘤大庄园经济肆意且猛烈地提升起来。家族式寡头政治较之波利比乌斯时代希腊世界的财阀政治以及汉尼拔时代迦太基的财阀政治，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有着决定优势的，这便是：家族集团无需担心财富消长引发精英更迭。既有此等优势，便也不难想见必然催生的两种政治结果，其一，太过古板、高尚的少数显贵，思考和行动仅凭“信念伦理”；其二，为求自肥而不择手段的多数显贵，这个群体已经彻底放弃了“责任伦理”的最后底线。此等独特的政治决策体系一旦沦落离散的境地，所催生的权力真空将迅速地将常态政治转化成纯粹的权谋游戏，读一读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博尔吉亚时代，便不难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样的时局，蒙森自然不会没有生动刻画：“既然这个街巷的阿喀琉斯被当权者争取过去，并经其许可扮演极端民主派角色，那么贵族派当然也会有街巷的赫克托耳，甘愿充做主张共和的反对派在任何暴动中的合法先锋。如果死去的喀提林提出同样的要求，共和反对派甚至都不会拒绝同他结盟。事实上，共和派在这个战斗领域获取的若干胜利，都是靠着这些街头暴民和一批训练有素的角斗士才得来的。加图集团自然是支持这样的人物谋取执政官头衔，甚至西塞罗也颇为愿意举荐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保护者，最起码来说，这类人都是敌人的敌人。”（特奥多·蒙森：《罗马风云》，同前，第287页。）一个根本无能、无力、无意掌控帝国却偏偏大权在握的寡头集团，更因家族纽带而变得极端狭隘，无法在经济-社会层面实施政治拓展，在帝国范围的斗争中，便只能是两种结局：要么是猎人，要么是猎物，通常情况下，他们在猎捕他人的时候，都难免同时沦为猎物；权力则是博尔吉亚酿造的致命毒药，在这个集团当中随机流转。

那么，令波利比乌斯视为罗马世界霸权之基石以及相对于希腊人之优越性的基石的“罗马自由”，又当如何？对此，塞姆的判决因其残酷无情之美而成为不朽格言：“自由和法律是动听的字眼；冷静分析之下，它们只是特权与既得利益而已。”（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84页。）据此，塞姆进一步申述了罗马自由在这场革命当中的命运：“‘自由’被会被寡头集团垄断了。他们的反对者完全可以宣称并证明，某个暂时控制着合法政府的派系正在压迫共和国，并利用这一政体谋求一己之私利。……显然，‘再造共和’或者‘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和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但自由、法律和秩序并不能代表一切。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党派时常会发现，敌人不断利用现存政体来反对自己。倘若罗马人民在运用自由权利之时受到误导，而元老院又是不可靠的、不爱国的或者不具代表性的，那又该如何呢？确实有一个补救办法。为了共和国的福祉，公民的个人事业可以结盟，可以在全意大利范围形成民意，对政府施加非正式压力。这被称为‘众意’或者‘公意’的字眼更能说明问题。倘若有人认为在这个时代请求通过政治授权来得到合法批准的做法还是不合时宜，甚至是过时且多余的做法，那么更广阔范围的诉求也已经就位了。所有的术语、武器都会一齐上阵：当共和制度覆亡之时，军队和民众的意志马上就会得到强有力的表达。”（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210-212页。）时光的流转使得帝国的历次社会运动的精英和领袖人物不再以精英和领袖人物的自我意识自居，他们不再借助运动来增长野心、寻求魅力，如果他们在运动中能够获得某种出人意料的“内在生命”的话，他们也并不理解这种内在生命。

面对旧共和的败落，置身帝国境遇的精英和贵族们所进行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他们企图传播的那些可怜的理想变得更加愚蠢和邪恶。正如塞姆在总评之时所说：“罗马人民为那些与罗马共和国史联系密切的古老家族权势、声望的衰微而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为了国家利益，政治自由必须被牺牲掉，这一看法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但引发塔西佗强烈义愤的与其说是专制的惨无人道，还不如说是贵族的逆来顺受和堕落蜕化。忠于共和派和庞培党的立场、反对专制、不情愿充当元首制工具的提比略在目睹本阶级其他人物背叛罗马传统、像东方君王的廷臣和逢迎者那样奴性十足时，不禁作呕。史书记载了这位据有共和精神的憎恶人类者的一句很能代表其性格的评论：‘这是一群多么适合当奴才的家伙啊！’”（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662页。）

罗马的帝国进程揭示的根本道理就如同罗马人自身一样朴素：人们之所以支持政府，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利益和职位;一旦面临重大问题，靠着旧有的家族政治和腐败体制是根本不足以维持元老院的。共和晚期罗马寡头集团即便在骑士阶层的策应之下，有足够的财力广撒恩惠，有足够的苏拉或者庞培式的人物，以武力和威慑为之效力，也是根本不足以保证帝国民主派作出有悖于国家利益或者已然觉醒的民众激情的决定的。面对常规事件，家族纪律、家族义务以及依托父权体系的数百年涵养而来的虔敬和荣耀德性，也许会发挥出正常效能；一旦事件突破常规，人们的政治行动也就不是没有可能以更为高级且普遍的诉求为参照而展开。

假如寡头集团是为原则和秩序而战，那么帝国民主派又何尝不是呢？人当然是利益和欲望承载者，但无可避免地也是观念和原则的承载者。实际上，罗纳德·塞姆自己也不得不在某处承认：“我们无须相信凯撒却曾试图在罗马建立‘希腊化王权’。独裁官的权力其实已经足够了。凯撒能够看到，在一个世界帝国里，显贵阶层的统治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在全意大利的居民都已经取得公民权的情况下，罗马平民掌握的权力已经是落后于时代了。……凯撒被强行推上独裁者的位置。这意味着一个人将取代法律、政体和元老院进行长期统治，意味着新的力量和观念迟早要获得审理，军队和行省的地位将要上升，从前的统治集团则已日薄西山。凯撒的独裁似乎远远不只是为巩固内战遗产和恢复罗马国家机器活力而采取的权益之计。它将一支维持下去，罗马贵族将无法继续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统治帝国并从中受益。历史上的悲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是’与‘非’之间的冲突所酿造的。根据各自的立场，凯撒和布鲁图斯都是正确的。”（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84页。）

凯撒时代的罗马社会正发生迅疾变化，而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难以迅速铲除，还随时准备反扑，既如此，这场内战必将漫长而艰苦。凯撒的反对者中不仅包括贵族，还有纯正的民主派。前者是因为凯撒的民主措施，后者则出于对凯撒因这些措施而取得的权势和影响力的警惕和嫉妒。在这种氛围下，一个狂热分子可以很容易地煽动起一大批支持者，从而危及最基本的统治秩序。旧贵族不认为有妥协的必要，格拉古的内部改革运动以及马略、秦纳一直到庞培的帝国战争，又偏偏造就了一个足以向贵族挑战的平民阶级。这两派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维持罗马城的寡头政权，要么建立一个帝国的民主政权；平民和贵族既然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便不可能象后世的英格兰那样虽时时冲突，仍能和平相处、齐头并进，因此便只能你死我活。贵族们看到凯撒的改革已经严重危及他们的权利，于是决心与之摊牌，或者逼迫凯撒摊牌。危机定将爆发，至于凯撒本人是否如同蒙森断言的那样，有决心、有意志利用这一机遇，来为活跃的旧时代来一个干净彻底的了断，以便开启那凝滞、却充满政治机遇的新时代。

在古罗马这里，我们见证了贵族阶层化育并推动帝国主义的典型案例。跟人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紧随布匿战争而来的罗马大地产制度并不必然催生作为帝国主义之军事依托的大批失地农民，假如罗马大地产主能够像英格兰那样，在地产之上维持一个数量庞大的自耕农群体提，或者像中世纪德意志德国那样，建立一套以地产为依托的父权主义的贵族体系，那就不至于制造出如此庞大的罗马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群体在资本和商业大扩张的背景下，纷纷流入城市。按照罗马的法律拟制，罗马城的居民就是“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拥有至高的政治决定权。罗马贵族很喜欢这个法律拟制，只要赢得这个群体的善意，就能将很多事情操控在手；这样一个已经无产阶级化的“罗马人民”，收买起来可一点不是难事；于是，大规模收买并制造党争，便成了常规的政治操作，这就是“三头政治”以及反复出现的“公敌宣告运动”背后的实情。征服政策带来的大量战利品主要便是向这个群体释放。

大地产贵族人数并不多，而且并不受元老院的欢迎，若是对他们的财产展开攻击，并不会引发“攻击财产”的担忧和非议，更不可能引发格拉古时代的动荡，反而是只能收获巨大的政治回报。地产贵族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帝国主义征服政策带来的罗马的荣耀，便是他们转移内部矛盾并获得安全保障的惟一办法，他们必须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推进，一旦感觉到威胁的存在，便即刻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如此反复淬炼之下，便令罗马政治思维从共和轨道转进到帝国主义轨道，其本质特性就是：只要内部遭遇问题，便本能地转向对外政策，不断地“制造”外部敌人。就这样，征服催生了新的征服，罗马社会陷入死亡循环当中，无法自拔。大地产集团策动的扩张政策，若单凭元老院来决断，肯定是没有存续机会的，于是就只能寻求野心勃勃、才智超群同时又无所事事的个体贵族的支持，这样的人物在罗马并不缺乏，他们自然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帝国民主派由此便迅速成长壮大，最终令罗马彻底摆脱了贵族体系本身的宰制，以军事专制取而代之，以共和体制为代价，结束了这长达两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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